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安全：美国亚太安全新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新概念论文,亚太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安全究竟靠什么力量支撑？长期以来，我们信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国家安全的唯一保障。但是，这一观念已在冷战结束后开始改变。基于现实的原因，经济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备受重视。美国现行的亚太政策和美国学者的著述体现了这种战略转变。
一、美国推行亚太经济安全战略的动力源
大致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经济安全战略有内、外两种动力源。
1.内部动力——美国国力和经济竞争力相对下降，需要重振美国经济的国家安全新战略。
1993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出版了美国著名安全问题专家约瑟夫·罗姆的新作——《对国家安全的重新界定》。该书代表了美国政界和学界的呼声，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变的思想轨迹。罗姆在书中指出，影响美国经济的首要因素是经济竞争力；其次是预算赤字。在这两方面，美国都不尽人意。就经济竞争力而言，美国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率长期在1%的水平上徘徊，国力相对下降。而在1993年底， 美国的外债净额已高达6580亿元，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地位也更加稳固。结果导致美国经济越来越依赖外国首先是日本的支持，潜伏着巨大的危险。而且，在许多工业领域特别是高技术领域，近年来，美国受到来自日本和一些东亚经济小龙的有力挑战，原有的世界市场份额在减少。仅1984—1989年间，美国在数据处理和办公自动化设备方面的市场份额，就从51%降到了32%，而日本则从14%上升到52%。1990年，在计算机和远程通讯设备、汽车、工业设备方面，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超过500亿美元。加之日本近年在投资方面持续超过美国， 未来的竞争环境也未必对美国有利。因此，为了确保美国的世界大国地位，除了具备强大的军事实力，还须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从深层的意义上讲，这是国家安全的长久之计，也是国家强盛的深厚基础。
就预算情况而言，美国政府长期奉行的预算赤字政策已到了一个转折点。今年以来，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国会之间围绕“平衡预算立法”问题，数月之间争执不下，结果导致不少政策部门因必要的办公经费告罄而宣告关门。巨额的外债，还在客观上制约了美国的对外行动。目前，美国是拖欠联合国会费最多的国家。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已从最大的对外援助国家退居到最末几位（按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美国的预算情况，反过来也影响美国的经济竞争力，有损其大国形象。因此，为未来计，重振美国经济，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就成了美国政府的必然选择。
2.外部动力——军事与经济的安全移位和东亚经济的崛起。
冷战结束后，美国再想通过军事手段主宰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已属不能。因为时代已变，政治多元化、发展道路多样化已成为该地区的发展趋势。没有任何国家会心甘情愿接受别国的“领导”，当然也不会领受美国的“照顾”。由马来西亚等国倡导成立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其初衷就是要排除美、欧大国的影响，由该地区国家主导地区经济发展。1994年的《美国国防报告》也承认，今天的世界比有史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也更加浑然一体，寻求自身利益并竟相发挥自身影响的积极参与者的数目越来越多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也指出，“多极世界将减小美国单方面发挥影响或专断的采取行动的自由。”事实也正是这样，冷战结束后，军事力量的作用相对下降，经济力量在解决国际问题和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相对上升，两种力量已发生了某种移位。今天，如果不改变原有的思维，发挥经济力量的安全作用，试图单纯用军事手段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将很难获得成功。近年美国在朝鲜半岛、波黑、俄罗斯等问题上难遂己意就是明证。
再从东亚经济的情况来看，目前，这一地区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已是公认的事实。从1965年至今，东亚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每年增长6.5%，而世界其他地区同期仅为2.5%。目前，亚太经合组织15 个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占世界的47.2%。作为亚太经济大国的日本，近年加快了争当政治大国的步伐，一些政界人物不断挑起与邻国的矛盾，以显示其不弱的政治立场。东亚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内重自主发展，外争自由平等，与美国的矛盾冲突日益增多。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不积极参加和扩大它东亚经济中的影响，显然是不明智的。而在军事手段达不到目的情况下，再不突出经济因素的作用，则是不策略的。因此，军事手段与经济手段并用，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并重，就成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着力点和逻辑延伸。
上述内、外两种动力，都对美国的亚太安全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两种动力既然有内外之分，也就有主次作用之别。只有理解了两种动力的不同作用，才能深刻理解美国现行亚太安全政策的重大变化。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美国国内和经济竞争力相对下降，是促使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因，起着主动力作用。冷战后军事与经济的安全移位和东亚经济的崛起，是美国改变其亚太安全战略的外因，起着助动力作用。
二、美国推行亚太经济安全战略的具体表现
美国的亚太经济安全战略在亚太经济战略、军事战略和意识形态战略上得到体现：
1.在经济战略上，突出经济安全的重要性。首先，美国的战略重心进一步向亚太地区转移。1993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明确地把经济、安全和民主价值作为美国亚太政策的三大支柱。克林顿上任后也说：“太平洋地区能够并且必将继续成为美国人民就业、收入、合作、思想以及经济增长的巨大来源。”美国前商务部长布朗说得更直截了当，“亚太地区不仅是我们命运的归宿，也是我们目前财富的来源。”这表明，美国越来越重视其亚太战略利益。其次，美国经济的整个生产、投资和消费，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深地卷入了亚太经济。1978—1992年，美国对亚洲的出口增长4倍多，而同期对欧洲只增长了2.9倍。亚太地区成为美国出口最多的地区。1993年以来，美国的汽车、飞机、饮料等行业，积极打入亚太市场，纷纷投巨资建立和扩大亚太生产基地。1995年8月，美国商务部又将亚太市场的范围再次扩大， 即将印尼市场扩大到整个东盟，将中国市场扩大到包括港台在内的整个中国经济区。最后，竭力争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主导权。克林顿曾在1993年7 月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在同年11月召开的西雅图会议上遇到阻力后，又于1994年在茂物会议上提出实现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建议，并以大会决议获得通过。“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导权由谁掌握？显然是美国人自己。有意思的是，美国长期以来并不热心在亚太或环太地区建立类似欧共体那样的多边合作体制，现在却比谁都积极。缘于此故，近年美国在美日之间的经济摩擦和谈判中，加强了进攻态势。特别是在开放汽车市场、高技术竞争和转让等问题上，美国寸步不让，试图在同日本争夺亚太经合组织主导权的先期较量中获得胜利。然而，目前绝大多数东亚国家对美国抱有戒心，美国要实现其主导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战略意图恐非易事。
2.在军事战略上，继续确保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但以实现美国的经济利益为基本目的。1994年2月， 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东亚战略报告》强调，美国将长久地介入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但又指出美国军事的存在是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健康的基础。该报告强调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考虑第一，明确今后不再下调美国在该地区驻军10万的指标，并把《日美安全条约》称为美国在亚太安全政策上的关键，是促进该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的基本机制。对此，兰德公司的本·施瓦茨解释说，美国世界秩序战略的基础就是，美国必须在经济上至关重要的地区保持实质上的军事保护者地位，以确保它在那里的重大贸易和金融联系不受到政治动乱的影响。同年发表的《美国国防报告》印证了上面的解释。该报告指出，美国的安全日益与其他地区的安全联系在一起，如果亚洲或欧洲不稳而导致大规模破坏行动，美国经济所受到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上述事实表明，美国的亚太军事战略已注入经济安全的强心剂。
如此看来，美国意欲领导或主宰亚太地区的企图，在冷战结束后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一方面，它虽然部分地调整了亚太军事战略，改善了同一些国家的关系，但始终重视该地区的战略利益，不断巩固旧有的军事同盟，至今仍保持着在亚太地区的强大军事存在；另一方面，美国也看到，冷战后军事力量的作用下降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主要不再是面临军事进攻的威胁，而是确保它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即美国既需要革新联盟防止同盟国的离心离德，又依靠联盟实现自身经济利益。
3.在意识形态战略上，极力推销美国式的西方民主价值，并把它同经济问题挂钩。美决策者认为，冷战的结束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胜利，美国负有在亚太地区推广西方价值观念的使命。克林顿就说过，“民主的推广是我们可能在亚太地区实现区域和平、繁荣和稳定的最佳保障之一”。这就难怪推销美国式的西方民主价值会成为美国亚太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不仅如此，它还动辄向亚洲国家挥舞“人权”大棒，干涉别国内政，并用美国的法律和人权标准要求亚洲国家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在中国“复关”和给予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它就这样做了。事实上，把民主、人权提高到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度上立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美国不可能由此获得所谓的经济安全。
三、东亚国家的反应和对策
对美国的经济安全战略，东亚国家作出了反应，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首先，经济合作上彼此呼应，力争地区经济组织的主导权。对于美国把自身的安全建立在对亚太经济以至世界经济的主导基础上，亚洲国家已改变过去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策略，开始显示出独立性，并在对美政策上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协调行动。最近一例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因国内原因没有出席去年的大阪会议，美国在会上影响相对下降，亚洲国家运用注重“协商”的亚洲方式，相互妥协，寻求一致，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不过，亚太国家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决定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既可保持合作势头，又不可奢望过高过快。
勿庸讳言，亚太经济合作主导权之争的核心是由谁掌握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东亚各国反对美国借合作之名行抢夺之实，在该组织定性问题上，它们明确表示，亚太经合组织只能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不同意将该组织搞成内向性贸易集团。因此，当东亚核心论坛的构想提出来以后，迅速得到大多数东亚国家的支持。它对亚太经合组织既能起到牵制作用，又能提高东亚国家掌握亚太经济合作主导权的抗衡能力。美国对此甚为恼火，因为这样一来就削弱了美国的影响，有可能使亚太经合组织架空。加外，由东盟倡导的、旨在加强亚、欧联系的亚欧会议，今年已开始启动，这在另一个层面拓展了亚洲国家的回旋余地和活动空间。这些都是对美国亚太经济安全战略的有力回应。
其次，军事上减少依赖性，增强自主防务意识。目前，冷战时期形成的亚太军事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建立什么样的军事安全体系问题上，各国的建议和主张不尽相同，美国提出保持前沿军事存在和维系双边军事同盟条约，并致力于推进多边安全机制。东盟主张通过“东盟地区论坛”构筑亚太安全新框架，看法相去甚远。但从多数东亚国家的主张来看，其基本点是协商的对话。它们反对用武力和制裁等手段解决分歧和争端。这是亚太国家安全意识提高的表现。
东亚国家的自主防务意识也在提高。马哈蒂尔曾表示，“至少目前我们还没有处于危险状态。假如出现险情，显然也不能全靠美国来维持东亚的安全。”他说出了大多数亚洲国家共同的看法。不过，现在谈论由东亚国家来支配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为时尚早。因为美国目前毕竟还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与冷战时期相比，美国参与亚太事务的性质已经有了某些变化。虽然它还在战略上保留着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但其出发点是以军事存在为依托，谋求贸易和生产上的经济利益，寻求对外经济安全。可以肯定，今后东亚地区的安全事务将越来越多地由本地区国家作为决断。
最后，反对美国把民主价值问题同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倡导民族价值观。亚洲国家大多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曾经对世界历史起过重要的先导作用。因此，它们十分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价值。然而美国近年来却极力在亚洲推销自己的价值，并把它同经济问题挂钩，以至于在人权问题上同大多数东亚国家出现了尖锐的对立和斗争。对不符合美国价值标准和人权标准的国家，动辄实行经济制裁，甚至迫使其改变政治制度。其实，人权的发展受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制约。并且，由于宗教和文化背景不同，各国对人权的理解也不相同。东亚许多国家强调在争取民族国家和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基础上，各国本着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的精神加深了解，充分尊重各国的主权，促进国际人权的合作与交流，反对人权问题上的霸权主义，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
亚洲国家坚持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倡导各自的民族价值观，并不妨碍美国的发展，更谈不上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完全没有理由坚持要别国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也没有道理要把这一问题同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政策连连受挫也就易于理解。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亚洲国家的抵制和反对不会导致美国轻易放弃其现行的亚太政策。尤其是通过近些年的竞争较量，美国已重新夺回部分高科技领域的优势，为其经济增长注入了某种活力，其立场会更加坚定。可以设想，美国今后的亚太政策仍将在注重军事安全的同时，强化经济因素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