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人力资本和旅游就业的地区差异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论文,中国论文,人力资本论文,面板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献综述：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就业压力一直都很大。按照国家劳动力统计标准计算，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可能要持续30余年；从2000年到2005年，过剩劳动力达1.54亿，年均剩余3 000余万人[1]。20世纪90年代，中国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一直保持在785万～928万之间，如果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因素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后，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总量将在1 000万左右[2]。近年来，高学历人员的失业率开始不断上升；2001年，全国重点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为82.75％；一般院校的初次就业率为68.2％；高等专科学校的初次就业率为41.23％，不到一半。总体上看，至少有30％的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面临失业。[3]。
1999年，中国开始实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大。对于旅游专业，自1979年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建立以来，全国开办旅游专业的高等院校日益增多，高等旅游教育规模扩大迅速。随着我国旅游教育的发展，有关我国高等旅游教育发展进程及相应对策的研究也逐步展开[4～7]。这些研究主要探讨了旅游人才的培养模式，中国旅游教育中存在的不足以及如何和国际接轨的问题等。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旅游教育和就业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例如，学科研究和招生都出现了明显的萎缩。因此，对旅游教育模式关注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认为中国的旅游教育要借鉴国外旅游院校或专业的人才培养经验，加强教学与实践的结合[8～12]。这些研究大多是对策性的，通常定性地分析当时旅游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本文利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结合面板数据，对旅游业人力资本与旅游业从业人员数量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期间为1992年至2006年)。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旅游教育对就业是否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有多大。
二、各地区旅游教育发展水平
由于历史原因、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资源禀赋的不同，各地区旅游发展现状有很大差异，因此，各地区教育规模也存在不同[13]。胡静等[14]、吴旭云等[15]、杨学燕[16]分别对湖北、上海、新疆、广西、大连、云南和肇庆等地方的旅游业人力资源进行过研究，分析了各地区旅游人才供求中存在的不足。这些研究还没有涉及分省之间的旅游就业差异。
从图1中可以看出，北京、上海旅游院校学生数量占全市总人口的比重最大，说明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国际大都市十分注重旅游人才的培养，旅游人才的需要量也最大；其次是海南、新疆、四川、辽宁等地区，这些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是国内外旅游者首选的旅游目的地，对旅游从业人员的需求较大，因此比较重视旅游人才的培养。以上两点说明旅游院校的设置和规模的扩大考虑了当地旅游业的实际需求情况①。
虽然各地区旅游院校建设的目标明确，但是，实际上能否达到目标还要看它培养的人才是否符合业界的要求；旅游专业的学生最终是否会选择在旅游行业工作，还取决于其具备的各种技能是否与社会上的需要相吻合。
从图1可以看出，位于左边的省区的旅游院校学生人数比重明显高于右边，而从地区划分上来看，位于左边的省区主要属于东部地区。按照地区划分标准看，可以将中国大陆分为四个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10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六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广西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图1显示，东部地区旅游院校学生平均人数比重最大，占0.0661％，中部和西部地区旅游院校学生平均人数比重都很小，分别占0.0165％和0.0159％。可见，东部地区的旅游教育规模普遍大，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旅游教育规模则偏小。各地区旅游业教育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状况和人口状况相关。
另外，为了更好地表现各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笔者剔除时间序列的影响，分别计算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各省旅游院校学生人数占人口总数比重平均值的变异系数，其结果是：东部地区最近15年的平均值变异系数为1.0893，中部地区为0.2697，西部地区为0.6083，东北地区为0.3060。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变异系数明显大于其他地区，说明虽然东部地区旅游教育比较发达，但是其旅游教育水平的地区差距也大(见图2)。
同样，为了能够全面地展现1992-2006年各地的就业水平差距和教育发展差距的变化趋势，笔者加上时间变量，分别计算了1992-2006年中国旅游业就业人口比重和旅游院校学生数量占人口比重的变异系数(见图3)。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考察期内，各地的就业差距和旅游教育差距均处于持续缩小趋势之中。自1999年教育扩招政策实施以来，各省的旅游教育发展和从业人数差距均有明显的缩小，说明国家从政策上向偏远的不发达地区倾斜，缩小了地区之间旅游教育水平的差距；2002年之后均有微升，这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优势和生源优势不无关系，但是，总体上还是呈收敛趋势。虽然中国各省的教育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地区之间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比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近年来各地的旅游教育人口比重总体呈现收敛的趋势，因此，旅游教育的持续平衡发展将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
注：在图3a、3b、3c中，纵坐标表示旅游就业人口比重，横坐标分别表示旅游教育人口比重、旅游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和旅游中等教育人口比重(教育人口比重指学生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其中图3a融合了图3b和图3c的数据。
既然如此，地区间旅游教育发展水平与地区间的旅游就业增长有什么关系呢？从图3中可以看出，旅游教育人口比重、旅游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和旅游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人口比重均与旅游就业人口比重呈正相关关系。其中，从起点看，旅游中等教育人口(职业教育)比重对旅游就业人口比重的影响较大；相比之下，旅游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增加对旅游就业的促进作用要小。
总体上看，旅游教育明显促进了旅游就业(见图3a)；然而，地区间两极分化明显(见图3b和图3c)。另外，在两种教育模式之间，就业效果存在差别。中等教育带来的就业离散度比高等教育要小。综合各方面来看，中国的旅游高等教育，相比于旅游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对就业没有起到更好或者说更明显的作用。
三、旅游教育与旅游就业之间的实证分析
1.分析模型
研究旅游教育对旅游就业贡献的地区差异，既要考虑各地区旅游教育本身的差异(体现在截面单元上)，又要综合考虑国家政策、制度因素的影响(体现在时间序列上)，而单纯利用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因此，笔者选用能够同时反映研究对象在时间和截面单元两个方向上变化规律的Panel Data方法进行分析。模型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形式，考察人力资本对各省市区旅游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影响。其中，旅游业从业人数L是关于物质资本存量K和人力资本存量H的函数：
2.数据说明
本文最终收集了全国30个省级单位1992-2006年(共15年)的截面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其中，由于1996年后原四川省分为四川省和重庆市，文中1996年后的数据将重庆市剔除，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1992-2006年，中国旅游从业人数和中国旅游院校学生数来自1993-2007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1992-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数额来自1993-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7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要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旅游就业，首先要明确什么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体力等形式的资本。它通过人力投资形成，人力投资包括教育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劳动力国内流动支出和移民入境支出等。人力资本是对人的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过去投资的现行价值，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也是缩小收入差别、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途径。现有相关研究大多选用一些教育变量来代替人力资本。例如，蔡昉和都阳[17]等采用成人识字率数据；Barro，R.J.[18]、Levine，R.& Renelt，D.[19]等采用入学率标准；沈坤荣和田源(2002)[20]用各地区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总人数来代表人力资本存量等。自新经济增长理论出现之后，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受到经济学家的普遍关注，而教育仍然是形成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所以，本文用各省区旅游院校学生数占各省市区人口数的比重替代人力资本存量；实际上，与旅游院校数目、旅游从业人员受教育年限相比，旅游院校学生数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旅游院校的发展规模。为了更好地研究旅游教育结构层次上的科学性，在此，把旅游院校划分为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分别替代中等人力资本存量和高等人力资本存量，来共同研究它们对旅游就业的影响。
物质资本存量对就业的影响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却是不可忽略的部分，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把它作为一个变量纳入。由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没有对旅游业投资的统计项目，因此，只能选择其他指标数据来替代旅游投资数据。在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中，各行业的投资一般会维持在一个比较均衡的水平，偏差不会太远，所以选用各省区的人均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来代替旅游物质资本存量，这种替代虽然不够精确，但仍然能够说明问题。
3.分析结果
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5.1分别对面板数据回归。对于面板数据分析，通常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都考虑了省际之间其他因素的差异，它们的差别就在于随机效应模型假定省际之间的其他因素差异服从某一随机分布；而固定效应模型假定省际之间的差异是固定不变的；混合模型不考虑省际之间其他因素的差异或者说把其他差异因素的影响看做是固定的。本研究中的截面数很大，而时序数较小，而且样本中的截面单元不是从一个较大的样本中随机抽取，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是合适的。
在表1中，计量结果显示回归方程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F统计量也较大，表明方程顺利通过显著性检验；方程的D-W统计量接近1.5，也表明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序列相关问题。从回归的结果中可以看出：
第一，全社会固定资本投入显著正相关，对于就业效应有很强的解释力。如表1中所示，固定资本投资对从业人数的弹性系数达到0.310，说明政府和社会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旅游就业的发展，表明我国仍然是一个投资导向型社会。
第二，各省人力资本的就业弹性系数平均起来为0.430，高于全社会固定资本(即物质资本)的弹性系数。可见，人力资本的增长对就业的影响已超过物质资本增长的影响，成为旅游就业增加的一个最重要发展因素。今后增加就业的重点应该从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转移。人力资本又被称为由教育形成的资本，所以，重视发展旅游教育意义重大。
第三，本文的结果显示了人力资本在各地区对就业有不同的作用，地区发展差距明显。旅游教育对就业影响最大的省份其就业弹性可以达到0.840，而影响最小的则只有0.261。其中，北京、上海、广东、吉林和宁夏这5个省市区回归结果不显著，反映了这5个地区的旅游教育对旅游就业影响不大②。
图4 分省旅游就业弹性系数
第四，将回归结果显著的25个省份按照影响程度排序，可以看出各省份旅游教育(即旅游学生数)与旅游从业人员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河南、辽宁、河北、浙江、江西等五个省份的旅游业从业人数对旅游学生数的弹性高达0.6以上，说明这五个省份扩招、增加旅游业教育投资、改善旅游业教育与培训环境、提高旅游教育质量等措施，在促进旅游就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内蒙古、山东、湖北、湖南、天津、云南这六个省份的旅游业从业人数对旅游学生数的弹性均位于0.5以上，说明这些地区的旅游学生数每增长1％，就能导致旅游业从业人数至少有0.5％的增加，这些地区旅游教育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处于相对比较稳定的水平；江苏、四川、陕西、山西、黑龙江、贵州、云南等地区的弹性系数在0.4以上，但小于0.5，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宁夏、福建、海南、广西、安徽等地区在0.4以下，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见图4)。
第五，大多数省份的旅游学生数与旅游从业人数有明显的正比例关系。随着旅游教育院校学生人数和学生质量的提高，旅游业从业人员的人数和服务水平也会有相应的提高。应该补充的是，各地旅游教育的发展有轻有重，应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来分别讨论。由于各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均衡，现有的旅游教育体系尚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中，所以各地旅游教育发展的变化在所难免。
除此之外，本文把人力资本划分为两种不同教育文化程度的人力资本，使用方程(5)将旅游业从业人数分别对旅游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进行回归，发现回归结果大多不显著，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正向关系；如果不考虑不同的旅游教育院校的区别，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对旅游就业产生显著影响，而且弹性系数都较高。这种具有矛盾的结果表明中国目前的旅游教育在从职业院校到本科的连续层次上，存在着结构上的问题。前人研究表明，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本科生数量过多，中专生数量不足。在地区分配上，也呈现出大多数省份本科生数量过多的问题，使得在校人力资源区域结构失衡[21]。
从高等旅游教育定位的角度看，我国的旅游本科教育和旅游专科教育的差异性决定了其在市场定位和人才培养模式上不应该趋同。旅游本科教育是在国家严格按企业需求控制规模的前提下展开，培养出知晓一线工作、具备管理能力的高端人才；而旅游专科教育是在政策规范引导、严格管理的前提下展开，培养出适应地方生产、流通，具有一线工作能力，能直接上岗的初、中级管理人才[22]。因此，不应该一概而论，认为人力资本对旅游就业的作用不显著，而应该考虑到结构层次对结果的不利影响。旅游教育结构不平衡充分表明旅游教育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四、结论
旅游业的发展既为我国高等旅游教育提供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一方面，我国的高等旅游教育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形成了大专(高职)、本科和研究生(硕士、博士)多层次的教育体系，为我国旅游业提供了可观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保障；另一方面，旅游院校数量上的急剧扩张，使得我国的高等旅游教育存在着结构上失衡的问题。
首先，中国目前的旅游教育在从职业院校到本科的连续层次上，存在着结构上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本科生数量过多。旅游高等教育规模的过快增长导致了其与就业总量和结构方面的失衡。
其次，地区分配不合理，高等旅游教育布局存在着布点总数过多、人力物力分散、与地区发展不匹配的问题。部分地区(如北京、广东)毕业生供过于求，就业困难；而资源丰富、正在开发的地区(如云贵川藏、珠江三角洲、内蒙山西等地)布点过少，教育水平落后。
再次，扩招虽然能够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但过度的扩张容易产生就业的问题。现阶段，可以看到旅游专业的毕业生和旅游业岗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脱节与失衡现象。
最后，从人才结构方面分析，目前我国旅游就业总体上供过于求，结构上供不应求。例如，据统计，我国旅游行业急需的人才主要有六类：具有国际视野，熟悉集团运作、资本运营的职业经理人才；通晓管理、规划的领导人才；旅游理论研究人才和教育培训师资人才；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双师型教育人才；熟悉国内外旅游市场、熟悉客源市场、精通消费者行为和营销策划的专业人才；具有专业技能过硬、服务意识强的协作型和应用型服务人才。这说明大多数旅游院校的人才培养存在着错位的问题。
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转化③，基于这样一个背景，旅游高等院校应当定位在满足旅游业的发展要求上[23]。而我国旅游人才市场出现的这种供需不对称现象是管理体制、办学条件和学生观念等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24]。加强旅游学的学科理论建设，提高理论教学的深度及其与实际的相关度是旅游本科教育要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加强旅游高等院校与旅游企业的合作，是旅游人才培养的一条有效途径[25]。
注释：
①考虑到学生毕业后的流动问题，图中经济发达地区的数据可能偏高，而落后地区可能偏低。但是，总体来说，偏差不大，趋势不会改变。
②这种情况的出现，前三者是因为旅游业发展迅速，趋于成熟，旅游类院校也起步最早，发展规模较大，两者旅游教育发展均已接近稳定，所以增加教育规模对于增加就业的影响不大；后二者则可能是因为旅游类院校发展缓慢，师资力量不足，教育质量得不到保障，阻碍了旅游业的发展；北京和广东的弹性系数为负值，说明这两个地区的发展速度已经落后于其他地区。
③根据马丁·特罗关于高等教育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标准，高等教育可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精英教育——大众教育——普及教育——终身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以下为精英教育阶段，超过15％为大众化教育阶段，达到或超过50％为普及化教育阶段，接下来就是终身教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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