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下党组织与入闽初期的十九路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组织论文,初期论文,中共论文,地下论文,十九路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0)04-0089-05
一、十九路军入闽前潜伏有中共党员
众所周知，南昌起义部队于1927年8月上旬挥师南下，当起义军参谋团成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南下部队左翼总指挥蔡廷锴带领第十师抵达江西省进贤县城时，突然倒戈，“很和平地清理了内部共产党员之后”①，率部逃往赣东北河口(注：今为铅山县城)，追随老上司陈铭枢、蒋光鼐投向南京。此后，该部队番号几经变更，于1930年定名为十九路军。
据掌握到的资料显示，起码在1929年底，已有中共党员潜伏于该部队中。
1931年底，中共福州市委曾向中共中央汇报：“此间有郑雄冠(注：即郑乃之)同志，现在国民党的十九路军蔡廷锴部文书之类的工作，这是在福州入党很久的一个同志。”“最近回福州找到我们”②。
郑乃之回忆：我于1929年底打入时为第六十一师蒋光鼐部，游毓桢、张英、毛桐侯、张字人等也“分头打入”该师。1930年，我们先后发展了翁松龄、周问苍、郭隐轸、汤池等党员。1931年4月，我回福州“把我的生活、工作以及发展组织的情况全部谈了。”③
1931年底，十九路军调戍京沪地区，郑乃之“于十一月间又回福州向市委汇报，市委研究后，答复说改派工作也很困难。军中工作非常重要，现有一定基础了，不能放弃，要继续发展下去。市委汇报中央，请派人直接领导工作。”这就是上述福州地下党组织向党中央报告的那一次。后来，由于“市委上报中央仍用我的原名郑雄冠，也未写部队番号，我到广东后已改名郑乃之，所以以后一直无法联络上。”④
“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潜伏在十九路军内部的这批中共地下党员“大力发展士兵组织，游毓桢、郭隐轸、翁松龄都分别主持成立了支部，张英同志负伤后为副营长，开到福建后升为营长，他领导的两个排长毛桐侯、何济民都发展了士兵组织。”⑤
十九路军入闽后，郑乃之再次“回福州寻访组织，即福州中心市委，当时书记是陶铸，组织部长陈之枢。陈和我接谈，要我写出书面的详细报告。市委通过了我的报告后，介绍我到厦门寻找军委黄同志(名字忘了)。”“到厦门找到黄同志，黄随我到泉州，介绍几个主要干部与黄晤谈，汇报发展士兵组织的情况。老黄决定编为一个总支部，指定我担任总支书记。以后老黄每两星期来泉州巡视一次，也到南安诗山与张英营长联系。”⑥
另外，淞沪抗战爆发至十九路军入闽前，乘该部队补充兵员的机会，中共党员渗透其中且数量相对较多。郑乃之曾回忆说：“沪战之中，全国各地爱国士兵纷纷开小差前来投效，新兵训练处，日招新兵数百人(其中也有红军派来的)。”⑦他们随部队入闽，也积极与福建地方党组织联系并开展活动。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于1932年8月4日向中共中央报告：“最近已找到几个路线，市委要杨同志特别负此责任(他和他们直接关系，他们里面有几个下级军官，最近写信到市委来)。如兵变能够发动之后，与红军马上会合。”⑧
这些资料说明，十九路军入闽之前，部队中确有中共党员和党组织；在驻守京沪期间，这个党组织还有所发展壮大；入闽后，他们与福建地方党组织接上关系。
二、十九路军屠杀部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
十九路军刚入闽，中共中央就指示福建各级党组织：“你们应该以布尔什维克的热忱，……实现争取十九路军士兵到红军去，‘哗变到红军中去’的战斗任务。”最后强调：“你们接到中央的这一封信后，须刻不容缓的召集会议，突出切实计划，坚决的执行。同时，你们必须集中火力打击忽视士兵工作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执行的经过须详细报告中央。”⑨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于6月25日向中共中央报告：“要举行一个士兵运动周，在这运动中起码要找到一两个以上的士兵谈话，发展五个士兵同志。”“要经常建立一队士兵宣传队。”“十九路军的六十师和五十六师、省二旅，要各发展一个支部和两个群众的组织。”“军舰要建立一个水兵支部。”⑩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于7月23日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央的指示，马上抄寄各地，要各地详细的讨论。”“对十九路军的工作，召集各支部讨论，组织士兵宣传队。”“市委和各地立即成立士兵委员会，专门负责兵运工作。”“兵委应有计划的举办士兵工作训练班。”(11)
总之，十九路军入闽后，福州、厦门地下党都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想方设法派人潜入十九路军。由于难度很大，人数并不多。
十九路军方面也十分警惕，蔡廷锴曾饬令所部，“关于共党时派人潜入本军运动兵变，尤当格力防范。”(12)
1932年8月初，他们在第六十一师第一八三旅(注：原番号第一二二旅)张炎部的一个营里，发现淞沪抗战期间补充的北方籍兵员中有共产党员。8月5日，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急忙由漳州赶回泉州，立即解除该营武装(13)。
面对不寒而栗的现实，蔡廷锴于12日由漳州前往泉州了解情况，并同毛维寿等人商议对策。傍晚，他在对第一八三旅部分官兵训话时，杀气腾腾地说：“我们在剿共的当儿，竟然有少数流氓在我们的后方捣乱。此辈捣乱分子是受赤匪指使而来，各位须得严密检举，有待重惩，决不宽姑。”(14)
根据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关于“严厉处置，以昭炯戒，剿共前线，庶乎有豸”的命令，18日晨6时，第六十一师军法处将关在泉州开元寺内“证据确凿”的69名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押往东门外东岳山东禅寺金厝团执行枪决。还有嫌疑对象200余人，将解往漳州地区修筑公路(15)。
同时，十九路军的其他部队也陆续发现，北方籍的补充兵员中有共产党员、革命青年或嫌疑对象。其中，第七十八师也枪决了“证据确凿”的30名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16)。
十九路军入闽前后，共产党员潜伏在部队中，就是要发展组织，争取士兵及下层军官举行兵变，杀死反动官长，拖枪到苏区当红军。蔡廷锴等人为了本阶级的利益，惟恐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在闽重演，必然要对部队中的共产党员采取最严厉的手段。
在十九路军的三个师中，遭到怀疑的北方籍兵员有几千名之多，一律被解除武装。其中，嫌疑较重的1000多名，自8月30日起至9月上旬，分批用海轮运往上海，遣回江苏、河南等原籍(17)。
蔡廷锴厉行兵工筑路政策，在十九路军总指挥部新设军路工程处，委十九路军驻厦办事处主任周醒南兼任处长(18)；并任命第七十八师第二三四旅(注：原番号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兼军工筑路队指挥(19)，将嫌疑较轻的3000多名北方籍兵员编入该队，集中于南靖县水潮、和溪和龙岩县适中等地修筑公路(20)。9月中旬，翁照垣辞去本兼各职，军工筑路队解散，绝大部分兵员也遣送回籍(21)。
三、十九路军镇压“肃劣”运动和制造“郑维新事件”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日本霸占台湾，把福建纳入其势力范围，在闽无恶不作，福州民众展开了持久的反日爱国运动。十九路军入闽初期，不仅屠杀潜伏在军中的共产党员，而且对领导民众开展反日爱国运动的中共地下党员也狠下毒手。
1932年夏，在以方声涛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压制下，福州的反日爱国运动跌入低谷，舆论惊呼：“福州等于不抵制，日货充斥为华南冠。”(22)“福州口已成华南第一日货销售最大市场。”(23)
十九路军进驻福州后，以陶铸为书记的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冲破反动当局的禁锢，适时地发动群众开展反日爱国运动。中共地下党员郑维新等人受地下党的指派，组织并领导全市首个“肃劣会”(24)。9月7日上午，南台下渡地区藤山乡民在十锦祠藤山救火会内召开乡民大会，成立“藤山乡民自动肃劣会”(25)。9月17日上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组织藤山肃劣会、仓山锯木厂、英华中学等500多人举行纪念“九一八”国难周年群众大会，“并且检查了七八间商店的日货，捉了一个奸商带绿帽子游街，烧日货价值在五百元左右，……捣毁了一家日本商店。”(26)这次活动将“肃劣”运动推向新高潮，报纸称赞：“藤山民众肃劣之热烈”(27)。
福州地下党趁热打铁，对“肃劣”运动提出更高的要求：“由藤山发起去联合其他街道肃劣会，成立全福州总的肃劣会。加紧建立各肃劣会下层的基础，由这样来扩大我们的组织，争取福州整个检货的领导与更大的开展这一运动。”(28)
10月21日上午，在福州地下党的指导下，各地肃劣会派出代表在藤山肃劣会召开联席会议，宣布成立“福州民众自动肃劣会联合会”，会址设中洲岛“天后宫”(29)。从此，“肃劣”运动如火如荼，“日货进口渐形减少”(30)。
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15周年期间，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部署更大规模的“肃劣”活动。以十九路军将领丘兆琛为局长的福州市公安局，镇压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肃劣”活动，制造了“郑维新事件”。
《1933：福建事变始末》一书叙述了“郑维新事件”，但与历史资料的记载有些不同。
其一，事件起因。
11月9日下午1时，龙潭肃劣会在潭尾街“楮亨堂”纸店与奸商曾文卿发生争执，并将干涉爱国行动之第三区警察赶走。“同时，全市民众肃劣联合会亦派有代表到场指导，将劣货当场焚烧，并向三区提出质问。”(31)市公安局派来大批警察，用武力驱散群众，逮捕了赵汉升、林云振、卢国良、高康官、林云钦、郑文英等6名龙潭肃劣会和下渡肃劣会的职员(32)。
《1933：福建事变始末》一书，将这次事件起因的日期，叙述为11月9日以前的“11月初”(33)，显然有误。
其二，事件经过。
国民党报纸这样报道：“今日上午十一时，南台方面忽聚有百余人，先在南公园开会后，……由南街一路拥至市公安局请愿，要求释放昨晚被捕之六人。门岗拦阻不住，闯入大堂。该局保安队……中有一兵，拔出手枪对众射击，一弹飞出，适中……郑维新腹部，大呼一声，立即倒地毙命。同时并捕获李展平、陈书英、张恩官、王钟官、郑嫩弟五人。”(34)当天下午，市公安局贴出布告：“本日竟有暴徒集合多人，……拥入本局，任意捣乱，抢夺卫兵枪支，意图行凶。经卫兵开枪自卫，当场击毙为首之郑维新一名，并拘捕数名。”(35)
福州地下党编印的报纸这样阐述：“全市民众肃劣会代表在南公园集合出发公安局，要求立刻释放被捕肃劣会职员，保证以后对民众肃劣不再有此项事件发生。代表计五十余人，沿途民众自动参加达三百以上。……甫抵该局门口，丘兆琛即亲率驳壳队将全市肃劣联合会执委郑维新、李展平、陈书英等六人捕去，并将郑维新当场枪杀，极无耻的贴出布告欺骗民众诬郑维新等抢夺枪支致被乱枪击毙。”(36)
以上两种说法，哪一种较接近事实，有待征集更多资料，进行负责任的研究。
《1933：福建事变始末》却有不同于上述的说法：“市肃劣会联合会代表郑维新等在南公园集中各肃劣会代表40多人到市公安局请愿，要求释放被捕成员。……包围群众的军警冲入群众队伍，……把站在前面的郑维新等6人抓入局内。在公安局里，……丘兆琛无言以对，恼羞成怒，命令卫兵向郑开枪。郑维新身中数弹，当场壮烈牺牲。”(37)
其三，事件结局。
《1933：福建事变始末》一书写道：“在一片抗议声中，国民党福建当局不得不撤换市公安局长丘兆琛的职务。”(38)这种说法虽然流传较广，但事实并非如此。
丘兆琛曾任十九路军攻城旅少将旅长，1932年9月随蒋光鼐由沪来闽，10月21日被省政府任命为福州市公安局局长(39)，31日到局接事(40)。他不但没有因“郑维新事件”遭撤职，还于12月7日补行宣誓就职典礼(41)。12月底，福州市公安局改为福建省会公安局，他依然任局长(42)。“福建事变”爆发后，他才免去公安局长(43)改任北上讨伐蒋介石的先遣部队司令。此时，距“郑维新事件”已经一年有余了。
郑维新遭杀害后，福州民众自动肃劣会联合会“因感环境恶劣与进行困难”，被迫解散(44)。其结果是：“肃劣运动既趋消沉，东洋货品不断涌进福州。”(45)舆论慨叹：“本市劣货复形活跃”，“劣货肃清之期，已告绝望矣。”(46)
注释：
①(12)《蔡廷锴自传》，黑龙江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304页。
②《福州市委给中央信——十九路军的士兵工作、经费问题》，1931年12月26日。
③④⑤⑥⑦郑乃光：《回忆我党在十九路军内的活动情况》，中共福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福州市分会：《福建事变期间我党与十九路军关系问题讨论会专辑》，1982年12月，第123～126、127、127、128、127页。
⑧《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给中央工作报告——关于“八一”工作的推动与检查》，1932年8月4日。
⑨《中共中央关于十九路军调闽致福建各级党部信》，1932年6月22日。
⑩《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八一”工作决议与七月份工作计划》，1932年6月25日。
(11)《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对兵运问题的决议》，1932年7月23日。
(13)《福建民国日报》1932年8月11日。
(14)《福建民国日报》1932年8月20日。
(15)《江声报》1932年8月21日。
(16)《福建民国日报》1932年8月14日。
(17)《江声报》1932年8月31日、9月7日、9月8日。
(18)《福建民国日报》1932年8月9日。
(19)《江声报》1932年8月10日。
(20)《江声报》1932年8月24日。
(21)《江声报》1932年9月22日。
(22)《江声报》1932年8月30日。
(23)《福建民国日报》1932年9月1日。
(24)石建国主编：《福州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119页。
(25)《福建民国日报》1932年9月10日。
(26)《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给中央报告——关于“九一八”工作总结》，1932年9月24日。
(27)《福建民国日报》1932年9月18日。
(28)《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第二次扩大会决议案》，1932年10月15日。
(29)《福建民国日报》1932年10月28日。
(30)《福建民国日报》1932年10月29日。
(31)(36)《工农报》1932年11月10日，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福建省总工会干部学校：《福建工人运动历史资料选编》，1980年打印本，第261页。
(32)(34)《福建民国日报》1932年11月10日。
(33)(37)(38)吴明刚：《1933：福建事变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137、138页。
(35)《福建民国日报》1932年11月11日。
(39)《福建民国日报》1932年10月22日。
(40)《福建民国日报》1932年11月1日。
(41)《福建民国日报》1932年12月8日。
(42)《福建民国日报》1933年2月15日。
(43)《人民日报》中华共和国元年(1933年)11月25日。
(44)《申报》1932年11月16日。
(45)《福建民国日报》1932年11月24日。
(46)《福建民国日报》1932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