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印度女性主义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挑战与修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史学论文,民族主义论文,当代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印度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中，印度国家的形成是其主要线索。民族主义史学家很少关心那些和民族主义以及现代国家形成无关的事情，更谈不上用性别视角分析妇女问题。在民族主义史学中，即使提到妇女，也是把妇女描述成为民族独立运动的受益者或参与者。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印度居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以下观点，即妇女在甘地的领导下走出深闺，参加民族独立运动，并最终获得平等的法律地位。从80年代开始，民族主义史学才受到女性主义的挑战，印度妇女问题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被重新解释。
20世纪70、80年代，印度妇女运动出现了第二次高潮。随着印度妇女运动的发展，印度女性主义者开始批评民族主义史学中的男性话语，以及从妇女所做贡献的功利角度评价妇女参加民族独立运动的做法，以往对印度妇女运动的积极评价也逐渐退出。到90年代已经看不到“印度妇女运动是比较成功的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运动之一，它比英国和美国的妇女权利运动遇到了较少的阻力，并更迅速地实现了目标”①这样的观点了。女性主义史家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妇女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上妇女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密切关系，使人们怀疑妇女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一般的民族独立运动。另一方面，70年代以来妇女运动也面临着妇女运动是与群众运动和政党联合还是要‘自治的’妇女运动的现实问题。
一些女性主义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民族主义者支持妇女参加民族主义运动？”她们把妇女参加民族主义运动归因于男性领导人的操纵。比如，乔安娜·丽德勒(Joanna Liddle)和罗摩·乔希(Rama Joshi)认为，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强加给”妇女的，②杰拉尔丁·福布斯(Geraldine Forbes)指出，“妇女之所以跑出家门是因为房子失火了”。③为此，女权主义史家指出，民族主义者关心的是国家的建立，而不是妇女的权利。他们之所以支持妇女参加民族独立运动，是因为“妇女的参加可以使印度国大党和甘地的政治主张合法化。”④“在为摆脱英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每当印度妇女提出家庭暴力问题时，男性领导人都敦促她们把民族主义斗争放在首位。独立后，妇女领导人被要求把民族国家建设放在首位。”⑤
有些史学家把研究的切入点放在妇女一方，她们试图探究妇女组织致力于妇女运动和民族主义领导的“和谐联盟”而不进行独立的妇女运动的原因。比如，拉达·库玛(Radha Kumar)认为妇女参与民族独立运动是与男性民族主义领导的必要妥协，因为妇女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是补充而不是领导。“这可能是通过使妇女运动不具有威胁性，而使妇女运动被接受的一种方式。”⑥杰拉尔丁·福布斯也认为，印度妇女没有采用激进态度的原因是“这些妇女组织是在男性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并在与男人主导的民族主义政党中繁荣起来。如果把妇女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就和他们所建构的照顾别人、自我牺牲的印度妇女形象相矛盾。而且，将迫使她们在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进行选择。”⑦
女性主义史家对妇女运动与民族独立运动联盟表示失望，因为印度民族主义者向妇女组织保证过要支持她们的改革主张，但是，“与男人并肩为民族独立而战斗并没有保证妇女成为平等的公民。”⑧有人认为在民族主义政治平台上讨论妇女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⑨还有人把立法在改变普通妇女境遇上的有限性，归结为妇女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密切联系，认为是这种联盟关系造成了妇女对男性政治领导的依赖，而不是通过自己努力来施行法律。⑩
女性主义者指出，虽然妇女走出家庭参加了民族独立运动。但是，并没有形成革命的女性主义意识。“在民族主义斗争中，妇女没有提出妇女问题，没有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妇女的角色依然是妻子、女儿、母亲。因此，印度妇女虽然参加了民族独立运动。但是，她们的所作所为是被男性领导所规定并接受的，她们依然遵照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妇女地位的理解。”(11)“民族主义几乎没有考虑把妇女从社会强加给她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相反，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比如，妻子、女儿和母亲被反复强调，以便和民族主义运动吻合。民族主义者设法规定妇女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应该起的作用，妇女被希望在民族主义者划定的范围内行事。”(12)“民族独立运动的结果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男性主宰的意识形态：把妇女等同于传统，男人等同于现代，妇女留在家里，男人属于外面的世界。”(13)
即使是曾经被歌颂为“印度妇女运动之父”(14)的甘地也受到了批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玛杜·凯斯娃(Madhu Kishwar)的“甘地论妇女”一文。通过具体分析甘地的思想，凯斯娃指出甘地在处理妇女问题时候的局限性有以下几点：一，甘地没有像关注妇女道德那样关注妇女实际生活，他没有触及妇女处于无权地位的根本原因，而是试图在不改变妇女与生产、家庭关系的情况下提高妇女地位。由于没有赋予妇女经济上的权利，其结果自然不会真正改善妇女的生活。二，虽然甘地鼓励妇女参加不合作运动，但是，他没有挑战妇女传统角色，而是把妇女理想化为“牺牲的典范”，热情赞扬妇女力量来源于忍受，加强了妇女是无私的伴侣、男人主导事业的贡献者等刻板模式。三，虽然甘地关注妇女权利，但他不鼓励妇女围绕妇女问题组织一支政治力量，为妇女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结果，妇女并未真正在议会中获得政治权力，即使杰出的妇女领导人也处在决策的边缘，而且并不代表妇女。因此，甘地为妇女处于决策边缘要负部分责任。(15)
总之，在印度女性主义看来，男性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阻碍了妇女运动的发展，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是以牺牲妇女利益为代价的。民族主义不能解决妇女问题，虽然妇女被拉进了政治，她们依然被限定在家庭角色之中。民族独立没有给妇女带来解放，没有结束妇女受压迫的地位。
上述争论引发了女性主义者对妇女自主性(Agency)的关注，妇女运动不再是妇女史研究的重点，妇女运动与民族独立运动关系的问题也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女性主义者寻找各种资料证明印度妇女不像一些人描绘的那样沉默，一些人把研究重点放在证实妇女的自主性是如何被男人压抑的。比如，在《重写历史：潘迪塔·拉玛贝伊的时代与生活》一书中，乌玛·查克拉瓦提(Uma Chakravarti)从梵学家潘迪塔·拉玛贝伊在历史中的缺席入手，分析了19世纪马哈拉斯特拉(Maharashtra)性别关系的变化。
潘迪塔·拉玛贝伊(1858-1922)出身于婆罗门家庭，父亲是梵学家。他不顾当时社会风俗，坚持教妻子阅读梵文，但印度当时并不允许女人学习这种神圣的语言。拉玛贝伊父亲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不为当时社会所容。从拉玛贝伊6岁那年起，父亲被迫带领全家过上了流浪生活。和多数出身婆罗门家庭的女孩不同，拉玛贝伊不仅跟母亲学习梵文经典，而且没有被早早嫁人。由于流浪生活的艰苦，她相继失去了双亲，和哥哥继续流浪。1878年，他们来到加尔各答。当时，印度社会改革家和传统主义者都在编织一种古代印度妇女“光荣”的过去的神话。拉玛贝伊的出现，使他们发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被改革家追捧为印度受教育妇女的典范，在加尔各答受到热情款待。而且，因为在梵文经典上的造诣，拉玛贝伊被尊称为“萨拉斯瓦蒂(Saraswati)”。(16)但是，由于她拒绝服从男性对妇女的狭隘规定，不断批评印度教妇女的地位，后来又皈依基督教，使她最终失去了男性改革家的支持。根据乌玛·查克拉瓦提的研究，拉玛贝伊拥有一个“伟大”人物的各种要素——博学、自信、表达清晰，有说服力，早在1870年代就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但是，这样一个女性人物，并没有出现在民族主义史学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安妮·贝珊特(Annie Besant)，她来自英国，支持复兴印度教，批评西方文明。贝珊特成为印度现代历史中必不可少的人物，出现在各种教材书籍当中。查克拉瓦提认为拉玛贝伊在历史上的缺席是民族主义压制的结果。
在过去20多年里，有关印度妇女自主性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17)维德亚特·巴格瓦特(Vidyut Bhagwat)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长久以来，印度妇女一直被塑造成沉默的群体，没有人认为她们有自己的声音。所以，根本没有想记录她们文化和权力认识的观念，也没有想到研究印度妇女对意识形态的持续不断的批判。这种状况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任何一个想研究印度妇女的人，不仅在谈论她们长久以来的创造力，还对她们所表现的热情与品质充满兴趣。”(18)
在寻找印度妇女自主性的环境下，女性主义者被“发现一个妇女自己行动的历史”这一主题的吸引，去撰写一部表现妇女自主性的历史。但是，一些敏锐的史学家逐渐认识到，致力于发掘妇女主体性的妇女史学，是一种带有很大倾向性的历史研究，它使印度妇女史刚刚摆脱被忽视、被边缘化的命运，又被那些“感到有必要构建一个积极的，有启发意义的历史”(19)的史学家浪漫化、理想化了。正如凯安·帕瓦(Kiran Pawar)所指出的，“女权主义为了从过去找到女性自主的故事，常常致力于发现一些独立的或者有反叛精神的妇女人物，致使妇女史被简单化。”(20)
这种研究倾向还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忠实于过去而不是为了证明某种理论。这一点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反思，库姆库姆·桑格瑞(Kumkum Sangari)和苏德石·威德(Sudesh Vaid)在《重铸妇女》一书的序言中就指出，女权主义与其建构一个激动人心的女权主义版本的历史，不如关注过去是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被书写的，性别、种姓和阶级在其中的作用又是什么。(21)
有鉴于此，近年来一些学者超越了仅仅从性别角度进行批评的简单化做法，他们没有把研究重点先入为主地设定为“寻找妇女的自主性”，而是走进历史，通过具体研究，分析了历史微妙复杂的一面。他们/她们扎实而又充满洞见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妇女问题与民族主义关系的理解，而且为民族主义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
比如，在19世纪早期以及中期，即所谓的孟加拉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改革中，妇女问题曾是当时争论的焦点。但是，让史学家感到困惑的是，到19世纪末，妇女问题却突然从公共讨论的议程中消失。从那以后，关于妇女社会地位的问题，就再没有像以前那样引起人们热烈的讨论。帕萨·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认为“女性解放”议题消失的原因是，印度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是使国家现代化，同时又保持民族身份作为政治诉求的基础。19世纪，民族主义者通过把“精神的”和“物质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区分开来，以处理这一棘手的问题。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看来，欧洲利用物质文化的优越性征服了非欧洲人民，但是，东方内部并没有被殖民，而这就是东方自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地方。对殖民地人民来说，要实现民族独立，就必须向西方学习现代科学，提高自身实力，最终推翻殖民者。同时，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最重要的是保存并加强民族文化的内核，不能让殖民者侵犯这个神圣的内核。他们认为，“在世界上模仿适应西方的标准是必需的，在家庭，这样做就会丧失自我。”(22)也就是说，印度民族主义在文化精神领域发现了文化主体性，因此，不允许殖民力量对这一领域的侵犯。
查特吉发现，对妇女的重新定义是印度民族主义界定民族身份的关键。民族主义主张在外部或者物质世界模仿西方，同时要在精神和内部领域保持一个“未被殖民的空间”，因为那里蕴藏着印度的本质特性。民族主义者对妇女问题的解答，就是建立在把文化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部分的框架中。他们赋予了男人和女人不同的角色：男人要承担起学习西方的责任，而妇女必须保持她们的精神美德，来守护印度内部的精神领域。民族主义认为，妇女代表了印度文化的精髓，妇女问题是关涉印度主权的问题，是印度各个社会共同体的内部问题。
但是，塔尼卡·萨卡尔(Tanika Sarkar)提出了质疑。她认为，事实上，民族主义思想有很多形式和可能性，它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答案。(23)在《印度妻子，印度民族》一书中，萨卡尔进一步证明了妇女问题在民族主义思想中的核心地位。萨卡尔发现在印度已经失去自主权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者把传统社会思想和实践视为尚未被外国统治染指的领域，把服从种群约束的妇女视为最后一个堡垒。因此，在印度民族主义看来，任何试图改变社会宗教的改革，不仅毁坏了印度教信仰，而且毁坏了这个国家。和多数印度女性主义史学研究满足于批评民族主义创造了一种新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不同，塔尼卡·萨卡尔对女性主义史学中反复强调妇女被男性民族主义者或者父权主义者所忽视、操纵、欺骗的命运的做法表示不满。(24)萨卡尔发现，这种批判民族主义中的父权制的研究几乎成为女性主义史学的一种模式，问题是，它们停留在批判“父权制的重建”的层面上，并没有对其作出解释。
萨卡尔通过分析印度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特别是19世纪末政治文化结构中印度文化民族主义的转型，使我们深刻理解了民族主义与妇女问题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不是笼统地谈父权制的重建。比如，萨卡尔发现，在所有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成为民族主义谈论的主要话题。在民族主义中，印度妇女的身体成为一个非常政治化的问题，贞洁成为印度民族主义政治的一个关键词。印度妻子对丈夫的绝对忠实，被歌颂为是印度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标志，是印度民族特性所在。在民族主义自卫的话语里，印度婚姻成为令人愉快的、美丽的、善良的、安全的、理性的、有一个知识体系支撑的、世上唯一神圣的制度，因为它产生了最完美的妇女贞洁和爱的形式。(25)萨卡尔深刻地指出印度夫妻关系的美好形象是一种勇敢的想象而不是真正的现实。荒谬的是，这种想象越是强烈地表达，人们越是关注真实的家庭生活，使问题异常复杂。(26)实际上，民族主义对印度家庭的美化引起了对家庭的关注与批判。
19世纪末，出现了两个轰动一时的事件，其一是有个名叫拉可玛柏(Rukhmabai)的女孩，受教育后要求解除与其丈夫的订婚。拉可玛柏用自由与自主权拒绝和其丈夫同居，她丈夫则将其告上法庭，要求恢复他的夫妻权利，这成为轰动一时的案子。另一事件是10岁女孩福尔玛尼(Phulmani)被她29岁的丈夫哈里·买提(Hari Maiti)强奸致死。但是，按照当时的法律，哈里·买提没有罪。萨卡尔发现，这两个事件给民族主义者出了难题，因为它们暴露了印度婚姻中的暴力与痛苦。民族主义者依旧声称真正的印度妻子必须(must)认为丈夫可爱，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当他们使用“必须”一词的时候，夫妻关系的基础已经从爱变成了义务，保存夫妻义务与强调爱是注定不相容的。“如果它与其他制度的区别也在于惩罚，那么印度教就成为一种高级的压迫力量。如果童婚导致暴力，甚至死亡，那么印度妇女独特的特权与力量就是接受这个危险。”(27)对夫妻关系的运用使民族主义者处境尴尬。在这种情况下，19世纪末，母子关系取代了夫妻关系成为民族主义的主流话语。妇女形象从妻子变成了母亲，对印度家庭的保护也不再列入民族主义的日程。(28)萨卡尔的《印度妻子，印度民族》揭示了印度妇女问题的独特性及其演变，成为印度妇女史学又一经典著作，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印度民族主义者与殖民政府之间的一个主要分歧是，印度的主要矛盾是社会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殖民政府认为是前者，主张采取立法手段推行社会改革，消除印度各种社会陋习，而民族主义者认为是后者，主张只有政治独立才能解决印度的问题。从19世纪末开始，民族主义就不断反对殖民政府的社会改革。在印度民族主义史学中，19世纪末印度民族主义对殖民政府的社会改革的抗议活动，被描述为民族主义反抗殖民统治而取得的一系列胜利。玛瑞娜里尼·辛哈在《殖民地的男性气质》一书中，从“全球社会分析”的视角来考察19世纪后期的男性气质政治，证明了民族主义和殖民政治之间的联盟关系。辛哈的研究表明，实际上，民族主义者反对结婚年龄法案(Consent Bill)，使殖民政府得以继续用社会改革作为打击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最便利的工具。因为，殖民政府一直利用印度男人对待妇女的方法来证明印度男人没有能力统治印度，为殖民统治必要性与合法性进行辩护。因此，当印度人要求政治权力的时候，他们说印度应该关心妇女地位等社会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民族主义反对社会改革的抗议活动，正中殖民政府的下怀。因为这使印度人关心所谓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政治独立。因此，辛哈认为，民族主义者反对结婚年龄法案表面上是挑战殖民统治，实际上却与其形成了密切的联盟关系。“民族主义反对法定婚龄法案的代价不仅是使民族主义运动巩固了父权制政治，而且是使民族主义政治和殖民统治更协调了。”(29)辛哈指出民族主义声称的胜利——印度男性气质的复兴——不仅是建立在漠视童妻的悲惨命运上，“更重要的是，这种复兴的印度男性气质几乎谈不上是民族主义者的胜利。(民族主义)这种表面上的复兴是建立在与殖民统治的亲和上。”(30)
玛瑞娜里尼·辛哈对殖民时期男性气质的研究，不仅加深了对民族主义的理解，而且扩大了女性主义批评的范围，促进了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更富有创造性的对话。正如辛哈自己所指出的，迄今为止，世界范围的政治运动被迫在女权主义和各种文化民族主义之间做出选择。而辛哈对殖民时期男性气质的研究为重新思考反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其研究不仅揭示了本土精英民族主义中的父权政治，而且揭示了为当地父权制度辩护的民族主义政治的局限。因此，这有助于摆脱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僵局。(31)
在《印度母亲的幽灵》一书中，玛瑞娜里尼·辛哈又从《印度母亲》(32)一书的出版引发的社会大讨论入手，进一步揭示了妇女问题与民族主义关系的演变。根据辛哈的研究，民族主义对妇女问题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20世纪初期发生了转变。《印度母亲》出版后，其中对印度黑暗面的描写造成了很大影响。为了反驳《印度母亲》，民族主义者改变了不与殖民政府谈妇女问题的策略，以极大的热情提高印度妇女地位。1929年，民族主义者提出《萨尔德法案》，要求限制童婚。这使英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在民族主义者已经成功破坏殖民政府社会基础的时候，支持《萨尔德法案》，(33)而冒失去印度传统势力支持的风险；或者反对法案，而在国内和国际舆论上，在关于童婚问题上显得落后。”(34)
印度民族主义者提高妇女地位的热情与殖民当局的犹豫形成鲜明对照。在这一情况下，民族主义利用《萨尔德法案》猛烈谴责殖民政府在印度社会改革上的无作为和胆小怕事，认为殖民统治是童婚泛滥以及印度社会停滞的根本原因从而推翻了凯瑟琳·梅奥关于印度文化造成印度落后的论点。《萨尔德法案》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围绕《印度母亲》的争论揭开了印度对殖民政府不满的序幕，使反殖民的民族主义运动经过多年的低迷和分裂后焕发出新的生命。
通过考察女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挑战与修正，我们可以管窥印度女性主义史学研究不断深化的历程。印度女性主义反思传统史学首先面对的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主义史学乐观话语。女性主义者颠覆了民族主义对妇女问题的诠释，继而又塑造了积极主动的印度妇女形象。但是，这些都没有真正揭示印度妇女问题的独特性，其原因在于这些研究的重点不是专注于西方女权运动的比较，就是侧重和西方学者的对话，而没有站在印度看印度妇女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女性主义者把重点放在印度妇女问题本身，通过把妇女问题放在印度殖民主义社会环境中，认真梳理民族主义对妇女问题的回答及其影响，重新审视了民族主义对妇女问题的关系。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者既没有沿袭民族主义，也没有简单地否定民族主义的话语，而是通过“剥洋葱”的方式，把印度妇女问题的产生、发展一层一层剥开，展现了印度妇女问题的独特性。
女性主义不仅挑战了以往的历史解释，而且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女性主义史学的主要成就有三点：
一、女性主义证明了妇女问题在印度现代国家形成中的核心地位，揭示了其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错综复杂的关系：殖民主义者通过妇女地位论证殖民统治的必要性，而民族主义者通过把“印度生活方式”圈定为未受侵犯的，自主的空间，来设计他们的解放事业。
二、女性主义史学深化了对妇女问题和印度民族命运密切关系的理解。印度妇女问题产生、发展在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和印度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因此，在印度，妇女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性别压迫问题，它与殖民统治、民族独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印度妇女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的结合，既不能归因于某些人或政党的控制，也不应该被理解为印度妇女有比西方妇女更广泛的社会关怀。同样，印度男子对妇女解放的关心也不能被解释为印度男女关系比西方更和谐。
三、拓展了女性主义史学的意义。印度女性主义学者通过具体分析印度妇女问题的产生、演变及影响，不仅深入了对妇女问题的理解，而且深化了对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的理解。如今稍稍了解女性主义史学最新成果的人都不会把民族主义简单地理解为印度妇女解放的解放者，也不会将其视为压迫者。民族主义者对妇女改革影响的复杂性，不仅已经被承认，而且也得到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注释：
①Jana Matson Everett,Women and Social Change in India,New York:Heritage publishers,1979,p.2.
②Joanna Liddle and Rama Joshi,Daughters of Independence:Gender,Caste and Class in India,New Delhi:Kali for Women,1986,p.18.
③Geraldine Forbes,Women in Modern India,New Delh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156.
④Samita Sen,"Towards a Feminist Politics? The Indian Women's Move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Karin Kapadia,ed.,The Violence of Development:The Politics of Identity,Gender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in India,London & New York:Zed Books,2002,p.476.
⑤Geraldine Forbes,Women in Modern India,p.254.
⑥Radha Kumar,The History of Doing: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Movements for Women's Rights and Feminism in India 1800-1990,New Delhi:Kali for Women,1993,p.57.
⑦Geraldine Forbes,Women in Modern India,p.91.
⑧Rick Wilford and Robert L.Miller,eds.,Women,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New Delhi:Routledge,1998.p.3.
⑨Joanna Liddle and Rama Joshi,Daughters of Independence:Gender,Caste and Class in India,p.38.
⑩Joanna Liddle and Rama Joshi,Daughters of Independence:Gender,Caste and Class in India,p.18.
(11)Kumari Jayawardena,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New Delhi:Kali for Women,1986,p.108.
(12)Aparna Basu and Anup Taneja,ed.,Breaking out of Invisibility:Women in Indian History,Indian Council of Historical Research,2002,p.161.
(13)Tamar Mayer,Gender Ironies of Nationalism Sexing the N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238.
(14)Radha Kumar,The History of Doing: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Movements for Women's Rights and Feminism in India 1800-1990,p.2.
(15)Madhu Kishwar,"Gandhi on Women",in A.Raghuramaraju,ed.,Debating Gandh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295,317,316.
(16)萨拉斯瓦蒂是印度掌管知识，音乐和一切艺术的女神。
(17)较有代表性的有Kamlesh Mohan,Towards Gender History Images,Identities and Roles of North Indian Women,New Delhi:AAKAR,2006,p.14; Uma Chakravarti,Rewriting History:The Life and Times of Pandita Ramabai,New Delhi:Kali for Women,2000; Maitrayee Chaudhuri,ed.,Feminism in India,New Delhi:Kali for Women,2004.
(18)Vidyut Bhagwat,"Marathi Literature as a Source for Contemporary Feminism",in Maitrayee Chaudhuri ed.,Feminism in India,p.296.
(19)Kumkum Sangari and Sudesh Vaid,eds.,Recasting Women:Essays in Colonial History,New Delhi:Zubaan,2006,p.18.
(20)Kiran Pawar,Women in Indian History:Social,Economic,Polit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New Delhi:Vision & Venture,1996,p.25.
(21)Kumkum Sangari and Sudesh Vaid,eds.,Recasting Women:Essays in Colonial History,p.18.
(22)Partha Chatterjee,"The Nationalist Resolution of the Women's Question",in Kumkum Sangari and Sudesh Vaid,eds.,Recasting Women:Essays in Colonial History,p.239.
(23)Tanika Sarkar,Hindu Wife,Hindu Nation:Community,Religio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New Delhi:Permanent Black,2001,p.23.
(24)Tanika Sarkar,Hindu Wife,Hindu Nation:Community,Religio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p.6.
(25)Tanika Sarkar,Hindu Wife,Hindu Nation:Community,Religio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p.144.
(26)Tanika Sarkar,Hindu Wife,Hindu Nation:Community,Religio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p.44.
(27)Tanika Sarkar,Hindu Wife,Hindu Nation:Community,Religio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p.50.
(28)Tanika Sarkar,Hindu Wife,Hindu Nation:Community,Religio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p.52.
(29)Mrinalini Sinha,Colonial Masculinity:The 'Manly Englishman' and the 'Effeminate Bengali'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New Delhi:Kali for Women,1995,pp.151-152.
(30)Mrinalini Sinha,Colonial Masculinity:The 'Manly Englishman' and the 'Effeminate Bengali'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p.159.
(31)Mrinalini Sinha,Colonial Masculinity:The 'Manly Englishman' and the 'Effeminate Bengali'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p.181.
(32)《印度母亲》一书为美国记者凯瑟琳·梅奥(Katherine Mayo)所作。该书描写了印度的种种社会弊病，特别是影响妇女地位的那些方面。梅奥认为落后的印度文化是印度种种社会问题的根源，而印度的落后使印度人不适合自治。《印度母亲》在1929年出版后，成为一个引发了无数争议的全球公共“事件”。《印度母亲》在美国、英国和印度有多种版本，并被译成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丹麦语，瑞士语，希伯来语以及其他几种印度语言。凯瑟琳·梅奥这个名字，对至少一代印度人来说，意味着帝国主义宣传，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对印度的蓄意污蔑的最典型例子。
(33)《萨尔德法案》即“禁止童婚法”，它由哈·比拉斯·萨尔德(Har Bilas Sarda)提出，并于1929年通过，是英属印度通过的第一个反对童婚的法案。现代印度学者常常把《萨尔德法案》和殖民时期印度的另一个现代化社会改革里程碑——1829年的禁止寡妇殉夫法——相对比，在他们看来，禁止寡妇殉夫奠定了殖民政府的合法性，而禁止童婚则标志着印度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出现在世人面前。
(34)Mrinalini Sinha,Specters of Mother India:The Global Restructuring of an Empire,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p.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