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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苏联、东欧国家自80年代末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多数国家在稳定政局、转换体制和发展经济等方面，挫折大于成功，失望多于希望，经历了一个代价高昂的长痛过程。
（一）政局不稳，对抗不断。（1）党派矛盾尖锐，权力斗争激烈。由于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实行多党制，绝大多数国家注册的政党、组织、社会团体少则数十，多则上百，它们围绕着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展开激烈角逐，执政党与在野党矛盾加剧，权力核心内讧不已。俄罗斯因总统和议会之间的争权导致武力解决政治分歧，发生1993年10月“炮打白宫”事件，此后还多次出现“爆炸性”局势。独联体多数国家也都程度不同地频繁更迭总统、总理和内阁成员。东欧地区在剧变后的7年中，保加利亚更换了4届议会10届政府；波兰换了7届政府8任总理；其它国家政府换届也达3—4届。保、波、斯等国总统与政府，匈、捷、罗等国执政联盟之间的龊龉和冲突不断，不时引发政局动荡。在阿尔巴尼亚今年6月底至7月初的议会大选中，右翼的民主党和左翼的社会党为了争夺政权，都不惜使用武力进行对抗，多次发生流血事件。（2）民族矛盾热点地区内乱久拖不决。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导致民族分裂主义泛滥，从而引发了许多新的民族冲突和民族分离活动，成为冷战后世界民族动乱的震源。波黑和格鲁吉亚都发生了全国性的内战，至今余火未熄。俄境内的车臣问题虽有转机，但俄车矛盾难以根除，不排除今后再度发生严重争端的可能。此外，塔吉克斯坦内乱、阿布哈兹冲突、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冲突等，几乎都以民族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演变成新的“热点”，造成数以万计的平民百姓死亡，使国民经济遭到惨重损失。（3）一些国家边界和领土争端悬而未决，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前苏联各共和国之间70%以上的边界未定，有7500万人杂居在各共和国内。独联体协议虽有边界不可改变的规定，但基本上是一纸空文。一些国家不时为领土和边界纠纷而翻脸，甚至兵戎相见。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为争夺“纳卡”飞地，武装冲突持续4年之久。前南斯拉夫解体后，过去的内部边界成为国界，该地区多数国家为多争地盘而卷入了冲突。（4）地方分离主义严重，国家统一受到威胁。苏东剧变后，一股“独立风”和“主权风”猛袭该地区，特别是在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地方分离主义纷纷抬头。俄罗斯共有89个联邦主体（包括20个自治共和国），各地方当局为维护本地区的利益争相向中央争利益、要主权、闹独立，在20个共和国中，已有19个通过了与联邦宪法相抵触的地方宪法，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法规违背联邦宪法，如鞑靼共和国宪法中规定，鞑是主权国家，是国际法主体，共和国自主解决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问题；在图瓦共和国，联邦法律必须得到当地的批准；在印古什共和国，联邦法律和其它法令只有在附加其主权法时才有效等等。特别是车臣危机的恶化，曾使俄联邦一度面临南斯拉夫化的危险。在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南联盟、哈萨克斯坦及塔吉克斯坦等国的地方分离主义倾向也呈蔓延之势。
（二）经济形势空前严峻，体制转轨步履维艰。剧变之后，各国经济每况愈下，陷入严重危机。俄罗斯、中亚和大部分东欧国家因采用“休克式疗法”治理经济，实行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激进改革，导致经济大幅衰退，其降幅之大，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高，外债负担之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五大因素的合力作用，各国经济至少出现了五方面的失控。五大因素是：（1）经互会解体，长期形成的经济链崩裂，传统互助经济联系中断；（2）旧体制瓦解，新体制尚未建立，形成无政府的“管理真空”和“体制断裂”；（3）对经济转轨的复杂性和风险性缺乏足够认识，在政策失误的情况下，盲目实行转轨，从而使转轨的负效应增大；（4）受西方的误导，全盘照搬西方经济模式，忽视本国国情，使其无力自拔；（5）民族利己主义膨胀，相互以邻为壑，设关立卡，展开了激烈的海关战、货币战、价格战、资源战等。
五方面的失控是：（1）经济降幅创二战后最高纪录。1996年与1991年相比，独联体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0—70%，俄罗斯下降约50%，东欧国家剧变初期也曾下降20—40%，相当或超过二战期间损失的总和。（2）经济体制转轨普遍实行以私有化为核心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过早放弃必要的计划和行政调节手段，结果使政府经济职能减弱，宏观经济运行紊乱或失控，拖长了体制转轨的“阵痛期”。（3）通货膨胀呈脱缰之势，国内货币不断贬值，使价格体系无法理顺，诱导资源错误配置。独联体国家以及波兰、保加利亚等国通货膨胀率曾达到3或4位数，南联盟甚至高达百分之116.5万亿的天文数字，成为世界之最。（4）多数国家因经济严重下滑，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财政赤字有增无减，内外债压力沉重，波兰外债最高时达460多亿美元。（5）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大多数居民的生活今不如昔。1991—1995年，独联体国家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大约下降30—50%；俄罗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从1991年的610万增加到1996年的3190万，占人口总数的22%，波兰、匈牙利、捷克的这一数字达20—30%，其他国家更高，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甚至高达45%。
（三）社会危机加重，不稳定因素增加。（1）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拉大，不满情绪强烈。剧变后，原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急骤变化，部分人迅速暴富，成为社会新贵，一些昔日的贵族和地主也靠政府的赔偿而重新成为亿万富翁，而多数靠劳动维持生存的平民则降到社会最底层。俄罗斯的贫富差距从1991年的1∶5扩大到目前的1∶15，10%左右的“新俄罗斯人”通过各种不法手段大发横财，他们在国内外有巨额存款和多处别墅。在乌克兰和中亚一些国家，甚至某些官员都成了拥有亿万财产的“新富”。由于贫困化不断扩大，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情绪骤增，有组织的罢工、游行示威接连不断，街头抗议成了这一地区群众表达不满时普遍使用的手段。（2）社会秩序混乱，犯罪、腐败现象丛生。由于西方价值观念和腐朽思想的侵入，几十年造就的社会主义公德和集体主义精神迅速崩溃。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黑手党活动猖獗，贩毒、走私、盗抢、敲诈、恐怖、暗杀等犯罪率直线上升，大大超过世界上最严重的犯罪率指数。特别是经济犯罪已成为各国社会的一大公害，俄“影子经济”已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据俄警方透露，近几年中，每年从俄非法转向国外的资金就达150多亿美元。中亚、东欧各国经济领域中的欺诈、渎职、偷漏税行为相当普遍，巨额国有资产经私人之手流失已成为普遍现象。（3）社会心态发生变化，民众由充满希望变得失望。改制后，人们希望很快提高生活水平和赶上西方。然而，几年来的严酷现实使人们心灰意冷，多数人感到“今不如昔”，逐渐抛弃了“乌托邦式的幻想”，不少人从支持变革转向反对变革，怀念1989年前40多年的国家稳定，有社会福利保障和有安全感的生活，因而对无休止的政治斗争感到厌恶，不愿再成为其工具和牺牲品。民意测验表明，东欧国家约有70－80%的居民对政治不感兴趣，俄80%的人“对未来没有信心”。
二
苏东剧变后，越南、老挝、古巴和朝鲜顶住巨大的压力，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并在新形势进行反思探索，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一）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1）制定正确方略，确保社会主义长治久安。越南在1996年召开的越共八大上重申，必须遵循五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爱国主义；同时还强调，要提高警惕，“保卫党和社会主义政权，防止并粉碎一切和平演变、反叛和颠复的企图”。古巴在苏联解体后，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喊出了“拯救祖国、拯救革命、拯救社会主义”的口号，卡斯特罗明确指出，“古巴决不降下自己的红旗，我们宁肯与社会主义共存亡”，“即使我们的岛沉没了，我们也不放弃马列主义”。朝鲜和老挝也都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并对内外政策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2）高层领导核心坚强，执政党地位稳固。四国领导人大多经受过长期革命战争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考验，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威望。几国均已组成了老中青之结合的跨世纪中共领导班子，并对地方各级领导机构进行调整，从而保证了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为维护国内政局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之成为捍卫社会主义的坚强支柱。四国党的领袖均兼任军队最高统帅。
（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近年来，越南、老挝和古巴努力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不断加大改革的力度，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越南、老挝的社会主义取向市场经济改革，已进入全面深化的阶段，中央指令性计划完全取消，资源配置基本依靠市场机制调节，并重新制定或补充、完善金融、税制、价格、吸引外资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从而给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经济建设成绩显著。1991－1995年，越、老经济年增长率分别达到8.3%和6.5%；粮食由长期依赖进口实现基本自给，越南还成为世界第三大米出口国；外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目前已分别超过了280亿美元和70亿美元。此外，两国集体、个体私营经济也有较大发展，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为改革的深入提供了前提。古巴1993年实行改革后，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划小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把大型农场划为自负盈亏的“合作生产基层组织”，实行个人与集体承包责任制；扩大个体经济，开放农贸及工业、手工业产品市场；以优惠政策引进外资，鼓励外商在包括古经济支柱制糖业在内的所有生产部门投资或兴办合资企业；古近年来已把推动外国投资、调整对外贸易体制和发展国际旅游业作为对外开放的三大支柱。目前，古经济已连续3年保持增长。1996年在国际市场糖价下跌和美国加紧封锁的情况下，经济仍增长7.8%。在古注册的外国公司也由改革初期的100多家增加到目前的600多家。此外，三国金融形势日趋好转，通货膨胀率已下降到可控范围，货币比值稳定，国家财税收入不断增加，预算赤字逐年下降。
（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强调“没有精神道德就没有社会主义”。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一些新的问题和消极现象随之出现。各国在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积极探索新时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1）统一全党思想，强化反西化斗争的教育。明确强调不搞多党制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全民性的反西化教育，并成立专门的机构协调全党和全社会的反“演变”斗争。（2）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与民同甘共苦。如，古在商品匮乏的情况下，领导人包括古共政治局委员同老百姓一样凭证按规定数量购买商品，不享受特供等。（3）密切联系群众。党、政、军领导与基层群众就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直接对话，重大政治、经济措施出台之前，组织集体学习和讨论，加深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4）重视公德教育、惩治腐败。1996年7月古颁布了《国家干部道德法规》，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规定了26条戒律。越南把打击贩毒和贩卖有关暴力、色情的书刊和音像制品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老挝明令取消卡拉OK和KTV包房。
三
从世界几年来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在苏东剧变中，失败的只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并未改变。
（一）社会主义正从低谷中走出，且力量逐步壮大，影响不断扩大。（1）越南、老挝、古巴、朝鲜坚持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目标，稳住了社会主义阵脚。越南“革新”事业取得明显进展，总体形势比冷战时期还好；老挝吸取了过去急躁冒进的教训，强调现阶段是建设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古巴顶住美国的高压和苏联解体丧失生存依托的双重打击，稳住了局势，渡过了最困难和危险的阶段，形势不断好转；朝鲜在遇到国内外众多困难的条件下，政治上保持了相对稳定。目前，四国社会安定，党的威信得到提高，要求加入党组织的人数日益增多。如近年来，越已有近20万人入党，约占党员总人数的10%，古巴共产党吸收新党员23万多人。（2）原苏东地区的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在经过“震荡”冲击之后，已从低潮转向复苏。从1994年起，该地区“政治时钟”出现左摆，多数国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已获得合法地位，陆续恢复活动。为了改变目前自己力量相对弱小的状况，多数共产党在不改变性质和最终奋斗目标的基础上，调整策略，走上了与其他左翼政党进行联合斗争的道路。另外，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由原共产党演变而来的左翼政党上台执政或获得参政权，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尽管这些党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共产党，但他们的东山再起，无疑是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翼势力的一个沉重打击，对社会主义力量的复兴是一种鼓舞。（3）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力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一些重要国家和有影响的共产党的力量在不断壮大。印度共（马）的党员人数已由苏东剧变前的46.5万人发展到63万人；南非共产党人数由1990年的2万人增加到1996年的7.5万人；巴西共产党由苏东剧变前的9万人发展到20万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受苏东剧变的影响，损失很大，他们在各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努力克服在理论上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在战略上脱离本国实际和广大群众，顶住了“取缔共产党”、“解散共产党”的逆流，击退了党内“取消派的进攻”，摒弃了极左的提法和做法，使党的基本力量得以保存。西欧地区的法共、葡共、希共和西共等仍保持着100万党员。近几年来，西欧主要共产党在本国大选、地方选举及欧洲议会选举中依然赢得不少选民的支持，大体上拥有800万张选票，仍然是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二）放弃社会主义，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原苏东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发展到放弃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推行“超前”政治改革，大搞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结果反对派迅速崛起，猖狂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导致政局剧烈动荡，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或宗教势力蔓延，加上敌对势力的渗透和颠覆，不仅造成共产党垮台，党的多数领导人被逮捕关押或遭极刑，广大党员一度成为专政对象，而且使一些国家失去原有的国家地位，东德被西德合并，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一分为二。
（三）把握正确方向，实行改革开放是完善社会主义的希望和成功之路。苏东剧变的内因是这些国家先是思想长期僵化，拒绝改革，即使改革也是修修补补，或热衷于做表面文章，忽视实际效果，结果使社会主义丧失了生机和活力，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继而在改革旧体制时，连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予以抛弃，最终导致共产党垮台。越南、老挝、古巴则走了另一条路：在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国坚持改革不改制，转轨不转向，反对僵化但不放弃原则，借鉴但不照搬别国模式，并把完善社会主义同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开展反西方的“和平演变”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增强了“民族凝聚力”，调动了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四）中国的影响扩大，吸引力增强，从而坚定了世界社会主义的信心。苏东国家改制后，中国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回答了如何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迫切问题，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不仅明显增强了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而且遏制住了世界社会主义低落的势头，更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起了示范和鼓舞作用。就连布热津斯基也不得不承认：“从总体来看，中国很可能会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原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独联体国家领导人也十分重视中国改革的经验，俄、白、乌等国明确表示“要向中国取经”。一些进步人士认为，中国的奇迹表明“那种共产主义会导致经济崩溃的说法不攻自破。”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赞扬中国改革成就时指出，“中国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进步性”，并强调，“只要中国不乱、不垮，世界社会主义就有保障。”
四
从目前的情况看，未来5－15年，两制将展开新一轮的较量，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反对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已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但应清醒地认识到在这场斗争中自己所面临的诸多严峻挑战和考验。
（一）社会主义国家防范西方“和平演变”的难度加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妄想在20世纪一举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失败后，仍不改变其实现“一球一制”目标的企图，对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加仇视，并把这些国家视作其“和平演变”的主攻目标，同时还改变手法，加大“软着陆”力度，使“和平演变”战略更具完整性、针对性和隐蔽性。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这场“历史性较量”中，将面临着更加尖锐、复杂、严峻的考验。
（二）资本主义在力量对比中仍占有明显优势。资本主义国多势众，在经济、科技、军事、舆论宣传等方面占有明显优势，在各种地区性、全球性机构中总体上也具政治优势，这种局面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改观。
（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自身建设面临着繁重的任务。在政治建设方面，如何认识和处理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仍是社会主义国家远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在组织建设方面，担负着培养和造就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政治敏锐性和历史使命感接班人的繁重任务；在作风建设方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措施、方法、手段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等。
（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任重道远。特别是越南、老挝和古巴虽迈出了改革步伐，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但其经济基础差，起点低，仍属世界不发达国家之列。朝鲜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经济发展任务尤为艰巨。
然而，社会主义在经历本世纪末的磨难和坎坷、从挫折中吸取教训之后，将会更加成熟和充满活力，并在实践中创造出更符合实际的新经验、新范例和新形式，以崭新的姿态进入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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