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理论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应用——以功能主义理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主义理论论文,史研究论文,人类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2)06-0068-05
一、人类学功能主义理论及其主要思想
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是在对直线进化观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创始人是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①(Bronislaw Malinowsk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eliffe-Brown)。1922年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二人分别用功能主义的观点发表了经典民族志作品《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安达曼岛人》，这两本著作的发表被认为是功能主义学派创立的标志。马林诺夫斯基主要进行了巫术、宗教等的研究，布朗的研究则集中在图腾崇拜等方面。虽然有研究内容上的差异，但是他们的研究都表现出了功能主义学派的主要特征：
(1)强调文化整体论观念。功能主义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文化整体论”。马林诺夫斯基再三强调，“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化，而文化是一个整体”。([1]，p.119)在功能主义者看来，“每一种文化中的各个文化因素不是孤立和处于游离状态的，而是彼此有着复杂的交互关系；如果把某一文化因素单独提取出来，使其脱离整个文化环境，断绝与整体文化的联系，则就不可能了解和认识这一文化因素的作用和意义”。([2]，p.40)
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指出，如果一个人想研究独木舟的话，不能仅仅研究独木舟本身，“独木舟属于物质文化事项，因而，人们可以对其加以描述、拍照，甚至放在博物馆里供人欣赏。但是，人们容易忽略的是，即使把一条完美的独木舟标本摆在一个待在家里的学者眼前，也不能让他认识独木舟的民族志真像”。([3]，p.98)同马林诺夫斯基一样，布朗也强调整体观。他认为，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密切的相互关联，结成一个整体。因此，在研究任何一个方面时，必须研究它与其它各个方面的关系，每一种社会活动都有它的功能，而只有发现它的功能时，才能了解它的意义。在研究任何“风俗”或“信仰”的功能时，必须把社区看作一个统一的体系，然后再确定它们在这个体系中所据的位置。
总之，每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都是有效力功能的，而且整合成一个整体，就像是个生物的有机体。若把整个关系除去，则将无法了解文化的任何一部分。人类学的研究应“通过有机地、整体地把握文化诸要素的功能，把文化作为一个合成体来理解”。([1]，p.107)
(2)研究的主题是事物的功能和意义。事物的“功能”和“意义”是功能主义学派研究的主题，和文化的整体观念相联系的，就是在整体之中对文化功能的考察。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意义就在文化要素的关系中，一切事情都互相关联，具有动态的性质，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揭示人类学要研究文化的功能。文化通过风俗、仪式、类别性称呼、宗教信仰、巫术等文化要素而发挥功能，因此对功能探究，能揭示出人和文化之间的多层面关系，这也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目标。总之，对文化整体性的强调，对文化功能和意义的研究以及对功能差异的关注，是功能主义人类学的主要特征。
上面分析总结了功能主义学派的主要特征，该学派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体现在以下方面：
(1)功能主义理论体现了平等看待各民族文化的特征。功能主义理论对人类学发展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它指出了应该平等地看待欧洲和其它文明中的文化，不能把欧洲以外的文化形态贬低为比欧洲文明低等的文化。布朗提出，文化的单线发展模式已经难以解释世界上人类知识和文化的多样性，“许多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文化的发展不是单线的，作为一个社会历史和环境的结果，每一个社会都发展它自己独特的类型”[4]。功能主义学派强调文化功能的差异性和平等性，认为“一切文化和社会现象都有其存在和不可缺少的作用，并强调文化功能的差异性质”。([2]，p.40)
因此，功能主义的解释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生存权利”，以及“非西方文化”的合理性。同时它还指出对“异文化”(other cultures)的研究所获得的实证知识，有助于对西方文化的自我反省。([5]，p.45)强调不同文化间的平等性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反思，这两点对其后的人类学者和人类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功能主义理论强调对实际日常生活的关注。在功能主义之前，大多数的人类学研究都是摇椅上的人类学家的玄想，他们从二手文献中建构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功能主义的观点则揭示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物、文字、文献中的玄理奥义，而是寻常百姓的现实生活中的日用常行之道”。研究文物、文献的目的是为了理解人的生活，也可以通过研究生活而理解反映这种生活的文物、文献。这就把人类学“从书斋带到田野，从历史带进现实，从对文化史的构建引向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和表述”。[6]
二、科学史研究中功能主义理论的应用
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功能主义都强调共时性研究，反对进行探索文化起源的研究。后人对功能主义的批评之一也在于该理论过于强调横面的研究，强调共时性的“功能”，而“忽视变迁、历史和文化的不同层次的内在差异”。([5]，p.49)但是这种功能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却可以被历史学家借用，并应用到历史的与境之中。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两个可能的问题：第一、忽视科学技术的功能，倾向于制作年表似的科学编年史或大事记；第二、以今日技术之功能臆测历史上技术之功能，得出不符合历史的结论。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功能主义理论对于当今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实际作用：
(1)功能的多样性：功能主义观念的引入对科学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功能主义理论，可以使我们注意到科学技术功能的多样性。对于技术史研究来讲，这一点的意义更加突出。提起技术的功能很自然就联想起它的功用，技术人类学对传统技术观的质疑，可以使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技术功能的多样性：
一方面，技术并非只是生产性的，因此，技术史的研究也不应该只关注生产性的技术，而是要大大拓展技术史的研究范围。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技术”概念需要加以扩展。传统技术观对器物的实用和非实用功能的二分，使得考古学、技术史的考察只关注那些实用性器物的功能，比如战争武器、农具、炊具等等，而不去关注非实用器物的象征或符号性功能。技术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仪式性器物和实用性器物一样，应该属于技术史研究的范围。比如美洲某些部族祈雨敬神时佩戴的面具，以及本节后文要详细讨论的中国人敬拜的祖先灵位等。而且，“仪式性技术和非仪式性器物，无论它们的形式如何，只有在互动的与境中才能获得它们的功能”。([7]，p.87)对于正确理解历史上的技术形态，这一点尤为重要。
在人类学家的研究中，技术甚至还包括和精神力量相关的技艺，认为“许多技术乃是使用精神能量的技艺，包括祈祷、祭奠、占卜、典礼及护身符或偶像的使用。更直接地控制神的方法被称为魔法，如在已知的每个社会中，我们都发现有认为某些谚语能影响人、物或未来事件”。([8]，p.205)
另一方面，即使已经在研究范围之内的技术，其功能也需要进一步的发掘。“虽然探讨矛、蒸煮罐，犁头和其他实践性物体的符号意义可能是有意思的，但是许多考古学家却不去做这些”，([7]，p.87)在人类学的观念之下，人造器物的符号和仪式性的功能得以强调，有一些仪式本身也进入了技术的研究范围。功能观念的引入，可以促使我们去思考何为技术？技术史的研究范围是什么？也使我们意识到，技术的范围不局限于我们传统上对技术的理解，技术的功能并不仅仅是使用和实用的功能。考虑非实用性的技术，以及技术的非实用性功能这两个方面，有利于科学史研究更加全面地展示科技发展的实际面貌和与之相关的丰富社会背景。
帕特丽夏·贝克(Patricia Baker)所做的一项对罗马医疗器械的非实用性功能的考察，能够很好地说明上面所提的论点。贝克提出，罗马医学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研究过去之医学理解的领域。罗马时期的医疗工具通常按照它们在经典医疗文献中的记载而被定义，被看作是单纯的功能性的，并且和“理性的”及“科学的”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考古学家已经通过参考希腊和罗马的医学文本将医疗工具解释为一种理解这些工具的外科手术功能的方式，但是他们很少论及古代世界中对身体、疾病和治疗的理解，以及和这些意义相关的非实用性的功能。贝克认为这是现代的观念，而不是过去的观念，事实上，罗马时期的医疗器械具有“非实用性”和“非理性”的功能。但是这些没有在文献中记载的各种可能性的功能，以及它们所附带的意义都还没有被探究。
罗马的医疗器械具有多种功能。当然，它们的确具有用于外科手术的实用性功能，然而，更多的非实用性功能体现在治疗者、病人以及其他可能会和这些器械相关的人们如何看待它们。因此探知过去的人们如何理解医疗工具是重要的，这能够为进入到器物意义层面的研究提供更大的视角。通过具体的分析，贝克发现了罗马医疗器械的功能和意义的其它可能性解释：
象征性的功能：由于这些工具和疾病相联，它们有时会被看作携带着疾病和厄运；或者相反，由于它们被应用到了成功的治疗中，因此被看作携带着喜悦；在一些情境中，它们可能被当作是“污染了的”，体现了人们对污染的恐惧。仪式性的功能：在其它情况下，这些器具可能和医生/治疗者具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人将它们应用到葬礼的仪式之中，它们便具有了一种献祭性的意义。这些把工具作为供奉的祭品等“非功能性的”或者“非理性的”应用，表明了罗马人对这些和治疗以及疾病相关的工具的理解具有复杂和多样性的特征。
同时，贝克指出，不同的文化信念影响到人们对于身体以及护理的观念和理解。在罗马帝国，由于帝国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由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组成的，因此各地的医疗实践也是多样的。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医学实践，医疗工具的功能会依照人们的不同理解而有所变化，不同地区的人们对医疗工具功能的理解和使用也是不同的。通过考察这些工具的考古学与境，我们能够看到罗马人对医疗的观念，当它们仅仅作为一种具有外科手术功能的工具在古文献中被描述的时候，这些内容是没有被讨论的。罗马的医疗器具看起来具有意义和功能的多样性，这些能够扩展对于古代医学思想的现代理解。疾病是一个有力的实体，而且能够产生强大的情感。和它相联系的物体，可以延续到那些情感，并影响到这些物体被安排和使用的方式。[9]
功能主义的引入能促使科学史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而且贝克的这个案例说明，对技术功能多样性的关注，不仅能够扩展研究的范围，而且也更加有利于加深和加强科学史研究者对过去的社会与境和人们如何看待技术的理解和考察。
(2)文化整体观的启示。功能主义的重要思想就是文化整体论，马林诺夫斯基反复强调整体观以及全观性的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一观念的核心，事实上是把文化看作一个整体，任何现象都应该置于文化的整体之中，而不能孤立地去考察。文化功能主义的原则是，“在每种文明中，一切习惯、物质对象、思维和信仰，都起着某种关键作用，有着某些任务要完成，代表着构成运转着的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举一根木棍的例子，如果不放到文化的整体背景中去考察，就仅仅是一根木棍而已，而事实上，“一根木棍可以当手杖，也可以当蒿杆，还可以当锄柄或者武器；它在不同的用处中，都进入了不同的文化布局，或者讲，它不同的功能都包含着不同的环境，都具有不同的文化价值或文化整体背景”。[10]
科学、技术也是文化系统，在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对科学技术因素的考察，也要放到一个整体的与境中去考察。技术人类学研究者布赖恩·普法芬伯格(Bryan Pfaffenberger)提到，“任何技术都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系统，而不仅仅是工具，同样也是相关的社会行为和技艺。……进一步说，技术的产品，物质文化，远远不止是一个实践的手段”。在这样的技术观念下，他继而提出“人类学的好处，在于它独一无二的适合于研究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人类学的特色不仅在于它的地方性，以及参与观察的方法，还在于它的整体论，把任何社会看作一个由或多或少的相关成分所组成的系统”，人类学的这种整体性分析并非易事，“它们要求把行为和意义放到它们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语境里来进行分析”[11]。如果我们希望表明社会和技术之间的关系的话，理解并运用整体论的观点是必须的。
(3)促进科学史对现实日常生活技术的研究。功能主义人类学强调对实际日常生活的研究，主张从日常生活中的研究中揭示文化的功能以及文化之间的关系。马林诺夫斯基把文化看成是一个“由人类自己对自然世界加工创造出来为人类继续生活和繁殖的人文世界”，因此，我们要研究文化，“就不能不从人的生活着手分析人们的生活有些什么需要，这些需要从何而来”[12]。功能主义人类学认为，文化的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文献中的玄理奥义，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也是重要的方面。技术并非仅指生产性的技术，还包括日常生活的技术，只有在实际中加强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才能够真正体会技术的丰富内涵并在研究中得到体现。同样，科学史在考察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科学技术时也要注意这一点，这种观点也可以把科学史家从文字堆中带入到现实的田野中来，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也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历史上的文献。
特别地，当科学史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文字或者缺少书面文献的地区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显得更加必要。马林诺夫斯基在对西太平洋的土著居民的民族志描述时说道，“在我们的社会中，每一组织均有其智囊、史学家、档案和卷宗，而在土著人社会中，这一切则付之阙如”。([3]，pp.8-9)具体到科学史的研究，对于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民族或地区的科学史研究，比如对少数民族科学史的研究，当文字资料有限时，对实际日常技术的重视和考察，应该成为科学史研究的主要方法。
(4)功能观念的引入对于“进步”和“落后”观念的反驳。功能主义学派的产生是在批判进化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学派的理论强调不应该把与欧洲不同的文化形态贬低为低等的文化。在评估和研究习俗或制度的功能时，人类学家提倡要避免种族中心论，“绝对不能仅因为他们不同意习惯的内容就认为它是功能失调(对社会是有害的)，或者仅因为他们不能立即理解习惯的意图，就肯定它是无用的”。([8]，p.324)
而且在对上文所提到的精神技术或者仪式性技术进行考察时，也应该转变观念，与其去一味地批评和排斥这些方面，还不如去努力理解这些技术所起到的功能，正如一位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每当不测和焦虑闯入人们的生活时，精神技术就会发展。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与其去批评这些迷信，还不如理解这些技术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不管其作用是心理的(消除焦虑或增强信息)还是社会的(集中群体力量或促进社会整合)”。([8]，p.206)
有一项考察玻璃发展历史的比较研究注意到，在历史上“欧亚大陆东端不发展玻璃，并非因为缺乏知识或理性，盖因那里有别种东西发挥着玻璃在西欧发挥的同样功能”[13]。不能因为非西方文明的历史中未能如西方一样发展出玻璃，而认为其它文明比西方文明低等。不同的文化各有其发展途径，功能的解释强调尊重不同文化的平等权利，在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只有在强调整体观和关注功能及意义的前提下，平等看待各个民族中发展的“科学技术”(此处是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才可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对不同文化中的科学技术进行更加准确的研究。
三、结语
人类学理论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应用有诸多方面，比如印度学者查托帕迪亚雅(D.P.Chattopadhyaya)就曾以人类学“结构主义理论”为主，阐述了人类学中的“结构”与历史学中的“过程”进行互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4]；近来，尼克·贾丁(Nick Jardine)曾对人类学“主位—客位”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15]。本文主要对人类学众多理论中的“功能主义理论”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初步探讨。功能主义理论的文化整体观，对文化要素功能和意义的强调，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及平等看待各民族文化的观念，能够启示科学技术研究者反思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正如白馥兰所说，“如果我们也允许自己更具想象力地思考一下技术可能是什么，它所产生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把技术当作文化表达的形式，以及在思想体系的产生和传播中的关键性工具，那么我们就打开了理解过去的一个全方位的新的可能性”[16]。通过文化人类学功能主义以及相关理念的引入，我们可以重新看待非西方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发展，寻找那些通常看来不可能结合到科学技术史领域中的重要的科学技术系统。
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应用了人类学理论的科学史研究的特点及其与其它研究的区别所在，从而有利于我们借鉴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进行中国的本土化科学史研究。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可以在国际以及国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把人类学功能主义理论以及其它相关理论应用到国内的科学史研究之中。
注释：
①国内对Malinowski有不同的译法，包括马林诺斯基、马凌诺斯基、马林诺夫斯基等。本文参考文献中不同的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如《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译者译作马凌诺斯基，而费孝通和张海洋则译作马林诺斯基。本文尊重原译者的翻译，不对参考文献中的译名进行统一，在正文中则统一采用目前国内较普遍的译法，马林诺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