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世界秩序思想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辛格论文,秩序论文,思想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无论作为外交家还是国际政治理论学者，其政治生命之长，著作之丰富，都引人注目。但由于他的外交风格独特神秘，以及其著作充满大量吸引读者的历史细节，基辛格的思想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利用基辛格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近年来发表或出版的重要论文和书籍，找出持续占据其思想的核心问题，阐释他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分析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基辛格本人拒绝把国际政治当作一门科学来思考，笔者本着尊重研究对象的态度，不拟利用数据和事实导出规律，以测评基辛格相关的理论正确与否。基辛格思想虽然带有浓郁的现实主义风格，却有大量超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之处。故而，本文尝试跳出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派别，结合国际关系史与政治思想史，直接回到基辛格思想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和观念源流，探索对基辛格来说重要政治现象的思想根源，据此探究基辛格的理论意图，也希望以此丰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 一、基辛格及其思想的核心问题 2014年，年逾90岁的基辛格出版了《世界秩序》，2015年该书中文版与读者见面，又掀起了一轮“基辛格热”。① 基辛格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持续关注的理论问题就是其新书书名——“世界秩序”——几乎每篇重要论文和每本著作都会在结尾处指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中，还是冷战结束后，对基辛格来说，“世界秩序”都是一个处在困境之中，必须思考与追问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其中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存在一个成熟的“秩序”。那么，一个世界性的秩序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基辛格认为，“那些回忆起来最和平的年代很少追求和平。那些无休止追求和平的年代很少得到安宁”，②和平并不简单意味着有序，战争也不自然意味着无序。因此，两次世界大战并不意味着现代西方世界秩序的完全解体，对此，只要思及战前和战后同样存在的某些国际经贸、军事、金融规则等就能够理解。而今，虽然主要国家眼下没有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意图，但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讨论的移民、互联网、国际恐怖组织等问题，就是在提醒人们注意这个和平时期所存在的失序危险。因此，将和平直接等同于世界秩序，将战争完全与世界秩序对立起来，是过于简单的答案。 如果说世界秩序不是对体系战和状态的描述，那它是否直接等同于体系内部军事、经济等因素比较大小而生成的排序?一方面，基辛格认为，以精确计算的方式来评估国家实力有很大局限性。数字对考察对象同质、单一的设置并不能体现出国际行为体复杂的存在方式：“计算不仅要考虑实际力量，还有潜力；不仅是占有的权力，还有承受权力的意志。”③另一方面，基辛格虽然不否认国家实力是达到外交目标至关重要的基础，但不认为有了一个实力序列就有了一个世界秩序。基辛格时常强调，实力不等于政策，实力也不等于目的。④在现代世界，一场战争胜负已定，一个阶段强弱明显，甚至都不会自然地为胜者和强者带来国家安全，遑论世界秩序。实际上，现代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力量(包括军队的人数、武器的先进程度和金钱的多寡等等)较量的自然结果，而恰恰包含着通过复杂的人为方式寻找平衡不等自然力量的重要努力。因此，实力的计算和排序，也不会是一个头脑中充满复杂的不确定性，且深谙现代世界特征的政治家为世界秩序提供的答案。 在基辛格看来，理解世界秩序最有时代性的影响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核武器的发明和使用。在基辛格撰写博士论文的年代，讨论核武器对世界秩序的改变是无出其右的热点问题，然而基辛格却在博士论文选题上有意回避，并通过20世纪50-60年代的著作和论文⑤澄清了自己的判断：核武器的发明和使用虽然能够以毁灭彼此的“大规模报复”为威慑，给国际行为体带来“除了和平之外别无选择”的想象，但它绝不能带来一个世界秩序。相反，一方面，由于受到毁灭性的核威慑，国际行为体可能被本该作为手段的军事武器所束缚，在胶着状态中失去以外交政策来实现有限目标的能力，尤其是美国；另一方面，由于只有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些在数量上有限的行为体也必将为安全而封锁核技术的流通，这一新的不平等会带来信任危机和军事竞赛，这将危及原有的同盟关系，让集体安全中原本就成问题的信任变得更加脆弱。⑥因此，这场军事技术上的革命可能成为阻碍国际行为体沟通的新鸿沟，它提供的只是一个实际上不值得依赖的最终和平幻想，而不是一个能够增进互动的共同框架。对基辛格来说，核武器的发明和使用为现代世界秩序带来的是更多的新困难与问题，而不是一个自动走向“永久和平”的加速器。 那么，在否定了多种对世界秩序的设定与幻想之后，基辛格思考现代世界秩序的框架是什么?参考基辛格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2014年的主要作品，这一思考框架并没有随着半个世纪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化而改变，“均势”与“革命”一直是基辛格分析现代世界秩序的两大支柱。其博士论文就是探讨维持均势的欧洲政治家们如何与革命国家打交道的问题；之后，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重点关注的国家与地区都是既对均势格局举足轻重，又对现存秩序具有革命性的政治单位。均势既是基辛格理想的现代世界秩序，也是在他看来维持一个稳定秩序最可靠的办法；既是基辛格理解现代世界秩序历史的主轴，也是其政治实践和外交努力的目标之一。革命则是促成现代世界秩序发生变化、崩溃和得到重构最为重要的原因，当“一个体系中一个或一些主要权力体不接受(世界秩序的)基本安排或其他国家国内制度”，⑦这时这个体系就处于被革命状态。在完全由革命主导的世界舞台上，革命的国际行为体不再“讲责任”，而是“讲忠诚”，因此，处在竞争关系中的行为体之间将“不会再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因为它们停止使用相同的语言”。⑧应该看到，均势与革命是基辛格所认为的理解现实乃至未来世界秩序最为重要的两种政治现象。他认为，在当今世界，霸权变得非常难以接受，包含着政治不正确，这就使得均势可能成为建立或维持秩序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路径；⑨而革命则几乎是现代政治中用来从根本上冲击秩序的不二选择，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所涉及的各个地区系统中，革命都参与塑造或正在挑战体系本身。革命也许并不直接，也不仅仅针对均势这种世界秩序；但若均势是现在和未来世界秩序必须努力的方向，最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是思考二者冲突的根源和共存的可能。 为了更好地思考这些问题，首先，需要进一步追问，基辛格所说的“均势”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势均力敌?虽然某些学者提醒要注意均势思想的源远流长，在古希腊和中国古代中寻找“均势”作用的痕迹与达成“均势”的技巧，但仔细想来，在一个世界体系中，普遍状态而非特殊情境下的“均势”远非一种思考行为体之间关系的自然方式，现代均势的核心要义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即：找到办法，让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都不可能平等的行为体作为主权国家平等相待。因此，从理解行为体关系的角度出发，“均势”实际上排除了诸多更令人熟悉的可能：比如用价值区分行为体，以中心和边缘、帝国与附属国的关系来理解不同行为体的角色。其次，基辛格在论及“革命”时强调革命是对现有秩序“合法性”的挑战，这意味着不仅原有秩序的运行和分配方式遭到质疑，更说明原先秩序内部带有规范性的观念基础也受到威胁。当然，均势秩序同样遭受革命的挑战——也许会是最为根本的挑战——但基辛格一直没有直接追究均势的制度、观念等方面的基础，复杂的历史叙事、大量偶然的具体情节往往掩盖了这种秩序的实质性要求。那么，作为一种在基辛格眼中理想而稳定的现代世界秩序，均势所依赖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制度和观念?它如何连接、约束、推动不同的行为体，它内含着怎样的目标，希望达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从对其基础的探索之中，是否能够更进一步地理解它与现代革命之间的关系? 二、现代均势秩序的基础与矛盾 为理解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现代均势秩序，不妨审视其开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历史研究表明，把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作为该体系的开端实际上是一个“迷思”，而不是历史事实。⑩基辛格所说的“威斯特伐利亚均势体系”更多的是利用了一种历史象征意义上的指称。应该承认，那次会议面对的困难比它能够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当时看来也绝没有现在认为的那样理所应当，意义昭明深远。149名代表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困境：战争长达30年，他们都有达成和平的意愿，却对如何达成和平一头雾水。困境明显地表现在这一关键环节：以瑞典、荷兰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所要求的权利与利益难以在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所依赖的传统帝国框架内通过和平、规范的途径实现。后者通过宗教、古老的封建法律、对地区传统和君主的认同来维系的政治形态很难明确确认或直接提供前者所要求的，建立在对国家整体利益进行算计基础上的交易。因此，威斯特伐利亚会议的意义更在于将困境变成了一种尝试和检验。尝试在行为体诉求性质发生分裂的情况下找到办法调和矛盾，并检验哪些方式是有效的。同时，呼唤在异质、多样的行为体间找到联系起它们的链条。而在1713年，在常常遭人忽视的《乌得勒支和约》中，可以看到现代均势秩序的真正起点。缔结这个和约的关键力量不再是哈布斯堡王朝和神圣罗马帝国，而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现代主权国家；王朝和帝国曾经贡献给威斯特伐利亚会议的体系神圣性、传统法律的适用性也被主权国家所强调的国家自主、平等与安全的现代原则所替代；条约的核心问题是决不允许法国和西班牙共属于一个国王，以防止某个霸权统治者的出现。因此，将各个独立国家的安全作为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均势就成了该条约的目的。“均势”第一次被写入国际条约之中，且第一次确认了使用土地补偿的手段以维持权力均衡的原则。在乌得勒支阶段，英国的外交代表人物是博林布鲁克(Henry St John，1st Viscount Bolingbroke)，他与法国代表科尔伯特·德·托尔西(Co1bert de Torcy)之间的通信有助于增加当代人对这一秩序的具体理解：首先，会议承认每一方的安全需求，将拥有缓冲带、界限和资源视为国家的固有权利。由此，托尔西认为惩罚的概念是不可操作的，任何试图施加在行动者上的惩罚“或者因提前想到它的自主性，想到它终究是一个行动者而逐渐取消；或者就会流产，且产生副作用”。(11)所以，无论怎样看待法国的扩张行为，惩罚都不是答案。博林布鲁克默认了这种想法，实际上是承认了主权国家固有的权利，这种权利无论以战争还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进行，都是正当的。其意义在于，现代外交家们有意识地将战争纳入秩序之中，让秩序能够承受战争，而不至于被频繁的战争彻底打碎——这实际上也是同一时期的伟大法学家，如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萨缪尔·普芬多夫(Samuel Pufendorf)和艾莫·德·瓦泰尔(Emer De Vattel)等人在理论上的努力。其次，博林布鲁克提出了“欧洲权力总体系”“欧洲建制”“欧洲总体利益”等概念，(12)以求将诉求多样却不容置疑的国家权利能够共存确认为国际体系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体现为“均势”。值得强调的是，这个目标并不是代替或置换主权国家本身对安全和利益的追求，而是希望建立在安全和利益的追求得到绝对、普遍承认的基础上，通过保障其实现来导出秩序。这样，通过《乌得勒支和约》，“均势”不仅从某些国家用来说服其他行为者的政策和外交辞令变成了一种对体系的定义，而且成为一种有一定操作性且带有规范色彩的秩序概念。 无疑，《乌得勒支和约》达成的均势发生在传统帝国实力遭受重挫并渐失话语权的时候，新兴主权国家承担了将均势同时变成理想和现实的双重任务。那么，以英国为代表的新兴主权国家在17-18世纪究竟具备了哪些条件，得以让国家安全和利益这种通常带来无序的因素成为建构均势秩序的前提和基础? 一方面，这个时期新兴主权国家的处境远不像现在显示出的那样风光，相反，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财政困难、军队哗变、供给不足和治理失控等绝对威胁自身存在的困难，且这些困难都与国际战争密不可分。(13)英国则更典型，在威斯特伐利亚会议时期，英国因为打不起与苏格兰的战争，国王与议会决裂，后来竟遭处决，处在不间断的战争和内乱之中。而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地理大发现如火如荼地进行，现代技术飞跃式发展、国际贸易大幅增长的时代。而无论是频繁的国际战争，还是日益进步的国际商贸与技术流通，都直接有助于现代意义上的个体从传统中解放出来。以“恐惧”为兄弟的霍布斯和不能待在家里的鲁滨逊则都是摆脱传统的现代个体的真实写照。然而，在这个现代世界开始露面时，这些孤独的个体尚不能够以公民的身份理解和参与国内政治，因此只能不明就里地承受着战争的折磨；也没有成熟的国际法或万民法可资利用，故而只能在陌生的海洋和土地上经历利益的诱惑。如此，个体的恐惧和希望都与世界的动荡和巨变息息相关。基辛格称自己过不了普通人的生活是一个“世界公民”，而“世界公民”并非是由高于个体的某种政治组织造就出来的，它是普通现代人先于政治组织而赋予自己的某种身份。可以说，“世界公民”不但是建构一套世界秩序所具备的最关键、最基本甚至也是最具有革命性的条件，而且是将现代个体、主权国家、世界秩序连为一体的动力与黏合剂。 从现代个体角度出发，他首先要克服恐惧和寻求安全，这为现代主权国家的诞生与加强提供了可能。霍布斯为此提供了理论说明，但同时要面对卢梭的重要批评：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处在自然状态之中，那么，利维坦向其公民许诺的安全将永远受到战争的威胁。(14)因此，现代主权国家为了维持其对公民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来源于保证公民个体安全的许诺和契约，就有必要在同质行为体组成的国际关系舞台上接受某些安排与限制，以尽量形成一个稳定的秩序，不随意侵害彼此的安全与自由。即使某个主权国家认为，它能够通过占据国际地位的某种绝对优势来保护其公民，它也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的结盟报复，以及就长期来说，他国一定具备同样的要求和能力使自己的生存遭受威胁。这种理性的算计和单个主权国家绝对的权利不仅塑造了现代国际法——从法律上规定行为体的权利和义务，也为现代均势秩序贡献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乌得勒支阶段的参与者们之所以认为自己比之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更自觉、更理性，就在于他们已经将国家理解为与现代个体十分相似的行为者，从国家夹在个体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位置出发，认识各国生存的需求与恐惧，并赋予它们自制的理由与维持秩序的责任。他们致力于让体系内最弱的国家有对抗——或选择同盟国——来对抗最强大国家的能力和权利，并以此作为衡量现状的具体条件，敦促每一方明晰自己行为和目的的限度。 除了从现代个体生存理性出发所产生的自制与共存意识，均势秩序还必须依赖主权国家之间调节其利益得失的方式和渠道。这看似是在考虑主权国家间沟通的纽带，实际上是对主权国家本身提出实质性要求。三十年战争告诉人们，宗教——包括某一种带有极强区分性且不能用理性调和的价值观——会使协调国家间的利益得失变得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告诉人们，依赖王朝内部有血缘关系的婚姻和继承关系来实现国与国间的平衡与协调，会有多大麻烦。均势秩序既然作为对以上失败的克服，就意味着要求参与者能够持续地提供某种可以用来协调彼此得失的普遍性资源，频繁地损有余、补不足，有效地进行交换。当然，土地、金银、商品——总之是能够占有和使用的财产——成了最为便捷、最具普遍性的选择。如此，也就开始了对参与者获取和生产财富，并促进财富流通能力的考验。这种能力扎根在现代个体谋求自利的热情中，它配合并督促现代主权国家进行国家建设，将国家造就为一个生产与再生产的机器。在吐纳财产的主动运动中，国家本身也成为财产的一部分，或者说一个环节。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帝国与现代主权国家相比败下阵来，前者缺乏有效的征税制度，也没有有效的财政体系，土地管理松散，海外殖民地的收入迅速地消耗殆尽，而不是通过资本投资的方式积累增长——哈布斯堡王朝是面临这些困难而在战争中失败的典型代表。(15)说到底，传统帝国不以持续有效的生产与再生产为荣。相反的情况出现在英国：1692年，英国开始征收土地税；1694年，英格兰银行建立(16)——这些不仅标志着现代财税制度的建立，也意味着国家有能力统合不同阶层进行制造和生产，并以国家信用担保他们在其中获利；国家既为个体获得财产提供条件，也是其财产的一部分。更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优势在于从国家的政治安排上容纳且刺激了获取财产的力量：内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中，英国议会制度加速成熟，党派从威胁国家稳定的因素慢慢转化为将国家从革命转向守成的力量，议会与党派成为分配和平衡国内利益的有效政治手段，银行家、大商人、地主被吸纳进议会和党派中，通过互相配合或制衡，开始放心地为国家提供战争资金，并在其中继续获利，同时把普通劳动者裹挟到财产的创造和流通中。(17)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英国能够在半个世纪间蹿升为国际舞台的主角，也有助于思考，为何英国一直以均势策略维持其海上帝国：这是一个不同于传统帝国的经济帝国，维持它不仅需要强大的海军，还需要广阔的海外市场，有充足的原料供应方和产品消费方。因此，只要安全要塞和贸易要道不受威胁，保证一个流通性强大的均衡秩序比耗费精力去占领和争斗要划算得多。 因此，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开端的现代均势秩序绝不是重复古代某些时刻、某些成员间力量偶然达到的均衡，它赖以建立的人性、观念、经济、制度基础都颇具系统性和革命性。现代均势秩序首先毫无保留地承认了国家对安全的需求，以及追求自身利益的需要，这是以现代个体为模板进行考虑的结果；在此基础之上，均势秩序要求国家从自然力量的竞争和纷繁复杂的利益争夺中暂时解脱出来，为了自己与同质行为体一起持续生存和持续获利承担自制与协调的义务，并且在制造和交换中让这个体系具备持续有效的流通手段和渠道。秩序通过生产且滋养能够提供秩序存续条件的成员来成就自己——它没有唯一固定的目标，也不可能依据一张权力分配的排序表来保证稳定，而是在变化中要求参与者不断地建构。 可以说，均势是借助现代理性来驯化国家而形成的。但是，这种驯化不完全是，至少在基辛格那里不完全是大众启蒙。当我们理解均势秩序的时候，容易对其产生一种对“看不见的手”的期待：如果国家、个人都能够完全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危险和利益所在，它们都会有意识地选择维持一个均势秩序，这个秩序结合了恐惧和希望的理想，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政治强制性，它成为一个社会空间，自动地发挥作用，遭到破坏往往只是因为有些成员还不够理性、不够现代。然而，这种自动的、必然的、命运般的均势秩序也许是基辛格的一个信念，但他却不愿意被动接受必然命运的馈赠。基辛格理解的均势秩序首先不是现代个体得到充分启蒙后进行自治的结果，而是要依赖少数政治家的纵横捭阖、秘密外交，以及他们非凡的眼光与智慧。这些是他的不同著作中相同的兴趣点：他不厌其烦地细数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们——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是如何突破国家机器和大众意愿的重重限制，创造性地提供造就均势的资源和条件。 而矛盾也恰恰出现在这里：现代均势秩序——一种在现代人性、观念、制度和经济背景都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的国际安排——竟然于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的19世纪沦为了“保守”。它几乎成了几个政治精英在秘密会议中达成的不可告人的交易，并因此而遭到公民的恐惧与唾弃，受到国家的提防和审查。均势秩序走到这一步显得有些讽刺：实际上，没有现代个体和现代国家相似的特征以及彼此的相互建构，现代均势秩序仅靠几个政治精英在会议桌上的交易，是绝不可能达成的；就像19世纪的英国国王无论进行多少谈判，也不可能让清朝皇帝理解和接受以维持均势为目标的世界秩序一样。但随着现代个体意识和现代国家机器同时得到强化，二者很容易走向相反的方向，从而对均势秩序造成致命的威胁：一方面，一旦完全释放现代个体意愿的民主革命开始冲击国家机器，那么，民众自然不能忍受由几个代表国家的人来安排与之密切相关的世界秩序；就算革命的成果以民主政治的方式被国家吸纳进去，国家也必须通过制度和机构，来严格防范自己在世界舞台中的命运掌握在远离其控制的人手中。另一方面，“利维坦”在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中，借助财产的制造和流通，也在不断地自我养育和自我壮大。这个巨物确实很可能如洛克提前预警的那样，沦为自然状态中的“狮子”，成为吞噬当初赋予其生命的、自然状态中的一匹匹狼。实际上，英国在乌得勒支阶段就面临这个问题，战争一旦结束，本来标榜代表大众和人民权利的辉格党在国内政治中的精英化程度迅速增加，导致了议会稳定之后的腐败。(18)当下议院成为吸纳和分配金钱的机器时，大众很可能生活在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双重压迫下，自然不乏逃避、敌视甚至推翻后者的理由。北美殖民地展开的革命既是这种危机的象征，又诞生了突破这一危机的新方式。 因此，当民主革命成为一个选项时，一方面，人们会发现，相较于骄傲、抽象的利维坦，能够提供更广阔自由、更具体伙伴关系的国际社会是更适合于他们的生存空间。革命确实是现代个体多种需求的一种释放，是他们突破主权国家奔向国际社会的一个突破口。所以，现代民主革命意义上的战争“首先捍卫或传播哲学观念，继而捍卫或传播独立和统一原则，以及各种非物质利益的原则”，它“必然要激发起每个士兵的兴趣和才能，必然要利用先前从未被视为实力要素的情绪和热诚”。(19)另一方面，革命也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谋求位置的政治手段，一些统治者不难借助国内外民众对广阔世界的想象与激情，里应外合地实现国内政治目标。国家会在革命中“竭力利用被狂热情绪煽动起来的民众，吸纳社会的每一项活动，并且使一个完整系统的物质部分如防御工事、物资供应、土地利用、军备和宿营等，合乎战争的需要”。(20)而无论如何，革命与输出革命会在将国家转变为“革命的”同时也把体系传染为“革命”的。在这种风潮之下，均势秩序反而会沦为保守的代名词，革命赋予整个世界体系的巨大动力和对个体的巨大吸引力是均势有限、节制和均衡所难以抗拒的。后者将遭受致命的威胁，也是极大的考验。 然而，将现代均势秩序推向保守力量与催生它的力量并没有本质区别，甚至依赖后者所造就的结构——这既是现代均势秩序的矛盾所在，同时也是基辛格不愿意抛弃它的原因。基辛格可以接受将均势秩序的理想理解为一种“保守主义”，也接受别人称他为“保守主义者”，但是他不接受将均势理解为“反动”。直面均势在现代民主革命中遭到的挑战，并思考其面对矛盾时的机遇，不仅是基辛格每部著作都涉及的重要任务，而且是其真实的政治实践经历。 三、当今多极体系下均势秩序的维系 基辛格显然不是唯一一位在革命时代坚守均势秩序的政治家，在其著作中，可以看到他着力研究和效仿的先驱们，如梅特涅。梅特涅身处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之后余波未平的欧洲，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革命时代保守欧洲均势秩序。(21)从现实角度讲，保守秩序的核心原因在于一旦任凭革命对秩序进行洗牌，虚弱的奥地利可能无法生存；而不管现实中梅特涅的外交努力显得多么花哨、多么灵活、多么充满逆历史潮流的悲剧性，在基辛格看来，梅特涅并非没有提供这样做的理论依据。在梅特涅看来，革命是特殊的、偶然的，它为了某种片面的目的开始，却没有终结什么，也没有因为推掉了它的阻挡物就会一直持续下去：革命不断地造成对立，甚至造成一方对另一方的专制与杀戮，它却不能容纳本来就复杂多样的人们最普遍、最基本的要求：生存。因此，梅特涅指责革命的特殊性与偶然性撕裂了国家与世界秩序。相反，均势提供了一个普遍的安全框架，在这个秩序当中，人们最为自然的欲求和最为基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护，这构成了共同的目标和对权力的限制。可以看到，梅特涅的依据并没有超出现代精神对人性的理解：从生存理性出发，谋求自制与共存，但是，梅特涅将这种原本特殊的现代思想基础上升到普遍的自然法层面，这种法能够上溯至神圣理性，也能够下降为普通人的基本需求。梅特涅认为，坚守均势目的并不是维护某种特殊的阶层、民族甚至国家利益，也不是在建造属于他个人的“梅特涅体系”；均势是自然的，也是神圣的，他所做的仅仅是听凭“理性的命令”：(22)这一命令保证特殊时空下特殊的个体“做出的行为会成为你意愿的普遍自然法”。(23) 基辛格注意到，梅特涅这种对均势的理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抗衡革命对均势秩序的威胁。这一理解回应了革命对均势正当性的质疑，赋予了均势秩序一个看似保守的法律框架和理论传统，实际上也是利用了革命与均势的共同基础，以避免因坚守某一种特殊的正当性而沦为革命的又一个对象。这种努力至少意在使均势能够与革命的选项共存，成为一个稳定秩序的建构性力量。基辛格笔下的梅特涅要让人们看到，均势秩序虽然传统，但并不反动；虽然保守，但并不僵化；虽然呼吁参与者自制地承担义务和责任，但也允许甚至能够帮助参与者获得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安全和利益；但也不一定与国际规则、国际法、国际组织的根本目的相冲突。总之，这符合基辛格对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代化”(24)的设想，其要义是在西方现代主权国家的框架下，结合当下情况通过修复均势的方式来维持秩序，而不是听凭革命颠覆秩序。 如此便不难发现基辛格考虑均势的现实关照。首先，虽然美国是欧洲秩序的继承者，但在20世纪总是以革命的旗手自居，将这套观念基础和制度选择表述为某种特殊的价值观，以这种方式处理国际关系在基辛格看来效果并不好。基辛格曾经反省是否是美国挑起了冷战，也批评在冷战中美国因此而失去外交灵活性，以及对有限目标做出快速政策反应的能力。(25)针对当今世界，基辛格则指出，美国在中东及其他地区所支持的民主革命并没有带给其人民以安定，也无助于世界秩序的稳定：“美国呼吁止戈息战、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做法往往要么造成现任政府的瘫痪，要么是对牛弹琴。”(26)其次，当今世界远比美国通过坚守某种价值观来掌控大局的冷战时期复杂得多——“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关系会出现一个似乎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愈来愈分散，一方面又愈来愈全球化。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这个新秩序会更接近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27)又如《世界秩序》中所展示的那样，如果美国继续强调自己价值观的独特性、正当性及在世界秩序中的革命作用，那么，就很可能引发不同地区关于世界秩序观的迎头相撞。亚洲、中东等地区的重要行为体已经对自身关于世界秩序的独特构想和革命性有充分的自觉：一些国家(比如伊朗)对于现有世界秩序的质疑是根本性的，它们并不接受每个国际行为体都有维护其安全与利益之平等权利的预设。而且，基辛格强调，在这个有手段进行网络动员和非常规战争的时代，陷入哲学家所说的“自然状态”更为容易。(28) 另外，如果当今多极世界中的一极或某些极百分之百想要且能够摧毁现有秩序，那么基辛格就无法谈论修复均势秩序了。即使是伊朗也“脚踏两个世界秩序”，其中一个便是西方现代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它要“利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保护”。(29)可见，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不想继续生存，不管它对世界秩序有着怎样的设想。因此，它也就必须考虑与其他行为体共同存在，并且努力在其中获得安全保护和利益供给。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见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依赖。前面已经论述过，现代均势秩序在有效地向其成员提供安保和利益方面有着基础性优势。毫无疑问，基辛格非常清楚，将一个国家纳入现代均势秩序中来，就要吸引它，允诺它能够获得的安全与利益；当然，如果它想在这个秩序中长期存在并发挥一定的作用，除了自制地维护安全，还要能够接纳和提供平衡各方利益的资源。而政治家要负起的重要责任之一是，在这个国家还没有进入该秩序，尚未能够用体系内通行的方式提供资源时，创造性地给出某种双方可以接受的条件，让这个国家进行利益交换和角色转换。在这一点上，基辛格不难找到自己的位置：政治家并不直接建构秩序，而是修复秩序链条上需要的环节。 在基辛格外交生涯诸多修复均势链条的努力中，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说是他的得意之作。然而，恰恰对中国来说，基辛格均势理论的重要意义和困难都显露了出来。前文提到，早在威斯特伐利亚会议时，传统帝国就已经在现代国家面前暴露出疲态，而中国作为被迫进入这个过程中的角色，先是丧失了帝国般的荣耀，后来则连基本生存都受到严重侵害与威胁。在现代主权国家真正建立之前，中国离成为世界秩序中的一个角色相距甚远。这一距离因中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取得胜利而得以缩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虽然有冷战二元对立的体系阻隔，以及诸多尚未解决的主权问题，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秩序中的一部分。不过，这个逐渐获得角色的过程是由革命来完成的。革命国家要求改变甚至推翻这个世界体系，当时基辛格所面对的中国也不例外。如他在《论中国》里谈及的，中国当时对世界秩序的考虑夹在作为“革命者之意识形态考虑”与作为“现代国际体系内部的一个正常国家之地缘政治考虑”之间，两者冲突剧烈，但夹缝之间恰恰有寻求机会的可能。(30)从这个角度看，中美关系正常化就标志着革命中国“正常化”为一个秩序内部的现代主权国家，这无疑对当时世界格局影响深远——它将两极对抗变成了“大三角”间求均衡。 这满足了基辛格的理论期待，也为其理论期待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成功现实案例：有改变世界秩序意图的国家或者说革命国家，也能够接受均势的意识与要求，以一种有秩序的方式共处。这是他在当今世界背景下继续强调均势理论的意义和目的。他深知，冷战结束后至今，关于世界秩序的理想已经不可挽回地分裂了，而这种分裂因为出现在观念基础和制度选择等基本层面，因此对现有秩序来说就是革命性的。面对这样的根本分裂与革命诉求，不太可能再找到实质性的共同目的，再坚持任何一种合法性的区分标准就更加危险，但“均势”却是能够“进化”为一种理论并包含可操作方式的不多选择之一：它足够普遍，有一个形式性的框架而不是对各方的具体单一要求；它所依赖的成员自制和沟通的能力，既可以解释成现实版本的自保自利，又能够解释为承担义务的法律责任甚至道德诉求，以呼应当今依赖集体安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解决问题的风潮。而且，相比于集体安全，它更加灵活，对行为体在具体情境下做出迅速反应的吸引力也更大；相比于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它更讲求现实，能够在不同行为体之间造成互相牵制的效果，以此来弥补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中空缺的权威性强制力。所以，只要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就能够利用它们各自和相互的需求，将均势保留在有不同革命意愿和形式的多极体系中，至少使其成为沟通不同行为体的一种语言，这就是基辛格以修复的方式建设世界秩序的理论与现实努力。而问题不过是，均势秩序是革命永动机换了一种做功方式后的继续输出，(31)还是以保守的方式为革命得到扬弃赢得空间?或者说，基辛格所说的均势秩序更依赖美国这个单一、强大革命旗手的推动和维持，还是多个独立、异质政治单位间的联系协调?然而，无论怎样理解，这种世界秩序都会对具体国家产生实质性的改变。 梅特涅说自己生不逢时，生得早一些可以享受欧洲和平的均势格局，不用操心革命；生得晚一些则可以在革命之后重建秩序。(32)然而，基辛格却生在一个必须想办法让革命与均势共存的年代：革命已经成为扎根在自然权利当中的一个选项，但均势远不是一个自然秩序。从基辛格的角度来说，该秩序需要修复完善，这是一项要求高超技巧和高度理性的工作，因为没有单一的、实质的确定目的而总是在进行当中，而且因为设计师的复杂身份而变得矛盾重重——基辛格既是一个美国人，又是一个欧洲遗民，还是一个世界公民。基辛格看到，世界秩序如果不能完全依赖极少数政治家的天赋和远见，就至少需要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在整体上“进化”。作为外交官，基辛格政治生涯的成败都在于他过分地偏重在前一个方面展示自己；但作为一个学者，他在检讨后一个方面的必要和可能。 通过基辛格不同时期的主要作品，能够看到他有意识地将“均势”建构为一种世界秩序，这种世界秩序绝不仅仅依赖偶然的机遇和高超的外交技巧，而且以现代西方最有代表性的人性观念、国家结构和交往机制作为基础。由于在这些基础中，贯穿和连接个人、主权国家、国际社会的生存理性和利益需求在允许权力运作的同时又有着转化为普遍、形式性规范的可能，因此，基辛格尝试利用这种秩序构想来包容当今多极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某些国际行为体的革命要求。基辛格根据自己对西方现代思想和现实深刻而丰富的把握，意识到均势秩序的吸引力和价值，将其作为维系世界秩序的一个选项。 但是，强化均势秩序基础的普遍、形式性作用也恰恰突出了这种秩序构想面对当今国际形势时的困难。一方面，仅仅以某种方式扩充自己的普遍意义，仅仅以包容多样性为目标是否就能够带来秩序?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当下的人们已经必须要面对不愿与其他行为体共存的国际行为体，而且这种着眼普遍，试图包容多样的秩序也时常在面对从根本上威胁它存在的力量时失语。另一方面，均势秩序的基础本身真的可以逃脱特殊性的质疑吗?基辛格所说的均势秩序，能完全与美国独特的国际地位和政治理想分开吗?答案也很可能是否定的。无论是以理性的自保和自利为首要目的个体，还是以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形式来规范现代主权国家，甚至是用能够交换的手段来平衡国际行为体之间利害得失，在当下都并非不需要一个主动的保护者、监督人和推动力。然而，这个主动力量所包含的基础性价值还必须面对质疑，这些价值曾经和现在都给世界带来暴力、剥削和压迫。也就是说，均势秩序不是没有可能沦为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力、剥削和压迫的外衣，基辛格谋求均势的方式——对国家的强有力控制是设计均势的首要条件——就更容易纵容这种包装。无疑，这些情况都让它更容易成为新革命的靶子。而基辛格的新作《世界秩序》也比他之前的任何一本著作都更明显地透露了这些担忧。所以，参考基辛格的理论关怀和分析框架，以革命为参照物反思均势秩序是非常必要的，但并不意味着曾经或当下能够与革命共存的均势就是成功的秩序选择。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当然，文章的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这一轮中国“基辛格热”以关于基辛格及世界秩序的会议和文章为形式展现出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如刘鸣：《从基辛格〈世界秩序〉弘论所引出的构建新秩序遐思》，《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1期；黄仁伟：《世界秩序面临的挑战与演进》，《文汇报》2015年1月16日；孙丽萍：《基辛格看世界秩序面临的挑战》，《北京日报》2015年9月7日；刘波：《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与历史哲学》，《经济观察报》2015年10月26日。另外，2015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副理事长傅莹还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围绕世界秩序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对话载于《经济导刊》，2015年5月刊和12月刊。许纪霖和庞中英还在2015年8月进行了关于基辛格《世界秩序》的小争论：是否“读懂了基辛格，就读懂了整个世界”，分别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91252.html，http://news.sina.com.cn/pl/2015-08-17/073232212657.shtml。基辛格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A Restored World)的中文版也于2015年10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②Henry Kissinger,A World Restored,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57,p.1. ③Henry Kissinger,A World Restored,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57,pp.317-318. ④Henry Kissinger,"Force and Diplomacy in the Nuclear Age," Foreign Affairs,Vol.34,No.3,pp.349-366. ⑤这些论文和书包括：Henry Kissinger,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W.W.Norton & Company,1969; Henry A.Kissinger,"Coalition Diplomacy in a Nuclear Age," Foreign Affairs,Vol.42,No.4,pp.525-545; Henry Kissinger,"Force and Diplomacy in the Nuclear Age," pp.349-366。 ⑥Henry Kissinger,"Force and Diplomacy in the Nuclear Age," pp.349-366. ⑦Henry Kissinger,"Reflections on American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Vol.35,No.1,p.43. ⑧Henry,A.Kissinger,"The Conservative Dilemma: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etternich,"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48,No.4,p.1017. ⑨Henry Kissinger,"We Live in an Age of Transition," Daedalus,Vol.124,No.3,p.102. ⑩Andreas Osiander,The States Systems of Europe,1640-1990:Peacemaking and Con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Stabi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17-89. (11)Andreas Osiander,The States Systems of Europe,1640-1990:Peacemaking and Con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Stability,p.158. (12)Ibid.,p.110. (13)[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14)David Armitage,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207-208. (15)[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译，第48-49页；[美]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时殷宏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 (16)(美]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第166页。 (17)[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页。 (18)J.P.Kenyon,Revolution Principles:The Politics of Party 1689-172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202. (19)[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战争》，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6页。 (20)同上。 (21)Henry A.Kissinger,"The Conservative Dilemma: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etternich," pp.1017-1030. (22)Ibid.,p.1019. (23)Ibid.,p.1024. (24)[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立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489页。 (25)Cf.,Henry Kissinger,"Force and Diplomacy in the Nuclear Age," pp.352,357,363; Henry Kissinger,"Reflections on Containment," Foreign Affairs,Vol.73,No.3,pp.113-130. (25)[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180页。 (26)[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舒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28)[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451页。 (29)[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195-196页。 (30)Henry Kissinger,On China,p.253. (31)李猛：《革命政治：洛克的政治哲学与现代自然法的危机》，载《洛克与自由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97页。 (32)Henry A.Kissinger,"The Conservative Dilemma: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etternich," p.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