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视野下执政形象的建构逻辑研究
胡柳娟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 100017)
摘 要 ：执政形象本质上体现民众对执政党的综合认知与价值判断，是一种群体性主观评判。对致力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特殊的政治地位、组织属性及其功能决定了执政形象构建的鲜明特色和独特逻辑：“执政形象”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政党政治实践的新命题；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的构成基础源于政治使命与政党功能；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依然对执政形象具有内生性需求；中国共产党要立足新时代，正视执政党建设的内在规律和现实问题，科学构建提升执政形象的路径，为党的长期执政创造坚实基础与条件。
关键词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构建；长期执政；现代化
一般而言，执政形象是民众对执政党的综合认知与价值判断，构建良好的执政形象有助于在实践中与民众形成良性互动，巩固执政党合法性基础。对致力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实现长期执政与执政形象的内在契合，是党有效领导社会和稳固政权的保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正确认识长期执政状态下党的执政规律、特点和逻辑，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探讨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执政形象问题之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的构建逻辑是什么；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构建执政形象的新生长点，进而助力推进党的长期执政。
一 、执政形象 ：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实践的新命题
1908年，英国学者格雷厄姆·沃拉斯(Craham 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把广泛运用于心理学中的“形象”一词运用于政治学，并首次提出“政党形象”这一概念。他认为，政党形象与政党制度中的投票是相联系的，选民的现实投票意向并非完全出于理性选择，通常会被一些独立于政党政策主张的非理性因素所左右，这些非理性因素可以概括为“能够在连续进行的选举中被认出是以前爱过和信任过的同一样东西”[1]。但是，政党形象“并不是政党的全部活动内容，在选举中所形成的形象也只是政党的一个‘面相’”[2]，这种“面相”仅仅作为一种识别标志被选民所认知，并没有从根本上体现出政党的全部特征与全部功能。因为，在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发展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初步形成，以议会为核心的国家宪政体制也逐渐确立，随着利益分化加剧，首先在议会内部形成不同的派别，在随后的选举竞争过程中，议会派别为了获取议会内席位，会不断扩大与基层组织的联系，进而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内生政党”。此后，这些政党通过制度化竞选实现轮流执政，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政党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是补充制度的力量”[3]，成为执政党的“执政形象”并不容易脱离在竞选阶段已经形成的“政党形象”而单独存在，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对“执政形象”的讨论。
但是，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政党的产生并不是由议会中的派别演变而来，也不是现行政治体制的维护者和完善者，而是现有国家能力不足、社会力量弱化的终结者，其使命在于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随着政党这一要素进入政治结构，政党在“国家——社会”连接中的作用更大，执政党与国家实现了高度结合。此时，在国家→政党→社会分析框架下，执政党不仅成为连接国家和社会的载体，还通过运用国家政权进行社会动员，“在整个政治运行中发挥重大影响、起着支配性作用”[4]，成为政治行为的核心主体。更重要的是，政党这种强大组织力量需要以良好的形象为基本依托，才能从根本上获取执政合法性，进而实现执政的长久性和持续性。这也就决定了，政党一旦上升为执政党，就会形成区别于“政党形象”而独立存在的“执政党形象”，这种独立性，意味着执政形象并非是被动构建的结果，而是执政党主动的创造过程。因而，寻求政治发展与执政形象中的一种良性循环关系，使政党形象与执政形象相互融合，这对后发现代化发展国家来说，是政党政治实践中的新命题。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逻辑之下成长起来的执政党，特殊的政治地位、组织属性及其功能决定了执政形象构建的鲜明特色和独特路径。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那么如何深化对执政形象建构规律的认识，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乃是今天执政党建设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2.2 灵敏度及特异度 超声高清血流显像在双主动脉弓畸形筛查诊断灵敏度及特异度均低于联合检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446、0.455，P>0.05)；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在双主动脉弓畸形筛查诊断灵敏度及特异度均低于联合检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421、4.689，P<0.05)。见表2。
二 、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的构成 ：基于政治使命与政党功能
2.执政形象是长期执政的基础。一般来说，政党的宗旨、历史使命，是执政形象的稳定动力来源，具有传递性、连续性。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政党为了与时代相连，也在不断调试，并会努力把与时代的联系转化为政党领导国家建设的合法性基础。二者比较而言，前者决定了执政党的属性，是执政的逻辑起点；后者决定着执政党的生命力，是衡量执政党适应能力的重要指标。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长期执政目标的指引下，由于政治地位和外部环境的改变，执政党执政形象的构建动力机制也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加强。一方面，为执政党的自我认知提供了有效的实现载体。中国共产党成立97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构建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等良好形象，不仅可以在党内达成共识，还可以激励更多优秀新生代的年轻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内化为一种作为情感支持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甚至填补了章程之外的空白，在一些规章制度尚未涉及的层面，也能促使党员自觉地约束自身，为党奉献，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权力真空可能造成的规范漏洞。”[10]实际上，这是调动党员、群众对党的情感支持，树立民众对政党的信心，增加对执政党的认同。同时，无疑强化了长期执政状态下执政形象构建的动力。另一方面，环境适应能力加强。在执政逻辑中，中国共产党位于国家与社会的中间，充当协调二者关系的桥梁，在这种状态下，随着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往前推进，以及社会诉求的增多，此时中国共产党要有效运行国家政治系统，其环境适应能力是关键。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形象是具体的，体现为在社会与国家互动之中的适应与生存能力，体现为治理国家、促进社会发展的水平。换言之，执政主体(即执政党)对其生长土壤(国家与社会)适应性的强弱，构成了执政党生命周期的长短。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长期执政状态下，外部环境压力的导入，使得执政形象的构建出现了强化的趋势。
1.执政形象转型是政党现代化的结果。后发现代化国家中政党领导国家建设的逻辑，一方面决定了政党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政党推动国家成长的同时，也是自身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97年、执政近70年来，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建设和发展，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身份的转变，尤其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提高长期执政能力，实现长期执政。在这一历程中，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再到“长期执政党”，表面看是政党的转型，实质上是一种发展：“既是党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党领导的事业发展的结果”[9]122。所以，中国共产党执政党角色与长期执政党的角色统一于国家现代化建设，长期执政的目标也是由国家现代化的要求发展而来。这也就决定了在执政形象的构建中要遵循的原则是：既有适应发展的一面，也有不能割裂历史的一面；既要在历史与发展中保持连续性，又要弘扬优良传统，并不断开拓新的形象，发挥新功能和新作用；既要将其所建立的政党形象要素内化到党的组织、制度、思想之中，又要继续努力，在原有基础上进行解构与组合。然而，就目前中国共产党的现状来说，其作为执政党角色的执政形象构建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在这一基础上，要达到长期执政条件下构建最佳执政形象状态，还存在难度。因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相应地增大执政形象的转换空间，让政党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成长，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二者的互相塑造和有机统一。
按照财税［2016］36号的规定，该月转让金融产品出现的净收益需要纳税，但由于当月还存在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2万元， 当月只需要缴纳增值税额为 159÷（1+6%）×6%-（82-80）=7万元。
2.基于执政党功能：中国共产党功能形象的构建。功能形象是指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执政地位、发挥自身功能使所展示出来的形象，是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最直观的认识与判断，也是执政党属性形象的现实体现。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肩负“整合、分配和引领三大新型功能”[6]。首先，就整合功能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没办法把民众团结起来，这个国家是没有价值的，这个国家是无能的。”[7]中国共产党的整合力来自于党与人民群众建立的密切联系，通过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把党凝聚到人民之中，又通过整合功能，把人民凝聚起来，实现团结。其次，就分配功能来说，由于没有多党政治，利益分配主要依靠内部多元主义(即政党的开放性)来实现。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系统的主导者，向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开放，通过分配与协调机制实现利益分配与协调。在这里，这种分配功能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逻辑起点，遵循平等、公平、公开、协商、正义原则，以实现成果利益共享。最后，就引领功能来说，在现实政治运作中，中国共产党的引领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国内最高政治力量，具有最大影响力和最高权威，直接影响国家权力体系；另一方面，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条件下，党的引领要内嵌于国家治理之中，以党内治理引领国家治理，这就决定了执政形象的构建不能仅仅从自身逻辑出发，需要着眼于整个国家成长体系，“党执政要创造高水平的治理”[8]。
就其地位和作用来说，属性形象决定着执政党整体状态和基本走向，是执政形象的灵魂。如果一个政党没有强烈的使命和责任意识，只是为了掌握政治权力，把执政作为唯一存在目的，那么很容易被强大的政治权力所异化，沦为特定利益群体的工具，丧失满足民众需要的功能，最终走向衰败。比如，在欧洲政党政治实践中，许多传统主流政党为了赢得选票，不能坚守党派设立的原则与宗旨，最终沉沦政坛。所以，不管理论还是实践经验，都一再表明：拥有强烈的使命和责任感，是保持执政党长久生命力的基石。
随着高校扩招，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很多本科毕业生纷纷加入考研大军，因为普通本科文凭在就业时已经没有优势。大学生就业难与用工荒同时存在，究其原因是大多数学生在小学至高中接受的应试教育模式与大学的自主学习模式转变中无法适应，以及大学的通识教育、同类化教育所致。学生长期以来接受的是被动式教育，在考大学填报志愿时往往并不了解所填报的专业的情况。
就政党现代化的逻辑而言，其肇因不仅在于各种执政资源的有效综合，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发展内在张力的冲击。新时代条件下，面对日趋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依然对执政形象具有内生性需求，这既是塑造出现代化政党的经验，也是主动顺应时代变化和防范执政风险的战略选择。二者的逻辑关系概括起来有两点。
采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 、执政形象 ：长期执政的内生需求
3.3.1 年龄划分。现阶段部分即将退休的工作人员个人账户建立比较晚，积累不够充分，这样会造成其退休以后综合收入水平下降而出现养老问题，该类职工对于养老的需求比较高，但是自身的负税能力比较低，而对于该类年龄群体的客户，国家可以通过提高个税递延保险递延金额的方式，使其养老账户中的积累额度得到提升，这样不但能够保证其退休以后的生活水平不遭遇明显的下降，通知也能够体现出个税递延保险差异化发展的优势。
1.基于政治使命和责任：中国共产党属性形象的构建。对事物性质与关系总和的抽象概括，被称为“属性”，它是事物间相异性的标识。就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本质属性是区分于其他类型政党的标志，而维系这种政党标识的力量在于政党承担的使命与责任。在这里，笔者把执政党基于自身承担的政治使命而呈现出的形象，概括为属性形象。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在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5]，责任是“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5]，使命和责任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精神气质和典型特质。历史上，从瑞金时期的执政探索、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实践，到新中国全面执政、改革开放执政新时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使命与责任直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的塑造与定位，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条政治铁律：从治国的层面来说，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以实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从理政的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把自身的使命责任间接体现在执政理念、基本方略、路线政策等方面。
任何一个政治理论体系都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价值，即追求什么，这是该理论体系的本质体现；二是逻辑体系，即阐述为实现这种价值主张发挥的功能作用是什么的问题。基于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的构成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部分：一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政治使命；二是中国共产党承担的政党功能。具体分析如下：
四 、立足新时代 ，构建适应长期执政要求的执政形象
良好的执政形象并不会自然形成，需要执政党依据社会发展要求，时刻保持清醒认知、付出更多努力不断进行调试性塑造。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实际上对执政党自身形象的构建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要立足新时代，正视执政党建设内在规律和现实问题，科学构建提升执政形象的路径，为党的长期执政创造条件、奠定基础。
综上分析，党的属性形象和功能形象是围绕执政运行所需的要素关系而展开的，这符合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和国家政治体系的中心，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要求而形成；决定了党必须兼顾来自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保持内在一致性；决定了党必须具有强大引领力、服务力、统筹力，从而赢得人民的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必须强调的是，依执政党政治使命和功能塑造的执政形象，并不是某一要素的简单展示或机械叠加，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按照实践平台能够直接产生效应的有机整体。
1.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升构建执政形象的内生动力。执政形象之于执政党，可以说是执政党的“面子”，是执政党延续政治生命的重要支撑。如何在长期执政状态下，巩固执政形象的现有成果，保证成果的持久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构建过程中要面临的基础性问题。从现实来看，需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根本上提升执政形象构建的内生动力。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系统的主体支撑，治党是执政的前提和基础，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在变化发展的社会中发挥其先进性，才能赢得社会，赢得人民。由此，全面从严治党与执政形象构建获得了有机统一。
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创新执政理念。对于执政党来说，执政理念“集中体现为一个政党所信奉的什么样的‘主义’”[11]，“是执政党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2]，是执政过程中一个带方向性的原则问题，不仅直接决定执政立场、价值原则，还影响着执政方针。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一旦被民众所接受，无论执政状态多么恶劣，都无法改变。比如1917年—1920年俄国经济比1990年时的苏联困难得多，但是当时俄共并没有垮台，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民众坚定认同俄共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理念。在这个意义上，执政理念从根本上制约着执政形象的塑造，直接影响着执政形象的塑造效果。因此，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一以贯之落实到具体执政行为中；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变革与发展，信仰危机问题日益突出，需要不断充实新思想、新价值，逐步形成能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二是严肃党内纪律。严肃党内纪律，中国共产党应立足于制度建设，积极调整组织队伍，把自身打造成一支具有铁一般纪律的队伍，树立勇于担当、团结统一的执政形象。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纪律制度建设。“党的坚强有力，源自党的纪律”[13]。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在方向、立场和言论等方面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树立忠诚、服从意识，维护党内团结统一，并形成自我约束，规范自身执政行为。三是健全党员、干部考核机制。广大党员、干部是党的理论、政策的直接实践者，如果党员、干部素质不高、能力不强、作风不正，就会直接破坏党的形象。因而，要把执政形象的构建指标体系量化到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中，实现主体明晰、责任明确、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明确问题导向和具体要求，探索建立衡量执政形象的“负面清单”制度，强化各级党员、干部在构建良好执政形象过程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引入执政形象监测机制，提升执政形象构建的针对性。在现代政治条件下，执政形象的构建仅有执政党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应该从社会的角度出发，构建一个符合社会需要的执政形象，从而使执政党形成对外部压力和舆论的准确认识。从中国发展的全局和中国共产党当下的运行状况来看，政党和社会关系的核心在于：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认同。这种信任和认同的基础源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的行为表现。从执政形象的生成机制来看，如何把系列客观要素为基础的感性、模糊等主观判断，转化为一套“检测、分析、预警的制度化安排，对社会民意的变化有着准确掌控”[14]，是执政形象构建过程中关键的问题。对此，一方面，要运用科学的评测方法，构建一套科学可行的执政形象检测指标体系。全面、客观的执政形象检测指标体系是准确评价执政形象的基础，而要获得指标参照掌握科学的方法是前提。可以通过引入调查、访谈等方式，对民众就某些问题的看法和态度进行客观调查，进而形成一些要素指标，作为对执政形象考核的依据。值得一提的是，在考核指标体系中，有几项要素是必不可少的，例如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经济发展水平与质量、环保、维稳、扶贫问题等)，是构建执政形象的基础；领导干部的角色作为(包括接待来访群众的态度、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和回应度等)，直接形成社会对政党形象的来源。这些都是清晰表达执政党特征的识别标志。另一方面，通过专业的测评公司、科研院所及学术研究组织等作为第三方评价主体，对已经“解构”的执政形象要素进行权重的分析与界定，并通过数据的比对得出不足和需要改进的方面，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自我认定”的空间，使执政形象的构建更有针对性和实效。
3.用科学的政党观指导执政形象构建，提升执政形象构建的持续性。所谓政党观，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党内成员对待政党的态度，二是民众对政党使命、职责等方面的看法。这在指导执政形象构建方面给了我们看问题的两个角度：就政党内部成员而言，其一言一行代表了政党的呈现状态；就社会民众而言，其看法和态度显示了社会对政党的支持程度。现实的困境在于，这两个方面的矛盾恰恰成为制约执政形象构建逻辑中的主要问题：党内由于官僚化、行政化色彩与强调民众认同的现代政党政治构建逻辑之间存在很大摩擦。因而，需要树立科学的政党观指导、调整执政形象战略路径，进而实现执政形象构建的持续性。
具体来说，需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摒弃传统的“管理者”形象，实现“政党—社会”的双向对接。执政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树立科学政党观、构建良好执政形象逻辑中需要最先明确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党在政治运作过程中往往以“管理者”“裁判员”“运动员”等混合型姿态出现，政党与社会的互动是在“命令—服从”的模式中实现，这种构建模式不仅拉大了执政党与社会的距离，更容易引发社会动乱。因而，执政党要进一步树立“平等”“服务”理念，以柔和、务实的态度扭转高高在上的执政党形象，突出执政党的责任，恰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15]。这样才能消除民众对执政党的距离感，实现党群关系的融合。第二，尊重受众的差异性，突出其主体地位。前文说到，执政形象的美誉度最终是要通过民众的评判来实现，那么要赢得民众，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忽视的，即民众的差异性。当前由于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社会利益分化多样化，使得民众的基本状态也随之复杂化，“社会建构的差异性会带来社会不利地位”[16]。对此，我们可以探索分类推进执政形象评价机制，即根据受众的异质性特点，细分不同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评价工作。比如，可以根据年龄的不同，把人民群众分为青年、中年、老年；根据职业背景的不同，把人民群众分为工人、农民、教师、学者、社会精英、私营业主、失业者等；根据专注议题的区别，把人民群众分为经济类、社会民生类、教育类、公益类等。这样一来，实现了执政形象构建的“精耕细作”，更有针对性。第三，立足新时代，变革宣传话语体系。新时代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思想日益活跃、开放，人民群众的思维、语言习惯也发生了转变。新时代背景下，党要改变以往宏大、抽象的宣传话语，应把政策理念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联系起来，用更为简洁、通俗的语言阐释执政党的主张，实现宣传内容的生活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渗透力，各级党组织要学会用互联网思维参与社会互动，实现执政党的宣传活动与网络活动的深度融合，例如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来制作宣传视频，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党就在我们身边”；还可以运用网络“热词”的新鲜感来阐释党的理念等。这样，执政党的政治话语就通过网络媒体的技术过滤，转化为人民群众更容易接受的政治认同，进而提升执政党政治话语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M]. 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3.
[2] 赵大朋.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的建构：挑战与应对[J].湖北社会科学,2018(2)∶34-41.
[3] 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334.
[4] 王长江.政党政治原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6] 唐亚林.从党建国体制到党治国体制再到党兴国体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型体制的建构[J].行政论坛,2017(5)∶5-15.
[7] 林尚立.基础与动力：协商民主何以在中国成长[J].世纪行,2016(5)∶12-20.
[8] 林尚立.中国之理：党的先进性决定中国发展前途[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6)∶71-78.
[9]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
[10] 孙景峰，陈倩琳.政党形象：概念、意义与建设路径[J].探索，2013(3)∶23-27.
[11] 周淑真.政党政治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86.
[12] 朱昔群.政治科学与政党政治科学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626.
[13] 许耀桐.全面从严治党论析[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6)∶63-68.
[14] 吴阳松.新媒体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建构的逻辑与路径[J].探索,2015(3)∶29-32.
[15]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39.
[16] 哈特利·迪安.社会政策学十讲(第二版)[M]. 岳经纶，庄文嘉，温卓毅，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2019)02-0004-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媒体视域下党的执政形象提升路径研究”(15CDJ015)；2016年湖南省党的创新理论研究资助课题“改进党内巡视制度的对策研究”(16DZXB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胡柳娟(1988-)，女，湖南娄底人，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执政党建设基本问题。
【责任编辑 ：宇 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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