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发展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快速增长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如何总结中国和东亚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在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构建具有预见性并符合中国特定发展阶段国情的发展战略，成为了学术讨论的热点。党的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决议以及新一届中国政府提出的“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观”已经验证了学术界有关讨论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然而，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痼疾和其未来更加紧密地融入全球经济后即将面临的严峻挑战；考虑到已有的学术讨论尚有许多需要澄清的问题和大量可以拓展的空间，这种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不应该局限于孰是孰非的争辩，不应该局限于用一种理论对一个阶段、一个地区、一个产业的发展进行阐释。相反，需要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集聚国内外不断涌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真正做到从战略的高度就中国经济的发展策略，展开健康的、可持续的学术讨论。
一、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争
2003年末，《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一文揭开了新一轮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论战的序幕。[1](P11—12) 早在1994年，林毅夫就在详尽剖析中国经济改革经验和比较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经济增长路径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并建议将“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Following Strategy,CAF）和相应的制度建设工作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应依据的原则和目标。（注：参见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由于该学术思想有充分的实证研究作为支持，又是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新的阶段和新的领域做出的发展，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积极回应。
令人振奋的是，中国学者的研究与讨论很快突破了“比较优势战略”思维的框架。通过借鉴20世纪70年代诞生的战略贸易理论（注：参见Krugman,P.R.Import Protection as Export Promotion: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Oligopolies and Economics of Scale.In H.Kierzkowski(ed.),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和新兴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注：参见Porter M.E.,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1990。）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一文首先对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推行“比较优势战略”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了质疑，进而强调：“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能成为竞争优势。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对外贸易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比较优势上，需要将这种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2](P20—26) 近年，在中国对外贸易导向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上，由“竞争优势战略”统领的政策建议似乎在讨论中占据了上风，[3](P31—34)[4](P1—5)[5](P6—10) 对比较优势战略的批驳也从国际贸易领域逐步扩展到了宏观经济政策领域。此时，林毅夫先生能够再次撰文阐发“比较优势战略”，及时回应了其他学者的批评，有利于澄清问题争论的焦点，继续展开深入地探讨。
二、比较优势战略与比较优势原理
笔者认为，在“竞争优势战略”支持者对“比较优势战略”的批驳中存在着误解，即将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等同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原理。由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和后来的赫克歇尔—俄林禀赋理论只是对国际贸易领域分工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总体福利增加效应进行的有限解释，如果将其简单移植到国家经济发展尤其是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领域，当然很容易使后发国家在国际贸易分工和利益分配过程中陷入所谓的“比较利益陷阱”。（注：单纯的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单纯根据资源禀赋来确定自己的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就会跌入“比较利益陷阱”。）[2](P20—26)
事实上，林毅夫提出的“比较优势战略”是建立在发展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模式基础上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1](P11—12) 尽管这一理论同样承认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并强调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水岭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别，但其对因此导致的经济发展模式差异的分析，则是通过运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生产函数模型[6](P65—94) 来展开的——“资源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自然资源通常是给定的；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国家之间并无巨大的差异；所以，惟一可以有巨大的增长差异的资源是资本。当我们讨论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时，事实上是指资本相对丰裕程度的提高。因此，对于一个处于落后地位的经济来说，所要寻求的发展，应该是资源结构的提升或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增加。”（注：参见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可见，这一分析与李嘉图基于国际贸易中两国相对生产效率不同造成的产品交换和福利增加不同，它强调的是一种要素（资本）在一国经济增长中的长期作用；另一方面，它也不同于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停留于要素成本差异条件下进行国际贸易的思路，主张以不断提高一国的资本相对丰裕程度，来提升要素禀赋结构。
从将技术等因素作为外生条件而建立起的生产函数模型出发，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都是经济增长长期累积的自然结果，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自然过程。以生产函数的产出最大化为目标，以本国劳动力、资本两种要素的丰裕程度和相对价格为约束，如果假以竞争性的市场体系，那么微观经济中的生产者自然会选择那些能够将成本低廉的要素密集化的产业进行生产，以期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微观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这种局面下，一方面生产要素在生产函数中的合理配置保证了经济运行的高效率；另一方面，企业生产出的产品也必然是一国既定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条件下最具价格竞争力的产品。如果整个国民经济能够在这样一个具有高效率和生产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产品的轨道上持续运行，那么“资本积累的速度将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增加的速度，要素禀赋结构得到较快的提升……由此，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也会自然而然的升级”。[1](P11—12)
在明确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战略”与传统比较优势原理的差别以及“比较优势战略”的内在机理之后，一些由于误解而发生的批驳就不攻自破了。比如，洪银兴认为：“我国目前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些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不具有竞争优势”。[2](P20—26) 首先，即便在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中，产品的低成本优势与产品品质的差异性一样，是一国特定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重要优势之一；其次，纵使由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凭借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量廉价劳动力使得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竞争中的低成本优势逐渐削弱，在中国的禀赋结构尚未升级之前，劳动力与资本相比也仍然是我国相对廉价和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资源禀赋。
对“比较优势战略”最为激烈的批评发源于许多学者对固守“比较优势”可能导致的中国工业技术水平、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威胁的忧虑。[7](P11—15) 但正如林毅夫在“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中所一再强调的，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要素禀赋结构，而不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一国最具竞争能力的产业、技术结构（或者说产业区段）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一个经济系统中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从根本上说，依赖于该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1](P11—12) 也就是说，没有生产函数在资本存量尤其是人均资本占有量上的增长，技术和产业结构作为外生的给定条件是无法得到改进、升级的。
而在人均GDP方面，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也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例如，与美国相比， 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估计， 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6 ％左右。 一个简单的推测是， 假设美国从现在起每年保持人均GDP2％的增长率，而中国保持人均GDP6％的增长率，那么要在204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才可能达到美国的一半。而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最近研究， 从经济起飞到实现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花了差不多35年的时间，而日本则仅用了17年。（注：参见张军2004,(3):http://www.eobserver.com.cn/ReadNews.asp? NewsID=8347。）
上述简单的数据可以告诉大家：首先，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在人均资本占有量上赶超发达国家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也意味着数量庞大、价格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将长期成为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要素禀赋。其次，面对大量的、低收入的人口，如果人为的制造我国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高科技信息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既会造成市场体系扭曲型（Market-distorting）的产业布局，又会导致国民经济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的下降；其结果是大量的被扶植产业因缺乏足够的高素质技术人员以及完善的竞争性发展环境而不具备自生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会越拉越大，效率与公平兼顾成为空谈，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出现巨大隐患。所谓的“后发优势的真正意义在于可以通过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引入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资本，迅速建立起现阶段自身没有能力发展的产业，缩短产业自然演变进程甚至跨越其中若干环节，提前启动产业结构知识化”，[5](P6—10) 只能是一种想象中的赶超。
比较推行“赶超发展战略”的拉美国家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遵照“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的经验；比较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经济的不同遭遇；再冷静审视我国当前的总体国民经济水平和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注：参见胡鞍钢《“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明德论坛”讲稿，2004年。） 应该承认，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国民经济在发展中所必须遵循的战略。
三、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
正如在本文前言部分提到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不应该停留在某一个层面和某一个阶段上。因此，也不可能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来切合实际的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不同层面、不同时期的问题。“比较优势战略”是中国经济增长中必须遵循的策略，但伴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革新、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剧和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征的凸现，它确实需要诸如“国家竞争优势”、“国家创新体系”这样的新理论作为补充和发展。（注：参见Nelson R(eds.).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A Comparative Analysis.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一）新经济增长模式
首先回到描述“比较竞争优势”内在机制的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模型[6](P65—94)：
Y＝F（K，L）（1）
公式中的Y代表生产函数的总产出，K代表当前的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力总量。值得注意的是， 使得该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收益不变效应的重要架设为：生产的技术条件给定，不随时间变化。[8](P237—267)
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源禀赋由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升迁，技术和技术创新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在经历了Arrow、Lucas等经济学家不断的将技术内生为生产函数自变量的努力之后Romer提出了新的技术内生型生产函数，[9](P155—173)[10](P3—42) 从而开创了经济学上的新增长理论（The New Growth Theory）[11](P1002—1037)：
Y[,i]＝A（R）F（R[,i]，K[,i]，L[,i]） （2）
公式中的下标i代表微观经济中的生产单位——企业，A（·）代表技术水平，R[,i]代表公司i 的个体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行为对全社会研发成果总量R的贡献。在这个生产函数中，技术知识成为了一种具有非竞争性（non-rival）和部分排他性（partially excludable）的产品（新技术可以通过专利保护而被发明者暂时独享，但最终仍会为全社会所无偿占有），单个企业的研发成果可以通过知识外溢（knowledge spillover）促进整个社会知识储备的增加。尤为重要的是，这个新的生产函数借助A（R）这个内生技术变量的引入，彻底改变了生产函数规模收益不变的结论，使产品的规模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 of scale）成为可能。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重要缺陷，就是一味将技术因素作为随人均资本拥有量增加而变化的因变量。这样的理论，从根本上无法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因而即便它可以解释经济的增长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却无法解释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即便它可以通过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来说明影响技术水平的外部因素，却无法通过生产函数本身来说明本国内在的知识积累和技术开发对维持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无法将技术因素和规模收益递增效应融入“比较优势战略”，势必使得这一理论在指导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相对乏力。这无疑是“比较优势战略”于内在机理方面的亟待改进之处。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对外贸易视野对“比较优势战略”展开批评的《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一文提出：“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理论依据，是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以比较优势的转换为导向，同时有选择的利用静态比较优势，有重点地推行逆比较优势战略。”[3](P31—34) 尽管郭克莎先生提出的“动态比较优势战略”和“逆比较优势战略”的概念和科学性还存在很大争议，但其有分别的推行经济发展战略的思维却对补充、发展“比较优势战略”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林毅夫在把“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一种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阐述时，建立了一个隐含的重要假设条件，即一国资源禀赋结构的属性在一定时间内是单一的、均质的；一国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是同步的。例如，“比较优势战略”认为：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资源禀赋结构是劳动力丰裕型的，也就是说韩国国内当时的资源禀赋差异可以简单的用劳动力丰裕这一特点加以掩盖。80年代初，韩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升级为资本丰裕型。这一转变，意味着韩国国内在禀赋升级中的时序差异可以被忽略不计。这样的隐含条件，在解释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土地面积小、人口数量相对较少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可以被当作相对合理的假设予以接受；可若要推广到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近代化历史过程不同步、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国家，资源禀赋结构的单一、均质性以及禀赋结构同步升级的假设就变得过于苛刻而无法满足。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的存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都有很大的发展，但地区发展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注：参见温家宝2004,(2):〈http://www.snweb.com/gb/people_daily/2004/03/01/0301p002d001.php〉。） 我们以反映地区当年财富创造能力和现代化进程的人均GDP作为指标来测度，从1979年到2000年， 中国各地区间的人均GDP增长速度既存在着共同正向增长的趋势， 但其增长的速度却有显著差异（见表1）。
表1 中国各省份初期人均GDP水平和改革以来的增长率
东部PGDP
GRPGDP中部PGDPGRPGDP西部PGDP GRPGDP
省份 78(元)
78～00(%) 省份
78(元) 78～00(%)
省份 78(元) 78～00(%)
福建27312.0 河 南
232 9.0 新疆313 9.1
浙江33111.7 湖 北
332 8.6 云南226 8.3
山东31611.0 安 徽
244 8.2 四川262 7.7
广东36910.2 湖 南
286 8.1 陕西291 7.0
江苏430 9.7 内蒙古
317 7.8 贵州175 6.8
海南314 8.6 吉 林
381 7.7 宁夏370 6.1
河北364 8.4 江 西
276 7.6 西藏375 5.8
广西225 8.0 黑龙江
564 6.8 青海428 5.7
北京
1290 7.5 山 西
365 6.5 甘肃348 5.3
辽宁680 7.2
天津
1160 6.9
上海
2498 6.4
注：PGDP78是1978年各省的人均GDP数额， 数据来源于《新中国统计资料五十年汇编》；GRPGDP78—00是1978—2000年期间采用水平法以可比价格计算的各省人均GDP年增长率，2000年各省人均GDP数据以及以1978年为基期的2000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资料来源于《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另为保持资料前后口径的一致性，本表没有包括台湾省以及1997年刚成立为直辖市的重庆市。
资料来源：[12](P33—39)。
根据沈坤荣、马俊的实证分析——中国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相对差异则在经历了几次波动后又趋于扩大。中国省际间经济增长并不具有明显的绝对收敛性，但呈现出明显的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俱乐部收敛”特征。[12](P33—39) 通过对表1的分析，可以注意到：即便在改革开放之初， 由于历史原因，东部地区就在资金总量上拥有中西部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而伴随着人力资源水平、市场体系建设进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等等因素进入到生产函数之中并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到2002年，可以更清楚地从中国各省份人均GDP 的地理分布中（见图1）注意到中国东中西三大板块财富创造能力的不均衡。
附图
图1 2002年中国各省份人均GDP地理分布图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网，http://www1.cei.gov.cn/cedb/。
显而易见，在这种地区人均财富存量和人均财富增长速度不均衡的国家，整齐划一的针对某一种资源禀赋结构僵化的推行“比较优势战略”，必然会造成投资对资源价格信号的扭曲，影响到不同地区微观经济运行的效率以及资源禀赋结构的调整、升级，阻碍这些地区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概括的描述中国当前的资源禀赋结构是劳动力丰裕的，这是国家层面下“比较优势战略”的基点；但如果迫使每个地区、每个城市都遵照这一战略进行竞争，则既不能从理论上得到支持，也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冲突。
根据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有分别的推行“比较优势战略”，绝不等同于“动态比较优势战略”。它不是按着可能出现的新禀赋优势而推行赶超政策，而是根据某些地区已经呈现出的更新禀赋优势，集聚式地推行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战略”。例如，研发支出通常被当作衡量某个国家或地区创新能力和发展“知识型”经济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2003版各成员科学、技术和产业排行榜的统计数据，[13] 2001年，中国用于研发的支出达到600 亿美元（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占整个GDP的比率从1996年的0.6％提高到了1.1％，这些投资的60％集中来自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国内和国外公司。在东部地区，可以观察到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目标的演化过程：从利用当地的廉价生产要素，到较低层次的OEM式的加工和较高层次的生产基地（主要是制造业基地）， 再到更高层次的R&D基地（见表2）。可见，当存在有一个相对开放和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时，我国东部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战略”已经在完成一种自发的变迁。如果这种变迁能够在企业的思维和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上得到认可并达成共识，势必可以为当地微观经济生产效率的提高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表2 我国经济成长阶段的差异、制造产业与跨国公司FDI定位
人均GDP(美元) 经济成长阶段制造产业基础 FDI定位
1200以下
工业化前期制造业有一定的基础,资源获取成本较低 原材料采掘与粗加工
1200～2400 工业化初期制造业开始成为主导产业 加工车间①
2400～4800 工业化中期
其中:2400～3500初始阶段 制造业基础坚实,开始采用先进制造技术 制造基地②
3500～4800后半期制造业体系完备,现代制造技术普遍应用,
R&D与总装基地③
技术创新和技术吸纳能力强
注：（1）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沿海地区普遍实行的OEM生产方式；（2）例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苏州IT制造基地；（3）例如北京的微软中国研究院、上海的贝尔实验室、杜邦中国研究开发中心、爱立信通讯软件开发公司和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等。
资料来源：[5](P6—10)。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了资源禀赋结构的差别特征，客观上造成了中国东中西三个地区有分别的推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必要性，进而造成了产业集聚策略实施的必要性。（注：参见王缉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一方面， 这种分析完善了推行“比较优势战略”的约束条件；另一方面，它又对原有的“比较优势战略”提出了更广泛意义上的挑战。
（三）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与竞争优势理论
笔者对“比较优势战略”所做的补充工作，完全是从众多学者对其的批评出发，结合新近经济理论和经济学研究成果进行的探讨。因此，也有必要在此就针对“比较优势战略”做出最激烈批评的“竞争优势战略”进行专门的评述。
20世纪70年代后，传统的以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生产为特征的加工业和制造业在生产的组织方式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即从单纯依靠规模经济、标准化流水线作业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福特主义（fordism），过渡到依靠快速适应、创造市场需求能力的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方式（Just-in-time & Flexible Production）。创新对企业的意义从熊彼特式的提供新技术、新产品，扩展到了以市场为核心的开拓新销售渠道、开发新服务方式；创新的单位由单一的企业研发机构，演变为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和客户共同参与，借助大学、风险投资、咨询公司等知识密集公司（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的支持，共享信息、知识和创新成果的创新网络。
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传统产业建立在成本意义上的劳动力或资本比较优势仍然可以在竞争中发挥作用，他们却必须依靠集聚起在其他生产环节和销售、服务环节的优势，才可能在与国际市场中具有同类资源禀赋结构的对手的竞争中取得优势。这也是波特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对于微观经济运行管理者最大的启发。
诚然，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关注的是国家和国家支柱产业在全球的利益问题，其“钻石模型”中也给“政府”这个宏观经济调控者以重要的位置，但其分析问题的角度却是紧紧围绕微观的企业及其发展环境来展开的。（注：参见迈克·E.波特《建立繁荣的微观经济基础：基于微观经济竞争力指数的调查发现》，载《世界经济论坛——2002—200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 这一理论同样承认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中以人均资本丰裕程度来区别国家发展程度的框架，但更关心的是在各种资源禀赋结构中，微观生产力于后福特时代的构成要素（见表3）。正如波特所说：“成功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国家的经济环境有所改善，使企业具有更加高效的竞争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会面临不同的困难。”（注：参见王缉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竞争优势战略”对“比较优势战略”的矫正意义不在于建立超越国家经济发展禀赋结构的“动态比较优势”，而在于深入到微观层面，使企业建立起包括成本因素在内的更全面、高效的竞争模式。
表3 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企业所应致力开发的运营策略
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
非廉价投入的竞争优势 多种价值的存在 革新能力
生产过程多样化国际销售控制国际市场的广阔
以顾客为定向的程度高标范围刺激性赔偿范围
市场营销的范围研究与发展的企业投入授权意愿程度
地区营销范围 外国技术许可的流行性
专业经营管理的依赖型 职工培训的程度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02—200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相关图表修改。
因此，由支持“竞争优势战略”的学者提出的重要批评包括：现在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一个趋势，这就是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工资增长很快，工资／租金比率提高的结果，或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失去竞争力，或者是资本替代劳动，使丰富的劳动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2](P20—26) 根据国内市场、 生产要素及技术禀赋状况的变化而选择渐进式演化本无可厚非，然而严格遵循完成工业化后方着手产业结构知识化的道路，极可能造成对初级经济资源的过度依赖，加重产业升级成本和造成进程迟滞，又可能导致本国产业竞争力持续低迷，根本无法抵御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和严重后果；[5](P6—10) 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市场开放以及私有化程度，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基石，这些是必不可少的，但尚未齐全。如果微观经济情况不改革，那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带来的GDP增长、市场开放以及私有化程度都将是不稳定的，或者无法转化为人均GDP的增长；继生产制造环节向中国转移之后，越来越多的著名跨国公司开始向中国转移与产品开发相关的研发环节，只要我们战略深远、政策得当、措施有力，就能根本扭转“锁定”在全球化产业链低端、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形势，不断增强模仿创新能力，实现向自主创新的跨越，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4](P1—5)
上述批评与主张超越中国整体资源禀赋结构而推行“动态比较优势”和政府扶植高科技产业的战略贸易政策不同，集中揭示了“比较优势战略”对中国资源禀赋结构发展不均衡现象的忽视；切中单一成本优势无法支撑传统产业取胜于国际竞争的要害；更暴露了“比较优势战略”因无法将技术因素内在化而低估在中国少数发达地区先行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可能、忽视发达地区禀赋结构升级和产业升级对拉动其他地区传统产业微观竞争力所发挥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和外部效应（externality）的弊端。
至此，笔者认为，设计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应该是：如何将“比较优势战略”与“竞争优势战略”置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个最基本的外生环境中，集聚两种战略在解决不同层面问题上的优势，充分释放不同地区的禀赋优势，使相应产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同时逐步扩充各种产业的微观竞争优势，确保企业收益的不断提高和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四、新的发展观与集聚优势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新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如果改革开放政策启动之初，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可以被概括为以追求效率为主、支持快速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发展观，那么，今天的发展战略已经提升到了重视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作为中国发展的重心，我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战略与上述新发展观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呢？
探究新发展观提出的深刻背景，可以发现威胁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系列严峻挑战（见图2）。而这些问题的症结恰恰是中国社会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长期发展的不均衡。笔者认为，在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微观经济竞争领域集聚“比较优势战略”和“竞争优势战略”的可取之处，逐步建立制度改革、竞争型市场体系建设和产业集聚之间良性的依存、促进关系，是实现中国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下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合理选择。
附图
图2 中国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资料来源：胡鞍钢：《“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明德论坛”讲稿，2004年。
首先，任何政府在制定其经济发展政策时，要素禀赋结构是最重要的既定外生变量。发展中国家能否有效地推行比较优势战略，将会对本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收入分配的平等、金融发展、国际贸易等多个方面产生广泛的影响。尽管波特在论及建立在禀赋结构基础上的国家竞争时，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类型划分为三类（见图3），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吸收外资的数量大、类型多、分布不均，三种类型的经济同时以不同程度分散在中国的不同地区。
附图
图3 国家经济发展类型的升级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02—200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
从全局着眼，应接受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资源禀赋结构，通过恰当的政府政策培育起灵活有效的金融市场、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和发育良好的产品市场，支持能够大量吸收劳动力的加工制造业发展，是缓解就业压力、解决失业问题、全面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必然选择；只有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才可能让落后地区尽快完成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进一步缩短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逐步消除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此外，依据产业的空间集聚理论（注：参见Krugman P.R.:Geography and Trade.Cambridge,MA:MIT Press,1991。），大量加工制造型生产企业在中部及部分东部地区城市的集聚（agglomeration），有利于降低生产中的交易成本、外国投资的机会成本，扩大该产业中创新成果（技术、产品、营销策略等）的溢出效应，从而不断增强企业的微观竞争能力。同时，这种集聚也有利于相关产业行业协会的建立和发挥作用，使我国的加工制造业在越来越频繁的国际贸易摩擦中具有更强的自组织能力。
但是，东部发达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人均收入和个人发展指标，（注：参见胡鞍钢《“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明德论坛”讲稿，2004年。） 以及目前基本上集中在上述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使得在这些地区推行以投资、创新为主要目的的资本、知识比较优势战略成为发挥当地禀赋优势、提高经济生产效率的必然选择。而这些地区依据新的禀赋结构发展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没有技术进步的国家可能获得较高的生活水平，如通过较高的资本积累，但这些国家将不能享有经济持续的高增长率。通过分析2002—200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可以发现，国际投资对于一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信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该国的技术创新能力。这也正是为什么一些人均收入更高的发达国家反而在微观经济竞争能力上输给亚洲和欧洲其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原因（见表4）。利用本文对于“比较优势战略”生产函数机理的补充，东部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成果将成为改进我国生产函数的动力，创新行为对吸引外资和改进产业链其他环节生产技术的巨大外部效应，将构成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表4 到2000年成为核心创新国及地区的80年代非核心创新国及地区
1980—1989年20世纪2001年 2001年
国家和地区美国①年均 80年代美国年均 排序
每100万人口 的排序 每100万人口
中国台湾地区 12.8019
239.783
冰岛
9.002163.33
18
爱尔兰 8.802237.24
21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5.402334.34
22
新加坡 2.4 2572.12
14
韩国
1.3 2873.99
12
注：该项目的含义为该国公司当年已注册的美国应用专利数平均到每100万人口中是多少。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02—200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
对于经济落后、人口稀少的西部地区来说，依照其宝贵的自然环境与生态资源禀赋优势来发展地区经济，既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完全可以从中部和东部地区随人均收入提高而不断增长的环境、旅游需求中获取巨大收益。伴随政府和发达地区在资金、技术方面投入的增大，在西部地区建设起低损耗、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种植业、畜牧业和旅游业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中国政府的新发展观昭示其治国之本在于协调。但“协调”不可能通过简单化、一刀切式的发展战略得以实现。至少，中国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必须针对其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殊的发展局面，在不同层面上集聚不同经济发展战略之所长，才可能谋求到最优的发展政策组合。当然，本文对经济发展战略的分析可能还存在很多误解和偏差，在诸如农业问题、城乡差距问题等方面受到篇幅限制也欠缺足够的论证。在此，仅希望以本文来引起广大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更加深入的思索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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