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说部书价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价论文,明清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2)03-0131-009
明清时期，小说艺术的繁荣及其社会影响，都盛况空前。关于这一时期，小说究竟被多少人、被哪些人、又是以什么方式所接受，也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其中，书价对小说传播的影响，尤其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日本学者矶部彰、大木康在分析明代小说的读者层时，都曾将小说价格作为重要的论据，相关的论述亦见于美国学者何谷理近年的著述。（注：参见矶部彰《关于明末〈西游记〉的主体受容层研究》，《集刊东洋学》第44辑，第55-56页；大木康《关于明末白话小说之作者与读者——据矶部彰氏之论》，《明代史研究》1984年12期，第1-15页；大木康《明代江南出版文化之研究》，《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50卷特辑1号，第104页；何谷理(Robert E.Hegel)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Novel（章回小说发展中涉及的经济技术因素），Han-hsueh yen-chiu,pp191-197.。）由于明清通俗小说书价留存下来的材料十分有限，上述研究或疏于论证或失之笼统，显得缺乏说服力。潘建国发表在《复旦学报》上的《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最新论文，但该文在材料和结论上对日本学者鲜有突破。本文拟在通俗小说之外，补充相对丰赡的文言小说书价资料，这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明清时期文言小说的成就与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同时，文言小说的定价虽然较复杂，但其一般的刻本则包含了图书定价的普遍性原则，可用以反观通俗小说。本文大体分为两个阶段考察明清说部的价格，即：晚清以前——以传统印刷技术为主和晚清时期——西方近代印刷术与传统技术并存的阶段，并试图探讨影响说部书价的直接因素，由此揭示出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流通过程中所受到的非文学因素的制约。
一、说部书价演变之迹
（一）晚清以前的书价
对这一时期书价的考察，本文重点放在明中叶以后。这是因为此前印刷业的发展速度较缓慢，规模也有限，书籍刊刻的场所仅限于官府和传统的刻书之地。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版，其流布于市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之书，他书即有刻，非好古之家不能蓄。在这种情况下，图书种类的单一，说部之稀见难求，售价高昂是可以想见的。我们从时人笔记中可窥见一斑，明钱希言（约生活于1573-1620时期）《桐薪》卷3“金统残唐记”载：
武宗南幸，夜忽传旨取《金统残唐记》善本。中官重价购之。肆中一部售五十金。[1]
明周晖（约生活于万历时期）《金陵琐事剩录》卷1“金统残唐”的记载与之没有出入。购书若此，不要说对一般儒生，即使是高层官吏也非等闲之事。当时，正一品官每月俸银不过才54两8钱1分，另加铜钱4263文许，共合白银60两零9钱[2]，买这样一部书也算是相当奢侈的了。当然，这只是一例个案，不能排除内侍为取悦武宗不惜重金购买或虚报价格的可能性。但书籍尤其是说部刊刻、流传不广却是事实。
自明中叶开始，私人与书坊刻书之风日炽，逐渐取代官府成为刻书重心。陆容(1436-1494)《菽园杂志》卷十载：“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糜，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风气既变，书坊普遍刊刻小说杂书。叶盛(1420-1474)《水东日记》云：“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方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痴騃妇女，有所酷好。”“故事书，坊印本行世颇多，而善本甚鲜。”[3]
这种局面对书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为便于说明，现将嘉靖、万历年间部分书价、文官俸禄及米价列成简表如下：
表1
①资料来源：清龙文彬撰《明会要》卷43，职官15“百官禄秩”；《明史·食货志》6“俸饷”，卷82。这一数据显示的只是明初制定的官俸定例。明代官俸的支付较复杂，明初多以禄米支付，少量以宝钞折发，正德以后，官俸则九成用银，一成用钱，每石折银七钱。嘉靖末年以后，官俸全用白银支付。其间米价有涨有落，白银的购买力亦有变化，今据《明史·食货志》的折银米进行折算，银六钱五分当米一石。
此表中书价与官俸的比例表明，书价较之于明代前期有了大幅度下降，一个国子监博士、学正和学录的月收入已可购买一部《封神演义》，甚至不入流的翰林院孔目、掌馔，也有此购买力。同时，我们看到，如果把篇幅的因素考虑在内，通俗小说的价格并不比其他书高。书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根据读者欢迎的程度抬高小说价格，但主要还是以制作成本作为定价的依据，包括板材、纸张、刻工价、印刷及装帧等费用的综合折算。
入清以后，说部书价保持明中叶以来的价位，一直到光绪前后。上海图书馆藏《颜氏家藏尺牍》收录了李渔(1611-1679)在清初迁居时给朋友的一封书札，其文如下：
渔行装已束，刻日南归，所余拙刻尚多，道路难行不能携载，请以贸之。
同人或自阅，或赠人，无所不可。价较书肆更廉不论，每部几何但以本计。每本只取纹价五分，有套者每套又加壹钱。南方书本最厚，较之坊间所售者，一本可抵三本，即装订之材料工拙，亦绝不相同也。不用则已，用则别。
由文中“较之坊间所售者，一本可抵三本”推断，书肆平均一本书的售价当为一钱五分。此书函后附有李渔所列待售书目，其中小说《十二楼》、《连城璧》每部各六本，李渔的定价为三钱，则其市价当约九钱，与嘉靖、万历时的书价接近。（注：上海图书馆藏《颜氏家藏尺牍》手迹有李渔所列待售书目及笺目，而在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排印本《颜氏家藏尺牍》中，此二目却略而未录。本文为说明小说书价的情况，特引用手迹中有关数据略作统计。）乾隆年间《红楼梦》刊本的价银约为二两，也与明中叶的书价相仿。
有关清初文言小说的书价，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所录甚详。该目是毛扆因生活拮据，忍痛将其父毛晋所得珍善本书籍售于季振宜(1630-?)时的清单，故一一标明价格。今将其子部小说家、子部明朝人小说所列刻本价格摘录如下：
表 2
子部 小说家
子部 明朝人小说
玉堂嘉话二本 六钱
广卓异记三本 一两五钱焦暝集八本
二两四钱
农田余话一本 四钱
傍秋亭杂记一本 二钱
齐东野语拾遗一本
二钱
泾林杂记一本
二钱
庶斋老学丛谈四卷一本 三钱
精骑集六卷三本 一两
丛玉堂漫录十一卷三本 九钱
寅斋闻见一本
二钱
孔平仲谈苑六卷 六钱
西迁注一本
二钱
北窗炙輠
五钱
西吴里语一本
二钱
古今注二卷一本
三钱
高坡纪异一本
三钱
稽神录六卷拾遗一卷二本 六钱 青溪暇笔一本
三钱
栾城遗言一本 一钱
笔筹二卷一本
三钱
毛扆一本书的定价，高者有每本5钱，低者仅1钱，平均约3钱，略高于市价，这与其版本多精良有关，但也与万历时的书价出入不大。与李渔所说的情况也是一致的。
嘉庆之后，巾箱本流行，说部尤多。生活在这一时期的陆以湉（生于嘉庆六年，卒于同治四年）之《冷庐杂识》卷六“小本书”条谓：“小本挟书始于宋时，见戴埴《鼠璞》，近时坊间所刊尤多，且多讹字。”巾箱本书型狭小，纸张恶劣，校勘粗陋，售价也相对低廉，这是考察说部书价时不能不提及的。
那么，书价对读者层的影响又如何呢？文言小说的读者以文人为主，但根据现有的书价资料要推测通俗小说的读者情况，殊非易事。潘建国的《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一文提出：偏高的售价，限制了通俗小说购买者的数量和身份，其读者主要为商贾、官宦包括其子弟，以及具备一定经济能力的知识分子。潘氏所谓“偏高”，是相对于收入和物价而言的，表1所列明代官俸是其衡量读者购买力的主要参数。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洪武十二年制定的数额，明代官员的实际收入应高于此。随着时间的变迁，官俸亦有所变更，而且他们还有其他收入来源。如果以官俸论，清朝的定额还略低，但官员往往通过贪污取得额外的收入，吏治极其腐败，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故衡量购买力当从实际收入出发。至于购买力与读者层到底存在怎样的联系，亦值得深究。官吏与文人，虽然买得起小说，但受文学价值观等因素制约，有多少人真正购买小说，又有多少人通过借阅、传抄、租赁阅读小说？此外，部分市井如伶人、娼妓，也应被纳入考察范围，他们占据城市人口的一定比例，不乏收入可观者，大多粗通文墨，且对通俗文艺有浓厚兴趣。即使是收入中等的市民，风气使然，可能也会有限度地购买小说。这些问题都尚有待辨析和探讨。
（二）晚清的书价
同、光以降，书价较此前普遍低廉，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小说的传播进程。
这首先是由于西方近代印刷技术的引进，特别是石印术的普及，造成书价大幅度下降。此一时期新兴的报馆、书局大都推出过售书书目，从其定价来看，都反映出了西方印刷技术的引进给书价所带来的冲击。如《申报馆书目》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征订书目之一，它是光绪三年(1877)端午节以前申报馆铅印出版的新书总目，由尊闻阁主美查(E.Major)编写。该目所列完全以推销为目的，没有太多传统文学观的束缚，编排体例上也不遵循四部分类，有别于同一时期的官书局书目和传统书目。该目列有新奇说部类和章回小说类，其定价十分低廉。
其次，同、光时各省官书局兴起，为适应社会上的购买力，价均从廉，体现了清政府在太平天国后恢复文化发展的意图。光绪七年，直隶省出谕：“以直隶书籍难致禀请筹款购买南方各省官刻书籍运直，原价发售，以惠士林。”[5]光绪十六年(1890)的《江南书局书目》云：“江南创设书局原为嘉惠士林起见，非市店之生理可比，以故书局纸张、价目较书肆格外精致便宜。”光绪十九年，内阁中书恽炳孙等呈请“核减书价，以惠士林”。为此江南苏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与有关方面商议，谓：“凡书刻成，均按每部需用纸张书目估计工本，酌加板息二成拟价”；“兹奉饬议减，惟有将板息减去一成，请自三月起，凡局售各书，悉照前价九折。”[6]由此可见官书局为降低书价所做的种种努力。（注：这一时期一些书院和私人购书时也往往习惯记下书价，以备查阅，如《资州艺风书院藏书目》、吴引孙《有福读书堂书目》及《测海楼藏书目录》等，为我们考察晚清书价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今以《申报馆书目》（光绪三年）和湖北官书局书目（光绪七年）为例，将其所涉及的小说书价列举如下，为便于比较说明，都将之做了银两的折算（注：由于上海地区的书价多用洋藩，而各地官书局以藩库平银计价，当时以一元作藩库平银七钱三分三厘加以折算。）：
表3 申报馆书目
书名
定价 折银
印雪轩随笔四卷
四本 价洋二角 一钱五分
庸闲斋笔记八卷
四本 价洋二角五分
一钱八分
遯窟谏言十二卷
四本 价洋四角 二钱九分
客窗闲话正续十六卷 八本 价洋四角 二钱九分
萤窗异草四卷四本 价洋二角 一钱五分
影谈二卷
二本 价洋一角五分
一钱一分
六合内外琐言二十卷 八本 价洋四角 二钱九分
志异续编八卷八本 价洋三角五分
二钱六分
虫鸣漫录二卷二本 价洋一角五分
一钱一分
儒林外史五十六卷
八本 价洋五角 三钱七分
红楼梦补四十八卷
十本 价洋五角 三钱七分
水浒后传
十本 价洋五角 三钱七分
西游补十六卷二本 价洋二角 一钱五分
快心编初二三集三十二卷
十本 价洋五角 三钱七分
昕夕闲谈三卷三本 价洋四角 二钱九分
表4 湖北官书局书目（注：该目发行面极广，多处官书局都列有此目，具有普遍意义，足以说明晚清的书价情况。）
书名
定价折银
说苑四册
竹连三百六十文
五钱三分
官堆三百二十四文
四钱八分
拾遗记
一册
竹连一百二十三文
一钱八分
官堆一百十七文
一钱七分
海内十洲记 共一册
竹连一百零一文
一钱五分
洞冥记官堆九十一文 一钱四分
搜神记
二册
竹连二百零三文
三钱
官堆一百八十三文
二钱七分
搜神后记
一册
竹连六十四文 九分五厘
官堆五十四文 八分
博物志
一册
竹连八十一文 一钱二分
官堆七十二文 一钱
续博物志
一册
竹连八十八文 一钱三分
官堆八十一文 一钱二分
述异记
一册
竹连
五十四文 八分
官堆三十六文 五分
抱朴子
四册
竹连四百八十文
七钱一分
官堆三百六十文五钱三分
高士传
一本
竹连六十六文 九分八厘
官堆五十八文 八分六厘
古列女传
四本
竹连二百二十五文
三钱三分
官堆一百九十九文
三钱
酉阳杂俎
四本
竹连二百七十三文
四钱
官堆二百四十二文
三钱六分
续酉阳杂俎 二本
竹连一百三十九文
二钱
官堆
一百二十五文
一钱九分
世说新语
四本
竹连
三百六十一文
五钱四分
官堆
三百二十四文
四钱八分
从以上定价可以看出：官书局书目一本书平均售价大约1钱，与清初相比有所下降。申报馆书价则更为低廉，平均一本书为5分，仅为前者的一半。同时，比较两种书目后可见，官书局书目定价高于新兴报馆、书局。原因有二：其一，官书局主要仍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部分书籍使用木活字。而后者则多以石印术及铅印术，显示了技术上的优势。其二，与官书局以制钱定价有关。与清初一样，自同治十年(1871)起，银与钱的关系又出现了钱贵银贱的局面。银价下跌，铜价上涨，白银每两所能换得的制钱数目逐渐减少。同治十年，1两银合制钱数1856文，而到光绪十六年(1890)，一两银合制钱数为1473文，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仅合1089文。官书局“卖书俱用钱钞，钱价太昂，则书价自必嫌贵”。[7]
这一时期的书价时有变动。光绪二十八年《直隶官书局总目》提到：“上海坊间书价时有涨落”，一些本身并不刻印书籍而只负责运售的官书局，也不得不随之调整价格。比较光绪三年的《申报馆书目》与光绪十九年的《有福读书堂书目》：
表5
《申报馆书目》
《有福读书堂书目》
《印雪轩随笔》二角
五角
《萤窗异草》 二角
四角
《客窗闲话》 四角
七角
《水浒后传》 五角
一元二角
《红楼梦补》 五角
八角
《儒林外史》 五角
一元四角
同样一部书，同样是通行的俗本，后者价格却偏高。而在此期间，米价亦呈上升趋势。光绪三年1石米合制钱2991文，光绪十九年1石米合3449文。这反映出书籍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价格在一定时期内与物价波动一致。
晚清书价的低廉也可以通过书价与各阶层的收入对比看出来。上海的纺织男工工资为每日2角5分，女工是2角2分。泥水匠和木匠每天4角，技术较高的船渠工收入为每天6角至8角5分[8]。清末南方有类似于流动印工的谱匠，他们的月收入约为银元10元。[9]即一部书的售价相当于底层工人一二日的工资，收入稍高一点的市民都可以买得起书。以文人与官吏的收入来看，王韬《弢园日记》稿本曾记录每年开支，其中有“入点石斋束修四百八十元，格致书院束修二百元，招商局干修八十元”的话，而晚清同文书局复印的一套殿本《二十四史》价值也不过一百元。清人吴引孙（约生于道光、咸丰中）幼年家贫，嗜好读书而苦于价昂难求，出仕后广购书籍。吴氏光绪九年(1883)中举人，光绪十九年(1893)编《有福读书堂书目》。该目共收录图书487箱8529部，247000余卷。（注：该目未刊，1904年吴氏又按四部分类重编为《测海楼书目》付梓。）胡应麟毕三十年之功，收书不过二万卷，吴氏十年即购书若此，虽然不讲求名椠精刻、宋元珍本，也足见当时书价之廉。
阿英《晚清戏曲小说书目》中收录1898-1911年出版的小说达1145种，超过前此二百五十年间出版小说的总数。如《孽海花》一书“在当时影响极大，不到一二年，竟再版至十五次，销行至五万部之多”，[10]足见小说书畅销的盛况。据东海觉我（徐念慈）《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统计，当时购买新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11]如果把市民的阅读趣味和传统小说的读者亦列入统计范畴，市民读者的比率应当还要高一些。同时，由于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小说的文学地位提高，从文学结构的边缘向中心转移，无论是通俗小说还是文言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空前丰富，价格又相对低廉，使得文士购买小说也更趋踊跃。从《有福读书堂书目》看，当时通行的大部分小说，吴引孙都曾购买、收藏。这一时期的其他官方和私人书目也都反映出，随着文学观念的改变，文士不再掩饰对于小说的兴趣，购买和阅读的小说数量大大超过前人。
二、影响说部书价若干因素的考察
从理论上来说，书籍也是商品，书价应当与其它物价的变动大略一致，能够反映出当时的货币购买力。但实际的情形并不完全如此。如果从整个清代的米价变化来看，清初到十九世纪后半叶，上涨了约五倍，而书价的走向与此相左。这是由于影响书价的诸多因素中，还有许多与货币的价值变动没有直接的关系。
（一）版本与书价
关于图书的定价标准，明人胡应麟(1551-1602)曾经有过具体的论述：
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三五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12]
上述七个方面，可以说是给图书定价的普遍性原则。低廉的售价是书籍销售百试不爽的法宝，明人郎瑛(1487-1566)谓：“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篇中多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13]可见建本畅销不外是由于价廉之故。书坊为降低书价，往往采取节缩纸板、选用廉价的印刷材料等手段，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明清时人即有论述，张秀民、杨绳信、潘吉星等当代学者也用力尤勤，本文对此无意赘述。
就说部而言，文言小说的版本与书价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产生的时代早，文言小说涉及到宋元版的问题；第二，文言小说大量以抄本流传，其在定价标准与价格高低上都与普通的刻本相差悬殊。关于其定价标准，毛扆(1640-1713)《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云：
抄本书看字之工拙，笔赀之贵贱，本之厚薄，其书之秘否，然后定价。就宋元板而言，亦看板之工拙，纸之精粗，印之前后，书之秘否，不可一例。所以有极贵极贱之不同。（《士礼居黄氏丛书》本）
自明人开始，宋元板书已受到重视，而清人佞宋之风愈演愈烈，故自明至清其价格一直呈上升趋势。明末毛晋(1599-1659)汲古阁多有宋本及金元人图书，他不惜高价收购好书，在门外张贴广告：“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页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14]以此计之，一册书若百页，宋本即需银二十两，旧抄本亦需四两，几乎高出当时一般书价的十余倍甚至更多。清初，毛晋的长子毛扆将书售于季振宜，并编成售书书目《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为突出宋元椠本，毛氏或在书名前冠以版刻时代，或对从宋本抄出者加以具体说明：
表6 子部 小说家
书名版本
价格
默记一本 绵纸从宋板抄八钱
续世说十本绵纸从宋板抄六两
宋板芥隐录笔记一本一两二钱
北户录三卷一本
宋板抄出
六钱
睽车志五卷一本
此书柳安愚在宋刻本临摹者
八钱
宋板容斋三笔半部
七卷起十六卷止四本一两六钱
清波杂志十二卷别志三卷四本 宋板影写
二两四钱
李涪刊误一本宋板影写
五钱
云麓漫钞十五卷六本 宋板影抄
三两六钱
实退录十卷二本
丛书堂从宋板抄一两
北宋板博物志一本
其次序与南宋板不同，系蜀本
四两
大字，真奇物也
能改斋漫录十六本
此书从内阁宋本抄出 八两
醉翁谈录二本
影宋板精抄
一两二钱
从上表可以看出，旧抄本的价格高于刻本，而宋元板书籍的价格又高于抄本。该目中，刻本与一般抄本平均每本定价三钱，而从宋板影写或抄出者每本则从五钱至八钱不等，宋板《芥隐录笔记》一本一两二钱，宋板《博物志》一本价银更是高达四两。该目中还有许多稀有罕见和名家抄写的本子，定价也都较一般抄本为高。如：
子部 小说家
耆旧续闻十卷一本 旧抄 此书人间绝无 八钱
手镜摘览八卷二本 此书人间绝无 一两六钱
子部 明朝人小说
野记一本 旧抄本 鬻书者谓是枝山亲笔， 二两
索价六金，余以半价购之
需要说明的是，毛扆的定价在当时仍属偏低，他是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折价销售：“至于精抄之书，每本有费四两之外者。今不敢多开，所谓裁衣不值缎子钱也。在当年抄时岂料有今日哉！”到乾嘉时期，价格愈昂。当时藏书校勘的巨擘黄丕烈(1763-1825)尤嗜宋本，自号“佞宋主人”。从其藏书题跋记中可得一二关于书价的记载：
宋刻《说苑》卷第二十：以卅金易得。
顾氏文房小说本《开元天宝遗事》二卷：书友索直三饼金。
旧抄本《稷神录》六卷《补遗》二卷：以白金五星易诸书友郁姓。
旧抄本《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外篇二十卷：索青蚨三金。[15]
抄本《茅亭客话》十卷：开始索直五十金，后以白金十八两致之。[16]
可以看出，这时的售价已高于清初。
至清末，宋元版书更是身价百倍，非大富大贵之家不能购置。叶德辉(1864-1927)《〈求古居宋本书目〉叙》中称：
其（黄丕烈）收宋本书自《大戴礼记》始，跋称乾隆壬子十一月，是时先生年三十岁。嘉庆十年乙丑《百宋一廛赋》刊成，先生年已四十四岁。至壬申录此目，则在嘉庆十七年，先生年已五十岁。计二十年之中所获宋刻书几二百种，时当国家累世承平之世，吴门富商秀户如汪阆源士钟、袁又恺廷梼、周香严锡瓒皆以收藏宋本书籍风动一时。然其时一书之直，贵者逾百金，廉者只数金而止，藏者能读，读者能藏，非以为古董玩好也。今则膏梁纨绔互市，乐郎竞侈收藏，附庸风雅。一帙之直动累千金，使黄、汪、袁、周诸人生于今时，亦惟有望洋兴叹而已。（《观古堂书目丛刻》）
这表明，正是由于清人对宋本的普遍重视，使其不断升值，充分体现了版本是左右书价的重要因素。清人吴引孙《测海楼藏书目录》中也有类似的感慨：“宋元以前奇编异帙为希世宝，悬价购求，所遇辄鲜，即明以后精刊旧椠，暨国朝殿版各书，亦复昂值居奇，艰于购致。”总之，宋元版书价格日高，旧抄本的价值不菲，它们更多是作为珍玩而改变了其纯粹作为图书的性质，流传的范围越来越有限。
晚清以前，通俗小说主要以刻本流传，其定价原则基本不脱胡应麟所说的七个方面，其中印刷材料的选择与刻印、装帧的精粗是最主要的标准。李圭景(1788-?)《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七《小说辨证说》载：朝鲜王朝英祖乙未年(1755)，永城副尉申绥使首驿李谌购买《续金瓶梅》，一册直银一两，凡二十册，即共需价银二十两，远远高于当时一般的书价。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刊本精工，为顺治十八年(1661)首刊本，由胡念翌写，黄顺吉、刘孝先刻，都是有名的写手与刻工。同时，传抄始终是通俗小说重要的传播方式之一。在刻本未大量行世之时，抄本往往以奇书可居，售价不菲。《红楼梦》问世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就仅以抄本流传，由于很受欢迎而又不易获得，“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17]但到后来翻印本越来越多，售价跌到不及二两。这也就是胡应麟所谓的“视其缓急，视其有无”。《品花宝鉴》作者陈森曾携该书抄本遍游江浙，在各地都受到官吏文士欢迎。《郍罗延室笔记》载：“道光季年，《品花宝鉴》未出版时，陈森书挟抄本，持京师大老介绍书，遍游江浙诸大吏间，每至一处，作十日留。阅毕，更之他处。每至一处，至少赠以二十金，因是获资无算。半聋少时，随其父浙江粮道任。陈至，留阅十日，赠以二十四金，彼犹以为菲薄也。”[18]
一般的文人在购书、藏书时都会注意到版本的优劣，明清时期私人藏书之风特盛，藏书家对版本更为重视。所以版本与书价的关系极为密切，牵涉的读者不在少数。
（二）活字印刷与石印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伟大的技术变革。由于每次印书不需要整块整板地刻字，不仅便捷高效，节省劳动力，提高了书籍生产的速度，而且极大地降低了图书成本。相对而言，木活字本最为普遍。木活字用梨木、枣木或者杨柳木雕成。由于取材方便，成本不高，制作起来较简单迅速，所以成为我国活字印刷史上常用的一种活字。乾隆四十二年(1777)《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中金简奏曰：使用雕版印刷，“不惟所用版片浩繁，且逐部刊刻，亦需时日。”“莫若刻枣木活字”，“印刷各种书籍，比较刊版，工料省简悬殊。”根据他的计算，所制活字共需银1400余两。而雕版印刷，仅一部《史记》的版刻费用，即需银1450余两，木活字版的成本显然低得多。清人吕抚（生活于康熙、雍正年间）作《廿一史通俗演义》，“未刻四大图之前，早欲将是书问世，以工价繁重未能也。藏之笥箧者，几三十年。”后作者尝试自制泥活字印刷此书，“价甚廉而工甚者”。[19]此书原有242卷685回，作者计算了一下纸张等费用，“非二金不能成一部”，于是“删多为少，于荒史则略存其十分之二三，其余但存其二十分之一二”。[20]今见此书凡22卷共44回，约35万字，保守地估计，原书篇幅至少是现在的五倍，原书价值若需二金，则删减后该书仅需四钱，其价格之低廉非雕版图书可比。活字本小说在价格上的优势从《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情况中也反映出来。《后红楼梦》逍遥子（清乾嘉时人）叙云：“曹雪芹《红楼梦》一书，久已脍炙人口，每购抄本一部，须数十金。自铁岭高君梓成，一时风行，几于家置一编。”（注：宣统二年(1910)上海章福记石印本。）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载：“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行江浙，每部数十金。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21]
从现存的书籍来看，活字本小说多刊于明嘉靖、万历以后。现在所能见到的如明末清初黄子和、叶耀辉刻本木活字本《花幔楼批评写图小说生绡剪》、乾隆元年(1736)泥活字本《精订纲鉴二十一史通俗演义》、乾隆五十六年(1791)、五十七年(1792)以木活字排印的《红楼梦》、咸丰元年(1851)木活字本《结水浒全传》、同治八年(1869)群玉斋木活字本《儒林外史》等。光绪七年(1881)聚珍堂摆印的《极乐世界传奇》第八册末所附书目中，则包括了《绣像王评红楼梦》、《济公传》、《批评儿女英雄传》、《红楼梦影》、《忠烈侠义传》、《续红楼梦》等凡16种小说。
晚清石印术的普及对书价的影响更加显著，使读者的购买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更多不同层次的人有能力消费小说。石印即石版印刷，是平版印刷的一种。它利用水油相拒原理，以天然多微孔的石印石，经过处理制成印版。印刷时，先用水润湿版面，使空白部分吸水后有拒油性，上墨后，仅图文部分能附着油墨，即可成书。自1832年底，广州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开办的石印铺后，经营石印者渐多，终成席卷全国之势，极大地促进了图书印刷业的繁荣。
价格低廉和易于携带使石印书籍大受青睐。《康熙字典》小字本仅售1元至3元，故“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某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上海，每名争购备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而罄。”[22]吴引孙《有福读书堂》多载石印小说，其价甚廉，如《封神演义》100卷2元，《三国演义》120卷2元5角，《石头记》120卷3元，《聊斋志异》16卷2元，《夜谈随录》12卷5角等。
由于石印较之于活字印刷，更为简便易行，省去了刻字这一极为烦琐的工序，节省了人力和时间，使书价有了大幅度下降。如果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革命性的技术突破，那么石印术的普及则是导致书价下降的另一次技术飞跃。
书籍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小说的流传不仅取决于其文学性，也受到商品流通一般法则的制约。随着书坊的兴起和西方近代印刷技术的引进，明清说部书价渐趋下降，小说流传越来越广，读者层次不断扩大，由少数显贵的特权而真正成为大众的娱乐。但说部中的宋元版及旧抄本，却日益价昂，藏书有若骨董，反而限制了其流通。必须指出的是，小说的购买者与读者并不完全重合，因为还存着借阅、传抄、租赁等流传方式，通俗小说还通过说唱艺术等途径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书籍的传播范围也不完全取决于购买力，还与识字率、教育普及程度、读者的文学价值观等因素相关。但不可否认，通过购买来阅读仍然是明清时期小说传播最直接、最普遍的途径。故此，对书价的深入探究是十分必要的。
收稿日期 20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