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藏研究★
浅析《三体合璧般若波罗蜜多经八千颂》版本特征
噶玛降村
【摘 要】 《三体合璧般若波罗蜜多经八千颂》木刻经版是在德格印经院完工之前26年就已经雕刻完毕，是德格印经院镇院之宝，对研究佛教传播发展、梵文演变以及藏文书法、雕刻艺术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史料价值、版本价值和观赏价值。本文通过分析《三体合璧般若波罗蜜多经八千颂》的版式特性、主要内容、历史意义、梵译藏经历的过程等版本特征，获得了对于藏文雕版印刷传承和保护状况的基本认识。此版本明确记载了施刻人的施刻愿文，写、校、刻工的姓名、雕版年月、刊刻地点以及并将在德格地区不断推进雕版印刷的传承和利用的嘱托。这些都是后来德格土司藏文雕版印术的发展使得藏文书籍形式统一、版面标准化、字体固定、校勘仔细等独具风格的典型范例，面对今后的传承、保护、发展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关键词 】 德格印经院；三体合璧；般若经；文献遗产
一、版式特点
德格印经院原是著名的德格土司官寨所在地。今天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更庆镇文化街。
创建于1729年的德格印经院，是全球最大的藏文印经院，素有“藏民族文化宝库”之称。德格印经院现有藏文古印版228814块，其内容丰富，雕刻精良、校对严谨、字体精美，享有“藏文化大百科全书”之盛誉，具有真实性、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和完整性等特点。其中绝大部分为珍罕之本，如《三体合璧般若波罗蜜多经八千颂》，简称为《三体合璧般若经八千颂》，为孤本，是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名副其实的世界记忆遗产。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新兴际华集团（世界500强）的核心企业，是铸管、钢铁、机械等多业并举，跨地区、跨行业、集科工贸于一体的公司，于1997年在深交所上市。长期以来，公司致力于推动国内外引水、供水及水利行业的建设与发展，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心球墨铸铁管生产企业，铸管产品广泛应用于水利工程、城乡建设、燃气输送等领域，国内铸管市场占有率达40%以上，超过30%的产品出口到世界108个国家和地区。
德格木刻版本《三体合璧般若经八千颂》于1703年4月起，用时1年半时间(1703.4-1704.11)雕刻完成。2002年3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版保存完好。其版片共555块，均双面刻版，1110面(页)，共内容分二十四品即三十二章。每块版片长77.5厘米，宽19厘米，厚3厘米左右，除去手柄10.5厘米，净长67厘米，比其它类似版本要大些，四周边框划为双界线。每块单面刻有12行，每三行梵文兰札体[注] 梵文兰札体(Ranjan/Lantsa)：指书写梵语的一种印度婆罗门系文字，在更早的城文(Nagari)基础上发展而来：十一世纪之后开始书写梵语和尼瓦尔语。 、梵文兰札体拼音藏文转写、意译藏文三体合璧对照为1组，计4组，共有32万句，288万藏文音节。每块正、背左右两边版尾上有本经有关的板题，分别标有梵、藏对照章节名和页码。
此卷书名是梵文瓦德体，正文是兰札体，但个别注释有瓦德体。因此，按照书名的瓦德体，习惯上称梵文瓦德体等三体文合壁对照，正确的应是以梵文兰札体等三体文合壁对照为好。此刻板的完成说明了当时德格地区不仅有雄厚的经济，而且有完整的雕版计划方案和严密的组织管理，特别是1704年已经有一批技术精良的审稿、书写、刻工等技术人员，否则难以完成这项工程。
井壁管及滤水管长度根据钻进过程中记录的地层情况并结合测井情况确定。采用悬吊下管法，为保证下入的井管垂直、同心，防止靠孔壁，在每根井管的中部位分别焊接导正器。提吊下管时应稳拉慢放，如遇到阻力，不得猛冲或压入，应缓缓旋转下放，避免损伤井管及造成井管变形。下管过程中有专业技术人员旁站指导进行。
二、历史意义
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根本属性，索绪尔将它奉为语言学的第一原则，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我们发现，很多学者[2-8]却在著述中将任意性表述成了“符号和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因为把所指等同于事物，不仅有悖于索绪尔的符号定义和任意性原则，实质上又回到了索氏所批评的命名论。换句话说，把所指和外部事物混为一谈，就彻底推翻了索绪尔语言学。那么，这一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学界迄今为止没有人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不揣浅陋，拟梳理前人的解释和争论，弄清问题的实质，以追问人们把所指等同于事物的原因为切入点，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进行深入探讨。
据《德格世谱》[注] 第19代德格嘉波泽旺多吉仁增于1828年撰写 《历代德格法王传吉祥宝串诸事如意》 汉文简称为《历代德格土司传》 《德格世德颂》 《德格世谱》 《历代德格法王简史》 《德格世代法王颂》等，无畏先生节译汉文书名为《德格土司世传译记》原载《康导月刊》1945年5月6卷5、6期。 记载：“德格第十代土司第四代法王赤钦桑杰登巴时完成雕刻梵文、梵文转写藏文和意译藏文三种合壁的《三体合璧般若经八千颂》，由第二十四代俄尔堪布桑杰彭措(1649-1704)主持开光仪式并编写了目录”。[1]
3）采取分层、分段止水，切断上下含水层之间的水力联系，对污染水井进行治理后，污染岩溶水井对娘子关泉水污染减少效果明显，但也存在着施工难度大、工程费用高、封堵效果检验手段不足等多方面问题，需在下一步工作中予以解决。
曾天竺东隅班智塞达尔玛德嘎热来雪域圣地访问讲学，在拉萨学习藏语文。特别在阿里上部珞吴地方传法讲学时，因生生世世对佛法虔诚及祈福之力，对《般若波罗蜜多经》有着虔诚的大头人根噶旺修向尊者一心祈祷而提供所有物资条件，并且长期学习过梵文的夏鲁译师却兄松波(1441-1527)之徒，善友阿里洛吴巴安排为助理，以大译师仁钦松波私藏稀缺梵文版、却阔卡尔恰的梵文版以及邦译师洛珠登巴(1276-？)梵文版为蓝本，参照在译师罗登桑波所翻梵译藏文版为基础而形成的此卷《三体合璧般若波罗蜜多经八千颂》。在对勘过程中谨慎地遵循前人所译原文而如实无漏的书写外，把藏译版里没有的，而在梵文版中原有的部分以小注方式写入正文，字词的选择与句式结构如实达到了“佛经”翻译标准的最高要求。
在《三体合璧般若经八千颂》目录(题记)《妙祥珠宝鬘》中较详细记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诸法之母，诸法之海，圣法之源，创生培育三时诸佛菩萨巨母。佛陀预言般若波罗蜜多经兴起于北域，从克什米尔到中原地区，尤其是自藏王赤松德赞尊王时雪域藏地兴起广、中、略般若波罗蜜多经。特别殊胜《般若波罗蜜多经八千颂》包含一切般若波罗蜜多经之义，并此经量亦适度，对所教化的众生利益甚大。”
阿底峡尊者1041年莅临西藏时，于吉曲下游聂塘纳莫钦，由译师忠顿巴嘉威琼丽(1004-1064)尊者校对，又在热振寺校对。次后由佛子罗登西绕译师校对、定稿，并以讲闻传承。如此以书写、敬读、闻思、修行弘扬传承。用梵文兰札体和瓦德体、藏文，传播及继承是犹如无垢金器用珍珠装饰一样颇为妙哉。
根据佛山市统计局，佛山市第3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末，全市耕地面积3.669×104hm2（不包括可调整地类面积），实际经营的林地面积（不含未纳入生态公益林补偿面积的防护林）4.614×104hm2，实际经营的牧草地（草场）面积36.32 hm2，农业生产经营人员19.14万人（见表1），2016年佛山市农业总产值2 930 523.29万元，主要农产品有粮食、蔬菜、塘鱼等（见表2）。
此经卷如何译入雪域圣地(藏区)，虽众说纷纭，可据历史文献资料，《般若波罗蜜多经八千颂》最初由班智达释迦室利、加纳悉地、达尔玛达喜乐译成藏文，共有二十四卷及三十二品；拉喇嘛益西威(965-1036孟加拉国僧人，汉名无极自在)大师所撰写的目录记载：“次后又由阿底峡(982-1054)尊者、碧娜西和大译师仁钦松波(958-1055)译成藏文，共有二十七卷及三十二品。”；另，《旁唐目录》(西藏早期三大目录之一)记载，“有二十六卷及小注二百偈”。其次又由阿底峡尊者和大译师仁钦松波作校正。
据《三体合璧般若经八千颂》后记记载，“这部典籍于藏历第十二绕迥的木猴年(1704年)4月始刻，当年11月在龚垭桑珠则宗圆满完成。此书的刻印在藏区尚属首次，愿佛法典籍雕版印刷事业在德格兴旺发达……。”[2]
如此具有价值的经卷完成于洛吴圣地，其目录《妙祥珠宝鬘》由绛比央索朗伦珠堪布写于鄂旺却登(西藏日喀则俄鄂旺)寺。此圣妙经卷堪钦仁波切作为自己的本尊所依供奉直至后传给俄堪钦绛央桑杰森格供奉为本尊所依圣物。次后传给米钦朗卡巴松，次后传给大成就者巴登邓珠，次后传给全知绛甘巴确坚赞，以如此代代相传的所依经卷的功德力快速解脱众生的轮回苦，所供地方法事常顺，政教如法，获得暂时与究竟之乐。
由表4可知，大部分除草剂表现出较高的除草活性，其中41%草甘膦异丙胺盐水剂和15%硝磺草酮悬乳剂对宽叶酢浆草的鲜质量防效较高，地上部叶片质量非常小。40 g/L烟嘧磺隆油悬浮剂、30%苯唑草酮悬乳剂、25%砜嘧磺隆水分散粒剂对宽叶酢浆草的鲜质量防效接近或超过95%，200 g/L氯氟吡氧乙酸乳油和30%莠去津悬浮剂的鲜质量防效在80%左右。因此，单从叶片鲜质量来看，玉米地阔叶杂草防治剂均对宽叶酢浆草表现出较高的防效。
此雕刻工程启动与竣工时间为：“按萨迦历法计算，导师释迦摩尼诞生于土龙年，圆寂于火猪年八十岁，圆寂已隔三千八百三十七时；创立吉祥萨迦寺已隔六百三十一年时；创立俄哎旺却登寺已隔二百七十五年之时；即藏历第十二饶迥木猴年(1704)之佛诞(4月)月15时全面启动，圆满于吉祥时辰此饶迥藏历11月于龚垭土登罗卜岭宗钦桑珠则圣地。与此结缘者证悟佛果。”[3]
依止此经卷圣妙福报和祈福功德的力量，此卷由鄂旺修院翁布贡确巴登赐给德格王赤钦桑杰登巴。本人也为法施源源不断，故向大人禀告有关之事。无偏见的保护教义犹如保护自己的眼球一样，并精进修法者德格王赤钦桑杰登巴与其侄子索朗彭措两人商榷后，一为佛法不断，特别是此《三合体璧般若波罗蜜多经八千颂》卷广远传承，再次为已圆寂的王之意融于法界，其次为在世的叔侄长久住世后代不绝政治和平等，赤钦桑杰登巴亲自出资上万斗[注] 斗是藏族的容量和重量单位1藏斗重约28市斤。 粮食筹划刻板。安排僧侣贡秋赤勒、桑珠则宗官桑杰根嘎和登觉色夏负责全工程；内臣青比诺邓、更噶能珠和画家彭措却扎具体负责雕刻图文写样；梵文兰杂体主要由熟悉南亚语言文化的欧金益西和扎西旺修两位负责；藏文体由书法家扎鲁、束玛扎西、欧金甘三人主要负责；阿拉负责插图及附图；拉夏为雕刻引领师，召集阿佩、拉嘉、李嘉和珠格等五名雕刻师为主的五十余雕刻师。
其版本字体不但俊美，而且为端庄凝重的梵、藏楷字，雕刻精良、校对严密、装帧精美，版式设计简洁、美观、大方。逐字逐句的梵藏对照，严谨可信、印制精准。可想而知，当时连梵文故乡印度都处于梵文消失之境况，能在藏文化中得到保存是极其难得的。据有关资料显示：随着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消亡，佛教的梵语原典印度也消失殆尽。这些写本几乎全部失传，仅有极少的发现。如近年来德国的“犍陀罗出土早期佛教写本项目”与巴基斯坦合作发现了一批早期大乘经典，包括《般若经八千颂》和《阿含佛国经》等残叶，成为轰动学术界的一个事件，对于研究大乘佛教文献和思想的起源与流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般若”指智慧，“波罗”指到彼岸，“蜜多”指无极,即运用智慧心到达解脱自在的彼岸。所谓“八千颂”是指其诗颂调约八千句的长度。是最早的《般若经》的形式，大约出现于公元1世纪中叶，那个时期抄写于桦树皮之上的《八千颂般若经》犍陀罗语写本残片是现存最早的大乘佛经。在雪域藏区于藏王赤松德赞执政时期(815-836)以来形成了不同版本的梵译藏。由于八千颂内容刚好一函的分量，在印度、西藏等地常见信徒施财书写《八千颂般若经》,由此可见其内容为古印本典籍。般若部经典是大乘佛教的基础理论，为佛教徒日常背诵的佛经之一。般若经八千颂因其长度适中就显示出高度的完整性；德格版逐字逐句的梵藏对照是独一无二的目前世界上唯一存在梵藏对照的稀有性版本文献遗产。
今天，德格版《三体合璧般若经八千颂》档案文献代表性地反映了世界史上南亚文字的传承、保护和交流，既是佛教徒极其珍贵的经典，更是考察历史上藏印关系的珍贵材料。在藏区它就成为推广知识、普及教育的重要工具。印经院大量印制降低成本，廉价供应，销行广远，使一般大众都能够买，对于普及教育和增进文字阅读能力，对藏族文明进步产生了一定作用。
因此，《三体合璧般若经八千颂》档案文献不仅具有本民族的意义，而且具有超越民族文化的显著社会、文化和精神价值的世界意义。如果没有胸襟开放，睿智灵性、远见卓识的德格土司开启德格印经院历史灿烂的一幕，没有日后德格印经院的经典故事，以及它的传承和保护。德格印经院雕版印刷技艺也不会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三体合璧般若经八千颂》雕刻完成于公元1704年11月，至今已有315年的时间，它仍保存完好的原因：其一在于历代官方对文化的认同。包括历代德格土司家族，对藏传佛教各个宗派采取的兼容并蓄的政策有关；其二在于当地百姓的精神需求。藏族人民一直拥有虔诚的宗教信仰，雕版印刷经书和保护经书对于藏民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其三在于藏经版房即印经院的传统木造建筑风格和科学管理；其四在于原料就地采制和传统技艺。在德格印经院,制版、雕刻、书写、制墨、造纸、印刷工艺等流程作业,至今全部是手工完成,基本保持了13世纪以来的传统技艺和生产方式。
三、内容与影响
《般若波罗蜜多经》属大乘佛教佛语部般若系佛典，主要为佛祖释迦牟尼语录和与其弟子的对话，是法界一切有情成佛之真因；是三时一切诸佛之真母。一般分为十万颂、两万五千颂、八千颂等。八千颂因其长度适中而在藏区最为流行。它是大乘佛教的基础理论，为佛教徒日常背诵的佛经之一。《般若波罗蜜多经》的中心思想在于说明诸法“性空幻有”的道理，认为世俗认识的一切对象均属“因缘和合”，假而不实，唯有通过“般若”对世俗认识的否定，才能把握佛教真如，超越生死苦海，达到觉悟解脱的涅槃之彼岸。佛教徒诵读《般若波罗蜜多经》，就是为了通达空性的智慧。
该版本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图文并重。封面和封底内页有释迦牟尼佛十二宏化附图5幅，全书每章节之首共有插图69幅。它与佛教崇经拜像的传统有关。所以此版本从一开始出现，就总伴随着佛像插图，这些插图是向人们通俗易懂的讲解了佛教教义和历史记录的有效手段，扮演了照亮世界的角色。无论是佛像、经咒，还是上下文，都可以作为画版艺术的杰作，是一件非常成熟的作品。因此，此版本在艺术上的成就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三体合璧般若经八千颂》中逐字逐句字的梵藏对照，严谨可信、印制精准，这对于追溯梵语随着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4世纪进入印度大陆而逐渐传播、发展的历程；探寻佛教文化影响南亚、中亚、东南亚、东亚的传播轨迹，研究大乘佛教文献和思想的起源与流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其经版具有真实性、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和完整性等特点，有别于一般木刻经版，它涵盖藏文与印度梵文交流及内容的原始信息，融汇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文化等方面的历史记录，具有超越一个民族文化的显著的社会、文化和精神价值。
现代社会却更依赖传统雕版印刷品传承雕版印刷文化。现代社会对传统雕版印刷品的需求至少有三：一是作为收藏品的需求。传统雕版印刷品作为收藏品，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它不仅可以传存历史文化信息，还可以作为一种保值增值的资产投资。二是作为观赏品的需求，传统雕版印刷品本身凝聚了几千年的艺术创作成就，雕版印刷的每一道工序都是手工操作，所印作品个性特征很强，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三是作为适用品的需求。雕版印刷品完全可以，而且正在与现代生活用品相结合，成为现代社会人日常生活用品。当然，以上三者并非截然分开的，有时也是相互交叉渗透的[4]。
据初步调查：一套《三体合璧般若经八千颂》，在封建农奴制时期，卖1头母牛或者1包茶块(约15公斤)；1980年3月，一套卖人民币150元；后来由于物价上涨等原因一套的价格先后涨到人民币300元、1500元、3000元；若是采用当地藏纸印制，每套达人民币13000元以上。德格印经院印刷的典籍和珍藏的典籍珍品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的记忆，人类的遗产，不断得到中外各界人士的褒扬和赞颂。
该经典的雕版印刷对后期德格地区佛教文化和雕版印刷佛教典籍事业的普及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并产生过重大影响，自《三体合璧般若经八千颂》刻印以来，促进了德格印经院的创建和八邦寺、协庆寺、宗萨寺、登青寺、白玉寺、噶拖寺、甘孜达金寺等印经院群体的建立和发展，不仅弘扬了藏族典籍文化，而且也为促进了雕版印刷术与藏族历史文化典籍的有机结合和创新，为藏族典籍文化所积累的无量功德，如今已经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类记忆遗产的典型代表。
其次，相关教师应该遵循“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理念，在中职语文教学过程中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做好自身铺路搭桥的引导工作，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促使学生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课堂。众所周知，学生的参与热情是提高中职语文教学效率的必要前提和必然基础，教师与学生都应该明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基于此，教师应该遵循“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理念，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目前该经版因过度使用出现字迹退化模糊和部分印版被弯曲、裂痕等的问题。为了保护该印版，德格印经院对该印版进行了收藏保护，并于2017年制作完成了复刻版。
结 语
以上资料显示，对德格版《三体合璧般若经八千颂》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问题的结论性话语。 用今天的目光来审视，德格版《三体合璧般若经八千颂》与那塘寺木刻版本、西藏博物馆藏《八千颂般若经》手抄本、西藏博物馆藏贝叶经《八千颂般若经》梵文手抄本相比较，无论从内容梵藏对照和版式的设计，藏文正字法的正确无误和文法使用，梵藏书法艺术上均堪称上乘之作。内容以字字句句用梵藏对照来阐述其思想而刻印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木刻版本，见其译义精当，属词雅训，通俗易懂，诚译事之上乘也。这是藏族学者的智慧、才华和识见。其功可佩，其志可嘉，其奋斗上进的精神更可学。这对印度文化和藏文化的交流起着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在文化上所产生的强大的辐射力和聚合力却是无与伦比的。未能以汉文印本相互对勘、比较，似嫌不足。
在此感谢甘孜州雅江人，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导，语言学博士意西微萨阿错提出修改意见；甘孜州巴塘人索朗彭措(周春晖)，湖南理工学院教师，南开大学博士生所作的英文摘要翻译，使我的文章更加严谨、臻于完善。
参考文献
[1]多杰仁增.德格世谱[M].德格木刻版，1828年
[2]桑杰登巴出资.三体合璧般若经八千颂[M].德格木刻版，1704年
[3]噶玛降村.汉藏对照德格印经院藏版总目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4年
[4]袁淮.关于东方传统雕版印刷行业转型发展的调研和思考[C].东亚古代雕版印刷与版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Version-characteristics of The Eight -thousand Gathas of the Three -form Prajna Paramita Sutra
Gama Jiangcun
【 Abstract】 The woodcut edition of "The Eight -thousand Gathas of the Three -form Prajna Paramita Sutra " was carved 26 years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Dege Sutra-printing House, and it is the most precious treasure of the printing house. It has very important historical, edition, and ornamental value for studying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Sanskrit, Tibetan calligraphy and sculpture ar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dition features of "The Eight -thousand Gathas of the Three -form Prajna Paramita Sutra ", namely, the typographic features, main conten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 process of Sanskrit translation into Tibetan, this paper has obtained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ibetan engraving printing. This edition clearly records the inscription of the donators' wishes, the name of the writer, proofreader and carver, the year and month of the engraving, the place of the engraving, and the entrustment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utilization of engraving printing in Dege area. These are typical examples of the unique style of Tibetan books, such as unified form, standardized layout, fixed font, careful collation and so on, as a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engraving and printing by Dege Chieftain. Facing the future inheritanc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ll the methods mentioned above have much strong operability.
【 Key words】 Dege Sutra-Printing House, Three-form combination, Prajna Paramita Sutra, documentary heritage
【中图分类号】 G25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8824( 2019) 04- 0001- 05
作者简介： 噶玛降村，原四川民族学院藏学院教授，现已退休。(四川康定，邮编：626001)
[责任编辑：林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