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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1999）04—0103—（06）
在中国新诗的脚步已逼近世纪界限之际，对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的新诗的比较和审视，该是一项有益的工作。尽管台湾仅为中国的一个省，但在这个富饶而美丽的宝岛上，中华民族的诗之精灵却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兴旺地繁衍生息。据介绍，台湾有二十多个专门的诗歌刊物，以及相当多的报刊设立的诗歌专栏。台湾的诗人们一方面承袭中华文化传统的丰厚营养，一方面又受到开放式的外来文化的熏染，再加上社会制度和时代变迁的差异性，使台湾诗人的创作，显现出与大陆诗歌既存共性又存差异的可比较性特征。由于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诗歌的发展受时代因素和社会思潮影响相当复杂而且多变；由于两岸诗歌有较为丰富的诗歌潮流和诗歌现象以及相当庞大的两岸诗人阵容，本文只得避繁就简，把目光投向海峡两岸的女性诗歌创作。虽然，台湾的女性诗歌大约在60年代就因社会教育的普及和女性主义的倡导而兴起，而大陆的女性诗歌直到70年代末，才在新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下迅速崛起，但它们的发展轨迹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不仅如此，女性诗歌还因其中华女性特有的内视倾向和共同的话题，使两岸女性诗歌表现出一种相对圆满和自足的单纯性。对此进行比较和审视，也许相对更具可比性，也更容易在整体上进行把握。
一、在人道精神中站立起来的“夏娃”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妇女来说，是一个寻求解放和确立自身地位的世纪。在文学反映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为宏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化运动高扬起人道主义的大旗，把矛头直指中国旧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也相当程度动摇了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基础。妇女解放问题，被相当多的中国先进的文化人强烈关注。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周作人等作家们通过文学创作，从社会的诸方面探讨到这个问题；而觉醒了的知识女性，更以自觉的积极的姿态，投入到争取解放与独立的运动中，其中的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丁玲等，在曾经绝对男权化的中国文坛，喊出了中国女性自己的声音。从此，这个声音就一直回荡在中国的上空。
海峡两岸的诗歌虽然受时代、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不尽相同，但在诗歌摆脱了政治观念形态的不适当的制约，对普遍的社会人生表达深刻的人文关怀的时候，两岸的女诗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自身，投向了关于妇女解放，女性的人格尊严和价值的问题。在现代意识逐渐强化的二十世纪，尽管海峡两岸从社会规范到道德准则上都赋予了女性应有的权力，但中国是曾经有过几千年封建文化积淀的国家，整个社会心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对人性的普遍忽视，而导致直接的对女性人格的普遍忽视。争取女性人格独立，冲破性别歧视和压抑，也必然成为两岸女诗人共同注目的焦点。
在台湾女性诗歌发展相对大陆较早，60年代前后，台湾诗坛在完成对“战斗文学”的反拨后，不少女诗人就把表现自我身世和生活作为歌吟的主题，其中相当多的作品，涉及到了女性独立人格的确认和建立。在台湾诗坛被称为“姑妈诗人”的陈秀喜的诗作中，诗人一扫传统因袭的重压，以自主的抉择，张扬了大写的女性人格意识：“没有思想的树／那个假象比我高／我在树与人之间彷徨／我是树或人／抉择甘心是人／不愿成为永远是／一颗顺从的树”。（《假象不是我》）同样，在蓉子的《平凡的愿望》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不甘于做奴隶／也不拟作女神／／附庸／太侮蔑／至专／太寂寞／／啊！我们的愿望／不过是做你们兄弟似的姐妹。”在诗人的笔下，深化了女人是人的命题，但这些表达已不是对中国世纪初女性文学意蕴的简单承继和回归，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变奏和升华，它突破了“五四”时期那种追求自我人格的单一意向，而力求超越自我，在普遍的平等权利和人格上，与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如果说蓉子还是在一个较大范围探讨了女性独立人格问题的话，那么张香华却用浓重的笔墨描绘了在险恶的人生之旅上，面对漂泊、疲惫和巨浪，与相爱的男性一道命运与共的前行：“我们用臂弯围成一个避风港／我们用温暖的眼色，点燃火苗的希望／我们将合唱壮丽的诗章。”（《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我们发现，台湾女诗人在表达女性的人格尊严和价值的时候，更多地是以个人生活的描绘和个人人生经验传达为特征的。更多地是以个人生活圈子和个人感知的角度，使她们的诗篇大多局限在一个与自己对应的另一半——男性的关系上获得人格的独立与自足。在叶翠萍的《山痴》里，诗人以追忆的手法，构想了男女主人公五十年的相爱经历，但他们在生命的尽头：“含一抹微笑默别后／我们各将卧成／一脉青山。”在席慕蓉的《咏叹调》里：“我终生所爱慕的人啊／曲终人散后／不管我是要哭泣着／或是微笑着和你道别／我都会庆幸曾与你同台。”这些诗篇无论是悲喜沉浮，还是看淡沧桑，无论是爱情婚姻，还是家庭人伦，她们更注意的是在两性关系的和谐对应上，获得女性人格的确立和女性价值的肯定。这比之大陆女诗人的同样作品少了些社会时代的渗透和历史因素的关注。但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会体会到一种久远的中华文化积淀的印迹，一种在人生态度上追求内外和谐的自然精神，即使为了高扬起女性独立的人格旗帜，也并不追求心灵扩张的对立化结果。与男性和睦相处，在两性关系和谐对应上求得女性独立人格的确认，这种台湾女性诗歌中的普遍心态，恰好是大陆相当多的女诗人在表现同类主题时较为忽视的地方。
大陆女性诗歌是在新时期以后，随着时代的注意力从单一的社会政治视角上转换后，迅速地崛起的。广泛的社会反思，使大陆的女诗人在审视现实人生和历史经验的同时，强烈地体会到女性所受到的来自社会因循的重压，以及来自自身的内在危机。她们在高扬起女性价值和人格尊严的大旗时，把目光投向了整个时代的反思和社会变革的大潮。在舒婷的《致橡树》中，诗人喊出了女性的独立宣言：“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并且最终把表达的主题引向了更高的层次：“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不仅如此，诗人在思考女性的人格尊严和价值时，还把目光放得相当深远，在《惠安女子》和《神女峰》等作品里，诗人把笔触直指我们民族积淀了几千年的男权至尊的潜意识：“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诗中所透露的，是强烈的现实批判和历史批判的意识，这标志着大陆女诗人在反映女性命运的主题时，是与社会进步，社会解放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张烨《自白》中，诗人这样写道：“哦世界，哦人们／我爱你们，我恨你们，我如此坦荡／敢于将灵魂旋转过来／在自尊，自强，高贵独立的背面／有屈辱，取悦，顺从依附的斑斑点点／何乐而不为？蔑视和中伤一个女人。”相同的如白梦的《成功的女人和眼泪》：“金色的荣誉归于你时／玫瑰色的传闻也归于你／男人爱你又怕你／女人因为羡慕而嫉妒／／一支支的舌头的箭射过来／看不见流血／血流在心里。”在时代的进步中，觉醒的自强的女性，却在现代与传统的夹击下陷入了困境。为了冲出传统的角色规范，以前辈们不曾有过的傲岸身姿立于社会，她们就不得不付出更多的个人牺牲，又同时面对周围环境的压力和扭曲。在她们不为人知的心灵一隅，充满着忧虑和烦恼，寂寞与孤独。
面对女性先觉者心灵渴求的超前性与外在社会对女性价值评价的滞后性的问题，大陆的女诗人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要在对人性的赞美和理性的弘扬中高扬起女性独立的旗帜，就必须把诗的视角从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中最终转向对女性自身的审视。这种从揭示女性的外在困境，转向对女性自身力量的探求，自我人格的完善，标志着大陆女诗人们对女性的思考已更为深刻和富于建设性，是女性主体意识在另一个层面上的高扬。如林子的《风》：“只为天地之间／充盈着它／无拘无束的意志／／只为，它塑造我／仅只依据我自己／不同任何别的模式。”又如傅天琳的《独立人格》：“一箭漂亮的银鱼／穿过舌尖的刀山火海／剥掉鳞光／脱颖而出真正的／独立的／人格。”
与台湾女诗人关于女性人格尊严和价值的诗作相比，大陆女诗人则显得生活阅历更为丰富，视野也更为开阔，她们不仅观照自我的小世界，也不仅以家庭、婚姻为表现空间，而把自我的视角放到时代的变革之中，既关注自身命运，也关注社会理想的现实，既表现女性的世界，也表现更为广阔的非女性世界。大陆女诗人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意识更强，自我审视和自我解剖的意识也更强。
在关于女人是人的问题上，海峡两岸的女诗人们共同以饱蘸着自我生命和思想的笔触，以不同的形式和表达，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站立起来的“夏娃”。
二、“身体书写”所洞开的女性生命之门
如果说旧的道德基础上的文化是因为对人性的忽视而直接导致对女性的普遍忽视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已经普遍关注人的价值和人性的今天，对女性独特的角色确认也是社会思维发展的必然趋势。
海峡两岸的女诗人们几乎是同时在80年代前后，把审视的目光投向了自身，这一次视角的转换应该被赋予革命性的意义。因为，投向自身的目光和叩问，已经完全从以男权话语中心为基础的现行的社会视角上，彻底地转向了女性话语。“在我们的名字下面，拥有一个自己的世界。”（注：《当代青年诗人自荐代表作选》，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这是对传统男权文化的怀疑和对女性个人体验表示的最大的肯定。她们自觉自愿地接受了在女人自然属性中关于生理和心理的限定，并力求在这个特殊的经验领域，建立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诗歌。在这里，诗歌已经摈弃了传统道德和社会规范的束缚，完全从女性的自身经验和真实感受出发，以她们所独具的较之男性更为细腻、忧郁、易感的目光，审视女性的生命、躯体、时光甚至死亡，其中洋溢着的是对女性生命、原动力的由衷的赞美。
台湾女诗人把诗的视角从社会道德规范转换到对女性生命的体验和礼赞上，其中相当程度是源于台湾较为开放的环境所带来的西方观念的诱发。西方文化追求自我价值，鼓吹自我表现，强调个性独立，甚至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台湾女诗人也开始了对女性生命形态的自我展现式的尝试。如冯青的《铃兰之歌》：“你读月光似的读我的嘴唇／或许我们并不是初恋／为了调匀不尽相同的夜色／我们在最清醒的时候／开花”。又如罗英的《下雪的日子》：“下雪的日子／我们裸着身子／烤火／发肤骨骼／俱已燃烧／仅存的／是溶雪的声音／在火的余温间／袅绕。”诗人们大胆地走进了关于男女欢悦的体验中，在对健康的人性和生命体验的描绘中，表达了女诗人对平等、和谐的两性生命的对应的祈求。除此之外，台湾女诗人还把生命视角投向女性体验的各个方面，细腻地体验自己，体验身体感受，其中有欢愉的，也有忧郁的，有奔放的，也有沉重的。“欲望端正地坐着／望见／炎炎的太阳／自她脚底向身上升起／袜子内的黑夜／迅速便／凋零了。”（罗英《丝袜》）“一个女人／每个月／流一次血／懂得蛇的语言／适于突击／不宜守约”（夏宇《一般见识》）。“她躺在那里／变成一枚溃疡的胃／每早每晚每早每晚每早每晚……／仅能不停地反刍／同样的忧虑。”（颜艾琳《病妇》）台湾的女诗人们在进行身体写作时，着笔点是相当丰富的，呈现的是女性那种独有的而又广泛的生命体验。
在用身体写作表达女性体验时，性意识和性体验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但传统的中华文化的积淀，使台湾女诗人在表达现代社会已不太忌讳的关于性、性意识、性体验时，仍然沿袭了我们传统文化“重礼轻欲”的生存哲学，所以在台湾性意识、性文化相当开放的社会环境下，女诗人们并不在表达中肆意地呈现和裸露这些人类与生俱来的欲望。即使涉及，也显得较为遮蔽和含蓄，这与中华文化在艺术创造中遵循的中和节制的温柔敦厚的原则是有相当关系的。“我于是扑向烈火／扑向命运在暗处布下的诱惑／用我清越的歌 用我真挚的诗／用一个自小温顺的女子／一生中所能／为你准备的极致”（席慕蓉《在黑暗的河流上》）。“我只是摇摇欲坠一朵／露珠或落花／贴睡于你呼吸左右／长发为袂／而下有纯洁的胸臆／亲吻，焐暧冻伤的心／口渴／就在你的唇上龟裂了／我之内／藏匿一座绝美的峡谷／向我更深刻地堕落／最深渊／你将获得飞行的翅膀／低低穿掠初霞的涌生。”（曾淑美《缠绵贴》）相同的作品还有曾淑美的《哀愁》，刘延湘的《鱼之舞》等。这些诗篇表现了台湾女诗人在表现女性隐秘的性体验的独语时，重视女性本能的宽厚和包容性，祈求一种平等和谐的两性生命的对应，这应该是中华民族阴阳和谐的主导文化心理的表达，“伊的裸体仿佛说：请完成我……／／做爱之前，我们／坐下来倾听所有欲望／自躯体哗然崩落。”（曾淑美《哀愁》）“手／在我瘦了的乳房／索求／流连初给时的丰满／甚至／把岁月留残的情／拿来装饰我肚皮上斑驳的孕纹／手啊／整修我的／惊奇你那缱绻的爱”（利玉芳《古迹修护》）。两性和谐的生命体验所表现的彼此的满足和欢悦，正是台湾女诗人在生命感受和体验上所关注的又一种平等。
与台湾不同，大陆诗歌引发女性身体书写的诱因，更大程度上是源于强烈的性别意识的觉醒。在大陆几十年的社会意识形态中，由于过份的政治因素的强化，几乎完全取消了妇女应有的女性意识。新时期以后，随着人的意识的觉醒，社会无性化时代的结束，相当多的知识女性在关注自我价值和人格独立时，开始思考与女人这个称谓相对应的独具的生理和心理的特质。这种思考很快就使女诗人在关于人或女人的问题上，产生了变化。如张烨曾在诗作《自白》里宣称：“我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女人”。而翟永明却坦呈：“在生活中我首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才是一个诗人”（注：《当代青年诗人自荐代表作选》，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这种变化标志着一种较为普遍的性别觉醒，而促进这种转变的内生性因素显然更为重要，它是建立在女性普遍的开始正视自我生命本质的基础上的。曾经因忧虑祖国的命运和呼唤人的价值的重建，而确立了在大陆新诗潮中代表人物地位的舒婷，也以其特有的女儿心，同样体验了女性生命中更具质感的层面：“洛神是水／湘妃是水／现代姑娘否认她们的根须浸过传说／但是／临水为镜的女人每每愈加软柔／一波一波舒展开／男人就一点一点被濡湿了”（舒婷《水仙》）。伊蕾在《散步》中，这样写道：“你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来／化成我口中熟透的果实／你的身影闪着金色的小火／走进我黑洞洞的寂寞。”身体书写为女性们洞开了隐秘的生命之门。即使在曾宣称“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女人”的张烨的诗中，我们会大大惊讶于诗人描绘女性生命的最原初脉动所传达出的生命震颤。“给你，以一个女人颤栗的诱惑，沸腾的／血液，人全部的热情与主动／在毛茸茸的草丛抚摸枯萎的枝条／用体温烘暖冻僵雀儿／／这一瞬间／仿佛是一个世纪从身边流过／火山、地震、雪崩、海啸、战争／我们一无感知／紧紧拥抱一动不动”（张烨《暗伤》）。大陆女诗人在呈现私人经验的隐秘和体验时，大多显得相当的直露，这或许是一种压抑太久的反拨，是一种强烈的矫枉过正，一种裸呈式的野性的骚动，甚至自虐式的痛苦的剖开。“我的肉体渴望来自另一个肉体的颤栗的激情。”（伊蕾《流浪的恒星》）“一种进入那扇门的欲望支配你／滑过骨胳间的符号，在白漆的寝室／在那个安置膝盖和手镯的地方／这个新的地方充满了呜咽的喉咙／我们甚至在默契了的疲惫中／仍然感受不到那仅有的黑洞／流出的一滴水。”（海男《女人·垂下手臂》）“那只手瘦骨嶙峋／要把女性的浑圆捏成棱角／覆手为云，翻手为雨／把女人拉出来／让她们有眼睛，有嘴唇／让她们有洞穴”（唐亚平《黑色洞穴》）。一种深刻的失落和痛苦，使大陆的一些女诗人在描绘性意识性体验时，与台湾女诗人的相同作品的表达，大大地拉开了距离。她们在展示生命体验的时候，更多地与失落、痛楚和受伤联系在一起。这种女性体验的扭曲和压抑，使诗歌表现出强烈的两性对立情绪，表现出女性偏执的怨、怒倾向。随时间的推移，大陆女诗人的作品中这种较为极端化的表达已出现明显的淡化趋势。要理解这种对传统完全翻转后的女性诗歌，也许还有赖于社会道德和心理的逐步调整。我们期待着时间会让更多的人们接受和理解海峡两岸女性诗歌中，关于女性身体书写和生命体验的创作。
三、永恒的爱的主题的延伸
这是男女爱情之外的话题，在海峡两岸的女性诗歌中，有太多太多关于男女爱情的吟唱。但我们同时会看到，从女性固有的母爱的天性出发，她们的爱的抚慰却触处生风般地在无限的自然和社会中传播。她们在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以女性特有的感知和关爱，弥补了社会主流形态对某些特殊领域的忽视。宽厚、怜悯、包容、友善，使她们的爱的主题在诗歌中得到了新的延伸，其中展现出的是，向无数平凡深深俯身的温情和引领人类反身自赎的坚定信念。
亲情倾述是其中较重要的一部分。在中华文化中，女性作为家的象征，以她们的固守、温柔和耐心，辅佐夫君，哺育孩子，赡养老人。所以关于家庭的话题，是中国女性永恒不变的话题。对母亲的歌唱，或许出于生为女人的体验，海峡两岸女诗人几乎都把笔触指向这个区域，给伟大的母亲以最神圣的赞颂和最深刻的理解。台湾女诗人筱晓写道：“当告别的脚步声响起／弯腰的母亲／你的白发／低低的／在水底静默／／你忧愁的眼神／拒绝／送我远去”（《蹲在水袭头下的妇人——献给母亲》）在大陆傅天琳的诗歌中，也同样有这样一位弯着腰的伟大母亲：“在田野，母亲／／你弯腰就是一幅名画／沾满麦穗的脸庞／疲劳而鲜亮／／银色夜晚的柔情／来自一座草房／我的家永远葱绿／来自母亲的灵魂／永远地开放”（《母亲》）。同样的作品还有大陆林子的《给妈妈》，郑淑平的《给母亲》，台湾冯青的《母亲节》，朵思的《乡愁》等。共同的华夏母亲的群像的塑造，是女诗人们对母亲大地般深厚的爱的赞颂和顶礼。
关于孩子，也是女性们永远乐此不疲的话题。在大陆诗坛曾因对爱情炽热而纯真的歌唱而获得盛誉的林子，用她充满挚情的母爱，在不同的年代，写出了《给亲爱的孩子》同题系列诗篇。“从我的生命中给你生命／从我的血液里给你营养／从我的眼睛里给你深深的爱／从我的心里给你无限的期望。”《给亲爱的孩子·之一》在海峡彼岸，女诗人琼虹在同样的话题中，却通过孩子的眼光，讲述了母亲对孩子的无限的爱：“你的爱是满满的一盆洗澡水／暧暧的，几乎把我浮起来”（《妈妈》）。这些诗篇充满了家的温馨和母子间爱的交流。诗人们对孩子的爱，甚至越过了家庭的局限，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上，表现出女性所独有的对孩子弱小心灵的怜悯、抚爱和帮扶。台湾曾淑美的《儿童节照片》中，诗人通过在公园拍摄一个孤独不快乐的小小男孩的照片，反省了因大人粗心和忽略而造成对童心的伤害，表达了对寂寞童年的深深理解和歉意。大陆的李路在《被俘》中，面对父母离异而被抛弃的孩子，表达了同样的悲悯和爱心：“哦，进来吧 孩子／进来 既然／家人抛弃了你／就让我／那淡淡的温情收留你。”关于对孩子爱的作品，还有大陆傅天琳的《在孩子和世界之间》，台湾黄靖雅《住在公寓的布农族》，罗任玲《宝宝，这不是你的错》等。
女诗人们把她们善良、抚慰和悲悯的目光，向这个趋于冷漠和凄凉的现实社会投射着，她们力图唤起人们已经麻木的情感和日渐弱化的良知爱心。“当他从十七层楼几零几号房／被抬出来时象躺在雪里／／……他忘了，他曾恨过这幢大楼的冷色调／为老死不相往来发过不止一次牢骚／现在他感到欣慰，一切都结束了”（张烨《老单身汉》）。诗人注意到了，老单身汉只有在死去时，人们才注意到了他是邻居。“走入窄巷／世界／由大变小／／窄巷冬日／依旧老人静静地／坐在房前晒着暖阳／依旧猫儿柔柔地／偎依旁边”（台湾·刘淑珍《窄巷里的老人》）。诗人注意到了，只有小猫才愿意陪伴窄巷里孤独的老人。“那男子／忽将杯内的怨尤／饮下／／虽醉犹自怜着的／男子的身影／因跌损／而哭／泪湿的／是梦中她的／承诺”（台湾罗英《男子》）。诗人注意到了，因爱而伤的不总是女性，男人也有同样的痛苦和怨尤，也同样需要人们的关怀和安慰。
建立在永恒的人性和人情之上的母性之爱，在经历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和熏染后，使海峡两岸女诗人们已不再象她们的前辈们过多地局于家庭这个狭小的范围来表达，而把她们善良的关爱的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之间，投向了整个时代。那些表征着人类的爱心良知，寄托了女性深厚感情的诗歌，标志着女诗人们逐渐跳出了以自身经历为素材的创作局限，从狭隘走向了广阔。
在大陆女诗人的诗歌中，由于关注社会理想的实现和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使她们在创作中较多考虑到了爱的表达的现实意识和社会意识，从而较多地表现出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诗歌品格。“生命的晨钟正激越地高鸣／时间金属般发出声威／明天，你将远行／我们为分别举起晶莹的酒杯……／／远行吧，朋友／踏着开满荆花的山路英勇无畏”（崔萍《明天，朋友将远行》）。“我不再顽皮而有了一个庄严的使命／我不再娇弱而以山野小草熏染画布／我的故事里只有烽火悲壮的长青树／我将用胜利的微笑报以你沉默的等待。”赵琪《在烈士墓前》）同样的作品，还有赵平的《女税官》，瞿晓的《中国啊，我们是自豪的女性》等，大陆女诗人的目光投向了社会的时代的大潮，女性关爱的感情溶汇到了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的奋斗中，这是在时代前进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中，着力表现的一种更为普遍的人性之爱。
相比大陆女性诗歌作品，台湾的此类创作在现实意识和社会意识上，一般是弱于大陆的。但由于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活相对富裕，不少的女诗人都有出国留学，或旅游观光的经历。她们的思想和视野无疑被大大地扩展了。异域文化和世界性思潮的影响，使她们面对普遍的世界问题、人类问题，有了自己的独特的思考和审视，因此，在她们的诗中，表现女性关爱的主题时，往往具有了明显的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罗任玲的诗作《宝宝，这不是你的错》就是这样的佳作。合众国际社关于世界人口研究所的报告这样说：“明天某时，世界将有一名婴儿诞生，人类将达到五十亿。该研究所所长佛诺斯说：‘这个婴儿十分之九将生于第三世界，他将在贫穷、疾病、饥饿、文盲和失业的环境中成长。’”诗人感慨万千地写道：“呵。多么不易。五十亿分之一的机会／而你光荣地领取了／世界为你准备的，最大的一份贺礼／贫穷、疾病、饥饿、文盲和失业。”罗任玲就这样给我们写出了感人至深又发人深省的诗篇，诗人就这样给我们提出了关于全人类问题的思考。而陈斐雯的《养鸟须知》则以对比的手法，善意的批评了传统的养鸟人把鸟儿囚于笼中的作法：“所以我说你喜欢鸟／我也是／只是比你贪心一点点／总共也才几亿几万几千几百零几只／养在天空里／养在雨后的电线杆上／养在阳光午睡的草坪／养在你正提笼散步的小公园。”这些就是台湾女诗人们在世界文化大融合的今天，以一种以往不曾有过的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所表达出的对现代世界的认识和关爱。这是中华女性传统的爱的主题的延伸，她们的目光已投得更远更远。
四、结语
50年代海峡两岸的诗歌发展，无疑给中国新诗注入了丰沛的活力和以巨大的推动。其中的女性诗歌，因其女性固有的视角和体验，展现了现代中华女性从精神到生命诸方面的独特魅力。同根同源的文化沿袭和一水之隔的不同社会制度，使两岸女性创作既有同质感应，又有异质变奏。但新女性形象的确立，全新的来自女性特有的体验和关爱的传达，使两岸的女性诗歌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从属和依附的地位，从而确立了中华现代女性诗歌的真正的品格。随着两岸交流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在共同的民族心态和共同的女性话题中，相互借鉴，共同超越是两岸女性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可以相信，海峡两岸的女诗人们将会为我们中华诗歌的大花园增添更为艳丽和浓重的色彩，也必将在新世纪的世界女性文学大潮中，确立中华女性诗歌的独特地位。
收稿时间：1999—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