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新教对中国近代化的双重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论文,新教论文,中国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近代化历程艰难而又缓慢。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一代代有识之士为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不断以新的思维方式，和着世界近代化大潮的节拍，进行着艰辛的探索。从中国近代化嬗变的过程中，〔1〕人们可能已经认识到中国近代化的产生和缓慢发展， 既取决于国内诸多因素，也与外部环境的影响联系在一起。本文拟通过基督新教对中国近代化影响的论述，就新教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作用做出评价。
基督新教传入中国，早在17世纪就有过几次尝试。据乔治·弗克斯（George Fox）的日记记载：“在1661年，有三位名叫史丹拜斯（johnstubbs）、考史切帕（Richard Costroppe）、福尔（Henry Fell）的教友，很勇敢地到中国开始传教，虽历经很多困难，”却未能如愿。直到18世纪末基督教差会相继建立后，训练了一批批传教士，才使传教工作犹如一股大潮涌向各地。据统计，从1807—1921年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教区域达20多个省，教士的活动十分活跃，仅华北公理会传教士的分布与活动范围就达8个地区。〔2〕
在如此繁多的基督教差会和广阔的传教区域中，一个个宗教团体便成了近代中国社会一种“特殊的势力”。当动荡与战争的幽灵萦绕在国人的心头，改革与救亡的呼声响彻于华夏的长空之时，这种“特殊的势力”〔3〕再次踏上了中华民族这块辽阔而又神奇的土地， 试图用基督新教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来改变中国。
影响一：教育
新教把近代西方的教育体制和一些课程内容传到中国，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打破了几千年来封建的私塾制和八股取士的教育制度，建立了一批新的教会学校。这些学校中，有大学14所。分布于华北地区的有：北京燕京大学、山东齐鲁大学；华东地区有：南京金陵大学、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南地区有：广州岭南大学、福州协和文理学院、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中地区有：湖北华中大学、湖南湘雅医学院；华西地区有：四川华西协合大学。中学约有240所。 其中，30%为高中，70%为初中，分布在各地。〔4〕
基督新教办的小学数量更多，据1930年北长老会报告，仅北长老会一处就有383所，学生达14693人。有人统计，到1914年为止，基督新教在华开办的各类学校共有4100余所，学生总数达113000名。〔5〕
教会学校的蓬勃发展给教育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教师的选拔、学校的管理、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等等都直接与学校能否生存下去相关。在狄考文、丁韪良等西方传教士的积极活动下，以编纂教学用书为目的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成立后，于1877——1890年共出版教科书100多种3万多册。其内容包括“算学、天文、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6〕关于课程的设置， 有的人主张要从学生就业需要出发，开设英语、科技及与之相关的多种课程；〔7〕有的人则提出教会学校应该“训练青年与外国人交往，并在商界担任重要职务。”〔8〕这些富有远见的主张，包含浓厚的开放意识和现代思想。到20世纪初期，许多教会学校除了完善自己的课程设置外，还十分重视各自的专业所长。如南京金陵大学的动植物病虫害研究、广州岭南大学的园艺与水稻栽培方法、苏州东吴大学的法科、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商科、文华大学的图书馆专业、燕京大学的新闻和社会学系等等，都颇有名气，它们以较高的学术水平，为学校赢得了声誉。
关于教师，据统计，从1888年至1919年，北美共有8146名学生志愿者赴外国传教。这些学生，无论是受教育的程度，还是专业知识，都比老一代的传教士略胜一筹。这些人从19世纪80年代入华进入到教会学校后，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当时一些有名的传教士教师也先后被选进新式学校。如丁家力被聘为天津中西学堂第一任总教习；弗克斯在上海的南洋公学任第一任监院；丁韪良带刘永锡、李葆琛等8名文会馆毕业生赴京师大学堂上任。
对于新教所从事教育事业的评价，国内学术界曾有过两种不同的倾向：或视之为“文化侵略”，一无是处；或看作是“文明的传播”，高度赞扬。其实，正确评价基督教会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既不必一味加以赞扬，又不可全盘否定。
从积极的影响来看：首先，教会学校的开办，成为正统封建教育的对立物，对中国的封建文化构成了挑战。它所倡导的不只是旧学中的“义理、辞章、考据”等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它对中国近代新式的女子教育、职业教育等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它改革了旧式学校的学制，开设了近代化的课程。如1839年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学制为3—4年，开设的课程有汉语、英语、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学、地理、历史、音乐等。在教会办的大学中，有不少学科，诸如医学、农学、社会学、新闻学、图书学、商学等等，直至新中国成立前还颇有盛名。其次，新教办的大学培养了一批人才。容闳、黄宽等都成为中国第一批去欧洲留学的青年，他们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应该看到，这些从陈腐的士大夫集团中脱颖而出的近代知识分子，步入世界文化殿堂，并以新的姿态和人格形象走上中国社会舞台，是从新式学校创办以后才开始的。翻开史书，我们看到，洋务——维新——辛亥一代知识分子，逐步挣脱旧式教育，吸收西学，宣传近世文明。历史可以证实，推动19世纪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几乎为清一色的士绅。有人统计，领导人物有传可考者48人，其中，进士28人，举人8人，贡生3人，生员2 人，无功而有捐纳官位者4人。他们许多新的知识， 多来自于与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接触，来自于他们翻译的西书。尽管他们对近代西方的了解还只是一鳞半爪，但近代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裂变毕竟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教会办的新式学校催生着一代新式知识分子，从而为古老的中国向近代化迈进造就着人才。再次，作为新式教育的先驱和西学传入的媒介，在介绍西方文化和西方新式教育体制方面，在促进中外民间交流方面，起了纽带和推动作用。客观上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首先，新教开办的如此数量的新式学校，目的在于以基督圣经来培养亲教会的中国知识分子，以便“控制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9〕如美国伊里诺斯大学校长詹姆士所言：“那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年青的中国人，那一个国家将由于这一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因为“以100元美金办学校，比用200万美元帮助军队的效力更大，军队可以叛变，学生忠诚不变。”〔10〕其次，新式学校开办之初，传教士生搬硬套英、美教区学校的经验，对于教材的选择和学科的分布与我国国情相距甚远，脱离国情的教学难以起到加快西方新文化传播的功效，会使中西文化的交流走弯路。
但不管怎样评价，新教在华创办的各类学校，对中国教育由封闭走向开放起了促进作用，它对中国近代教育新体制建立所产生的影响，应该予以肯定。
影响二：医学
与教会学校建立的同时，西洋医学在中国也得到传播。1834年，美国医生、基督教会教士派克来华，并在广州设立了眼科医院。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医学在华传播颇为迅速。这主要表现在兴办医院、翻译医书、创办刊物、开设药厂等几个方面。
1.医院：据1936年第13期《基督教年鉴》统计，基督新教34个差会在华创办的医院分布于全国各地， 到抗日战争爆发， 创办的医院共达260个。
2.医书：翻译出版的医书很多。如英国人合信所译的《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这是近代最早介绍到中国的一批医学译著。接着，美国的嘉约翰也于1859——1886年先后译出《化学初阶》、《西药略释》、《皮肤新编》、《内科阐微》、《花柳指迷》、《眼科摘要》、《炎症论略》等20余种西医著作。英国的傅兰雅还译有《儒门医学》、《化学卫生论》、《西药大成》、《药性总考》等书。此外，英国的德贞译有《全体通考》、《全体功用》、《英国官药方》和美国洪士提反译的《万国药方》等，至辛亥革命前，西方人译著西医书籍达100多种。
3.刊物：1872年北京京都施医院编辑的《中西见闻录》、1880年嘉约翰在广州主办的《西医新报》、1888年上海博医会主办的《博医会报》等，这些由外人创办的杂志，专门介绍西方的医学及其发展。
4.药厂：为了适应医院、诊所医疗业务的需要，药厂便应运而生。1853年上海的英商老德记药房，1868年德商科发药房等相继建立， 到1889年老德记药房发展成为12万元资本的股份公司，并在芜湖、汉口、天津等地开设了分店，制造和销售药品。
西方医学在华的传播，引起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的重视。在戊戌变法的谕旨中，光绪帝这样诏令：“医学一门，关系至重，极应另立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11〕一时间，研究西方医学的组织纷纷建立，上海、杭州、镇江等地建立起中医医学研究会，丁福保在上海办起了函授新医讲习班、李晴生在镇江创办了“自新医学堂”。宣传西方医学的刊物亦如雨后春笋，仅20世纪初创办的医学报刊就有近十种。
随着西方医学的传播，我国的医学成就在近代也有了相当的进展，曾为皮尔逊医生当助手的邱熺，著有《引痘略》一书，并为近万名中国人接种了牛痘；曾在博济医院工作的关韬，掌握了复杂的外科手术，作过割治脂肪瘤、放腹水、治疗脱臼骨折及眼科白内障摘出术等，成为我国掌握西洋医学技能的临床医生。
西方医学的传播，不仅促进了中国近代的医疗事业，也提高了基督教在华的地位。由于一些边远地区严重缺医少药，尤其在偏僻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群众饱受疾病折磨。当时一些新教教士带来一些西药，由于西药见效快，这就使群众的病痛大大减轻，同时也提高了教士们的威望，传教士柏格理在云南昭通，被一部份苗族群众尊称为“苗王”。
但是，也应该看到，新教在中国建医院、办药厂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是将“医学科学移植于中国可以产生有益的效果”；二是用“这个方法搜集情报，这将对传教士和商人都有极高的价值。”〔12〕正如到广州传教的裨治文所言：“我等在中国宣教之人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英国议员梅生也宣称“基督教传教士是商业的先锋。如果没有他们在前开路，提高异教徒的生活，兰开夏的羊毛制品是不能象今天这样普及到世界许多角落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介尼甘认为：“我们的商旗是紧跟着十字架的旗号的。”〔13〕这些言词，无疑反映了他们在华办医院、开药厂的用心。但西方医学的传播，毕竟促进了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发展。
影响三：科技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曾以“四大发明”著称于世。然而，昔日的辉煌并不能代替近代化的成功。躺在文明史上睡大觉只能导致虚骄、愚昧，夜郎自大。悠久而又文明的历史，本不应该成为封闭自己的圈，而应当成为渐开的螺旋线。但是中国的皇帝和官吏的头脑并不清醒，萦怀于他们心头的除了升官发财之外，对于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挑战，他们是漠不关心的。在国内政局江河日下，腐败不堪的情况下，仍自我感觉良好。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才惊醒了一批有识之士，他们看到了西方远夷的长技：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并发出了“师夷长技”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呼喊。随后，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实践，则把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作为“裨助中国的自强之道。”〔14〕
鸦片战争后的西方基督教士，在洋务运动这一近代化实践的过程中，充当了引进西学的主要媒介。曾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编译长达28年之久的传教士傅兰雅，是在华传教士中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数量最多的人。据傅兰雅《译书事略》收录，至1878年出版的各类西方科技著作达97种。兹列表如下：
部 数
序号分类
已刊 译出待刊
1算学测量 22 2
2水陆兵法 15 9
3工艺 12 9
4天文行船
9 3
5地理
8 0
6汽机
7 3
7博 物 学
6 4
8新 闻 纸
6 1
9化学
5 1
10
地学
5 0
11
医学
2 1
12
国史
0 5
13
造船
0 3
14
交涉公法
0 2
15
零件
0 2
16
总计 97 45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傅兰雅向中国人介绍的西学著作主要是工程技术方面的内容，包括算学、化学、汽学、天学、医学、物理学、军工等各自然科学的类别。尽管传教士所介绍的内容只是一些科普知识，但这与刚刚开始的近代化实践活动是相一致的，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传教士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的目标是面向公众，包括知识界和商界，在我们向他们提供真科学的同时，要努力使之具有吸引力，以达到他们目前能看懂的程度。”〔15〕因此，那种认为西方传教士为愚弄中国人民，只向中国介绍了一些皮毛的观点，是不公正的。
基督新教对于近代中国科技的影响，不仅在于西书的介绍，科普知识的宣传上，传教士的科学活动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实践——洋务运动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教会学校、科技报刊、西学著作等等，所培养的人才，所宣传的科普知识，所翻译的科技著作，都推动了洋务运动引进西学的进程。尽管引进中出现了不少毛病，有许多教训值得吸取。其二，基督新教教士直接参与洋务运动中引进西方科技的活动。江南制造局译书馆、京师同文馆的传教士，除了翻译大量的科技著作外，还主编刊物，扩大宣传。傅兰雅主编的《西国近事汇编》季刊，出版108期，不仅向中国人介绍一些科普知识， 还系统地介绍近代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诸如在《光学图说》一书中，对探讨光性能的“直发”说和“浪动”说，都作了介绍。傅兰雅、丁韪良、林乐知等一批新教传教士还得到清政府的嘉奖。
影响四：政治
西学的传播，近代科技知识的宣传，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进行了冲击：
1.傅兰雅翻译的《治心免病法》一书中的“以太”这一概念，为近代著名思想家谭嗣同著的《仁学》一书所引用。谭嗣同还深深地感到“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新也。今日之神奇，明日即已腐臭，奈何自以为有得，而不思猛进乎？”这里已包含着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的思想也应不断解放，人们的观念，也应和着近代化的节拍而不断更新。
2.长期在四川从事传教与教育事业的文幼章，在辞去蒋介石“新生活运动”顾问之后，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被宋庆龄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他的举动引起基督教华西差会当局的不满后，他又辞去教会中的一切职务，并公开声明：“我完全看清了美国帝国主义的野心，也看到宗教的力量已被它利用。现实改变了我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念，这是促使我坚决地自愿辞去传教士职务的原因。”于是，文幼章被一些美国人称之为“从中国叛逃的革命者。”
3.广州的女基督教徒张竹君在开设南福医院的同时，还利用附设的福音堂一方面传教，一方面“批评时政，鼓吹维新学说。”辛亥年间，她组织红十字救伤队，掩护辛亥革命志士黄兴到达汉口指挥战斗。〔16〕
4.在广州圣教书楼就职的左斗山，将“乙未起事之文件器具”藏于书楼内的礼拜堂中，事败后，左斗山被捕入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17〕
5.在武昌刘静庵、曹亚伯创办日知会期间，牧师胡兰亭，组织起带有宗教色彩的“救世军”，以宣传教义“救世为名，趁机宣传革命道理，抨击清廷的腐败黑暗。”〔18〕
6.不少基督教徒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交往密切。英人康德黎在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时竭力相救；日本人菅原传介绍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相结识。有人统计，仅兴中会初期与孙中山交往密切的外国传教士就有六、七人之多。〔19〕
因此，范文澜先生认为，在华新教教士是“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20〕这种推动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法思想的传播，得力于传教士所开设的报馆。二是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韦廉臣在上海成立广学会，以林乐知、丁韪良、李佳白、艾约瑟、李提摩太等一批传教士，通过西学著作的翻译，为维新志士进行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三是教士们创办的《万国公报》多刊载时事论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有力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此外，《万国公报》还通过李提摩太翻译的《大同书》，把“百工领袖”马克思介绍给中国人。所有这些都影响着中国近代化的政治格局。因为这些都不容置疑地起着“开启民智”，促进中国政局向近代化发展的作用。
但基督教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还包含着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利用宗教干涉中国内政。普鲁士传教士葛史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担任着英国侵略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参谋、向导，他狂妄宣称：“龙要被废止，基督教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21〕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使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征途时，基督教则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恨之入骨，从1927年起，他们便配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后来的“新生活运动”，对中国人民进行反共宣传。所有这些，又为中共完成民主革命，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近代化国家设置了障碍。
西方基督新教对中国的近代化之所以产生影响，其原因有三：
一、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向西方敞开国门。当中西文化重新沟通的时刻，传教士成了当然媒介，在经历了一连串突如其来的打击之后，西学东渐成了必然超势，而人才匮乏又使传教士得以跻身于这个潮流。
二、基督教士们的活动，与中国社会的前进走在一起。两次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之后，有识之士在寻求着振兴民族的良方。一些传教士活跃于近代中国的舞台，受雇于清政府，在中国的近代化实践——洋务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得到清廷的重奖。应该看到，近代著名思想家洪仁玕、王韬、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先进思想的启蒙，都与西学传播相关；第一批自然科学家李善兰、华衡芳等与传教士进行着密切的交往与合作，为近代科技的发展，倾注着心血。
三、新教宣传的内容，适合了中国社会的需要。随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之后，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广为传播，适合于中国人对西方科学的了解、学习的渴求。
注释：
〔1〕王业兴《近代化在中国的嬗变与义和团运动的影响》， 《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
〔2〕参见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第189—190页。
〔3〕〔美〕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1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4〕参见《中国教案史》第689页。
〔5〕柏锡福《中国，一个说明》，第113—114页。
〔6〕《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第31页。
〔7〕C·F·Kupfer:"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ChineseRecorder,Nor 1886,第417—421页。
〔8〕ST·john's university,1879—1929（shanghai 1929）第7—8页。
〔9〕Kwang—ching Liu.ed·American Missionartes in China,197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第58页。
〔10〕《国际宣教评论》，第37卷，第144—488页。
〔11〕《戊戌变法》，二，第80页。
〔12〕《Chinese Respository》，1938年5月，第44页。
〔13〕《近代中国教案研究》，第424页。
〔14〕《请设外国语言文学学馆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第12页。
〔15〕《教案与近代中国》，第306页。
〔16〕《女医士张竹君》，《革命逸史》，第2集，第37页。
〔17〕《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革命逸史》， 第3集，第19页。
〔18〕《胡兰亭与日知会》，《武汉文史资料》第4期，第143页。
〔19〕《近代中国教案研究》，第119页。
〔20〕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96页。
〔21〕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