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3)01-0017-06
20世纪中国史学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是打破了支配古老的旧史学两千多年的传统循 环史观，而改以接受从现代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面对席卷世界与中国 的历史新潮流，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立足于现世，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变革，将传 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这一通常被称为“现代化”的历史趋 势和进程，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从较广泛的意义上，完全可以把百年以来关于中国与 世界现代发展变化的各种研究，统称之为“现代化研究”。具体地说，中国的现代化经 历了从自上而下的改革到自下而上的革命，再到今天仍在深入展开的全方位的改革与现 代化，这样几个大的发展时期。现代化研究也可以相应地就其主要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式 的转换，大体划分为进化—革命—现代化这样几个阶段。“现代化”作为一个崭新的史 学范畴在中国出现并历经几次重大的模式转换，这是中国史学受中国社会巨变和世界发 展潮流剧烈震荡的结果。现代化研究本身的发展演变也像一面镜子，清晰地反映出中国 现代化历经磨难曲折发展的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全方位现代化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此走上了一条正 确而持续的道路，现代化研究也随之成为炙手可热的领域，以罗荣渠为代表的一大批学 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现代化”这一历史性课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研究。这些研 究加深了我们对现代化问题的认识，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给“现代”、“现代化”以科学定位
研究现代化首先需要明确何为“现代”。因为“以现代化字面而论，必有一形成之现 代，而后从而化之”。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现代”以及“现代化”众说纷纭：有的 认为现代即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或者干脆以现代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同义语，从而将 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有的持完全相反的意见，把“现代”定位为资本主义走向没 落腐朽的时代，从而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称得上现代化；还有人以“现代”为不定之 名，向前向后都可以无限延伸，“三代为古则汉为今，魏晋为古则唐宋为今”，“现代 ”与“非现代”的区分完全是相对意义上的。这样一来，“现代化”一词的内涵便无法 界定，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更难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罗荣渠教授在他的两部现代化研究专著中，首先指出了“现代”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 范畴，具有时间尺度和价值尺度(时代精神与特征)两层含义。他给“现代”的定位是18 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心内容或特征，是在现代生产力引导下人 类社会从农业世界向现代工业世界的过渡。“现代”即“发达的工业文明”这一人类历 史上的特定阶段。追寻工业文明，是“现代化”作为全球性历史进程的共性特征；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道路，则可以因其传统因素的作用、社会改革和经济技术改造的方 式等等方面的差别，而有各自的特点。这样按生产力变革定义“现代”和“现代化”， 将它们与资本主义剥离开来，不仅打破了把现代西方社会作为超时空的现代化范式的西 方现代化理论和其他各种史学观念，而且对于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不同现代化道路、现 代化模式，都有强大的解释能力。李怀印先生在他对中国现代化的论述中，也首先辨析 了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指出：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资本主义曾经历了长达数百 年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场手工业型资本主义不仅不能引发经济现代化而且甚至自身难 保。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关键变量”角色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应用 ，而不是其他因素[1]。吴承明先生则根据“导致中国近代化的经济活动在鸦片战争前 已经开始”的史实，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一个社会走向 近代化的经济条件，诸如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等，并非完全属于 资本主义范畴。[2]
二、确立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80年代中期，围绕“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线”，曾经发生过热烈的讨论。在此之后， 许多研究者开始尝试突破单线式的思维和研究方式，如章开沅先生所说，“从固有的‘ 线索’、‘分期’、‘高潮’、‘事件’等空泛化格局中解脱出来，认真研究中国走出 中世纪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现代化的主要载体及其如何产生 、演变，以及它的活动空间与活动方式等等”。[3]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 罗荣渠先生在他生命最后十年的开拓与探索中用力最勤的一个问题。他立足于马克思主 义的发展理论，力图在史学研究中正本清源，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 新的综合分析框架。罗荣渠教授《现代化新论》一书，对有关现代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 论问题与历史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涉及问题在国内外均属学术前沿，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具体内容看，本书至少取得了三方面的突破：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发 展理论方面，探讨了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提出了以生产力为中轴的一元多线历 史发展观与“中轴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二是在现代化理论方 面，突破了西方社会学的非历史的现代化理论，从宏观史学角度探讨了现代化的实质是 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全球转变过程，对此总趋势进行了历史论证，并运用多学科方法建 立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宏观理论架构，提出了编写世界史的新思路。三是在中国现代化的 历史进程方面，突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新思路 ，对现代化思潮演变的研究，填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空白。
在《现代化新论续篇》中，这些思想被具体化并有新的发展。例如，在“走向现代化 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等篇章中，罗先生以“一元多 线历史发展观”为指导，反复论述了中国近代变革中四大趋势(衰败化、半边缘化、革 命化、现代化)交织和三种基本矛盾(侵略与反侵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小农/手工业 结合的生产方式，现代工业—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矛盾)重叠而体现出来的复杂性， 强调鸦片战争迄今中国巨变的大过程包含着许多趋向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分过程。
由以上概述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所展示的现代化研究是建立在着重分析经济与社会 内部变革的基础上的，但它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 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着重探讨现代化即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 会的大转变，这一现代世界历史的中心内容，理论上是对“单线突进的阶级斗争史观” 的重大突破。此外，罗荣渠教授的研究还展示了两个基本的方法论特点。其一，强调中 国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的组成部分，把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置于资本主 义(殖民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发展危机、新工业革命的大势头、殖民 主义体系的瓦解和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趋势等相继出现、不断变化的世界大环境中考察 ，从纵向与横向(即国际的)比较中探讨和定位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其二，坚持以马克 思恩格斯提出的历史观为指导，强调在社会生产力推动下历史发展的多向度即“多线性 ”。“这样，对于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各种社会形态的分析都是多维的、立体交叉的、网 络式的。这样，对历史进化论的辩证的解释就代替了机械的、片面的和单线的解释”。 [4]在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实际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多线性”不仅存在于不 同社会的发展之间，也存在于一个社会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之内。
三、现代化不同模式、不同道路的探讨
对现代化的不同模式与不同道路，可以按不同的类型标准来区分。罗荣渠先生在“论 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现代化新论》第五章)中，首先根据社会变迁所具有的创新性变 革与传导性变革两种不同形式，指出了“内源型现代化”与“外源型现代化”两种类型 的区别。然后，又依照世界各国、各地区卷入三次现代化大浪潮的时序，指出了迟到的 现代化与早期现代化相比所具有的政治变革引导、追赶型、强制型现代化等特点，最后 又按照不同特点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权力结构形式，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 主义”和“混合式”三大现代化类型并分别指出了它们的特点。在对东亚现代化进程的 研究中，还总结了东亚现代化的三大不同类型即日本型、韩国型和中国型。(“东亚跨 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现代化新论续篇》)
钱乘旦、陈意新在《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中，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并根据手段上的 区别，辨析了世界各国政治现代化的三条道路：一条是渐进改革的道路，以英国为代表 ；另一条是人民革命道路，其经验主要来自法国；第三条是德国式道路，是一种非平衡 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其结果是把国家引向毁灭。本书的特点在于：强调各国选择不同 道路时，受国情等各自的条件所制约。批评了给政治现代化赋予理想主义色彩的倾向， 特别指出不能同意以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形式为惟一取向而排除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 政治现代化的可能性。
在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模式与 现代化道路的不同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例如：曾昭耀在《政治稳定与现代化》(东方出 版社1996年版)中，分析了拉美国家不同于欧美的政治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演变，认为发 展中国家首先需要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只有能满足这个需要的政治制度才 是有生命力的。墨西哥能够保持60多年的政治稳定，说明其并非恪守西方“权力平衡” 原则的政治模式，是“本国历史所选择的、符合或基本符合这个需要的模式”。严立贤 通过对中日工业化不同道路的研究，指出：产生中日两国现代化差异的根本原因必须到 两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也即必须从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中去寻找。作者认为：“西欧 、日本和中国分别代表着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和缺乏自下而上的道路 从而使自上而下的道路也走不通这样三种不同的现代化类型”[5]。
在对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比较中，许多著述特别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现代化 进程中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晚近现代化进程中市场与国家政权作用的关 系。以英国为原型的西方早期现代化是以现代私有制为基础，以自由市场为杠杆，新生 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很少受到政府的干预，然而，国家在推动资本原始积累、开拓海外 殖民地等许多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晚近现代化在其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大 于经济因素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即中央政权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中作用 重大。东亚的经济奇迹举世瞩目，其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国家宏观调控性的引导与竞争 性的市场机制两者的结合。
关于伊朗失败的“白色革命”的研究，引起人们对“现代化的中断”问题和伊斯兰复 兴运动与现代化关系的关注。《未成功的现代化》一书指出：本来，巴列维推行土地改 革和加速工业建设，正是抓住了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两个最基本问题。同时他还握有三 张王牌(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装备精良的武装部队和组织严密的特务机构)并得到资本 主义头号强国美国的大力支持，他的本世纪末使伊朗成为世界第五强国的雄图大略，曾 令世人为之侧目。但结果却引起一场来势凶猛的伊斯兰革命和神权政治制度的建立。巴 列维和他的政权则众叛亲离陷于全民包围之中，最后本人遁逃异国客死他乡。究其原因 ，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因触动地主和宗教势力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又 因为不能满足广大贫苦农民和其他贫民的基本要求而得不到他们的支持。王权的专制腐 败、挥霍浪费终于激起众怒。把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割裂、对立，注定了他的“白色革 命”必然失败的命运。该书作者总结了巴列维失败留给人们的深刻教训：一国进行改革 和现代化建设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决不能照抄别国的模式；政治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 同步进行；不能忽视经济发展规律，急于求成盲目发展；必须重视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 民情民意；在社会转变引起的社会动荡面前，要处理好如何避免两极分化、保证政权清 正廉洁、清除腐败丑恶现象和保持社会公正等问题。[6]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早已是学界的热门话题。王俊义、房德邻“对八十年‘文 化热’的评价与思考”一文[7]辑录了1983—1986年有关这一题目的论文索引，所选仅 四年间论文就已在150篇以上。
章开沅先生的专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湖南人民出版社19 88年出版)，从世界文化史的宏观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作者提出了新 文明离异于旧文明的西欧与东方两种类型，指出发生在俄、中、日等东方国家的对传统 文化的离异，首先表现为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模仿、学习与趋近，从总体上来说这是进步 的历史潮流；然而由于强弱贫富差距悬殊，也很容易产生民族自卑感乃至全盘西化主义 与民族虚无主义。回归总是发生在离异之后。其中，既有顽固派守旧复古的倒退倾向， 也有包含合理的、必要的积极因素的回归。面对周而复始的对于传统文化离异与回归的 两难抉择，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该书结论部分强调：经 济结构决定文化的发展态势与走向。传统文化的惰力终究难以阻止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所 引起的经济结构变化对一切社会变革的巨大驱动作用。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 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
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一组文章，从现代化的角度对反传统 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了新的评价。耿云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一文中，批 评保守主义、传统主义者把它说成是“欧化”或“西化”运动，把陈独秀、胡适、鲁迅 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说成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或“全盘西化论”者。文章提出新 文化运动既是民族文化的批判运动，又是民族文化的振兴运动，是中西结合、创造中国 新文化的运动。文章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功效是它的启蒙作用，即为确立民主、发 展科学扫除障碍开辟先路的作用，其不能持久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继起的政治经济条件的 支持，在保守、反动的思想文化统治压迫下，新文化运动屡受攻击和剿禁，进步文化人 遭迫害，因此，不能把民主不能实现、科学不能发达、中国现代化延搁的责任反推到新 文化运动头上。王富仁的文章“对全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追求”提出从新文化运动与洋 务运动、维新运动的联系和区别中认识它的历史意义。认为中国的新文化从洋务运动已 经开始发展。但洋务派、维新派对现代化的认识都割裂了现代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旧 民主主义革命派也没有在文化理论上做出全面完整的独立贡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 者也是肯定现实变革合理性的进化论者，新文化运动不是对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追 求目标的否定。新文化运动的独立贡献是提出了精神文化的改造，其思想旗帜是人的精 神解放(个性解放)。这样就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全部文化(不止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都 必须现代化的历史课题。
王瑶先生在“‘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一文中也强调指出了新文化 运动对于促进“人”的觉醒和解放的意义，认为价值重估是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旗帜，现 代化是对待文化评估的重要尺度，评判的标准则是“人”的觉醒和解放。新文化运动的 历史地位在于，“尽管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从古老的封建旧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变 和发展，早在上世纪中叶即已开始，而文化上的变革直到‘五四’时期，才真正进入了 深层文化结构的根本改造”。
近年来因“保守主义”重新泛起，史学界有关近现代传统文化的论文，对文化保守主 义也多有涉及。何晓明“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述论”[8]认为：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 主义大体可分三大派别，即19世纪60至90年代的“体用”派，经康有为、严复过渡到19 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国粹派”；再经吴宓、梅光迪等人过渡到“新儒家”。 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生证。“ 体用派”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国度性，主张文化的缓变、渐变、变与不变的统一。康有 为据今文经学托古改制，其系于儒学的变革观也是变用不变体。“国粹”派摒弃了体用 模式，新儒家又进一步，企图发掘中国文化的普遍价值，同时更自觉地以“保守”自居 。何文批判“体用”说的貌似公允和浅陋，同时肯定“体用”派从实质上启动了中国文 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第一步，且是将现代科技引入中国的先驱。罗荣渠教授的遗著《 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设两章专论传统文化问题，在论及传统 向现代的转型时一上来就谈到新儒学文化保守主义对儒学批判的反批判，分析了批判与 反批判双方的得失。他指出：传统的儒家文化整体而言是反现代化的。历代积淀下来的 “道统”观、“夷夏”观等等构成变革的巨大障碍。这使得现代化只能在维护皇权正统 与儒学道统的范围内启动。这一启动发端于经世致用思潮，经历了“师夷长技”、“中 体西用”等许多演变，都没有超出传统的儒学思想的框架。但自强运动的失败不应归咎 于“中体西用”的指导方针。同期日本有“东洋道德、西洋技术”与“和魂洋才”的口 号，朝鲜有“东道西器”口号。为什么日本成功而中国失败，原因应从制度与政治层面 去探寻。针对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的问题，罗先生提出一个“改革儒学”概念。他 认为从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事实说明中国的改革儒学具有适应时代改制维新的内容。 战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高速发展也说明：传统儒学所具有的“实践理性”内涵，有 可能在新的条件下被解放出来，推陈出新，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现代化有史以来，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始终没有离开过“西学” 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学”这两个题目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围 绕东西文化比较、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等问题，曾经发生过持续多年的大辩论。当时讨 论中的许多观点至今仍有反响。这说明文化思想变迁的艰巨性和曲折性，说明文化问题 确实是现代化进程中最深层的问题。但今天的讨论不能是当年争论的简单重复。今天， 像洋务运动时代“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那样的事不会再有，但以“全盘 性反传统”或“全盘西化”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它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运动者，以及对 西学“饥不择食活剥生吞”者，仍时有出现。在今日中国全面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日益 深化的新形势下，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西学与中学的关系，仍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课 题。
五、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的兴奋点
黎澍在《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中国历史年鉴1979年》)中提出了对中国近代 史上重大事件的重新评价问题，认为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是前后相续， 一个发展高于一个的发展。其中，洋务运动“作为太平天国起义的反动，是统治集团的 部分人企图采用西方技术挽救垂死的封建制度所作的努力，但是它在客观上却是资本主 义发展的开端”。从1980年起，李时岳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把洋务运动列为“近代中 国前进历程的重要一步”，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9]，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中国近代向下沉沦(半殖民地并向演化)与向上发展(半封建并向资本主义演化)“两个过 程”说[10]。由此而引起热烈的争论。有关的论文很多已结集出版。近年以来，以洋务 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史学界已初步达成共识。上海社科院的姜铎先生早在上个 世纪60年代初就对全面否定洋务运动的观点提出过不同看法，1996年又撰文回顾有关的 论争。他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从闭关自守的封建社 会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同时，洋务运动有反动消极一面，也不宜全面肯定。[11]洋务 运动从总体上说，应当是地主阶级中的一翼为挽救专制王朝而推行的保守的自救、自强 运动，虽然它有现代化的取向，但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恐怕还有一定距离。另外，洋 务运动始兴于同顽固守旧派的论辩，终溃于甲午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封杀。简单地称之 为帝国主义所允许或者反动消极似亦难成定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代史学界对清末新政的研究有新的进展。虞和平在“清末民初 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与经济社团的发展”[12]一文中，追溯了晚清政府和官员经济思 想的变化并指出，迨到甲午战败，清政府总算明白了“恤商惠工为本源”的道理。到筹 备新政之时，李鸿章、张之洞等纷纷上奏朝廷，强调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清廷也随 即 宣谕，明示推行讲究工商的国策。文章认为，晚清民初的工商立国政策具有社会动员 意 义并为经济社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朱英的专著《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13]也 是 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考察。该书分析了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奖掖工 商 、振兴实业的政策，指出了这些政策和改革措施对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积极 作 用。本书对清末新政的分析，论证了作者关于新政是“有清一代最具深度和广度，产 生 较大社会影响的一次重要改革”的观点[14]。本书确为填补空白之作，定会引起学界 对 这一课题的关注和进一步的探讨。
周积明《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15]从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启动 与阶段性推进，西方扩张的双重效应与传统文化的双重机制等角度，全方位地考察了中 国现代化的早期历程。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变迁在现代性生长、发展的本质特征上， 与20世纪以来的历史过程是一脉相通、别无二致的；同时，作为中国现代化总进程的一 个阶段，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在时间特征上属于早期，在变化特征上体现为现代化变迁 的最初发动。这样一个双重涵义正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命题所在。
同对晚清自上而下变革的研究相呼应，对于来自社会的现代化努力的研究在近年来也 有新的拓展，表现之一是对近代以来工商社团(主要是商会)的研究正在从兴起走向高潮 并将会很快蔚为大观。其意义诚如章开沅教授所指出：商会研究是一种社团或社会群体 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新兴的领域。[16]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和朱 英的另一部专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17] 代表了这一新领域的成果。虞著认为：商会随早期现代化的兴起应运而生，是清政府厉 行新政劝办商会和资产阶级自身要求双重动因的产物。商会作为资产阶级社团，因其组 织规模而成为早期现代化的主角，在促进资产阶级自身现代化和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工 业化、民主化、民族化两个方面显示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被动性 、重合性、非自主性、非统一性等特点，由于政府腐败无能、商会自身软弱与政治文化 素质低下以及帝国主义侵略等内外原因，商会致力于现代化的努力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 ，而成为早期现代化的一个失败的承担者。朱英在他著作的“绪论”中，回顾了上个世 纪70年代以来国外和8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有关商会的研究成果，并给本书提出了“从新 角度提出新见解”的任务。新角度就是回应国外学者对近代中国有无市民社会和公共领 域的热烈讨论，“探讨清末民初的中国，是否出现脱离于国家直接控制的、相对独立的 社会空间及公共领域，考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特点，分析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 影响”。作者承认清政府鼓励倡导了商会的建立并予以扶植保护，但显然不同意视新型 商会为与政府密切合作的半官方组织的观点，而认为包括商会在内的新型工商社团均为 民间性质的独立自治组织，是以契约性规章而不是传统的血缘乡缘关系的、工商业者自 愿合作并依据民主原则运作的社会团体。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民族工商业从而长期被窒息而不能发展，这是 中国没有发生内源性现代化的重要原因。晚清以来的一系列变革引起社会与国家新型关 系的产生，确是中国现代化启动和发展的重要迹象。这样一个现代化研究的新领域、新 课题已经开始被注意，相信会有更多的学者对它产生兴趣。
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这一领域的突出成就，是台湾学者李国祁、张朋园、张玉法共同主持的“中国现代化 的区域研究”，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大陆学者区域研究的最新成果，是胡福明等所著《 苏南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本书总结苏南的历史经验而着眼于苏南未 来的建设，通过对苏南现代化的跟踪研究与实证分析，力求比较全面、系统地揭示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和主要特征，并分析指出了由发达地区超前显示的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地区性和阶段性。本书将对现代化的理论、历史进程与现状及现代化 指导思想与战略选择的研究融为一体，学术性与现实意义兼具，是一部颇有特色的现代 化研究著作。
本文节选自《现代化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兴起于发展》，经由作者本人审核后在本 刊发表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现代化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现状论文; 经济学论文; 保守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