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论断》的史学批评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史学论文,批评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1999）03-0086-05
北宋史学家孙甫的《唐史论断》是一部系统评论唐代政治得失的杰出史学著作，当时许多著名学者都对此书推许备至。欧阳修称其“议论宏赡”，“能详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见当时治乱。每为人说，如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故学者以谓阅岁读史，不如一日闻公论也。”[1]苏轼赞其“议论英发，暗与人意合者甚多”[2]。足见《唐史论断》的鲜明特色和影响。然而，自宋以来，人们研究唐史，大多特别重视《资治通鉴》和《唐鉴》，而对《唐史论断》这样一部论议精切，指陈凿凿的杰作往往多有忽视。
孙甫在《唐史论断序》中，借对《尚书》、《春秋》的评论，明确表述了自己的史学思想。他认为，《尚书》和《春秋》一记治世之言，一载乱世之事，体裁虽异，本意则同，即立法垂典，劝戒后人，使其迁善防罪。后代的修史者应以之为典范，以求“明治乱之本，谨戒劝之道”的目的。基于这样的史学思想，孙甫批评司马迁的《史记》为便于记事，破《春秋》编年体例为纪传体，博取奇异细碎之事，“虽贯穿群书，才力雄俊，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则乱杂而不明矣。”究其产生的原因，孙甫以为不仅因为“纪传所记，一事分为数处，前后屡出，比于编年则文繁”，更为重要的是，“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谋于前，君纳于后，事臧则成，否则败。成则治之本，败则乱之由，此当谨记之某年君臣有谋议，将相有功勋。纪多不书，必俟其臣殁而备载于传，是人臣得专有其谋议功勋也。”司马迁把“人臣谋议功勋与其家行细事杂载于传中”，造成体例混杂，“复有过差邪恶之事以召危乱，不于当年书之以为深戒”，所失更大。孙甫虽然表白自己并非泥古而反对作史采用纪传体，但在比较编年与纪传二体的优劣时，他还是认为在揭示历史治乱的问题上，编年体比纪传体纯正而简明。不难看出，孙甫囿于传统儒家史学观念，极力推尊孔子《春秋》的体例和笔法，过分强调“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的修史原则，因而使其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的优点和长处，他对《史记》的批评显然失之偏激。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我国的史学和史学批评形成了一种繁荣发展的态势。频繁的朝代更替，引起后来统治者的警觉和思考，史学家们受时代思潮的激荡，更加注意对兴亡治乱问题的探讨。北宋建国以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史学家大多想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寻找到一条治国良方。宋承唐后，尤其唐代又有贞观、开元之治和唐末五代之乱的鲜明对比，治乱兴废轨迹清晰，加之时代最近，更具有强烈的说服力，所以宋人多喜研唐史。孙甫自述“有志于史，窃慕古史体法，欲为之”，在研读唐史的过程中，他对太宗的“贞观之治”仰慕不已，认为“太宗功德法制与三代圣王并”。他不满刘昫《旧唐书》“繁冗遗略，多失体法”，治乱之迹不明，贞观功德不彰，有悖于明本劝戒的原则。他肯定唐代高祖至文宗时实录“叙事详备”，“文理明白”，又指出其繁简不当，褒贬不精，体裁不善之不足。因此，他根据唐实录和《旧唐书》，兼采诸家著录中“参验不差，足可传信者”，用编年之体，撰成《唐史记》。孙甫对旧史的处理方法是：“文繁者删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他证者补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遗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至皇祐四年（1052），用整整十二年的时间写成初稿，又经四年的反复修改删润，直到嘉祐元年（1056）方才最后定稿。《唐史记》的写作，前后共十六年，凡七十五卷，通篇“于劝戒之义谨之矣”。作者又于其“劝戒之切而意远者，著论以明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唐史论断》。孙甫撰述的宗旨是：“欲人君览之，人臣观之，备知致治之因，召乱之自，邪正之效焕燃若绘画于目前，善者从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兴而乱本可以预弭也。”他要通过对大唐帝国成败治乱经验教训的总结评说，为北宋统治者提供借鉴，避免重蹈其覆辙，其用意之良苦由此可见。
《唐史记》融注了孙甫毕生的心血，他“平生之志，萃于此书”。司马光在题跋中介绍说“孙公昔著此书甚至重惜，常别缄其稿于笥，必盥手然后启之”，“每公私少闲，则增损改易未尝去手”，“自壮年至于白首，及成，亦未尝示人”。今天我们所见的《唐史论断》通行的版本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为清代抄宋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伍崇曜后来购得吴中吴翊凤秘籍丛函抄本与此本同出一源，伍氏与《学海类编》本、《艺海珠尘》本互勘后，刻于《粤雅堂丛书》中，《丛书集成初编》本即据此排印；一为《四库全书》本，《函海本》、《学海类编》、《学津讨源》、《艺海珠尘》本与之同源。其中，当以《粤雅堂丛书》本最为完善。
推崇贤明政治，探讨兴治之道
孙甫对唐太宗“贞观之治”的贤明政治推崇备至，在《唐史论断》中用整整十篇来总结其经验，以期为北宋统治者提供一条“兴治之道”。《魏郑公论致治不难》论贞观君臣观时除弊，以文治国的远见，赞扬太宗“至明至公”，纳魏征之言，斥奸人之论，适时顺应社会发展客观形势的变化，偃武修文，施行仁政，力矫时弊以行王道，兴立教法以化天下，不急其功致时太平，功德长流于后代。《中书门下议事使谏官预闻》、《责封伦举贤》、《任用房杜》、《定朝廷之制》、《命李靖为仆射》、《命李靖讨吐谷浑》重在讨论贞观时期法度之完善，君臣之相得。孙甫尤其对贞观政体再三致意，《定朝廷之制》通过对贞观朝廷之制的剖析，论证贞观时代官吏精贤、民主监督、政事公开、下情上达以及宦官不得预政的种种政治措施，是贞观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保证，可谓识见不俗。他进而分析说：“官少而贤，必择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议，必听之明也；诸司官无邪言，必制之公也；言事者无壅而人情尽达，必采之详也；内侍不预事，必制之严也。”即朝廷制度之善否，直接关系国家治乱兴废，他感叹道，后代君主如果依其法而久行之，“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责封伦举贤》、《任用房杜》等论述太宗“审用人之术”，“专任房、杜，从其所筹”，正官职，用贤才，使众事毕举，终至太平盛世，强调其法“不惟一时之治，固足以垂宪于后代”。孙甫的目光是敏锐的。贞观年间，太宗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从谏如流，务求处置允当，他深知“致安之本，唯在得人”，因此尤注重选官用人，量才器使。他把原先二千多人的庞大官僚集团精减成六百四十多人，不仅确保了官吏的素质和政府办事的效率，也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史载贞观朝廷群英汇萃，人尽其才：房玄龄“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李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温彦博“敷奏详明，出纳惟允”；戴胄“处繁治剧，众务毕举”；魏征“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已任”；王珪“激浊扬清，嫉恶好善”[3]，用官得人确保了贞观清明政治的推行。孙甫反复强调这些，显然是针对北宋官僚机构日益膨胀，冗官冗员充斥朝廷的现状有感而发的。宋朝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宋真宗咸平四年，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这种现象，最终造成帝王身边“近臣多非才者”，冗费巨增，国力难支，以致贤能受制，谄谀得志的恶果[4]。
《放宫人》、《封禅不著于经》、《贬权万纪言利》称举太宗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的善政，讽刺北宋帝王纵欲荒淫，昏聩不悟。秦汉以来，封建帝王好大喜功，以封禅为最大盛德之事，劳民伤财，历代相沿。北宋真宗听信王钦若之谀言，造作天书，封禅泰山，花费达八百余万贯。又修昭应宫，供奉天书等物，命天下建天庆观，耗财无数。孙甫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对秦皇、汉武的抨击表达了对真宗行为的否定：“秦皇、汉武行之，仪物侈大，自谓光辉无穷，然封禅之后灾异数至，天下多事，盖繁费生灵，干动和气所致，则崇尚此礼恶足以当天意哉！”孙甫指出：“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济生民，致时太平，则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为此，他提出天子要有“体”，其具体表现为仁德、爱民和节用三个方面，他热情赞扬太宗爱恤民力，贬斥言利之臣，“能自节用外，谨制度，绝权倖，无过费”，“薄赋敛，厚风俗，其道德与前代圣王并，所为有天子之体矣”。针对北宋冗费、力役逐年激增，人民负担愈来愈沉重的严酷现实，孙甫发出了由衷的悲慨：“呜呼！天子者皆可以至是，可至是而不至者，由所为侈大，制度不立，权倖不抑所致耳！”他对贞观政治的总结和歌颂，表现了他对人民命运的关切，对理想贤明政治的向往，同时也是对北宋统治者“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5]的错误政策的否定。
评论唐代帝王，总结成败得失
《唐史论断》以德义为标准，对唐代历朝帝王逐一进行了评说，从他们在位期间对重大问题的处理，见其决策之当否，才智之高下，以此展示出大唐帝国盛衰兴亡的历程。对太宗李世民，孙甫虽然极力推崇其“英睿神明”，以成“贞观之治”的赫赫功勋，同时也指出其晚年亲征高丽，“举中国数万之众，驱之异域，轻其性命”之失误。对高宗李治，孙甫进行了无情的谴责和抨击。《褚遂良谏废立皇后》痛斥李治继位后，“私先帝才人，使逞阴谲之计，构陷于中宫，为国大丑”；不顾忠臣谏诤，无故废立皇后，是“昏惑自恣，不奉天戒，虽前代荒乱之主，少过之者”。孙甫极力表彰褚遂良忠于王室，在高宗废立皇后之际，“以死争之，是不负先帝付托”的高风亮节，同时一针见血地剖析了高宗此举的卑琐心理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危害，他感情激愤地评论道：“呜呼！先帝托付于临终，天地示戒于连年，大臣力争于所议，稍近中常之主当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况高宗幼为圣父教训，正人辅导，岂全不辩事理乎？但内惑嬖者之计，外纳奸人之言，上不奉天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顾忠义。徇一时之欲，以至于此。心知王皇后无辜而悯之，及为嬖者戕贼，亦卒不问，此又孱懦之态甚矣！使文武大臣，蕃夷之长共朝嬖者，此又乱礼之甚，前代未之有也！卒使嬖者擅人王之权，害宗室，杀大臣，几移宗社，实高宗之过也！”孙甫用《春秋》笔法，在《唐史记》中直书此事为“临轩立后”，而不称“帝”，以此贬斥高宗，见其“无人君之体”。《长孙无忌黔州安置》抨击高宗负义忘恩，窜逐其舅，“非不知敬宗之诬谤，无忌之非辜，正欲快嬖者之意，使元舅以勋德重望，冤死遐徼，不惟昏塞之过，实不仁不孝之甚也！”在《乾封改元》、《追尊祖宗自称天皇后称天后》中孙甫深诋高宗“大乱已见”，竟“徇后之欲举，希阔仪物，夸耀天下”，“僭大其称，
祖宗，乱典礼，妄自尊大，但取千万世罪与笑耳”。对被自己皇后和女儿毒死的中宗李显，孙甫鄙视地称之为“真天下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中宗即位之初，因过宠后父，刚愎拒谏，为武后废黜，流离在外十五年，备尝辛酸，赖义士忠臣舍命相救，复归京师。当再次登位后却昏庸更甚，孙甫无情地对其倒行逆施进行了揭露批判：“崇宠韦氏，使预国政，纵其奸恶，一不为意。忠臣谏而不纳，凶人进而得计，贤者罹罪，邪者受宠，纪纲法度纷然无一条理。是中宗历忧患二十年未尝修己也，人情邪正都不晓也，世事美恶都不辨也，昏昏然何等人尔！”这与其说是对高宗、中宗的谴责，勿宁说是对所有昏君的痛骂和声讨，这样感情强烈，充满火药味的语言，在史学评论中极为罕见。孙甫是在指桑骂槐，邵经邦《宏简录》指出，这些评论，都是针对宋仁宗沉湎女色，极宠温成而发，诚然。
对曾有开元盛世，又酿成安史之乱的玄宗李隆基，孙甫详细分析了其政治由开明走向黑暗的前因后果。《相姚元崇》肯定玄宗早年锐意求治，任用贤相，君臣相得，共救时弊，终成“开元治平之世”。《酸枣县尉袁楚客上疏谏娱乐》别具只眼地揭示出“天宝之乱原于楚客上疏之年”，语重心长地告诫统治者戒逸乐，法尧舜，保俭德，防微杜渐，以求长治久安。在《用聚敛臣王珙》中，孙甫通过贞观之政与天宝之政的对比，说明天宝之乱的不可避免，孙甫指出，太宗、明皇一务德义，一逞割剥，二人对待人民的不同态度，直接导致了一治一乱的不同结果。玄宗宠奸臣，恣淫乐，敲骨吸髓地榨取人民血汗，“以快奸人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乱，不可得也。”不难看出，孙甫推原天宝之乱的祸源，能见微知著，抓住实质以立论，他强调节俭，反对奢侈，把割剥生民，恣意荒费视为招致败亡之祸根，以史论政，映照现实，正因为当时北宋统治阶级从上到下享乐成风，所以孙甫借历史针贬现实时弊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
辨朋党、斥宦官，讽喻宋代政治
朋党的形成以致由此而来的党争，是封建专制政体下，士大夫间权力角逐的必然结果。党争的负面影响很大，轻则相互攻击，诬谤他人名节，重则扰乱朝政，加速国家灭亡。因此，历代想有所作为的君主，对朋党都深恶痛绝，务必除之。但是因朋党之罪，“寻之则无迹，言之则可疑”[6]，所以奸佞小人又往往多借“朋党”之词诬陷君子。 唐代“牛李党争”从宪宗时起延续到宣宗朝，凡四十年，两党互相排挤倾轧，形成水火不容之势，“每议政之时，是非蜂起”[7]， 文宗对此束手无策，发出“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的哀叹。北宋的历史也始终伴随着党争，官僚士大夫集团间的政治倾轧，给宋王朝带来严重恶果，使许多具有政治抱负和实际才干的人才遭受摧残与压抑。《辨朋党》借对唐代党争的评论，以古论今，表明了孙甫对朋党问题上的立场。孙甫揭示“道”、“利”二字作为标准，指出：“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济其功，此同心于国事，非朋党也；以利合者，思济其欲，此同心于私计，乃朋党也”。孙甫列举唐代太宗、宪宗、敬宗、文宗四人在处理朋党问题的不同做法和不同效果，推论出“君至明，则人不能诬人以朋党；君虽明为情所惑，则不能察小人之党，辨君子之不党；君虽明而弱，虽辨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党；君明不足，虽察其有党而不能辨其情之轻重”。孙甫殷切希望北宋统治者以唐为鉴，法太宗之明，戒宪宗之惑，勉敬宗之弱，思文宗不明。他认为朋党问题的关键不在朋党本身，而在于皇帝对待朋党的态度，它取决于君主是否“尽心”，取决于其能否明与公，而“不听左右偏言则明矣，不以说意亲之，不以忤意疏之则公矣”。显然，孙甫是借题发挥，意在抨击保守派官僚对改革派的诬蔑，批评仁宗的不明不公。值得注意的是，孙甫还对牛李二党的是非功过进行了比较，认为二党轻重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德裕之贤与宗闵不侔矣”，“德裕所与者多才德之人，几于不党，但刚强之性好胜，所怨者不忘，所与者必进，以此不免朋党之累，然比宗闵之奸则情轻也”。这与后来范祖禹《唐鉴》中提出的“李党多君子，牛党多小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为后人研究唐代朋党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宦官专权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独特的一种腐败现象。唐代宦官为害之烈，时间之长，仅明代可与之相比。中晚唐时期，宦官典禁兵，掌枢密，玩皇帝于股掌之上，生杀废立，形同儿戏。文宗深愤其然，志欲除之而不得，反遭“甘露之变”，公卿大臣骈首遭害者千余人，宦者凶焰更炽。昭宗依倚朱温，最终剪灭其党，但恶垢焚衣，患蠹伐木，唐祚随之覆亡。北宋宦官干政的现象也屡屡发生，《宋史·宦官传》所列人数之多为正史之最。真宗、仁宗、神宗宠信宦官，甚至也让其典兵。有的历史学家断言，如果不是北宋国祚短促，唐代宦官之祸肯定会重演。《中官辅 琳称禄山不反》极论玄宗过宠 琳，“为其所误，遂致大乱”的惨痛教训，说明宦官不可信待。《裴度罢相位》论述宪宗亲宠宦官，终遭杀害的结局，说明宦官不可亲近。《昭愍遇害》通过仇士良致仕时戒其党之言的分析，揭露了宦官奸诈阴毒，惑乱人主的本质，令人悚目惊心。孙甫大声疾呼统治者要记取宪宗、敬宗七年之内相继为宦官所弑的悲剧，亲贤能，远内臣，这是对北宋帝王宠信宦官的当头棒喝。
考辨旧史之失，抉捶史事幽隐
《唐史论断》对唐史记载的失误，核诸史料，揣乎常情，进行了严谨详实的考辨，对唐代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深层内幕也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揭示。《刘洎赐死》为褚遂良洗冤，论定刘洎被杀决非出于褚遂良谮害，推翻了《贞观实录》、《旧唐史》对忠臣的诬蔑中伤。孙甫核诸情理，指出：“伐辽之行，太宗谕洎辅翼太子之意，洎有诛大臣之对，时已责其疏健。太宗自辽东不豫，洎谒见而深忧之，复言诛大臣事，亦与前疏健之语何异？倘为遂良所奏，太宗叠前怒杀之，迹其事状近于是矣。若洎止忧圣体，绝无他语，又引马周自明，周对与洎不异，太宗何至偏信遂良遽诛大臣乎？况洎有罪而周隐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责周也。”孙甫可谓目光如炬，一眼即抓住旧史记载之漏洞。同时他又分析了其之所以致误的原因：“盖遂良后谏废立皇后事，以忠直被谴，奸人从而谮构之，惟恐其无罪，故刘洎之子诉冤，李义府助之，赖乐彦玮立辩其事，遂良谮洎之言当出于此矣。又《贞观实录》本敬播所修，号为详正，后许敬宗专修史之任，颇以爱憎改易旧文，则遂良谮洎之事安可信乎？”分析透辟，推理缜密，立论确然，无懈可击。后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刘洎之死时，即不取旧史之说，并在《通鉴考异》中说：“此事中人所不为，遂良忠直之臣，且素无怨仇，何至如此！盖许敬宗恶遂良，故修《实录》时以洎死归咎于遂良耳。”其结论与孙甫完全一致，足见孙甫史识之不凡。《贼陷睢阳害张巡》推原睢阳沦陷，张巡等忠贞之士惨遭杀戮的主要责任在于房琯的用人不公。孙甫认为，身为宰相的房琯，因自己与贺兰进明有私怨，竟然在大敌当前的危急关头，“乘不平之气举事”，任用许叔冀这一狡险之人，“为都将，复重其官，与节帅等，是正使各尚气势不相下尔”，终于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孙甫说：“进明虽好进，于巡、远功名不无嫉意，当南霁云求救，忠义愤发，言词哀切，足以感激于人，稍异木石者必动心。进明亦非全然凶狠不知情义者，安得绝无救意？岂非有惮而然耶？”孙甫还辨正了韩愈《张中丞传后叙》中提出的“进明嫉巡、远声威功绩出己之上，不肯出师”的说法，认为韩作一为补李翰所作传记之遗漏，一为据老人传述所记，难以窥见进明之内心。孙甫又引用了《旧唐书·高适传》中高适后来写信给许叔冀使其与进明释憾，共同援助梁宋这则史料作证，最后得出结论说：“房琯挟怨用人，致睢阳陷没，颇为得实。”论证有理有据，足补旧史之不足。
《乌承恩为史思明所害》论李光弼在史思明已归顺朝廷，肃宗封以王爵，恩宠方厚，且思明也未见有复叛之迹的情况下，随即又派人暗算史思明的失策，并由此造成“思明复叛，大乱两河，毒生民，败王师，凶势之盛，数年始平”的严重后果。孙甫认为即使史思明因叛逆之罪必不可赦，险诈之情必不可留，也应等待时机成熟再制服他，何况此时安史余部尚未平定，叛逆之党都在迟疑观望，李光弼之举无疑使叛乱者加深了与中央朝廷对抗到底的决心。孙甫的观点确为前人所未道，值得今天的历史学家认真探讨。《仆固怀恩留贼将分帅河北》反驳旧史认为怀恩此措是为了“养贼固宠”的观点，提出怀恩另有苦衷，是“有所惮而为之”。孙甫认为肃宗宠信宦官鱼朝恩，猜忌将帅，成为一大祸患，就连郭子仪、李光弼这样功高盖世的元勋重臣都不能幸免，其他将帅更是人人自危。仆固怀恩曾跟随郭、李二将征战多年，亲眼目睹二人的遭遇，心有余悸。代宗即位后，宦官程元振专权用事更甚于鱼朝恩，来瑱居将相之任，因不从元振请托，即无罪被杀，最终导致将帅离心，不肯尽忠朝廷。孙甫还举例论证说：“若怀恩止虑贼平宠衰，他无所惮，则其父子力战，不逾年平定巨贼，一门之内死王事者四十余人，此岂欲养贼乎？何以平大盗而存其余孽，是必有所惮而然尔。”孙甫由此得出结论是，怀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肃、代二人极宠宦官而忌害将相，“怀恩猜 ，自为身谋”，决非“养贼固宠”，孙甫透过历史事件的表象而抓住其本质，他对深层原因的发掘是令人信服的。
在《狄仁杰荐张柬之为相》中孙甫称赞武则天“得任贤之术”，并进而透视出武则天临朝二十多年所用之人奸正相半的隐秘心理：“盖后俊智之性，有过于人，谓不用奸人无以成己欲，不用贤人无以庇己过，然持大权者多贤才也。”真是一语中的之言。孙甫能突破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大胆肯定武则天才智过人，推诚任贤，其眼光可谓高人一筹。以上数例可见孙甫史才史识兼具，既尊重史实又不为其所囿。他对旧史的考辨发微，能发前人所未发，补旧史所未及，且持论醇正，情理通达，这些成果对于今人研究唐代历史极富启迪意义。
《唐史论断》是孙甫研治唐代历史的艺术结晶，也是我国史学批评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全书始终贯穿着“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的史学批评思想。书中所论述的许多问题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它们或从正面总结北宋王朝之积弊而在评论中借唐事以发表看法，或借评论唐事以批评指责当时的某些重大问题，感情强烈，立论严谨。它对北宋现实的深切关注，对唐史精确的辨误发微，充分显示出它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杰出的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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