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史剧艺术的新拓展——评何益明《郭沫若的史剧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艺术论文,何益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沫若研究在80年代形成高峰，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堪称黄金时代。而到90年代，似乎出现了研究“行情看跌”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何益明教授《郭沫若的史剧艺术》（以下简称《郭》）一书的出版，无疑有助于郭沫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是令人欣慰的。
何益明教授多年来潜心于郭沫若研究，写出了一系列很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得到同行的赞誉，其中郭沫若历史剧是他研究的重点，尤其是对郭沫若的史剧艺术成就，他做了颇为深入的开掘。《郭》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研究精神和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新时期出版的郭沫若研究的各类专著不下30种，真是繁花竞放，异彩纷呈。据我所知《郭》的初稿在10年前就写成了，而从出版时间来看则是郭沫若研究园地里的一朵迟开的花，但它仍带着春天的气息，散发出扑鼻的清香，给人以清新的感觉。
首先给人的清新感觉是，作者侧重从美学的批评角度来全面而深入地探讨郭沫若历史剧在艺术上的杰出成就。以往的几部郭沫若历史剧研究专著多是思想和艺术的综合分析，而且思想分析占的比重比艺术分析大得多，而该书作者不蹈常袭故，不避难就易，集中笔墨作艺术性的分析和鉴赏。全书八章，分别从郭沫若历史剧“失事求似”的主题提炼艺术，“刺激猛烈而有根有源”的悲剧艺术，以悲壮美为主旋律的抒情艺术，置人物于巨大危难中的人物描写艺术，中西交融的情节结构艺术，喜剧情节和歌舞场面相结合的穿插艺术以及雅俗共赏的语言艺术等方面，充分地论述了郭沫若在史剧艺术上的新开拓、新成就。在估价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成就时，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郭作的价值主要是内容的现实性、效果的即时性，而艺术成就并非上乘。有的人甚至断言，将来写文学史，除了《女神》“应予涉及外，至于其他作品，包括历史剧《屈原》在内，都会被遗忘”，“因为在文学史家的眼里，作品的即时性效果无法与永久性魅力抗衡”。《郭》对这种主观的片面的观点是一种有力的反拨。
其次，在对郭沫若历史剧艺术成就的具体分析上，此书也很能给人以新的启发。研究是发现的事业，是创造性的劳作，最需要独具慧眼另辟蹊径的见识和精神。《郭》的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可嘉的。他一方面广泛吸取别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不囿于旧说而锐意求新，发表不少独创性的见解，成自己的一家之言。例如他发掘了郭沫若历史剧独特的“二重结构艺术”的情节结构特点，即：采用开放式结构处理情节而又具闭锁式结构的集中紧凑；运用团块式结构安排场景而又具有线条式结构的连贯顺序；用内在意识流转的情绪结构而又符合外在情节的生活逻辑过程，构成一种特殊的相反又相成的二重组合的艺术结构形式。又如他指出郭沫若历史剧风格的一个重要特征：以庄为本，庄中带谐，以对话为体，以歌舞为用，庄与谐，悲与喜，相辅相成，相映成趣。他具体而细致地分析了悲剧中穿插的多种类型的喜剧情节和歌舞场面及其重要作用。作者的这些新的见解及其分析，都是符合郭剧实际的，令人首肯。
详作品的具体解析，略理论的抽象阐发，也是《郭》能给人以新的感觉之处。作为一本艺术分析的专著，当然要涉及很多戏剧理论问题，作者也常常把既成的理论当作分析作品的指南，但他不对抽象的理论、概念作铺张繁复的追述和阐发，很少作从理论概念出发的演绎分析，而更多的是从郭沫若历史剧的实际入手，对其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作具体的综合研究和深入细致的解析。这样，就避免了把理论当作模式、教条的削足适履的学究式的分析。例如在分析郭沫若的悲剧艺术时。作者不对古今中外关于悲剧概念、定义、理论做旁征博引的吸纳和辨析，而着重根据郭沫若自己说的“刺激猛烈而有根有源”是悲剧要素的观点及其创作实践来分析说明，从而较中肯和深入地揭示了郭沫若的悲剧艺术特征。如分析郭沫若如何加强悲剧刺激的猛烈和突出悲剧崇高壮美的风格，作者认为，强化戏剧冲突的社会性是最重要的手段，其具体的方式是，化家庭冲突为社会冲突，化私怨冲突为公仇冲突，化贪欲冲突为政治冲突，从而使戏剧冲突包容更重大更广泛的历史和时代的现实内容，更能震撼和警醒观众，收到刺激猛烈的戏剧效果。这样的具体分析，既突出了郭沫若历史剧思想内容的高度，又突出了悲剧艺术感染力的强度，是别开生面的。
在研究方法上，此书也不乏新意。作者视野开阔，方法灵活，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有问题论证，有观点辨析。全书以宏观的综论起篇和总体的归结收尾，由“绪论──史剧艺术的新开拓”引出中间八章，多方位的微观分析，条分缕析，然后是“结束语──永远是杰作，并非永远是范本”，归纳郭剧“汪洋恣肆”的主体风格，同时指出其个人的和时代的局限，给人的印象既完整又鲜明。在比较分析中，作者把郭剧纳入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戏剧的广阔领域，与世界三大戏剧体系联系起来，突出了郭沫若在继承和借鉴上的“拿来主义”精神。作者在对郭剧艺术分析时，立足于问题论证，但间或也有对观点的辨析，增添了分析的思辨色彩，如关于古为今用，浪漫主义等问题。郭沫若的史剧理论和史剧作品，其基调一般都认为是浪漫主义的，该书作者提出异议，他认为“五四”时期，郭沫若的诗剧史剧观和创作，主导倾向是浪漫主义的，而到了抗战时期，现实主义的成份加大了，是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失事求似”，过分强调“失事求似”不符合郭沫若的史剧观和史剧创作的实际，而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来概括其基调，是确当的。这一结论是否精当还可讨论，但这种论辩的分析是可取的。
本书可称道之处甚多，但也有一些美中不足之处。例如对郭沫若悲剧艺术的理论渊源及其特点似乎发掘不够，与中外作家作品的比较分析也显得有些欠缺。据我看来，郭沫若抗日战争时的一些英雄悲剧，很明显地受到亚里斯多德的影响。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同时又是“遭受厄远”“与我们相似”的人，通过他们的毁灭引起观众的“恐惧之情”和“怜悯之情”。他所界定的悲剧都是“英雄悲剧”，古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堤厄斯忒等都是“名声显赫”的“著名人物”，而且这些人物还带有某种神性色彩。在亚里斯多德悲剧理论的影响下，文艺复兴时期如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和古典主义作家的悲剧，也都是一些英雄悲剧，如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虽不象古希腊悲剧英雄那样带有某种神性，但也仍有超凡出俗的特殊本领。郭沫若的英雄悲剧虽受到亚里斯多德和莎士比亚等人的影响，但由于时代的不同的某些特点，他的剧作已具有一些既不同于古希腊悲剧作家和莎士比亚等人的剧作，亦有别于近现代悲剧作家作品的一些特色。如他剧中的主角已不带某种神性和具有超凡出俗的本领，特别是由于他是以具有深厚哲学修养、广博的历史知识和杰出的诗人才华来写悲剧的，而且又是写在那内忧外患深重的年代，写在身不自由如处“庞大集中营”的境况中，因此，他的剧作就带有较浓厚的哲学意识、历史意识、忧患意识和审美意识，这恐怕是一般悲剧作家所难企及的。再以我国现代文学中“双子星座”的鲁迅与郭沫若相比较，郭沫若的悲剧与作为美学范畴的鲁迅的悲剧也有明显不同。鲁迅的悲剧几乎都是一些平常的社会悲剧，悲剧的主角如阿Q、孔乙已、祥林嫂等不是英雄，没有特殊本领，而是社会底层的人，这些人的毁灭起到了“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重要作用；而郭沫若的英雄悲剧，其主角如屈原、信陵君等均是历史上有显赫声名的人物，他们的毁灭，起到了激发起人们与黑暗势力艰苦斗争的鼓舞作用。这两位文化巨人，各自在悲剧创作上达到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高峰。这也可说“两峰对峙，双水并流，各尽其妙吧”。我的这些看法，是否妥当，希望得到作者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郭沫若史剧这块肥沃的土壤上，又开出了一朵有特色的鲜花。我们切盼有更多的园丁来耕耘这园地，使它更加万紫千红，五彩缤纷。
1994年4月18日于湖南师范大学新至善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