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为什么是对的？——以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互镜”比较为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发展道路论文,道路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5)02-0190-05 DOI：10.15891/j.cnki.cn62-1093/c.2015.02.042 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是对的这一历史课题，中华民族探讨了近两个世纪。在某种程度上，走上不同道路却在历史上属于同一类型国家之间是大致相似的“互镜”存在。如果没有相似国家间的对照，发展道路选择的对错、优劣只能是自说自话的“自证”。因此，唯有将中国搁置在同类国家的发展道路中进行全面比较，方能真正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为什么是对的”这一问题之真义。 一、比较主体确定：相似的“东方社会”类型国家 之所以选择印、俄作为中国发展道路比较研究的主体，不只是因为它们与我国是地缘相连的超大规模国家，也不只是因为都在历史和现实中对世界影响巨大，更是因为：①19世纪中、印、俄三个国家保持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状态，成为与西方资本主义“一元性”社会不同的“二元性”的“东方社会”(马克思语)。②这三个国家至今都面临着或者资本主义或者“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1]的共产主义两条并列却根本性质完全不同“二重性”道路选择。③这三个国家至今都深受国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潮流的二重性影响。④东方社会中、印、俄发展道路的历史分歧之点在各国建立新政权、自觉把握民族命运时(俄国是1917年苏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我国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印度是1947年独立)正式形成，现已有着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公有制或私有制、计划手段或市场手段等多种组合的实践经历。⑤1978年中国改革、1991年印度改革、2000年“普京新政”，三个大国都建构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计划手段与市场手段体制内并存的“新二元性”社会，属于混合型的同类国家，都凭现代化的卓越绩效落到新兴市场经济体代表这一大致相同的起跑线上，都有实现民族崛起的强烈愿望。这些方面使中、印、俄社会发展道路成为可以对照比较的“互镜”性存在。 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互镜”谱系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基础上，我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形成了以“邓小平改革”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俄、印发展为我国提供出了：①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教条化社会主义道路之镜。它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影响了包括中、印在内的1/3世界人口、1/4的世界领土面积，世界十余个国家交汇出“趋苏联模式化”的大潮，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出现“去苏联模式化”运动，最后以失败而终。②以“休克疗法”为代表的“自由化”资本主义道路之镜。它是前苏联解体后的发展思路，时间不长，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道路在东方社会的一次尝试，在经历了经济大倒退、政治大混乱、社会大动荡、政权大危机的8年后匆匆谢幕。③以“普京新政”为代表的俄罗斯“改良式”资本主义道路之镜。“休克疗法”带来的灾难，使普京认识到：“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制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2]俄罗斯走上了“改良式”资本主义道路。④以“拉奥改革”为代表的印度“折中式”资本主义道路之镜。印度独立后，接受了俄国社会主义的外在扰动以及本国长时间积累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因素，以资产阶级专政的方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1991年全面推行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改革，进一步强化了“折中”特点，激发生机与活力。 东方社会三个国家中，印度一直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俄罗斯从社会主义道路折返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中国一直坚持着社会主义道路。国内外有些学者将在新中国成立初人口、生产力水平等方面更具相似性的印度与中国相比，认为“印度模式”比中国模式“更持久稳定”、是“更为优质的增长”“21世纪是印度的世纪”等，对中国则抛出“中国崩溃论”“中国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论”等，仿佛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为什么是对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为什么是对的？在于它能以和谐方式实现现代化这一根本方式是对的、它能实现制度安排理性这一根本运行机制是对的、它能及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根本立场是对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以和谐方式实现现代化 马克思认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落后国家“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4]，印、俄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即便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纳入自身体系，也始终无法消解私有制“制度排斥”造成的生产日益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与统治阶级利益捍卫之间的矛盾，现代化问题在制度内无法得到根本解决，人与自然、社会、人之间的全面对抗成为俄、印“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5]，只能“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6]，资本主义是普遍对抗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抓住了“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7]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破解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实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本质和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否定各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破解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实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本质的和谐；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破解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实现了社会各阶层的根本和谐。中国也会产生一些现代化问题，但没有制度和体制上的障碍，它能够在制度内得到根本的解决，从而开辟了人与自然、社会、人之间和谐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这一核心原则继承下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了和谐现代化。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实现制度安排理性 仅仅选择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这一根本制度，还不是发展道路选择的全部，它还需要选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在内的“基本制度”，以确立社会上各经济成分、各阶级阶层、各种思想观念之间的地位关系；在“基本制度”之下，还要选择各经济成分(主导经济和并存经济)，也要选择经济手段(计划与市场)。社会的基本制度、各经济成分、经济手段等因素共同构成“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捍卫根本制度的正常运转，因此，制度安排是耦合根本制度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中间环节，根本制度的优越性、适宜性需要通过制度安排才能实现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而充分展现。中国与印、俄之间的差别不仅仅在于根本制度不同、主导经济和主要经济调节手段不同，还在于制度安排理性也不相同上： 1.印、俄资本主义无法实现制度安排理性 中、印、俄无论选择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是，不一定都能实现“制度安排理性”，因为“制度安排理性”是通过制度安排以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充分协同各经济成分和经济手段间关系以促进社会发展。 (1)资本主义不能实现经济的“制度安排理性” 印度自建国就贯彻既接受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又接受“苏联模式”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公私并存的混合经济方针，以图实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优势的兼收并蓄，但印度既没有彻底清除腐朽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给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也没有铲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扫清道路，甚至保留着大量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无法从根本制度以及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科学安置各种经济成分，它们更多的只能是自发的“体制内混合共存”。1991年印度改革，放松政府管制，扩大私有制、市场作用空间，试图解决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调整社会根本矛盾。“普京新政”则通过加强国家政权对经济的调控以救治叶利钦时代自由化恶疾。但无论是印度放松政府管制还是俄罗斯强化政府管制、无论是印度扩大市场调节范围还是俄罗斯扩大计划调节范围，都只是经济手段的微观调整，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政府干预过多或过少的问题，促进经济增长，却无法打通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经济手段或方式和谐运转的通道，无法根本解决计划与市场、主导经济与各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无法科学配置资源，这成为俄、印现代化的“制度安排理性”的“死扣”。 (2)资本主义不能实现政治的“制度安排理性” 印度继承了英国殖民时期的议会制、多党制，西方式“民主”成为印度的政治遗产，在解决种族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实现印度民族认同、社会认同的有效途径，得到印度人民的认可。但印度的政治体制，一者，缺乏国家宏观调控社会的整合力量，多种政治力量的利益博弈根本无法形成共识；二者，印度政府缺乏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战略谋划与战略决策，常常错失历史机遇；三者，印度在谋求多元利益一致化的过程中，即便当今建构起“一党为主体的多党制”，却因为私有制这一生产资料的边界，民众意愿和政府工作分属两个不同轨道，出现了制度关怀的断裂，基层民众意愿很难在政府施政中得到充分体现，更无法及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苏联模式”虽然在制度安排上是非理性的，但不能否认其根本制度理性这一事实。俄罗斯的“休克疗法”通过一种形而上学的非理性政治激进否定以往非理性的前苏联制度安排，得到的是根本制度与制度安排的双重非理性，以至于俄罗斯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辉煌与黯淡并存的根本制度、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国家主导核心价值观、一党制和多党制两种政党制度。俄罗斯从议行合一苏维埃制度向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转变、从前苏联一党制向西方式多党制的政党制度转变，现又推行“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的有限多党制。不管俄罗斯选择何种道路，其制度安排始终面临着二元性主导核心价值观对峙、二元性阶级利益对峙等问题，发展合力大大受限，也无法实现制度安排理性。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实现制度安排理性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实现经济的“制度安排理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遵从历史规律必然性的高度建设社会主义。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给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并且，我国清醒的认识到，“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9]的实际困难，从改革开放伊始，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推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当今我国坚持市场经济“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干预“法无授权不可为”[10]的原则，为政府与市场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边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市场手段与计划手段的安置有条不紊地归位运转，使社会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形成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局面，制度安排运转顺畅。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实现政治的“制度安排理性” 我国政治体制安排贯彻的是民主集中制和议行合一制度，积极捍卫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充分发挥国家权威在社会发展中的公平、公正作用；建立“顶层设计—中层推进—底层贯彻”高效运转机制，充分调动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及时解决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衷心拥护。中国的“良政”政治和“民心”根基形成了高度的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交汇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稳定延伸的坚实根基。 发展道路选择中是否实现“制度安排理性”，要看制度安排是否合理调节社会关系；是否有效动员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促进社会稳定运转，实现社会进步；是否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满足上述要求。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及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中、印、俄三大国都在世界产业大规模迁移浪潮中寻求出路。印度成为“世界办公室”，俄罗斯成为“世界加油站”，我国成为“世界加工厂”。如果将中、印、俄三国放置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同-坐标系中横向对比，就能发现发展道路选择的优劣[*]： 1.发展绩效比较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1]本文以GDP总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等7项关键指标为参量进行比较。 (1)GDP总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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