《文学杂志》、《文艺月报》与左联活动探赜——以北方左联克服“关门主义”的过程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门主义论文,月报论文,文艺论文,过程论文,杂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3-0012-18
“文革”结束后，现代文学研究也在“实事求是”的口号下，注重于史实的挖掘。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左翼文学运动，尤其是左联的活动，由于其背后有共产党的指导和方针，以前只允许在某个框架之内对它们进行研究，但是在现在这种潮流中，开始了各种角度的探讨。1979年以来，有关以北平为中心的北方左联活动的回忆录开始陆续问世。虽然是过了半世纪之后才执笔的回忆录，但是以前没被谈及的部分得到关注，这本身是颇有意义的，因而笔者专心地阅读了它们。但是，包括名称在内，左联成立大会在北平的日期和成员，各个回忆录之间有不少出入。笔者在拙文《关于“北方左联”》(《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九十七册)中，探讨了这些出入的原因并整理了种种证言，摸索接近事实的适宜方法。
从回忆情况来看，关于以上的出入大致有两种，所以笔者先假设有两个成立大会，由此进行探讨，对于产生出入的原因，笔者提出的结论是由所谓“准备处问题”的党内斗争的影响和对其的处理而导致。此后也出现了有关北方左联回忆录之类的著作，但目前还没有新的证言或史料能够有助于修改拙文。根据回忆录，初期北方左联活动是跨越两个时期的，但两个时期的北方左联都是如“半个政党”这个词所象征的那样很先进，其活动方针没有太大的改变。相反，可以预测的是，围绕北方左联的方针发生对立或变化，是从1932年到1933年开始的。本文特别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此外，这个时期的左联在形式上为左联的北平分盟，所以可以称为北平左联，但考虑到笔者是接着拙文继续讨论北方左联全体问题的，根据这一趣旨，本文也还是使用北方左联的名称。不过根据与引用文章的关系，有时也会用左联或北平左联的名称。
1932年，建立了伪“满洲国”的日本，把侵略地域进一步扩大到热河省和华北地区。1933年1月，长城线东端的山海关沦陷，2月，热河遭到全面攻击而沦陷，到了5月，长城线终于被全面破坏。北平和天津面临着日本侵略而紧张起来，那里的左翼文学运动也需要更大的力量。
如拙文所言，北方左联活动主要是由学生来担任的，因而跟当时的学生运动也有密切关系。抵抗还是妥协？学生们倾注其热情参加抗日运动的游行，对弹压抗日运动的国民党法西斯政治加强了抵抗。
1932到1933年是北方学生运动的高峰时期。对于陶希圣在北平大学主张“抗日必亡”的讲演，学生们提出反对，打乱会场，结果二十多人被捕①。此外，对于国民党的教育改革方案(大学法律系和文科停止招生)提出反对而迫使其撤回；对于北平大学开除学生的处分提出反对，抗议沈尹默校长，几千个学生包围校长办公室；在保定第二师范和北平师范举行抗议等。这些学生运动的中枢也由左联成员来担任。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学生运动，还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同盟，以及在文总的号召下几千人针对张学良镇压高阳等地的农民暴动所进行的抗议游行，被张作霖在1927年施以绞刑的李大钊的棺材在重新送殡时所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这些都是北方左联在起着重要作用。实际上，在张学良指挥下的北平警备，虽然加强弹压，但是北平的情况仍好于蒋介石直接干涉下的上海，因而这些运动能有所展开。不过，这种情况随着1933年夏天蒋介石派遣宪兵第三团到北平而宣告结束。在此之前，北平接连不断地诞生了不少新的杂志。
一、《文学杂志》的创刊
1933年4月，北平西北书局创刊了一本文学杂志，定价两角，约120页，名为《文学杂志》。名字很平凡，但有编者的用意在。编者的名字只注为文学杂志社，而没标出个人的名字。创刊号里有小说3篇、戏剧2篇、评论等6篇，此外诗歌若干篇，照相图版有版画。引人注目的作家只有鲁迅，他把这年元旦写的杂感《听说梦》寄过来登载，后来该文收于《南腔北调集》。此外，还可以看到王志之、宋之的、孙席珍、谷万川等名字，他们是仅出过一两本书的新进作家。
杂志开头刊载的是张露微悼念本年2月20日在东京筑地警察署牺牲的日本左翼普罗同盟成员小林多喜二的诗《小林多喜二哀辞》，由此可以看到该杂志的左翼倾向，但杂志底页附录的有关投稿说明却表示“欢迎各种主张不同的文字，如关于‘自由人’问题的反面意见等”、“欢迎文体通俗的大众化作品，及反帝文艺”，也没有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也是一个特点。
该杂志初发行就卖得很快，让出版社和编者感到很惊讶。当初，出版社怕亏本，要求把印刷费的一部分作为押金交付才答应出版，但之后出版社自己就收回这个条件了。
为什么该杂志在北平读书界受到欢迎，可以想到种种理由，但主要还是因为在日本侵攻华北的险情之下，反帝国主义的主张会受到支持，这一点自不待言。此外，《北斗》、《文学月报》停刊后，国内左翼文学杂志是空白的，新杂志的出现一直被期待。三十年代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有如下叙述：
时代的大轮不住的向前推动着，一九三三年又开始了它的工作，但是文坛上还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在现今国难日亟，民生疲敝的时期，大家多把注意力转到外交政治方面去了。尤其是素称华北文化中心的北平，因受时局的影响，大家都忙于御侮救国的工作。各种文化学术的工作几至停顿，文学当然也不能例外。
杂志方面，左翼作家的机关杂志《文学月报》早已停刊了。这对于读者是一件很失望的事情。新出的杂志据个人所见到的有北平文学杂志社出版的《文学杂志》，登载各种派别的文学，没有一定的主张。
这里可以看出该杂志受到欢迎的理由。关于称述的该杂志的性格，“登载各种派别的文学，没有一定的主张”，即是根据上文引用的《投稿说明》以及《编后》(第一卷第一期)的如下部分：
本刊是完全公开的。我们几个友人，意见便已不尽一致；只要不站在大众底正反面的，只要是诚恳的写作，我们便都尽量登载。
这样强调，是因为要特意表现该杂志是由没什么组织背景的有志人士所办的合法文学杂志这一经营印象，以此防备种种能预测到的障碍。但是，《编后》同时还说明如下：
帝国主义疯狂的战争抓住我们，我们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怎样呢？我们必须用文学来鼓舞民族的精神！
由此可见，他们有明确的方针，就是为了要抵抗帝国主义战争而鼓舞民族精神。还有如下的《编后》也值得关注：
本期上，我们特别要推荐的，是《命令：退却！第二道防线！》一篇戏剧，和《动荡中的北平》一篇小说。前者真是抓住重要的题材，用正确的意识来暴露的力作。后者，是写的北平事：小资产阶级浪漫革命与杂种走狗，都动态地写出来了。从前，在只写工农才是革命的极左的倾向下，如后者这种作品是被抹杀的。现在大家都知道，革命是没有这段窄，而文学家也正须指导小资产阶级清算了自己才能前进。
在此，他们宣布要改变以前的极左倾向(题材限于工人和农民)而站在更广泛的立场上，这就明显地表示出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描写乃至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本身有所改变了。
检讨该杂志的性质也是本文的焦点之一，这一点下面再讨论，在此首先确认的是本文不能全盘接受王哲甫对它的定性——“登载各种派别的文学，没有一定的主张”，由此进入下一步的讨论。
5月15日，《文学杂志》顺利发行第二期。页数增加了二十页左右，作者增添了包括列在卷首的郑振铎，以及朱自清、张天翼等铮铮佼佼的成员，内容上包括翻译在内的小说有九篇，比创刊号一下子多了三倍。
如此似乎很顺利的《文学杂志》，六月份并没有发行，之后7月31日才发行第三、四期合刊号。页数超过200页，小说也有13篇，出于某种理由未发行的第三期的稿子也在合刊号上一起发表。但是第二号编辑后记所预告的“三期也着手编了”的文章中，郑振铎的《评子夜》则没有刊登，澎岛的小说题目从《围困》改为《火灾》，此外，翻译的文章《资本主义第三期与文化意识》被取消发表了。
拖延的理由是什么，是否跟预告作品的变更有关？关于这点，没有什么说明②。第一、二期卷末附有的《编后》在合刊号中没有出现。作者里面没有郑振铎等著名作家，而左联著名作家茅盾的《杂志办人》和丁玲的《无题》并驾齐驱出现在合刊号上，左联(上海)的年轻成员艾芜、企霞和汪金丁③也在本期露面。关于丁玲的《无题》，有附记说明这是为了纪念五月份在上海被国民党绑架的作者本人而从上海寄过来的稿子，而且当时以为丁玲已经不在了，所以这篇稿子被署为“遗稿”。而且，与此相关，转载了《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刊登了雪野描写丁玲在严刑之中斗争和被害的诗《纪念丁玲》以及丁玲的照片，这给人一种丁玲小专集的印象。
令人遗憾的是，《文学杂志》截至本期就停刊了。关于其原因，当事者在回忆录里谈到的是，西北书店遭到特务的搜查与禁售处分，有的编者被捕，有的编者参加了“抗日义勇军”等④。无论如何，笔者之所以在此提到这份只有四期三册的杂志，是因为除了内容较充实之外，还有笔者更加关注的支撑着该杂志的编辑方针，通过这一方针的背景和所产生的结果，笔者试图探讨一下当时北平左联文学运动的特质。既然这是关系到“左联”的方针，那么也希望借此提供推动左联研究的一个线索。
二、鲁迅与《文学杂志》
创刊号刊登着鲁迅的文章，对北平的小杂志来说应该是一件大事，也可以说是销路很好的原因之一。鲁迅不懈地帮助年轻人，这一形象在传记所描写的鲁迅形象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笔者认为，如果展示出鲁迅对《文学杂志》所提供的支持的话，这样的鲁迅形象也会更为鲜明。
鲁迅对这份杂志所抱有的很大关心以及提供支持的情况，在鲁迅寄给当时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文学杂志》的编者王志之的书信中可以看到。
1932年12月20日，鲁迅收到了王志之12月14日写来的信，第二天就给他回信说“刊物出版后，当投稿，如‘上海通信’之类”，可见对于王志之的约稿，鲁迅较慎重地答应了。“刊物出版后”——也许先要看杂志的内容再来决定，或者也许甚至担心杂志能否出版，总之鲁迅抱有一种慎重的态度。可是，他也答应了“‘上海通信’之类”的文章，也就可以看出鲁迅将从远处的上海对北方年轻人的运动给予声援。并且所谓“刊物出版后”的条件，实际上不久之后也就取消了。
新年元旦，鲁迅写了一篇短文，即《听说梦》。不过这时鲁迅没有打算寄给王志之。1月5日，收到王志之再次恳请的来信，鲁迅就改变了想法，把已经递给别处的原稿再收回来，一月九日附上书信寄给王志之。
去年十二月廿七日信早到，今寄上文稿一篇，并不是为《文学杂志》而做的，系从别处收回，移用。我在这里也没得闲，既不看书，那能作文，所以我希望在平的刊物，应以在平的作者为骨干，这才能够发展而且有特色，门类不完全一点倒不要紧。如果要等候别处的投稿，那就容易耽误出版。
好像鲁迅委婉地提出警告，该杂志表现出一种与其说只是由来自上海的稿子补充北平作者的缺少不如说是依赖上海著名作家在北平创办杂志的倾向。但是，编者对上海的依赖，没有被鲁迅的这封信所改变，2月3日寄给王志之的信中，鲁迅再次写道：
文章若大半须待此地，恐为难，因各人皆有琐事，不能各处执笔也。但北平现在人心一时恐亦未必静，则待书店热心时再出，似亦无妨。
“此地”不用说指上海，我们可以推测王志之跟鲁迅讲述：因为日本侵攻华北，北平限于紧急情况，所以作家不能安心执笔，书店也不会出几乎没有著名作者文章的杂志。对此，鲁迅的回信看似觉得厌腻而甩开，实际上此后鲁迅也没有给《文学杂志》寄稿，但寄给王志之的信中说“第二期既非我写些东西不可，日内当寄上一点”(五月十日)。虽然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但可见鲁迅还是打算写的。鲁迅在前函中虽然写道“没得闲，既不看书”，但是鲁迅的本意应该在于希望《文学杂志》作为北平独自的活动，成为带着北平特征的杂志，是不是鲁迅希望王志之了解了自己这样的目的之后他再加以援助？
虽然没有寄稿，但是鲁迅此后也为《文学杂志》及其编者帮了不少忙。比如，第三、四期合刊号所载茅盾的《杂志办人》是由鲁迅安排的，第二期登载的张天翼的《我的幼年生活》也可能是由鲁迅推荐的⑤。此外，还给《文学杂志》捐款20元。从鲁迅日记得知，在这半年间，鲁迅和王志之以及另一位编者谷万川之间互通书信很频繁，双方的关系相当密切⑥。
另外，鲁迅给王志之个人也帮了很大的忙。王志之跟鲁迅商量作品集的出版时，鲁迅为此花了很多时间做校对工作。这即是日记中提到的《落花集》。包括这些个人的援助在内，鲁迅和北平左翼文学的关系是从1932年11月鲁迅为了看望生病的母亲而赴京时开始的。众所周知，那时在北平做的五次讲演叫做“北平五讲”。
三、《文学杂志》乃北方左联机关刊物说
与鲁迅的北平之行相关联，称《文学杂志》是北方左联的机关刊物，这是陆万美最先提出的。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的《忆鲁迅》一书收入了陆万美的《追记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关于1932年11月鲁迅的北平之行，陆文记下了让人觉得新鲜而有趣的几件事情⑦。“文革”以前，如此详尽地谈及北方左联的文章是绝无仅有的，因而是一份珍贵的证言，但它的内容似乎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陆从党内负责人那里听说，鲁迅北上的理由表面上是为了探望患病的母亲，而实际上是因为接到苏联高尔基的邀请。他希望去莫斯科参加作家代表大会，并趁此机会，好好休养身体。第二，鲁迅的北平五讲都是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团体安排的，以学校行政或学生会名义邀请。第三，鲁迅在北平逗留期间，左联和文总主办了关于鲁迅的报告会。这些事情在陆文中得到详尽的叙述。总之，陆万美的证言使得北平左联乃至文总的组织活动和鲁迅的北平活动密切关联起来。此处笔者没有余裕探讨全部这些事情，不过，第三个有关《文学杂志》和北平左联的问题，在此探讨一下。
据陆万美所言，会议有两次。第一次是11月24日，在范文澜家里以宴会的形式进行。参加的人有文总的老周、社联的张磐石、教联的刘惠之、左联的陆万美本人。他们一边喝绍兴黄酒，一边品尝特为鲁迅预备的浙江菜，“这晚，先生谈话最多”。但是，虽然“鲁迅先生也非常关心北平学生运动和文艺界的情况”，但左翼运动的代表者们，“这天却未向他正式汇报，只简单谈了几句”而已。对此，陆万美说：“这是因为事前文总书记老周曾说：‘组织情况不必多谈什么，还不知来的目的怎样？’很可能因为他来时，最初组织上也是保守秘密的，尚未传达和布置先生在北京的公开活动。”
但是，第二次会议，是党组织安排，左翼团体正式为鲁迅开的欢迎会，“在北海后门右侧的一个先生家里”召开。参加的人也很多，除了左翼文化团体之外，还有CY(共青团)、反帝同盟和互济会的成员，如陈沂、于伶、潘训、宋之的等人均在座。各团体向鲁迅做报告之后，鲁迅也做了很长的发言，他着重于文艺斗争。陆万美的回忆如下：
首先提到文艺作家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他(引者按：鲁迅)主张仍然应该用笔才是主要的战斗方式。同时，他也谈到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底改造问题。他主张作家要写自己所最熟悉的生活，要尽可能深入工农，面向生产，获得实际斗争的锻炼和体验。他反对许多人把工人写成流氓的形象，一开口就粗卤地骂几句“他妈的”，好像就成了无产阶级。记得他指名地提出了穆时英，也对流氓无产阶级底社会条件和政治表现做了简明的解释。另外还提起：组织上曾提议要他写一部反映中央苏区和工农红军胜利战斗的长篇小说，材料也搜集给他了，他自己最初也觉得一个非常光荣，重要的任务，极愿意努力写出来；但经一再研究考虑，仍然不敢下笔，因为究竟只有文字上的材料，本身对那样的斗争生活是不熟悉的，怕把这味道题材写歪曲了。……
鲁迅先生也给“北平左联”工作开展上一些具体指示，记得主要还是提出：纠正关门主义、如何对某些要求进步的和作风严肃正派的老作家进行团结工作、如何注意发现及培养新的力量等。最后，还是强调“要好好办一个刊物。”刊物的确在他底热情推动，特别是在已经转回上海时仍然不断地积极支持下办起来了。这就是以“北平西平书店”名义所编刊的“文学什(引者按：‘什’应为‘杂’)志。”……正由于贯彻了先生底指示，“北平左联”通过刊物底筹备，就开始纠正过去关门主义的孤立倾向。
作家应该用笔斗争，也应该写作家最熟悉的事，这与鲁迅平时的看法相一致。穆时英当时在文坛上受到注目，但曾被瞿秋白以“红萝卜”指出他的一个侧面，这也是众所周知的。给鲁迅提供苏区的材料让他写小说，这件事不知发生在什么时候，但从这里可以得知左联是如何考虑鲁迅的作用的，这引起了笔者的关心。假如鲁迅当时要写这样的作品，就不能不让人想起鲁迅为哀悼柔石而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当柔石说“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时候，鲁迅应以“这怕难罢”，而柔石回答说“只要学起来”！实际上柔石开始学起来的时候，鲁迅曾怀疑这是否冯铿所主张的，并且又疑心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为了跟自己的“偷懒”作战，鲁迅试图写出那样的作品，也是可以想象的。不过，这一点暂且不提，在此先整理一下陆万美提到的跟北方左联有关的要点。第一，鲁迅和北平组织(包括北平左联在内)正式会面了；第二，关于作家的活动形式，鲁迅指示左联出版杂志，此后也给予协助；第三，鲁迅提到的要纠正关门主义的主张给北平左联活动带来了影响；第四，《文学杂志》即是这一影响的证据。
与最初介绍的《文学杂志》的概要对照起来，陆万美的证言似乎成为一个有力的说明，即《文学杂志》是北平左联出版的杂志，是为了打破左联以往的关门主义倾向而筹备并发行的。郑振铎和朱自清的作品得到登载，也可以说是由这样的方针促成的。
四、关于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
有一位学者，总的来说是用不信任的眼光来看待陆万美的证言的，这位学者是朱正⑧。在上文所介绍的陆万美的证言中，有关鲁迅赴京的理由以及北平五讲都是在党或者有关组织的安排下所进行的说法，笔者同意朱正的批评。但是，朱正认为《文学杂志》的创刊跟北方左联无关，这点我觉得可以商榷。
笔者以前在《关于“北方左联”》的论文中，先提到了“陆的文章缺乏把自己的体验和传闻及推测区分开来作为资料使用的态度，他以为只要有对鲁迅的深刻尊敬、能深入地接近鲁迅就可，因而把鲁迅在北平的活动放在左翼运动的组织事业的框架中进行理解”，然后，在对陆万美证言的一部分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检查后加以采用。当时，笔者表示“朱正很正确地指出陆文章的缺点，但同时某一些地方似乎令人感到有些批评的局限”。产生局限的原因不在其方法，而在于当时有关左联的回忆录才开始问世。朱正似乎不太欣赏前面提到的陆文所表示的倾向。回想录之类的著作虽然是根据事实，但往往会大吹大擂。特别是在“文革”后如同名誉恢复运动一样的情况之下，难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一点笔者在拙文中也曾留意。
不过虽然有夸张，但全盘否定其内容的话，也会导致远离事实。陆万美的证言看似牵强附会，但后来有事实表明并非完全如此。以下就朱正有关《文学杂志》的批评，笔者重新探讨一下。
朱正据以断定《文学杂志》不是由左联创办的理由如下：
一、《文学杂志》的编者是鲁迅日记中的王志之和谷万川，其他人的名字在鲁迅日记中都没有出现。
二、王志之第一次见鲁迅是他去请鲁迅到北平师范大学讲演的时候，那时才开始提到创办杂志的事。
三、王志之的《鲁迅印象记》⑨谈及那时候的情况，比陆万美的证言写得详尽，值得信赖。
四、王志之那时跟鲁迅诉说北平左联攻击自己的著作。王志之和北平左联之间有很大的意见不合之处，这样的王志之所主要发起并主编的杂志，不可能由左联来办的。
五、陆万美说，《文学杂志》出了之后，北平连续不断地出现了进步杂志，这也是得到鲁迅的一定鼓励和指导的，但是，这些杂志上鲁迅没发表文章，日记或书信中也没有任何线索能够表示鲁迅和他们的关系的。
六、同时期，另有《文艺月报》杂志，该杂志接近北平左联的方针，也即是北平左联机关杂志。
以上，朱正的判断根据主要限于鲁迅日记和书信、王志之的《鲁迅印象记》。不过笔者认为注意《文学杂志》本身也很重要。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当事者的回忆录了。其实，回忆录有时会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此，为了明确《文学杂志》是什么样的杂志，笔者首先跟随朱正的论点，以朱正使用的资料为主对其论点进行考察。但需要的时候，也会在最低限度内使用一下新的回忆录。
编者中有王志之和谷万川，这点没有异议。但是，是否再考虑一下其他成员，这一点需要再探讨。鲁迅日记和书信里是否出现名字，这只能表明他们有否与鲁迅的关系而已，因此应该考虑其他成员也有参与编辑的可能性。也可以假定该杂志上出现的人都有这个可能性。
朱正指出在考虑跟鲁迅的关系时只有这两位的名字，但比如，2月2日寄给王志之的信中还可以看到雪声的名字，雪声即段雪笙，是北方左联的成员之一，如拙文曾提过，他跟鲁迅也有关系。
信中写道，“谢小姐和我们久不相往来，雪声兄想已知之，而尚托其转信，何也？她一定不来干这种事情的。”谢即是谢冰莹，也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之一。因参与党内斗争而被开除，随即离开北方左联，离开北平，这也是笔者在拙文中曾经提到的。1月9日寄给王志之的信，“冰莹女士近来似乎不但作风不好而已，她与左联亦早无关系，所以我不能代为催促”，这即是鲁迅对王志之托他帮忙请谢冰莹寄稿的回信。由此可以得知，鲁迅如此谈跟左联的关系，这是站在什么立场发言的。考虑到段雪笙的名字也被提到，我们自然会指出鲁迅是设想王志之背后有左联的。段雪笙当时在山东中学教书，在第三、四期合刊号上发表有书评，确是跟《文学杂志》有关的。
五、王志之《鲁迅印象记》管见
对王志之1936年用含沙的笔名由上海金汤书店出版的《鲁迅印象记》，朱正给予了绝大的信赖。此书是鲁迅去世后马上写就的，因而记忆很鲜明，描写也具体详细，所以朱正视其比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回忆录之类的东西更可靠，也可以理解。朱正根据《鲁迅印象记》这本书判断《文学杂志》是靠王志之和鲁迅的个人关系来发行，而否定陆万美证言中的说法，即《文学杂志》是鲁迅和北平左联会议的结果。于是，作为推论，朱正断定陆万美不是编者之一，《文学杂志》也不是左联办的杂志。如果这样的话，关于王志之的《鲁迅印象记》，尤其是关于鲁迅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演前后的事情，应该再给以考察。
讲演是以北平师范大学文艺研究社的名义，于1932年11月27日下午举行。讲演题目为《再论“第三种人”》。演讲记录登载在翌日的《世界日报》和12月14日的《世界画报》等上，但没有被鲁迅正式采用，所以《鲁迅全集》也没有收入。鲁迅本来打算将它编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集，但终于没有出版，据说原因之一是师范大学的讲演记录不完整。
王志之第一次跟学友一起访问鲁迅是在11月25日晚上。王志之去邀请鲁迅到北平师范大学讲演。鲁迅25日日记中写着：“晚师范大学代表三人来邀讲演，约以星期日。”寄给许广平的信中也写着：“后天礼拜，而因受师大学生之坚邀，只得约于下午去讲。”因为鲁迅已准备好回上海，所以没有时间，两天前即23日，老友朱自清访问鲁迅邀他讲演时，鲁迅当下就推辞了。王志之回忆录写的是讲演的前一天，这是有误的。但我们可以理解，学生们只凭不大清楚的地址一个一个询问而找到鲁迅的家，会面之前不仅没有事先的约定，甚至第一次会面即邀请翌日的讲演，这样旁若无人的学生和接受他们的要求的鲁迅，文章为了有如此使人欣赏的故事而添枝加叶了。
那时他们谈及一般的文学杂志的事情，王志之把平时持有的想法讲给鲁迅听，鲁迅就同意了。讲演结束后，为了谈杂志的事情，王志之叫车把鲁迅送到家，在其住处谈好具体的情况。这是王志之证言的核心部分，也是朱正所关注的。
从此，我们的谈话又转到了一般的文艺刊物，我把许久以来堆集在心头的计划说出来。我说：过去的刊物，差不多一出来就被军警整个地搜去，仿佛专为了给军警焚毁才出版的。这样，再怎样激烈怎样正确也是白费力气。现在，为了要想给一般读者更多的他们想要的东西，似乎应该除了“正确”还要注意到它的影响，尤其是文艺这东西，它不像一篇宣言，也不必一定要抓着什么大题目，为了影响的深入，它应该在技术上使它更成熟更能同一般大众接近，一种文艺刊物，应该尽可能地使它的生命长久一点。在开头，至少更该在态度上缓和一点大方一点；所以，我想，最好是办一种能够公开发行的东西，思想方面不必太单纯，只要不是彻底的反动我们都容纳，我们要把技巧这一条件放在第一位。但，以过去的情形看来，差不多只要能公开发表的文章或公开发行的刊物，都有被“严厉的打击”的可能，于是那些真正“正确”的，“前进”的东西就难与一般读者见面了。
为了发行不会被军警没收的对外公开的杂志，需要的是不只追求“正确”，还要注意技术方面的成熟，以使得杂志长期发行。刚开始的时候，稍微放宽一下态度，这是王志之的主张，据他说鲁迅也同意了。“严厉的打击”指的是左联内外的思想批判，就是与陆万美所说的“关门主义”有关的问题。王志之有如此的看法，以及得到鲁迅的支持，这是从此后的事情来看也让人中肯的。问题在于包含着这些主张的杂志是在北方左联的方针之内，还是完全个人的事业？关于决定发行的事，王志之有如下回想。这是在11月27日，鲁迅师范大学的讲演结束后，王志之将他送到家的时候。
谈到了出刊物的问题，在先是人的问题，我们决定了那些人来作中心，斟酌那些可能同我们接近的人们拉来一块儿合作；大家又提了一些书店出来，分配着去找关系接洽出版。并没有费却多少时间，就把一切问题都商量妥当了。
到底谁和谁参加这次聚会和商量？谁来担任编辑？这点王志之的回忆录并没有写清楚。因而，关于编者的名字，朱正只能依赖鲁迅日记和书信。但是如果信任王志之回忆录的话，应该提台静农的名字。讲演结束，为了送鲁迅把车叫过来的时候，
等到把车叫过了来，我们钻进了车厢，包围在四周的群众中又挤了一个人进来，我一眼望着很面熟，但一时又记不起他姓甚名谁。……在车厢里，经老头子的介绍，我才记起那位挤进来的人原来是数年前曾经在一位朋友处会着过的台静农。“刊物的事情，我们可以一块儿谈谈。”老头子把我们望望，又把台静农望望。
此后，他们在鲁迅的家商量，所以当然台静农也在场。但是，鲁迅回上海后，台静农由于一点点事受到朋友的牵连，被捕，一个月之后才被证明清白无辜而获得释放。那时，《文学杂志》已经开始筹备了。
鲁迅从王志之那里得到台静农被捕的消息，在给王志之的信中表达了对台静农夫人与子女的关心。台静农释放的时候，鲁迅在新年的庆祝赠诗中寄托自己的喜悦之情。此后，台静农好像逐渐地变得消极起来。五月十日鲁迅寄给王志之的书信这样写着：
静农久无信来，寄了书去，也无回信，殊不知其消极的原因，但恐怕还是为去年的事罢。我的意见，以为还是放置一时，不要去督促。疲劳的人，不可再加重，否则，他就更加疲乏。过一些时，他会恢复的。
这是青年时代以来深知台静农的，富有信任和温暖的鲁迅的话语。台静农和鲁迅之间的通信此后就开始恢复了。但是，从此也可以知道，对于《文学杂志》，台静农没能起很大的作用。那么其他还有什么人物？回到王志之的回忆录。王志之写的是，最初是两人……一起访问鲁迅家，可鲁迅日记写的是师范大学的代表三人来访，这是正确的。王志之为什么写二人，也不会只是记错了，但不知其理由。于是，讲演的当天，叫车接鲁迅，即是“我同昨天一道的那位同学叫了一辆汽车”。
不过，实际上这时的会见记录在别的地方也有发表。1933年6月1日北平发行的《文艺月报》创刊号上刊登了张永年的《鲁迅访问记》。张永年跟王志之一样是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⑩，执笔的时间为1932年11月28日，就是师范大学讲演的翌日。这个访问记在读者来信中得到赞叹，认为它生气勃勃地传达了当场的气氛。
“时间已将近六点钟了。北风扬着尘沙，在一条没有路灯的僻巷里，我们彳亍着。”以这样的开头描写只靠门牌号走着寻找鲁迅家的情景，几乎跟王志之的回忆一样。除了张本人之外，还写着有同行者二人，志之和病高。志之，就是王志之，病高应该是笔名。实际上，病高也写了《鲁迅先生访问记》，这可以从《文学杂志》创刊号的广告中知道，称该文发表在当时北平发行的《北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目前笔者还没看到这个杂志。据《公木传略》，病高是潘炳皋。
那么，关键的有关文学杂志的话题，有什么样的描述？印象记是用鲁迅和学生一问一答的形式表现。
“现在文坛是太寂寞了，尤其是北方。”
“我想，不只是北方，连上海也是在闹着文学的不景气。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文字狱，谁要说真话，便被绑去砍头枪毙。不过作家总是杀不尽的，因而第二步办法便是逮捕书店经理和编辑。于是，凡是我们的杂志书籍，很难印刷。而那些在指挥刀保护下的民族主义文学家们，虽然写点东西，却并不见得能称做文学。还有所谓第三种人，藉口左翼批评家批评的太苛了，也都搁了笔，——其实压根儿他们的笔便没提起过的。因为这种种的原因，便造成了今日这文学的不景气。”
“《北斗》大概是被封了吧？《文学月报》还能续出吗？”
“《北斗》是不能出了，但是他们都不封闭杂志，封闭是二年前的老法子，现在他们不用了。因为一个杂志，如果已经得了群众的信仰，封闭是要引起广大群众的反感的。他们的方法便是捕杀编辑，被捕书店经理，使你的杂志自己死去。这如同谋害一个人，不是把他刀砍或是枪毙，而是要把他禁锢起来，不让他吃东西。不过《文学月报》总还可以支持下去。”
《北斗》和《文学月报》都是左联在上海创办的公开杂志。在如左联五烈士事件那样的苛酷弹压下，左联不得已而进行非法活动，在一段时间内秘密地发行机关刊物，之后，开始写明编者、出版书店，公开发行杂志。在此可以说的是，鲁迅讲由于国民党的新做法，发行杂志和书籍遭遇困难的现实情况，这样的会话不能说不会有可能被理解为是鲁迅对于北方文学运动的建议和援助，但是，如王志之的回忆，这里也没能看到鲁迅马上参与和他初次见面的他们的杂志计划的情况。如果说具体的会话不是在这天而是在送鲁迅那天的话，则需要看一下那天发生的事情。可惜，关于那天，看来没有什么记录。不过，在这次搜集新史料和新证言的高潮中，出现了那天送鲁迅的人物。这是曾经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学生李文保。关于那天自己的作用，他讲道(11)：
讲演会的主办者，是“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各进步团体配合活动。我以“一九三一读书会”代表的身份，参与了这次的接待工作。开会的准备工作，主要由左联成员具体安排，如维护鲁迅的安全，张贴大字报，布置会场等等。由中文系同班同学王志之和我出面，招待鲁迅，主持开会。
这里断言讲演会的主办人是左联，但这也许是从今天的判断来说的。不过，筹备活动主要是由左联来做，这应该是对的。关于“一九三一读书会”，笔者还未查到相关资料。其描写跟鲁迅一起坐车的事云：
台静农从右侧走近车旁，请鲁迅上车，我随台静农和王志之一起上了车，坐在鲁迅左侧。……车过新华街时，我问：“先生是左联？”鲁迅点点头说：“是的！”不再说别的话，我也就不便再问。车过西单牌楼时，我问：“先生！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普罗文学是什么意思？”鲁迅稍微一想说：“是面向农工大众的革命文学。”我又问：“是工农大众吧！”鲁迅看了看我，微笑着说：“就是，是工农大众。”
鲁迅当天讲演的题目是如上所言《再论“第三种人”》。听了讲演之后，并且是作为接待者之一的李文保，就问了“先生是左联？”而且，当鲁迅说“农工大众”时，他直接指出而让鲁迅修正为“工农大众”。他本人在回忆录中则对此反省，“其实，左联成立时，鲁迅就说过，革命作家联合战线的目的，‘都在工农大众’。这时，我却咬文嚼字，实在是幼稚可笑。鲁迅先生当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对苏区农民革命，相当理解，他说‘面向农工’，自有其现实的含义。”但在如此质直地回忆的故事中，当时左翼学生活动家对鲁迅的态度被结晶而表现出来，即一方面抱有对同情左翼的大作家的敬爱，另一方面也认为我们就是真正的革命家而似乎不能控制其傲气。
到了鲁迅家，“鲁迅让我们在这里坐下，一位五十左右岁数的妇人，端来两盘糖果，放在茶几上，倒了四杯茶，又回到东间。鲁迅和台静农低声交谈着，王志之有时插说几句，我只吃糖果，听他们谈话。其中涉及左联有关的事情，也交谈些北平和上海的近况。”李文保只是巡视室内，“坐了不久，志之和我起身告别。”在此说“四杯茶”，也就意味着除了鲁迅、台静农、王志之和李文保之外没有别的人，如果在这里讨论杂志的事，那也仅仅是除了只听不说的李文保之外的三人的简单谈话而已，是不是不会有如王志之所说的“决定”或者“分配”等事情？
朱正认为是由王志之和鲁迅来决定《文学杂志》创刊的看法，与王志之与北平左联有对立意见这一假定相结合，引出了《文学杂志》不是由左联发行的这一结论。跟左联的对立，也是从最初访问鲁迅时的王志之的话语那里推导出来的。
“周先生现在还参加什么团体吗？”我不知道怎么一下就脱口而出，突然感到这样的问太冒昧。想不到周先生却毫无顾忌，抬起头来把我望着，傲然地很爽快地答复：
“在左(×)联。”
我立刻在皮包里取出自己的一本戏剧集《革命的前夜》送了过去：
“最近，北平的×联在他们的刊物上大骂我这本东西，说是我在同熊佛西梅兰芳他们争风，说是他们已经在群众中失掉了欺骗作用，我现在要企图来取而代之，骂我是什么什么新走狗。总之，简直把我当了他们唯一的死对头；同时，又遭到了当局的禁止……”
周先生翻开那本书，笑起来了：
“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不过，情形想得到是这样的，在上海也是一样。但，现在都有了改变，觉得动辄就显出一副凶恶的面孔，那是没有好处的；有些人，虽是不免有些错误，只要有好的倾向，我们就应该善意地批评，加强领导，最坏地是动辄就打击。”
“他们没有想到批评的任务，也没有想到领导，”我不免生起气来了，“他们预先就定下了一个固定的模型，作品放进去，完全合，就好，不合，就打击。他们的本意也不在批评，是在挑剔别人的缺点来显示自己的前进，正确！”
鲁迅是否加入了左联，在此也被质问。这里也可见当时北平左翼对鲁迅评价的一斑。陆万美的证言所说的北平文总书记事先提醒不要和鲁迅谈组织的事情，也属同样的情况。王志之的戏曲集《革命的前夜》是1929年出版的，属于王志之的旧作(12)。“×联”应为“左联”，是适当的。八一年修订版中标明为“左联”。于是朱正从这个叙述中看到北平左联与王志之的对立。笔者不能当即查阅左联机关杂志上是否有文章攻击王志之的旧作，但也可能有(13)。不过据此马上下结论认为王志之与“左联”对立，笔者则认为可以商榷。的确，这篇文章可以这样解读，也许也是要人这样解读的。做出结论之前，需要首先确认一下1936年撰写《鲁迅印象记》时的王志之的立场。
王志之在《鲁迅印象记》引用了很多鲁迅的书信，这些书信的开头，或者本来写着王志之的名字的地方都被删掉或者用“××兄”那样的避讳字。而且，这本书的作者署名为含沙，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即是需要隐藏1933年在北平活跃的王志之这一名字。三十年代的左联活动几乎是地下活动，因而，包括跟鲁迅的关系在内，公开这些事情在当时是多么危险，对王志之来说也不例外。
此外，也有可能，王志之的立场跟他在1933年活动时的立场相比有所变化。这已经在《鲁迅印象记》中有所暗示：
《文学杂志》第二期出版以后，北平的局面产生一个塘沽协定已经转“危”为“安”了，一般人的注意都转到那时在察哈尔新起的一股浪潮。许多朋友在那样“安”的北平感到了更多的不安，跟着那股浪潮涌到了张家口，我到口外去跑了几个月，结果得到了满腔的失望和一身的病跑了回来。过去的那些朋友们，都起了梦想不到的变动，不用说难于见面，实在是不能不稍存戒心；象我这样的人，很有可能被有些人在昨天骂为“不正确”而今天则指为是“反动分子”，因为这年头的情形变得更快，所以在混乱中对付这种人实在非常麻烦，我于是只有远避这一途了。
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总之，王志之离开了以往的战斗行列。
以上主要跟着朱正的推论讨论的。现在王志之仍然健在，他站在现在的立场上对当年的事情又写了回忆性文章(14)，这些回想将被带入以下的讨论。
据他的回想，1931年之后他成为了北方左联的成员。
1931年，王志之通过妻子黄远征的介绍认识潘训(潘漠华)，解决了思想方面的疑问，加入左联，在师范大学的小组开展活动。1932年，创刊《北方文艺》，写公式化、概念化的小说。《北方文艺》后改名为《北方文学》，在摆上书店的摊子之前即被特务没收，读者因此难以得见。“1932年冬，鲁迅来到北平，我们谈到这种情形，开始注意到了对付反动派的策略问题，主张打破原来的禁区，对外开放，扩大征稿范围，对外公开发行，把刊物办得灰色一些，杂一些。”
并且，见完鲁迅后很快他就被允许入党了。鲁迅离开北平不久，王志之在北平大学讲演会上被北平市治安当局逮捕，翌年春获释，他在狱中的态度得到共产党的认可而被吸收入党，他从文总被派到张家口，到冯玉祥总司令的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将军部队做政治部工作。这年秋天，吉鸿昌部队全军覆灭，王志之逃回北平，改名为王思远，除了跟鲁迅通信之外，基本上断绝了对外联系，在一段时间内隐姓埋名。此后，1935年得到冯玉祥的援助，开办新文艺书店，1936年，在南京投靠冯玉祥，靠撰写文章生活(15)。冯玉祥向来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对象，而这时，虽然只维持了一段时期，但冯也不得不跟蒋介石妥协，因而此时王志之跟共产党划清界限是明显的。
不知是否有这件事的影响，因为这样的“生活”，鲁迅和王志之之间也好像产生了不信任感。在《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的是，王志之和鲁迅的交往在1935年9月左右很密切，但是，鲁迅在9月19日的书信中推掉《文史》的约稿后，9月27日把王志之的书信和原稿直接寄回去，之后双方的通信就断了。大约半年后，即1936年3月12日，王志之去内山书店，留下一张写了一句话的名片。到了9月，王志之又把信和稿子寄给鲁迅，鲁迅则写信送回去，一周后，王志之再次把信和原稿寄给鲁迅，这次鲁迅也就任它们搁着。这个通信让人感到有点不同寻常。鲁迅去世后，王志之给许广平写信表示哀悼，其中有如此表达：“离开北平，因为生活关系，没有给他写信。我曾经两次到上海去内山书店访问，均未会见，最后一次，我写一封信，说明我的近况，并送了两本稿子(引者按：内容略)。一方面是求教，一方面是证明我最近的真实情形，假如你看过那封信，你当想得到我得到他的噩耗是如何的震动啊！我虽是两次未会见，我觉得以后总有会见的机会的，然而——”，末尾以“我相信他绝不会拒绝我的诚意的！”而结束(16)。也可以说有一段时间王志之跟鲁迅是绝交的。在这样的状态下，《鲁迅印象记》回想到跟鲁迅密切交往的时期，也是“吐出我不能制止的悲愤”。
现在王志之本人表明了自己参加左联的事，关于跟鲁迅讨论的事情，现在已经明白的是，作为自己的左联内部的活动，即作为要确认并实行从杂志编辑工作得到的结论，王志之于是创刊《文学杂志》。那么笔者为什么还要执着于1936年的回忆录？就是因为笔者要确认面对目前大量的回忆录所该采取的态度，而同时对于过去的回忆录也要贯彻同样的态度。笔者再三表明，现在的情况与1936年是正好相反的。“文革”后写“回忆录”的时候，有一种心理，就是要尽量强调与党和组织的关系。第一，虽然也有制约，但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党以及组织活动的内容如此得到公开。这时，作者心里想应该把以前写不出来的事情尽量写出来。第二，回忆还起着名誉恢复或业绩彰显的作用。出于这些理由而不免产生那样的倾向。因而，笔者能够理解并认同，要正视事实的研究者们会产生如朱正先生那样的反感。但同时也觉得对与此相反的事情也应该给予关心。
也就是说，王志之在上文所提到的文章中，没有使得《文学杂志》的编辑和左联活动相关联，就是因为他是在不能表示这种关联的情况下创办杂志，或者就是处于不能这样表现的危险状态下，或者是站在不想显得如此的位置而写了《鲁迅印象记》。
但是，笔者并不认为，王志之当时的回忆因此就能定为黑或白的。他还是把自己内心中能合理化的情况反映了出来的。笔者推测，他本身也受过左联杂志的攻击，左联内部也有意见不合或甚至接近对立的情况。
六、《文学杂志》与《文艺月报》——从克服“关门主义”到批判“右倾化”
王志之是左联成员，也是《文学杂志》的重要编辑，是否就可以说《文学杂志》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在此需要考虑的是，《文学杂志》与同时期北平出版的杂志《文艺月报》的关系。
《文艺月报》初版于1933年6月1日，比《文学杂志》发行仅晚一个半月，且同样在北平创刊。编者是文艺月报社而没有署个人的名字，发行处是李达书局。装订很像上海的《文学月报》，其内容则让人感到它跟左联有关。
第一期的《编后》如下：
经过了许多的困难，阻碍；现在，这刊物竟然同大众相见了。……自从北斗和文学月报相继停刊以后，在文坛特别觉到了沉寂。尤其在北平，满天飞着沙尘，真难看到天日，想找到使人满意的文艺刊物，更是难事。在那时，我们就计划着出个大家还能看的过去的文艺刊物。……当我们计划着出文艺月报的时候，我们就曾决定以这刊物做中心使得读者，作者和编者，发生联系的关系；并且我们更不愿读者永远做读者，我们冀望读者同时也就是作者和编者；这样我们特别欢迎读者的稿件。
这里有要继承《北斗》、《文学月报》的自负，并明确地表示要重视跟读者的关系。关于这点，读者的来信说“我是极赞成的，然而究竟怎样联系读者和作者编者呢？”对这个问题，此杂志所刊登的由里正翻译的原在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1933年第一号上所载《通信员运动と上报告文学の问题》(山田清三郎)一文已经是一个回答。
问题在于这两本杂志到底有什么联系。朱正之所以认为《文学杂志》不是左联办的杂志，除了王志之的回忆之外，还在于他认为《文学杂志》会与这份杂志有竞争。的确，那时发行杂志很困难，领域不同的杂志暂且不论，一般来讲，同时出版相似的大型杂志是很难想象的。的确双方每号都登载对方的广告，而且有些作者在这两种杂志上都发表东西，但是也可以找出双方微妙的对立意识。
从《文艺月报》第二期登载的三封读者来信可得知读者对第一期的反响。其中一封是跟《文学杂志》做比，“这是继《文学杂志》而出世的一种定期文艺刊物，也是比较前者更觉有力的文艺刊物”，“就全体上说来，《文艺月报》创刊号比出版了两期的《文学杂志》在质的方面充实得多，在这里没有文志上那样一续再续三续的文章。”《文学杂志》上所登载的王志之和宋之的的小说确实未载完。读者可能以此认为相比之下，《文艺月报》“在质的方面充实得多”，从而表达了对它的支持。另一位读者说“她(引者按：《文艺月报》)带了来许多活力，使我十分的兴奋着，显然的，这种兴奋，急剧的加强了我的生命力！”也勇猛地表示“总是希望文艺月报变成一个突击队第一名的《艺术联队》才好。”
关于两本杂志，王志之在《鲁迅印象记》中谈及如下：
那时我们又听到另外有些朋友正在筹出一种杂志，定名为《文艺月报》，篇幅及内容都同我们的《文学杂志》相仿，只是他们不愿意象我们那样谨慎，老到，他们的特点是“革命的Romantic”。
两个杂志差不多同时期准备创刊的。早出一个月的《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已经登载了《文艺月报》的广告，这也说明本来要同时期发行的。“谨慎，老到”，“革命的Romantic”具体指的是什么？分量、内容都相似的这两本杂志有什么区别？要说“公开”，《文艺月报》也是“公开”，不是秘密出版，而是一家书店发行的；既没表示是左联机关杂志，也没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但是，一看就知是左联合法的机关杂志。在这方面，《文学杂志》仍然要保持由文学爱好者所支持的杂志路线。比如，《文学杂志》第二期《编后》提到：
在许多极珍贵的意见中，有较普通的一种，如激励先生在庸报《另外一页》所发表的一文，我们除去大部分诚意接受外，还有须要在这里加解释的地方，就是激励先生与很多别的读者一样，对于本刊的希望过高了。激励先生首先提出目前文学的任务来，然后检讨本刊对于这一任务完成到何种程度，这是使我们感到异常惶愧的。同人等不过是一些素有文学癖好的人，为了破除目前的寂寞，才来办这刊物罢了，实在愧谈“任务”或“运动”什么的。我们很希望激励先生以及和激励先生抱同感的友人们，能够很平实的看我们才好。
这是编者的本意还是掩饰并不重要，因为这是办杂志的策略，编者自己所规定的杂志特点。但是，在当时的北平，用这样的做法是否在左和右两方面都行得通，是另一个问题。比如同一个《编后》中还写着：“此外，对于本刊还有一种和上述绝然不同的看法，即北平有一种文艺的小刊物，向我们射出一种‘卢布’的箭，骤闻之下，有点惊异。后来听说，这是平市一个专以造谣为业的某系办的，也就不介意了。”这就是首先已被右看透了。
要说本意，也是第二期《编后》有一段话可以注意：“未发表的来稿，大半是因为下面两个原因：一是太‘口号标语’化了，这特别是诗；二是有许多作者，还把题材只当它是人性来处理。”这里明显地看出，跟王志之所说的“正确”相比，他们更重视“更成熟”的态度。
但是，更让人看到其区别的是与“第三种人”问题相关联的，即“关门主义”问题。《文学杂志》创刊号上所登载的谷万川《论文学上底腐败的自由主义——反苏汶底〈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一文，在前半部分展开如标题所提示的那样的批评后，在后半部分却如此总括这场论争：
对于这次的论争，我们感到十分愉快的是，双方态度都很坦白诚挚，为一切过去的论辩所仅见的。但这全是由于双方皆为真理而战，事实上，也只有无产阶级或正在走向无产阶级阵营中的人才敢面对着真理，为真理而战。
“双方”的对手就是第三种人，却夸张地说为了真理彼此论战。跟前半的区别是从哪里来的？根据谷万川的话，这篇文章本系未完稿，是去年十二月底写的。榆关事变后，发生了师范大学32个同学被当局无理开除的事件。谷本人躲开被雇用的流氓和侦探，先去到农村，再返回北平，此时“关于新兴文艺理论方面，也在飞速地开展着，有些自己想说的话，已有人更精透的说过了”，但发表时仍然用了旧稿，只是在后半部分添加了上述总结。也可以说他看到了这三个月以来急速展开的理论成果。什么样的成果？从以下可知：
对于“自由人”的态度，我很同意世界文化第二期《关于文艺上的关门主义》那意见，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动摇崩溃之中，很多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日益陷于绝境，走向无产阶级的阵营，左翼文艺战线上的人，决不应拒之于千里之外，实际上帮助了敌人！争取这一部分群众到自己这方面来，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打击关门主义”不仅是理论，更重要提实行。过去一切行动方面“左”的倾向，欲完全纠正过来，恐比写几篇文章，需要更多的努力罢。
《世界文化》第二期所刊登的《文艺上的关门主义》是什么？这不用说即是张闻天首先用歌特的笔名在上海发行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杂志《斗争》第三十期(1932年11月3日)上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17)。估计当时谷万川还没看到这篇文章，或者至少1932年中还没有看到。张闻天的这篇文章，此后被转载于1933年1月15日发行的《世界文化》第二期上(18)，此时笔名为科德。谷万川看到的就是这篇。但是，“对于自由人的态度”这一说法很不恰当，应该说“第三种人”。但这不是有误的话，因谷万川没有将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做区分。可至少很难说，谷万川所说的自由人，还包括虽然活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但被歌特批评为“拿所谓超阶级的观点去批评艺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的胡秋原。
这样的认识并不限于谷万川一个人。比如老马的《揭破杨邨人的革命文学之旗》，是针对杨邨人的，其中对“第三种人”评价如下：
“第三种人”是一种赞同无产阶级革命，而要求作家的自由，想保持着中立地位的人，这见解自然是错误的。在两个阶级尖锐矛盾的时候，中立地位是不可能的，作家的绝对自由，只是一句空谈。“第三种人”是没有前途的。但一般的说来，他们还可以算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他们的文学对整个革命是有利的。可是杨邨人先生所揭起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并不是这种赞同无产阶级革命，“第三种人”的文学，只是恶劣地利用了“第三种人”的幌子而已。
此处没有余裕再讨论“第三种人”论，可也要注意一下有些人如此看《世界文化》第二期刊登的论文。他们不是从苏汶或施蛰存那里具体地看到第三种人。在北方左联活动中有的东西是已经被砍掉的，有的虽然是被砍掉但还有一些让人介意的东西。他们对这些东西感到必须再收回来。他们要活用这篇论文以及这篇论文所带来的情况，以使得他们的用心得以实现。
那么，他们的实践是怎样的？首先他们把《文学杂志》当做实践的地方，然后与文坛上有影响力的作家进行交流，并且对年轻作家进行研究后再给予评价。陆万美回忆如下(19)：
不久，我们邀请郑振铎、朱自清先生在北海五龙亭进行了交谈，同时，我们还决定对钟敬文先生(民俗学的专家)逐步接触，进行工作；对原被划入新月派年轻一代的何其芳、李广田等同志，也要深入调查研究，重新评估，加强工作。即使当时极为狂妄的李长之、徐突微等，我们也开始注意认真分析，进行接触了解。
据陆万美的回忆，这个文艺茶会是1933年3月左右的事。关于这件事，王志之留下了更具体的回忆(20)。郑振铎和朱自清在《文学杂志》的登场，的确是这样一种尝试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鲁迅给王志之的信(五月十日)中写道：
郑朱皆合作，甚好。我以为我们的态度还是缓和些的好。其实有一些人，即使并无大帮助，却并不怀着恶意，目前决不是敌人，倘若疾声厉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倒是我们的损失，也姑且不要太求全，因为求全责备，则有些人便远避了，坏一点的就来迎合，作违心之论，这样，就不但不会有好文章，而且也是假朋友了。
《文学杂志》第2期如此确定这份杂志的走向。而且不仅关注著名作家，也关注周边的年轻人，这不能说，比如，与何其芳和李广田此后走的路完全无关。徐突微此后经历很复杂，但后来成为支撑着左联中枢的人了。
与这些努力相反，《文艺月报》很过激，让人很难相信同样出自左联方针。关于第三种人问题，《文艺月报》似乎一律冷淡地拒于千里之外。比如，创刊号上登载着金丁批评第三种人的文章《第三种人的出路在那里》，“读者通信”(第二期)中三篇文章对此文的反应虽然各不相同，但方向是一致的。虽说是读者，可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见解，具有支持《文艺月报》的批评家面貌。
金丁的《第三种人的出路在那里》文笔很好，然而第三种人的讨论，虽不能称为过去，但是事实上早已得出了相当的结论。这篇文章终于不十分切要。(萧湘)
张英白译《文学的党派性》，金丁作《第三种人的出路在那里》，都是值得注意的文章，并且可以和《现代》五月号周起应的《文学的真实性》参配读去，这解答了文章上几个重要的论争的议题。(欧伦)
在“第三种人，自由人”，几乎费了多半年论争后的今天，我们能明确，严正的把伊里基的文学理论介绍来，译了一篇《文学的党派性》，这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在我们也拿文学当武器的立论者，固然不能机械的肯定文学完全是物质生活的再现，可是我们决不是像苏汶，胡秋原这一些，拿文学为超现实的，无阶级性的。自然的，我们对于他们这种变相忠实于他的阶级性，忠实于他的社会民主主义派(洛扬这样骂他，我觉得一点不刻薄)，而拿第三者的地位来缓衡，软化阶级的对立，实在应当随时随地的揭穿他。我们觉得《第三种人的出路在哪里》的发表，并不算太晚。不过叫我们有点缺憾的就是金丁君的立论并没有比以前批判的充实多少；更正确多少！(李涛)
从《编后》可知，编者跟这里的读者通信大体有同样意见。此处受到称赞的《文学的党派性》是川口浩《プロレタリア文学概论》第三章的翻译，译者张英白；《文学批评上的几个问题》(第二号，里正译)是同书第七章《文学批评の诸问题》的翻译；《资本主义下的大众文学》(第三号，里正译)是同书第二章《资本主义下におけるプロレタリア文学》的翻译(21)。此外，该杂志登载的广告预告了川口浩著的《新兴文学概论》，里正译。比较上述翻译文章，笔者认为张英白有可能就是里正。其实从“在伊里奇的新阶段上，文学理论发展的成果，且是站在两条战线上给予机械论和新观念论以痛快的打击(如揭穿托罗斯基主义，普列哈诺夫主义，梅灵格主义，与卢那卡尔斯某主义等的错误)”这样的宣传话语中也可以知道，这是标榜“文学的列宁阶段”(川口浩等人的说法)(21)的理论。这与《文学杂志》有明显的对照性，即《文学杂志》(第三、四期合刊)关注苏联的拉普批评和“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翻译了上田进《苏联文学的展望》(《プロレタリア文学》1933年2月号)，该文提到顾伦什基和吉尔普丁在全苏联作家同盟第一次组织委员总会中的报告讲演，第一次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口号。
《文艺月报》每期都有里正翻译的关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文章，再加上他以张英白之名翻译的文章，第三期就一共登载了5篇日文论文的翻译。如此活跃的里正是当时北平社联指导者之一的李正文的笔名。据李正文本人回忆，“一九三二年元旦，我参加了北方左联。同年秋，我从左联转到社联。领导我的先后有张磐石(原中宣部副部长)、谢树椿(贵阳医学院党委书记)和李忠信(现名李杰庸，江西省经济学会会长)。不久，我被选为北平社联执委，负责研究部，即研究部长”(22)。作为社联研究部长的里正，花费如许精力在左联机关杂志上发表翻译，“我们社联还参加了左联先后主办的《文学杂志》和《文学月报》，每一期都有我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杂志中翻译的文章发表。”但是，在《文学杂志》上我们看不到这些文章。而关于《文艺月报》，看来李正文似乎不只是做翻译。据当时文总常任委员及发行部负责人陈北欧回忆，“负责编辑《文艺月报》的是张盘石、李正文和我”，李正文是主要的成员(23)。张磐石也是文总常任委员，且是宣传部领导，左联成员只有陈北欧，而他当时已经是文总常任委员……也就是说，文总直接参与《文艺月报》的发行了。
《文艺月报》第三期上一篇署名前卫的文章——《<文艺月报>第二期——我的意见》，是从八月八日和九日的《庸报》转载的。这篇文章后半部分缺页，无法查阅，但据《编后》，这位作者直接查阅翻译的原文，很严格而热情地做了评论。
文章开篇前卫氏将《文艺月报》和《文学杂志》以及其它杂志做比较，评论如下：
恐怕没有人否认文艺月报已经在中国文坛上取得了领导的地位，已经把握住了广大读者群众的心灵。正因为她是少壮作家之集体产物，也正因为她是在统一的战线上整齐的步伐里向前迈进的，而比冶合各阶级作家于一炉的《文学》，比第三种人的《现代》，比领导落后作家向前开步走的《文学杂志》，更满意的多；此次我们对于她的热烈爱护更加浓厚。正因为爱护热烈，就不能不有所期望和批判。……《论文》在这一期里没有把握住目前文化斗争形势的中心，只有里正君译的《文学批评上的几个问题》是目前迫切地需要介绍的。我们知道北方文坛上有文化主义的陆绿曦和机械论者欧伦的论争(见于另外一页，世界日报之蔷薇周刊，北平文化第4期)，如果他们读过里正译的这一篇文章后，就不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
前卫氏将《文艺月报》大体全面肯定为“在统一的战线上整齐的步伐里向前迈进”，从此立场出发将《文学杂志》定为“领导落后作家向前开步走”，这是带有“左翼”风格的表现，但也可以说，他站在“左翼”的立场示好。
这让人窥见，在同一战线中有任务分担的不同之处。但接着，作为文化主义和机械主义的问题，文章提到陆绿曦和欧伦的论争，这里也可以看出，有一些问题，如果只用这两本杂志在左联内部分担不同任务的观点来看，是无法解决的。陆绿曦是开头介绍的陆万美的别名，陆是北方左联的领导，笔者认为他也是《文学杂志》的编者，这在上文中已经谈到。欧伦已经在《文艺月报》的“读者通信”中出现。成为论争舞台的杂志之一《北平文化》是北平文总的机关杂志(24)，如前卫氏所说的“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那样，即使是同一个战线中的论争，也似乎很激烈。现在没有相关资料，所以笔者不能进一步讨论这场论争的内容，但可以说批评陆万美“文化主义”的人不只限于前卫氏所说的机械主义者欧伦一个人。
批评者还有上文已经提到的里正，即李正文。翻译前卫氏所称赞的《文学批评上的几个问题》的也是他。李是遵照组织命令而展开“文化至上主义批判”的(按：引者划线)，他在回忆社联活动的文章中写道(25)：
当时，陆万美曾提出过进行革命宣传，要少搞些示威游行和少写些粉笔标语，多写些文章和小说。为此，当时把陆万美的主张看作是“文化至上主义”，进行过批判。当时，我有革命热情，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但理论水平低，很幼稚，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区别，所以组织上叫我写一篇批评“文化至上主义”的文章，我就毫不迟疑地写了，发表在《北方文化》上。
《北方文化》恐怕就是前卫氏所引《北平文化》。如李正文自己说，“由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偏向左倾了，现在他站在反省的立场而撰写的文章则被单纯化了或被简单地下结论，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文化主义”具体指的是什么内容，只从这篇文章来判断是不妥的。可是，批评陆万美是由一个组织进行的，这点很重要。而且，此处所说的文化主义，是与陆万美曾指出过的内容有关——在北平左联与鲁迅的会议上鲁迅所作的发言，即关于文艺作家的政治活动问题，鲁迅认为用笔还是主要的战斗方法，而那次会议被视为修正北平左联方向的契机。按照陆万美的说法，也就是说，以鲁迅的北平之行为契机，北平左联逐渐变更方向的行动受到批评。
拙文《关于“北方左联”》也提过，陆万美在描写北方左联变更方针的时候，把这个变更与左联创立者之一、当时颇具影响力和声望的潘漠华(潘训)对相关部门的领导关联起来(26)。自左联创立以来处于领导地位的潘训，1932年和其他常任委员一起离开左联领导岗位。之后左联常任委员由党河北省委员会副秘书长张秀中、来自革命互济会的柳风、加入左联仅三四个月的陆万美接任。这是一次彻底的改组。后任常任委员会的政治态度和情绪更为激进了。10月份再次改组，这次由师范大学学生陈碧愈、中国大学学生李某和留下的陆万美来担任常委。正是这个时候，鲁迅来到了北平。不久，陆就当选为文总委员，被派到上海报告北方左联的活动。当时上海的反左倾关门主义已在进行，因而陆与他们讨论情况，确认今后要加强合作后返回北平。他回到北平后，即1933年3月之后，北平文总和左联又改组，潘训作为左联书记再次回到领导岗位。其间，左联活动极为激烈，要纠正“左”的倾向和“关门主义”倾向，鲁迅的北平之行就有很大的意义。这次改组后，王志之成为出版部负责人，李某为组织部负责人，陆万美从文总回来为研究部负责人。当左联活动在潘训领导下即将顺利发展时，潘训却被派到张家口吉鸿昌将军的抗日民主联军那里去了。据说，动身之前，潘训秘密地告诉陆，党内有人批评他施行的政策右倾化了。陆万美在回忆中没谈对他自己的批评。
李正文的批评，也就是组织所批评的对象是否仅针对陆万美一个人，还不清楚，但此后，有一个证言出现，即对潘训的批评实际上也是由组织施行的。王志之谈及如下(27)：
1933年上半年，在小组会上发生一次意见分歧。由于极左倾思想的影响，潘训同志受到停止组织关系的处分，一个对党忠心耿耿、对敌斗争勇往直前的战士突然被迫停止战斗，闲了下来，其内心的苦恼，我是深有体会的。那时，我奉派为平津文总代表，到张家口参加“华北民众御侮救亡会代表大会。”我征得老潘同意，得到组织批准，于1933年6月，老潘和我及远征一道坐铁闷车离平到察。到了张家口以后，我们被分派到不同的工作岗位。
小组是当时北平左联日常活动时的一个单位组织。王志之加入左联以后与潘训属同一个小组。这个小组有不少师范大学的成员。当时，北平的活动是以大学生为主，也有各所大学各自设立的组织。但是，“停止组织关系的处分”指的不是左联而是党的组织，或者小组会议本身也许是党的会议。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党内意见分歧，但这点，王志之没有明确表示。无论如何，潘训以这种方式离开北平，王志之也离开了，只有谷万川一人继续编辑《文学杂志》。前面提到的第一期、第二期和第三、四期合刊号编辑方针的若干变化是反映出这样的情况的。这样，北方左联里逐渐萌生出来的要转变为新形式的文化运动的尝试，就落下了帷幕。
《文学杂志》第三、四期合刊号上所登载的投稿《批评家须知》一文把对如此情况的危惧和愤懑一个个地表现了出来(28)。
勿做脱离群众的左倾空嚷嚷，自己以前卫自居，实际只能代表极少数人意见，弄成光杆子理论家……听说左倾关门主义已被打倒，目前又有右倾危险，于是有些人躲在半开半掩着的门后边，谁要进门，就冷不防先给他一刀子，让他负伤而逃，又伸出半个脑袋来追问人家说：“回来呀，怎么那样没勇气？”——实际上这就是变相的关门主义，也可以说是关门主义的死灰复燃。……“理论是行动的指导，不是死板板的信条。”希望我们的理论家勿机械地把苏联日本的理论硬移植过来，胡乱应用。——理论当然是有“一般性”的，但如完全忽略了它的“特殊性”，便成“张冠李戴”了，这是我们的理论极应注意的。
这样，运动的中心议题从对“关门主义”的克服变为对“右倾”的批判，运动更为尖锐。因此，蒋介石嫡系的宪兵第三团被派到北平，随之组织就连续遭到破坏。此处无法一一例举，只举与《文学杂志》有关者。由于剧联书记的背叛，左联和左联文化团体遭到很大打击，陆万美和谷万川都被逮捕(29)。《文学杂志》完全被结果性命了。再看《文艺月报》的情况，《文艺月报》7月份出了第二期后，有3个月的空白，11月份才出了第三期。编者从文艺月报社改为陈北鸥和金谷两人的名字，但金谷只不过是虚构的名字，而陈北鸥则已逃出北平。最后《编后杂记》写的是“过去虽然用文艺月报社来当编者，实际上只不过是二三人负责而已。由第四期开始决定将由金谷先生个人编辑；并从第四期开始，绝对保持定期出版。”虽然出了第四期内容预告，但终于就此停刊了。他们放弃了公开的发行而试图非法发行，而实际情况更加恶化，非法发行也没有可能。如此左联独自的运动几乎消失了。北方左联的重新建立要等到1935年末才开始。
本文主要探讨北方左联如何克服关门主义。此处虽没有提到，但这个时期有不少与左联有关的定期刊物如《科学新闻》等发行，左联活动实在是很活跃的，但很快就被消灭了。这种活跃的情形，笔者认为还是应该跟左联方针的变更一起讨论。不过，运动消退的原因不能说只在于左联方针的再次转变。政治情况的变化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运动，尤其是北平治安负责人从张学良改为蒋介石嫡系的蒋孝先宪兵第三团，这是个很大的原因。当然，这些情况的变化本应该被正确地反映在运动方针里。但实际上，如上文所言，左联方针却被改到相反的方向了。
据说整个左联活动受到李立三路线或王明路线的影响而带上了极左的偏向，但是，这些事实也表明，在实践这些运动的过程中，支持实践的人那里也出现了对这些运动的反省或批判。潘训、王志之和陆万美本身所具有的文学素质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当然这些素质的差异也是存在的。其实，他们最初也接受所谓极左运动而进行实践，确实也有理由让他们不得不如此做。我们需要考虑，有一些必然的因素会导致这样运动的不可避免。比如，北平左联活动是以学生为主体的，鲁迅所说的“文艺作家参加政治活动”“仍然应该用笔”这些话语，在他们那里很难得到真正的体会，这是不难想像的。
无论如何，以在上海对关门主义的克服动向和鲁迅的北平之行为契机，赖此北平左联的方针发生转变，即还是有些人认为用笔是自己的使命，并寻求合作，这样的想法产生了具体的成果，这就证明北方左联运动是文学家的运动。
与此相比，客观地说，北平社联对这些运动要冷淡一些，也可以说，他们将主义斗争的正统性作为炫耀的依据，最后以批判“右倾”的主力军自居，使得左联活动再次回转方向。文总虽然是由各团体的代表组织起来的，但指导文总的是参加活动只有两三年时间的青年，并且由于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文总就位于左联的上层。而且因为文总的理论活动由社联活动家来承担，所以导致左联运动的经验和从此得到的珍贵结果被随意地丢弃了。这是笔者目前所能得出的判断。此外，笔者觉得这些视点只能针对北方左联来说，上海左联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呢？比如，《现代文化》登载着一些青年对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进行激烈抗议的文章，这个杂志现在被看做社联的机关杂志(30)，考虑到这点，研究左联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它与社联的关联。
(载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06册)
*补注：新出的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月)，是再版，但内容有很大改动。本文提到的《(文学杂志)是北平左联办的么？》一章，标题改为《关于〈文学杂志〉的几件事》，怀疑北平左联机关刊物的论点都被删掉了。但对王志之《鲁迅印象记》仍然坚持信赖，由此指出两本杂志倾向有分歧。虽然看来似乎是根据两本杂志而写的，但分歧的内容几乎没有谈及，让人遗憾。笔者希望本文能引起论者对相关问题的注意。
译注(1)“马克思主义的列宁阶段”这种说法在三十年代很流行，川口浩及其同人借用它提出了“文学的列宁阶段”。
译者附记：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雅娟、李国华的指教，在此致谢。
注释：
①王志之在《忆“北方左联”》(《新文学史料》第四辑)里回忆王志之其时被捕的事。
②茅盾，鲁迅编：《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草鞋脚》，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文学杂志》栏目写“五月第二期被禁”，而没提到第三、四期。这目录被认为是茅盾执笔，鲁迅修改的。第二期禁售是事实的话，重新恢复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是让人认可的。
③据汪金丁说，他原来在北平，也被陆万美邀请过参加北方左联活动。而作为《文学新闻》的读者，还跟丁玲通过信，迁到上海就开始左联活动了。1932年末或1933年初他被选为11个左联执行委员。其他如艾芜也是执行委员之一。参见金丁：《有关左联的一些回忆》(《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④关于《文学杂志》停刊的理由，回忆录之间没有多少差异。此处所谈到的是，陆万美：《迎着敌人的刺刀坚持战斗的“北平左联”》(1979年7月执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一辑，《左联回忆录》下)。此外，有张松如：《左联盟员谈“左联”》(《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六辑)。可以考虑谷万川的被捕是停刊的直接原因。
⑤王志之的友人朝鲜人金湛然要将张天翼的作品翻译成世界语。王志之给鲁迅传达金的想法。鲁迅得到张天翼的同意，同时也收到张天翼的《小传》而转送给王志之。虽不能马上断言《我的幼年时代》就是《小传》，但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张天翼的其它《小传》，所以也可以考虑两者是同一个作品的可能性。
⑥只限于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部分，跟《文学杂志》有关记载如下：一月五日 得王志之信。一月九日 寄王志之信并稿。二月一日 得张天翼小传稿。二月二日 得王志之信。二月三日 寄王志之信并张天翼自传。四月三日 得王志之信。四月二十八日 得王志之、谷万川信，并《文学杂志》二本。五月二日 寄王志之信并泉廿。五月九日 以书分寄季市、静农、志之等。五月十日 得志之信，即复。六月二日 校阅王志之《落花集》讫。六月十日 得谷万川信。复王志之信。六月十一日 收《文艺月报》一本。六月十二日 复谷万川信。六月十三日 寄志之等《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四本。六月二十日 寄谷万川信并稿。六月二十五日 得王志之信。六月二十六日 得谷万川信。六月二十七日 寄王志之信并《两地书》一本。六月三十日得谷万川信。七月五日 得王志之信。八月一日 得志之信。
⑦陆万美：《追记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此文于1951年8月29日在昆明执笔，1956年6月9日修改。1978年8月修改，收于《鲁迅回忆录二集》。其它陆万美的著作还有《两届“北平文总”的一些情况》(1979年4月23日执笔，《新文学史料》第四辑，收于《左联回忆录》下)，《迎着敌人的刺刀坚持战斗的“北平左联”》(1979年7月执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一辑，收于《左联回忆录》下)，这些都收于《隽永的忆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以下的章节中提到对陆万美证言的疑问*(补注)：《鲁迅一九三二年的北京之行是为了什么？》；《关于“北平五讲”》；《<文学杂志>是北平左联办的么？》。
⑨含沙：《鲁迅印象记》(1936年版，上海：金汤书店)。这本书是由于受到鲁迅逝世的触发而立即出版的。但出版后就遭禁售。参阅张克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编目(一九二七·八—— 一九三七·六)》(《出版史料》三)。该书没有流传，但得到朱正的协助，1980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了修订版。
⑩张永年又称为张松如，笔名用公木、木农、四名、章涛、张涛、席外恩、张松甫、魂玉等。关于左联的著作，有《左联盟员谈“左联”》(《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六辑，1981年4月)，《对〈左联成员名单〉的回信》(《左联回忆录》下，1981年5月)。据该文，1930年秋，张松如在北师大参加左联。以后属于左联师大小组，成员有谷万川、王守信、王志之、钟鸣宇、李树藩、张志清、雷振武、李文保等，还有两位中学教师贺凯、马致千也参加小组活动。上述成员中有不少是《文学杂志》的作者，引起人的注目。关于《文学杂志》，“该杂志是一九三二年冬开始筹办的，曾得到鲁迅先生支持，答应给写稿，主编人是谷万川，当时我与谷同住一个房间，分别到法商学院、医学院、中国大学等院校左联约稿。一九三三年正式出刊时，我离北平到山东教书去了。一九三三年暑假回北平，仍与谷同住，共同编辑了第三、四期合刊，付印后，我又返回山东。过了不久谷万川同志被捕，《文学杂志》停刊。该杂志并无编委会或编辑部，主要主持人就是谷万川一个。”(《左联盟员谈“左联”》)此外，《公木自传》收于《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公木传略》收于《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11)李文保：《回忆鲁迅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演——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纪念鲁迅诞辰百周年文学论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12)王志之的戏曲集《革命的前夜》，1929年由上海大众书局出版，据《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四分册)，该书出版后就被禁售。此书算得上是王志之的旧作，带着此书访问鲁迅，可见他对此书有信心。此外，1930年短篇小说集《血泪英雄》由北平东方书店出版，也被禁售。鲁迅说他对戏曲是门外汉，因而王志之请鲁迅代为出版的应该是小说集，之后，鲁迅校订为《落花集》由现代书局出版。关于这本书的出版，12月20日鲁迅回信：“小说当于明年向书店商量”，这时候，或者再晚一点12月14日小说就交给了鲁迅。似乎也可以看成王志之想向鲁迅宣传自己。
(13)陆万美在《迎着敌人的刺刀坚持战斗的“北平左联”》中，关于王志之，谈及“王写过一本多幕话剧《革命的前夜》，我曾从‘活路戏剧’的角度，写文评介过。”“活路”是“普罗”的谐音，意味着支持左翼文学，这是他加入左联之前的事。
(14)关于“北方左联”，王志之还有回忆文章：《忆“北方左联”》(《新文学史料》第四辑，1979年8月)此文后编入《鲁迅印象记》(1980年4月)及《左联回忆录》下(1982年5月)、《鲁迅致王志之信注释参考资料》(《鲁迅研究年刊》，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入党前后》(《鲁迅印象记》，四川人民出版社)、《怀念金湛然同志》(《鲁迅印象记》，四川人民出版社)、《左联盟员谈“左联”》(《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1980年11月)、《鲁迅先生到北师大演讲》(《鲁迅研究文丛》二，1982年8月9日)、《日本人民同我在一起》(《人民日报》，1982年8月9日)、《怀潘训烈士》(《人民日报》，1985年3月18日)、《谷万川印象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15)参阅《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四分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6)王志之寄许广平信日期为1936年10月25日。收入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7)关于歌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前田利昭在《“第三种人”论争にぉける冯雪峰——ぉょび“中间派”文学者をめぐつて》(《东洋文化》第五十六号，1976年3月)中，指出它给参与第三种人论争的冯雪峰带来影响。在中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再行收入。程中原在《党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史料——读歌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中，指出由党中央领导所写的这篇文章给冯雪峰以及此后左翼文学运动带来了很大影响。此后，吉明学：《歌特、科德及其它》(《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表示该文与《世界文化》第2期所载的科德论文几乎一致。而且，该文收于《张闻天选集》(1985年版)，确定了它是张闻天的著作。
(18)《世界文化》第2期是文总机关杂志《文化月报》第2期改名的，而不是只有第一期的左联机关杂志《世界文化》的续刊。唐弢：《〈世界文化〉第2期》(见《晦庵书话》三联书店，1980年9月)对此进行过考证。
(19)陆万美：《迎着敌人的刺刀坚持战斗的“北平左联”》1979年7月执笔，收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一辑及《隽永的忆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其它有《迎着敌人刺刀尖、坚持战斗的“北平左联”》(《左联回忆录》下)，两文之间部分有出入，拙文《关于“北方左联”》已经提及，本文略。
(20)王志之：《忆“北方左联”》，《新文学史料》第四辑。王志之回忆“为了响应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我们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秋举办了一次文艺茶话会，给当时知名的作者、教授发出了通知，在北海五龙亭集会，到时应邀前来参加的，除了左联的同志外，只有范文澜、朱自清、郑振铎。我们为了举办这个茶话会，还分别走访了周作人、俞平伯、谢冰心，可是，他们都未到会。”范文澜之外，郑振铎和朱自清在《文学杂志》上撰写文章，的确是跟这会有关系的。但是，《鲁迅印象记》描述：“由我们《文学杂志》社的几个朋友发起一个‘文艺茶话会’。我们先没有去向各方接头，只是按大家所知道人们去信邀请参加，第一次在北海五龙亭，到的人有郑振铎、朱自清以及许多我们在过去素不打交道的文学者。……我们提到《文学杂志》，郑振铎先生觉得很奇怪，说是他们也正要出一种东西，也叫《文学杂志》，我还以为在北平，他说是上海，他说既是我们的先出，他就去信改名好了。”这即是《文学》。从此看来，1932年秋时间太早了，所以笔者采取陆万美的说法。
(21)川口浩：《プロレタリア文学概论》，1933年2月1日，白扬社发行。序言里引用藏原惟人从狱中表示赞同本书执笔计划的信，写着“本书是以同志藏原的理论成果为主线的。”不过，翻译的论文没有注明原文所载的杂志等出处，被当做一篇独立的论文。笔者与该书对照确认了其翻译。得以阅览和光大学教授祖父江昭二先生所藏的该书，在此表示谢意。
(22)李正文：《关于北平社联的一些运动》，收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年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史料选编》，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前者刊登李正文：《回忆我在北平社联的日子》以及《中国社联老会员代表李正文同志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书面)》。
(23)陈北鸥：《回忆北平左联》，《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六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另，陈北鸥《回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的艰苦斗争》(《左联回忆录》下)写着文艺月报社设立的会议情况：“文艺月报社在出刊之前，曾在文总和左联的领导下在司法部街华美西餐馆开过成立会，通过了简章，选出执委会，当时参加成立会的，除了在《文艺月报》创刊号写稿的一些人之外，还有北方党和文总、左联的负责同志。”
(24)关于《北平文化》，陈北鸥在《回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的艰苦斗争》中回忆，当时他是文总发行部负责人。“这是北平文总的机关刊物，是专门刊载文总发布的有关文件、宣言的内部刊物，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创刊。……出版部是负责出版内部文件和刊物的。当时出版部曾同琉璃厂西南园的一家小印刷厂印的，我们是把稿件直接交给工厂的工人而不通过印刷厂的资方。……《北平文化》是文总发行部办理发行工作的，文总发行部不仅发行文总以及文总各加盟团体的刊物，还代发行一切革命的宣传品。”
(25)李正文：《关于北平社联的一些活动》。
(26)陆万美：《迎着敌人的刺刀坚持战斗的“北平左联”》。
(27)王志之：《怀潘训烈士》，《人民日报》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八日。
(28)木农《批评家须知》登载于“通信”栏。日期七月三十日。编者写：“借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么一句老话，做为我们对于您的七项提议的一点响应，何如？——虽然你写信时，未免太‘感情’了一点儿。”木农是与王志之、潘炳皋一起访问鲁迅的张永年的笔名。从注释10得知，这时，他参与编辑了。笔者已谈到，张永年的《鲁迅访问记》刊登在《文艺月报》上。
(29)陆万美：《迎着敌人的刺刀坚持战斗的“北平左联”》。
(30)武克全，许敏，姜鸣，谢黎萍：《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战斗旗帜——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情况概述》，《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