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工党与工会的特殊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党论文,澳大利亚论文,工会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澳大利亚，工会、汽车俱乐部和教堂被称为澳最有影响的三类社会组织。目前，在澳大利亚有156个工会，其中， 最大最具权威的是建立于1927年的澳大利亚工会联合理事会（英文缩写ACTU）。长期以来，该组织与澳大利亚工党关系密切，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事实上，工会理事会与工党的关系可以被视为工党与工会关系的缩影。
一、工党的起源与工会
19世纪末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工会运动的发展是澳大利亚工党诞生的根本原因。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澳各殖民区就出现了同业工会和工人互助组织。到了19世纪50年代，淘金热带动了澳大利亚的工矿业、农牧业的发展，大批的欧洲移民涌入澳大利亚，工会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逐渐形成了跨地区跨行业的工会联合组织。1890年全澳工会联合会成立。在此期间，工会逐渐将斗争扩展至政治斗争领域，工会通常会通过在大选中支持某位议员，或组织院外游说团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要求。
不久，工会发现他们所支持的议员并不总是十分可靠，而院外游说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因此， 工会开始考虑直接将工人代表送入议会。 1891年，在第七届殖民区区际代表大会上，代表们一致决定在全澳范围内建立工人自己的政治组织。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各殖民区的工党和选举同盟合并形成了澳大利亚联邦工党。
正因如此，工党与工会一直有着极特殊的关系，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具体讲，工党与工会的特殊关系表现为：1.在组织上，结盟工会是工党的最重要的组成。工党的基层组织是地方支部（由个人党员组成）和联系工会（即集体入党的工会会员）。联系工会和地方支部构成工党州的支部——由地方支部和联系工会的代表组成工党州代表大会和州执行委员会。来自工会的集体党员是工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在财政上，工会是工党最大的经济来源。工党的日常活动经费和大选竞选经费主要来源于党费和工会的集体捐助。3.工会向工党输送了大量的高级官员。9位工党联邦总理中有6位都曾在工会中担任过要职。4.工会对工党的日常工作和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工党政府在制定产业或经济政策时会事先征询工会高层的意见。1937年工党设立了工党咨询委员会，从而使这种征询制度化。
二、工党与工会关系的变化
60年代中期之前，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会运动在控制着工党，虽然这种控制在二战之后呈现出逐渐减弱的趋势。1967年高夫·惠特拉姆担任工党领袖，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工党开始了全面的检讨革新。工党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并试图将党定位为全民的党，以吸引更多的中间阶层的选民。在此过程中，尤其是1972年工党上台执政后，工党与工会主要是与ACTU的冲突、摩擦不断。70年代中期工党和工会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潮。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6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澳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蓝领工人的总体人数呈持续下降趋势，新兴白领阶层人数不断上升，并日益成为澳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群体。这一变化深刻地影响到了工党与工会的传统关系：（1）大批具有高学历、 专业技能和非工会背景的白领进入工党，促使工党发生了异于传统的工会的党的转变。这集中体现为党对带有强烈劳工至上主义色彩的传统政策的抛弃。1967年惠特拉姆当选为工党新领袖是这一转变开始的标志。新的工党高级官员大都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较老一代工党领袖而言，五六十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对他们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工会传统对他们的影响。在他们的推动下，工党修改了党纲，初步实现了从一个劳工的党向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变。（2 ）工党的大选利益的变化使工党逐渐疏远工会。二战后，澳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传统的制造业的衰落，使蓝领工人的总人数逐年下降，参加工会的人数逐年减少，全国工会总数也有所下降。这表明工会在澳大利亚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已经呈现出一种无法挽回的下降趋势。与此同时，迅速成长的白领阶层却正在成为最重要的选民群，而他们对于参加工会却兴趣不大。这一变化使工党意识到，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工党必须致力于扩大自己的选民基础，从一个劳工的党转变成为一个全民的党。事实上，工党在1972年联邦大选中获胜的秘密就在于党在大选前调整了竞选策略，成功地吸引了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少数民族和新移民的选票。因此，执政后的工党政府制订政策的出发点更多地是照顾和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时时以工会的利益为重。更何况，在70年代，工会不顾经济发展一味地要求增加工资的做法引起公众的普遍不满，人们认为工会是造成澳目前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的主要原因。这也使得工党不愿冒触犯众怒、牺牲大选之险去维护工会的利益。
其次，这一时期工会自身的变化也对工党与工会的传统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长久以来，工会习惯于通过工党来实现它的利益要求。但是，从50—70年代初工党在野长达23年。这使得工会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与保守的右翼政府作斗争。为此，工会逐渐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并加强了自身的建设。特别是1969年霍克任ACTU主席后，完善了工会的专职机构，吸收了大批具有高等学历和专业技能的人加入ACTU；加强了与国际劳工组织的交流，扩大其国际影响；注意与澳商界、金融界缓和关系，从对抗转向对话、协调合作。此外，ACTU还积极谨慎地创办自己的产业，如开设零售商店，参与房地产业等等。这些举措改善了ACTU的公共形象，经济实力也大增。与此同时，工会内部也形成新的领导层，与老一代工会领袖相比，他们中的大部分并非来自于工人运动——从被聘用的研究员到被选出的官员，都有两个以上的学位，这有助于工会更好地适应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并有利于工会加强与白领阶层的联系。进入70年代，ACTU独立的政治意识大大增强，这也是工党高层官员与工会高级官员摩擦争吵不断的重要原因。
三、80年代以来工党与工会的两难关系
工会自身力量的下降和工党与工会的不和成为工党的政敌可以利用的资本。工党高层也逐渐意识到：工党与工会关系的不稳定状态已经危害到了工党的大选利益。一方面，80年代以来，作为工党传统支持者的工会运动影响力仍呈下降趋势。例如：1982年全澳工会大约有322个， 1995年则为156个；同一时期，工会总人数从1991年的338.26 万人降至1995年的不多于2.50万人。这种下降与澳开始进入后工业时代，夕阳工业的衰落和信息科技技术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澳也出现了一些白领工会，但这些工会并不必然与工党结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工党为了大选的利益将自己定位为全民的党是惟一正确的选择，工党与工会的特殊友谊不可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事实上，在欧洲的社会党工党也对自己的传统定位作了类似的调整。另一方面，无论从现实的角度还是从历史传统上讲，工党又无法割断其与工会的联系。虽然工会面临会员减少等困难，但在澳大利亚，工会仍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而且，自80年代以来，作为澳最大的工会联合会的ACTU又成功地加强了自己同白领工会的联系。事实上，在澳大利亚无论是两党联盟政府抑或工党政府都不得不承认与工会保持良好的关系将有助于政府避免陷入痛苦的仲裁纠纷。在自由党的福雷泽执政的最后三年，劳资纠纷平均每年损失280 万个工作日。因此，工党要想顺利执政就必须对其与工会的传统友谊加以修复。
重要的是，工党虽然自称为全民的党，但从其党员构成和财政来源上讲，仍需借重于工会。工党的工会集体党员仍占工党全体党员的90%以上。如果没有工会的支持，工党各支部将无法承担经费及其他后勤工作，而这些工作在历史上均是由与工党结盟的工会来完成的。
工党与工会关系中的两难境地在党内和工会内部引起了争论。然而，工党在对其与工会关系所带来的利弊作了合理的估算后，作了颇具现实主义的调整。工党在公开场合不再把自己标榜为一个真正的劳工的党。但它在日常事务中加强与工会的沟通协商，尤其是加强了与工会高层的联系，使工会继续为工党提供经济和组织上的支持。有人把这种做法讥讽为工党想在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那儿“交替得到好处”。
这种调整在两个因素的支持下获得成功。一是霍克的个人因素。作为ACTU的前主席，霍克使ACTU走上现代化工会的发展之路，并领导它在旷日持久的工资指数谈判中获得最终胜利。他在工会运动中为自己树立起了无可动摇的权威，这使得他在担任工党领袖和政府总理期间，能够更好地协调工党与工会、政府与工会的关系。另一个是1975年自由党的福雷泽上台执政，对工会采取了压制和打击的政策，制订了“反工会法”。为限制工会提出工资仲裁，政府还制订了罚金制度。工会在福雷泽时期的艰难处境也使工会意识到：工会想要达到目标必须借助工党的力量。这一认识使工会在与工党的合作中采取了相当的宽容和忍让。1983年大选前，工会与工党达成协议：如果工党能够执政，工会将以自我约束为代价换取工党对保持实际工资和废除反工会法的承诺。
经过双方的努力，在霍克—基廷时期工党与工会关系融洽，实现了密切合作。工会与工党政府的合作使澳有了长达6年的劳资和平时期。 当然，在这一时期工党与工会的关系仍有摩擦，主要是蓝领工人和这些工会的领导人认为协议没有给工会带来预想的好处，他们的实际工资在这些年反而下降了。而一些工会运动中的左翼分子则对霍克的经济改革大为不满，认为工党正在背离工党传统。这些矛盾在工党执政的最后几年已十分明显了。
从总体上看，工会与工党的关系将不会回到60年代以前的那种状态。作为一个致力于谋求大选获胜的政治组织，工党必须更多地从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和各阶级利益的协调兼顾来制订政策，而不可能仅从某一种特殊阶层或群体的利益出发。而工会则是一个力量日渐减小，利益单一，极具地方色彩和保守主义的特殊群体。两者在利益诉求上存在着相当的差距，摩擦和矛盾再所难免。工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新党章修改草案中。工党提出：“工党和工会的发展史向我们证明，对于工党与工会这种无法回避的协调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当然，好的关系需要双方的耐心和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