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同化与认同对移民经济体的影响——海外华人经济的实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外华人论文,化与论文,移民论文,经济体论文,实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社会经济，是在民族同化的进程中生存、演变和发展的。任何一个民族集团的经济活动，总是伴随着移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表现为经济空间的扩展，在此过程中，民族交往成为一种基本的经济关系，民族交往中的同化与认同等诸关系，亦成为影响各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欲藉对海外华人经济的实例分析，进行“同化”与“认同”的概念区分，以澄清长期以来对“民族同化”范畴的片面性认识及概念混淆；并对民族同化和认同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作出一个简略的本质性说明。
一、民族同化进程中的经济成长
同化(assimilate)，意为不同事物逐渐融合而变得相似或相同。民族同化意指具有不同民族传统的个人或群体溶入占社会支配地位的经济文化体系的过程和结果，这些人或作为相对孤立的少数民族集团，或作为移民群体同当地的主导性经济文化体系接触，并参加到由此形成的社会生活中，共同合力创造了融参与各方面特点为一体的新文化形态。在民族同化过程中，尽管非主体文化的民族集团自身原有的经济文化特点或许会有更多的丧失，但接受新文化基因绝非某一民族的单向行为，而是一个多民族集团相互选择与融合的行为。进而，在民族同化所产生的新经济文化氛围中，尽管社会全体成员的民族特征变化可以达到难以区分的程度，但这绝非仅是某一民族或某一部分丧失本民族特征而变成另一个民族的片面结果，而往往表现为由多元民族共同构建一个多元一体的新文化形态的合力过程。
以其文化体系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汉族为例，它本身就是由无数小民族集团相互融合的历史合力而构筑起来的。以汉族的古老起源来看，历史传说留下了早期民族集团交往与同化的大量遗迹：如属羌族的炎帝共工部落就曾与北下的黄帝部落结为联盟，亦有黄淮流域少昊与太昊结为的东夷联盟，以蚩尤为首的南方九黎之联盟等；黄帝后裔部落在进入黄河流域，继而进入汉江流域的南下扩展中，也先后与奉颛顼、帝喾、伯益、皋陶为始祖的夷人部落，尊共工之后的四岳为宗神的羌人部落，以及南方的九黎、三留等早期民族集团广泛地发生了相互的征战与结盟。因此，在汉族文化体系的最初构建中，很难说是以哪一个早期民族集团为基质的，而是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各早期民族集团文化基因的共同凝结。即使在汉族文化体系确立了主体地位后的漫长史程中，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同化，也并未单纯地表现为各少数民族丧失其民族特征而简单消融于汉族的片面过程。古代匈奴、鲜卑、契丹、羯等民族的中原逐鹿，就曾使汉族文化接受了“胡服骑射”的文化基因；蒙古族的大统与满族入关，不仅给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央王朝制度加入了一些新因素，而且使蒙、满的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渗入了社会深层结构。如满族的旗袍等一些服饰风俗在与汉族服饰的交融改造中，至今仍保留为汉族服饰的一个基本类型。面对这种具有丰富民族内容的同化现象，不能以蒙古或满族消溶于汉、或汉族消溶于蒙、满的简单片面逻辑来阐释。在今天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中华文化体系中，各地的方言、风俗、习惯等等的差异，似乎都可以视为这一共同体中的若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迹。应该承认，民族同化是以各民族的相互选择与融合为基点的，并非某一民族的片面消亡过程。
以民族同化的具体进程来看，它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通常只表现出社会努力较弱或处于从属地位的民族群体为社会势力较强或居社会支配地位的民族群体融合的内容。以所谓“先进”与“落后”的区分法来看待这种融合，实际上只是民族中心主义的一种翻版。例如，明代沐英率众40万入滇，促成云南民族经济开发与文化融合的一大高潮，但在此过程中，当拥有较高经济能力水平的江南汉族分散到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后，都广泛发生了零散汉族群体融汇于当地彝、白等民族中的现象，亦同时发生着汉、彝互融；彝、白互融；哈尼与彝等民族的互融情况。据笔者实地调查，至今仍能在滇中各地追寻到这种民族同化的历史遗迹。
民族同化起源于人类集团的生存本能和经济需要。当一定的民族群体所拥有的生存资源不足以维系该群体的生存时，该群体便或立足于特定地域而同域外其他群体广泛交往，籍此弥补自身生存手段之不足；或迁徙他域寻求新的生存环境。正是在这种迁徙与民族交往中，民族同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条件而成为历史的必然。当资本主义使各个单独的个人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而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时，“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及这种“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方式，便在空前的规模上把民族同化推向更深更广泛的层次。可见，民族同化虽表现为人们的主观活动，但其最根本的内在推动都源于人类经济发展的要求，具有客观历史进程的本质、海外华人经济正是在这种客观的民族同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它为我们正确理解民族同化的本质，内容及其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历史典例。
当代海外华人群体的形成，主要是近代中国传统小农经济迅速解体的同时而又丧失了本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条件的历史产物。在寻求个人生计的核心主导下，海外华人群体一踏上异邦土地，也就进入了民族同化的客观进程，并在此进程中实现了自身的经济成长。在影响海外华人经济成长的诸多因素中，其所在地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最主要的基本因素。海外华人群体作为世界资本主义殖民开发的劳力资源进入东南亚的特殊历史条件，为其经济的成长设置了双层同化的环境，并以深刻的经济原因作为其同化的内在动力。
一方面，尽管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和海外华人都同样是作为一个移民集团进入东南亚各国的，但是，前者立足于新性质生产力基础，以经济主导民族集团的身份出现，而后者则主要是作为前者的雇佣劳动力而进入这种新生存环境的，从而表现为经济从属的民族集团。这一本质差异，使海外华人在生存压力下，为增强和改善其生存保障性而要尽快地吸纳西方文化的基因，包括语言的学习，经济行为的模仿，宗教信仰的接受等等，这样便产生了海外华人与这一经济主导民族集团的同化。如在印尼学者介绍的20世纪以来585位杰出的印尼华人中，宗教徒68名，占11.6%，其中天主教和基督教徒41名，在各种宗教信徒中占60.3%。虽然海外华人大多源出于传统农业经济中的小农阶层，但他们一开始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生产要素进入东南亚的。这一经济上的本质规定，赋予他们在这一同化过程中的经济成长以强烈的资本主义性质。无论是最初的劳工，还是后来的小商小贩、工匠以至个体农业种植者，从一开始都摆脱了自给性生产的状态，而完全维系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环节中。
另一方面，海外华人又是在一个完整保持着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民族氛围中发展自身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出于雇工阶层的海外华人，积有微资便应运而兴，如领矿者增领矿区，业农者拓垦荒野，或以小本经营、商贩起家等等。海外华人经济的商品性生产本质，决定了这一民族群体必须与当地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民族集团相融合。诚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市场联系使海外华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脱离不了与东南亚各基础民族集团的关系，没有后者的市场需要，海外华人经济（尤其是其初始阶段的小商贩经营）就会失去意义和作用，最根本的是会失去其存在的基础。正是这种内在的经济要求，推动海外华人与当地民族同化，促进海外华人把其无冲突的文化基因（尤其是日常生活风俗）溶合在自身的文化习惯中，藉此获得更大的经济适应性。应该看到，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饮食业经营的普遍发展，这一特定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取决于当地民族对华人饮食文化的接受和融合，它充分说明了民族同化过程与移民经济体成长的紧密的互动关系。也正是基于民族同化的深厚基础，促成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海外华人经济从单纯劳工迈向多向性发展，经济活动领域由狭渐宽。可见，海外华人经济的多层性与多元化发展，是其民族同化程度的一个测量器。海外华人正是深深植根于与当地民族的同化沃土，才使其经济获得了最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的，才结出了华人职业选择多样化的经济果实。显而易见，若坚持视同化为某一民族完全丧失其文化特性而消融于另一民族中的片面观点，对海外华人这一移民民族集团的经济发展是不能理解的，只有在视同化为不同民族的相互选择与吸收并合力创造一种新文化的基本上，才能对海外华人经济的多向性发展及其与民族同化深化的关系作出正确理解。这类史料在世界各国俯拾即是，恕不赘述，所强调的重点在于，正是这种民族同化与经济拓展的交叉互渗，才使海外华人经济在世界各国扎根生长。
二、同化与认同的分离对移民经济体的影响
认同(identity)，意为身份地位的甄别与确认。认同虽是随客观同化进程而产生的一种主体行为，但同化与认同之间并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同化虽具主体活动的形式，却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认同则完全表现为一种纯粹主观意愿的选择或强加。一般说来，民族同化并不仅限于藉联姻而实现的种族融合，但它一直是深层同化的一种表现或标志之一。以早期海外华人民族群体中广泛的异族通婚并未随即带来他们及其居住国相互认同的基本事实，可以对同化与认同的分离性作出有力的证实。
如前所述，海外华人从踏上异邦土地之日，就进入了一个势所必然的民族同化客观进程。从混血现象来看，海外华人与当地民族的通婚现象发生较早且为普遍。据河部利夫60年代对泰国制宪议会议员的典型调查，62%的议员是泰华结合的“侨生”身份。可以认为，这一状况是以华人下层社会与当地民族更为广泛的通婚为其深厚基础的；藏良居造指出，柬埔寨华侨的混血率仅次于泰国；马尔科姆估计菲华混血人口逾70万之众，占华人人口的80%左右，另据资料报道，在菲律宾的总人口中，约1/4的人具有华人血统；又据澳大利亚60年代的抽样统计，达尔文市华人的异族通婚率达43.8%；在墨尔本，非澳生华人男子的异族通婚率为32.5%，澳生华人男子的异族通婚率达52.2%，……等等。这从一定侧面反映出海外华人群体已进入了很深的民族同化程度。此种情况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均有表现。如在印尼，异族通婚带来了华人皈依伊斯兰教的现象，而荷兰殖民者的进入，亦使华人和当地民族都产生了基督教信仰，据各种资料统计，目前印尼华人有32%左右的人口信奉佛教，所占比重最大，但信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者亦分别达20万和26.3万，均超过了中国传统儒教10万信奉者的人数。尽管海外华人的民族同化如此范围广而程度深，却并未相应地实现国家认同。侨民经济的形成和保持，就是这种虽已同化但未认同的典型表现，如福清县旅日华侨在二次世界大战前与日本民族的通婚率高达40.1%，但其绝大多数仍保持中国国籍，并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纷纷返回故乡造成悲离结局。
可见，民族同化基于内在的经济推动，是一个不可避免和逆转的客观历史进程，而认同与同化是有区别的，也是可分离的。认同可随同化而产生，亦可在同化进程中形成不认同的现象；在随同化而来的认同行为中，既可形成支配民族与非支配民族的双向认同，亦可能只形成某一方的单向认同；在单向认同的情况下，可能会表现出支配民族在种族歧视基点上对非支配民族进行政治排斥的实际内容；在双向认同条件下，同样亦可能出现在法律认同中的民族排斥现象……如此等等。认同与同化的不一致性和分离性，使其成为影响同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置身于同化进程中不同民族群体的经济发展与社会选择发挥着导向性作用。海外华人这一移民民族集团的经济发展，正是在国家认同选择的多样化与复杂化之中，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从近代海外华人群体的迅速崛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漫长的一个世纪中，海外华人一直处于同化而不认同的状态。这一分离，使得深深植根于民族同化中成长并在本质上已同当地民族经济融为一体的海外华人经济。这种形式上的分离反映着各殖民地政府在民族歧视基点上对海外华人进行政治排斥，以及海外华人普遍认同于中国的内容。侨民经济成为本阶段海外华人经济发展的主流特征。同时，这种分离性从形式上反作用于海外华人群体的发展，使其表现出以地方、亲族为主干的认同局限。它普遍以地缘、亲缘、语缘等传统文化要素为基质构筑起自我保护的社团组织，从而形成了侨社、侨校、侨报三位一体的自我服务封闭体系，这种发展态势进一步反作用于海外华人经济活动，使其各种经济要素在表现形态上多具游移性。如侨资多以极富流动性的商业资本为其生存形式，侨工工资多以侨汇流回故乡……等等；在组织结合上则表现出同族经营、地缘合伙等特征。这一切，表明战前海外华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多具有浓厚的初始形式的不成熟性。
第二阶段，从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这是海外华人群体遭到全面排斥的时期，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严重受挫。这一全面排斥，在菲律宾是以一系列菲化法案对在菲华人实施全面的限制与打击。例如，从1946年到60年代初，在菲律宾国会提交的菲化法案每年至少有30件，多者逾百件；在印尼，除了从1950年实施的“堡垒”贸易商制度到1959年驱逐农村华商零售店的《总统第10号令》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限制外，整个排华过程以持续的暴力驱赶为基本特点，导致50万印尼华人失去生计；在马来西亚，为马来西亚政治独立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华人，也遭遇了以“马来亚是马来人的马来亚”口号为核心的马来人优先政策的全面压制，且暴力仇杀与经济排斥相交叉；在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中，都曾先后发生过程度不同的法制排华限制或暴力驱华事件。这也给予海外华人群体强烈震动，并促成其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的大规模排华行为，在浓厚的民族色彩笼罩下如此普遍而强烈，实开海外华人大规模再移民之滥觞。在此阶段中所发生的民族同化与认同的分离，对海外华人经济的民办性发展作了第一次直接推动，海外华人经济的流动与扩展使其自身开始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
第三阶段，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是海外华人对各居住国单向认同的普遍形成以及各居住国对海外华人实施局部认同政策的时期。作为上一阶段排华限华的历史延续，东南亚各国政府先后制定了强制华侨进行单方面政治认同的法规，而海外华人的单向认同则使其生存发展的地位条件发生了从“过客”到“公民”的本质性转变，由此从国际间的侨民关系问题转变为各居住国内的民族关系问题。据各国统计资料，在泰、新、马等海外华人集中的国家，华人入籍者已逾90%，有人曾综合各类资料进行总体估计，认为这一时期东南亚各国的入籍华人平均已达83%。就是再度移民的海外华人，也大多采取了加入新迁入国国籍的认同行为，如在日本，亦有40%的华侨约五、六万人认同于日本国籍。但是，在这一认同过程中，认同双方表现出不同的认同基点与行为内容。在海外华人一方，出于为获取基本生存条件的基点而表现为积极主动的认同；在各居住国政府一方，却大多是在排华限华的历史延续中来实施强制海外华人认同的政策，从而使这一认同过程表现为单向的片面认同。这样，一方面，海外华人扎根于民族同化之中而获得发展的本质关系，使海外华人的单向认同推动其经济形成当地化发展的趋向，进一步加深了与当地民族的同化程度，加强了与居住国民族经济的融合度，形成了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与同体发展。另一方面，海外华人的单向认同，在性质上只是一种片面的局部认同行为，它虽使其获得了当地国籍，但在这种法律认同中仍饱含着民族排斥的内容。海外华人在法律关系上的公民地位并未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得到真心实现。虽然单向认同使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但在经济上仍时时受到挤压，政治上也毫无权利，基本上依然作为一个“旁观者”而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处于极不稳定的无保障地位，这无疑给海外华人的单向认同迎面泼了一盆冷水。正是由于这种单向认同得不到接纳所产生的逆向作用，在海外华人经济当地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却同时培育起一股海外华人资本寻求较好生存环境的流动潮，在这种当地化发展与世界性流动的交错中，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表现出极不稳定的特点，海外华人大资本在与当地民族权势人物和官方结合中的片面发展，同海外华人经济中下层的衰落与动荡，构成了海外华人经济发展进程中并行不悖的两个侧面。也正是这种深入同化与局部认同的反差，播下了海外华人对进一步深层同化的潜在抵触基因。
第四阶段，从80年代至今，海外华人民族同化的深化及其经济的世界性发展，共同促成了海外华人与其各居住国全面政治认同新趋向的萌发。海外华人经济，即作为居住国民族经济的一个基本组成，又取得了广泛世界性联系的地位和意义已充分显露，尽管各居住国政府对海外华人不同的认同态度和方式仍会对其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是，海外华人经济与当地民族经济有机结为一体并走向世界性发展的历史大趋势，任何人也无法阻挡。也正是由于经济上的这一本质变化及发展要求，日益深刻地揭示了民族同化与认同在当代世界各国各民族经济发展的内在互动关系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枢纽点，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已是刻不容缓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三、同化与认同对移民民族经济体的历史合力
移民民族经济体的成长，依赖于民族同化的客观进程，而在特定的条件下，认同与同化的一致相随性或分离差异性所产生的种种历史合力，不仅会促成各不同的移民民族经济体的阶段性历史发展，而且还决定着它的经济走向，使其经济活动表现出特定的结构状态和组织形式，赋予其特殊的经济地位和发展方式。我们仍然以海外华人这一特殊的移民民族群体为实例来作一简略分析。
19世纪中西两大移民民族集团进入东南亚，使这一区域进入了一个经济巨变的时代。一般说来，人类社会经济的变革，意味着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对原存经济体系的取代，并带来了人类的历史进步。但是，在具体的变革实践中，人们往往只有面临必要时，才愿意接受变革，也只有当危机迫在眉睫时，才承认必要。因此，对于变革及其利益的感受，对于较为完整地保持在传统结构中的人来说，往往是滞后的；而那些已被旧经济体系抛出了运行轨道的人，则对变革意义最为敏感，并往往成为变革初始期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东南亚各世居民族与海外华人移民群体虽同样作为劳动力资源被纳入由西方殖民主义民族集团所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但前者囿于原存的简单经济生活状态，较为完整地维护住了其作为自给性生产者的特征，未能使自己及时适应于这一经济变革与发展的需要；海外华人主要源出于被抛出中国传统经济运行体系的破产小生产者，则在一开始就作为雇佣劳动者参与了这一变革进程。其经济活动便具有与现代经济体系更相适应和吻合的性质，这样，海外华人作为促成这一经济巨变的基本要素之一，比之于各土著民族处在一个更为积极而敏感的地位，而获得了较为有利的先期经济发展。同时，由于主导经济发展的西方殖民主义民族集团又是以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身份进入东南亚的，这便使它与当地土著民族所形成的敌意为其民族同化设置了一定障碍的同时，却赋予海外华人群体与当地土著民族某种相似的地位而增强了后二者同化的亲合性。这样，海外华人在双层同化中，既成为了各居住国最早接受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民族集团，也通过自身对新经济因素的吸纳、消化与融合，以一种更易接受的方式传递给当地民族。海外华人在近代东南亚几大民族集团同化过程中的特定地位，使其在这一区域的经济开发中导其先路，投身蛮荒、冒万孔、清森林、辟道路、开矿山，填补着西方现代经济体系与当地传统结构接轨中的空白与薄弱环节。这样，海外华人的经济成长，实际上成了西方殖民主义民族集团与东南亚世居民族之间进行经济沟通与民族同化的桥梁。海外华人经济发展的这种地位、作用和意义，无论在当时的官方记载还是在后世学者的研究中，都曾作出过极为中肯的评价，无须赘述。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面对海外华人比其各居住国其它民族具有较为优势的经济能力的普遍现象，若以所谓“民族性”差异进行解释，只会陷入歧途。这一历史结局的形成，只是由于海外华人在近代东南亚民族同化中的特定地位，使其成为各居住地现代经济体系确立的先驱者和主力军，海外华人的一切经济活动，在本质上都是作为现代经济体系构建的新要素的贡献者，并由此决定了海外华人的经济主流代表着其居住地经济资本主义化的发展方向。
然而，同化与认同的种种差异所形成的历史合力，使海外华人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从一种流动性的外侨经济向本地民族化经济的转变，进而又在本地化的发展中走向世界性的发展。尽管这种世界性的发展最初是由各居住国的不认同和片面的局部认同政策直接推动的，但从本质上说，它是适应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内在要求基础上，才获得广泛而深入的发展的。这种新的发展格局，表明海外华人经济是在同化与认同的合力作用下以其各居住国民族经济的身份进入世界性发展进程的，它并非是对其本地化发展的否定，而是充分表明，海外华人问题在根本上已转变为其各居住国国内民族关系的问题，海外华人同当地各民族集团共同承担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重担，各国政府若能使其国内华人民族集团的地位越有保障，经济机能越能得到充分发挥，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越有成效。同化与认同的历史合力所促成的这一新的经济发展格局，反过来加速了同化与认同的深层次扩展。首先，海外华人已由一个寻求经济自保的自在民族，走向要求全面认同，并广泛通过参与主流社会政治活动来主动争取经济生存和发展权力的自为民族，积极争取参政权力，要求平等的公民地位，提高华人民族文化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地位，已成为当代海外华人认同选择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特征。其次，海外华文教育性质的改变，可作为这种同化与认同深层次扩展的一个重大标志。过去仅作为保持民族文化特性的单一手段并一再受到广泛限制的华文教育，在海外华人经济世界性联系加强的基础上，自80年代以来获得了复兴。当然，这并非简单的复兴，海外华文教育不再是单纯作为保持民族特征的侨民教育而复兴的，而是经济流通的世界性需要促成其复兴的。基于此，华文教育超越了华侨范围而具有世界性商用语言教育的性质；也正是基于此，华文教育既不能成为各海外华人居住国的主体教育体系，也是任何强权所无法禁止的，这种发展，并非表示海外华人将从民族同化中摆脱出来而重构一个独立群体，而是意示着海外华人在民族同化进程中的深层扩展。最后，这种同化与认同的深层扩展，还表现为海外华人经济组织的重大变革。从战后至今，海外华人经济组织的变革走过了由传统家庭经营转向广集人才型组织结构的发展道路。从个体性家庭企业到股份公司挂牌上市，从国际公司的发展到日见增多的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等多层次华人新移民向全世界的扩散，反映了海外华人的民族同化已处于一种开放性的状态中。1991年和1993年两届世界华商大会的召开，作为一个重大标志，充分反映出海外华人在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中谋求广泛合作的主动意愿，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海外会人的经济发展，业已推动其进入了一个意义更为深远，范围更加广泛并具有充分开放性的世界民族同化进程。
综上所述，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同化和认同，与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地位等等的问题是紧密结为一体的。这是任何民族集团经济发展超越不了的客观现实。因此，上述对海外华人经济发展的实例分析，并非仅限于海外华人经济发展的一个独特问题，而是以此分析折射出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课题。海外华人经济在本质上是其各居住国民族经济的问题，尽管这一民族经济关系问题具有许多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而有别于各个国家内的民族问题，但或许正是它所具有的这些独特性，能更为鲜明地揭示出民族同化和认同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它使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性发展诚然带来了民族同化的大趋势，也同时带来了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要求民族平等权力的世界历史性课题。90年代遍及全球的民族争端以乃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少数民族经济地位问题再度成为社会焦点，都充分反映出民族同化和认同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对任何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而言（尤其是对移民民族经济体，也无论其活动范围局限于某一国内还是扩展到国际间），从来就不存在对所谓“民族同化”的担忧，各个民族集团的经济发展都深深植根于民族同化的沃土，其每一步发展亦推动着民族同化的深入，而确然存在的只是能否得到“全面认同”问题的思考。在世界性民族同化中迄今未能实现的支配民族与被支配民族双向的全面认同，一直是当代世界以及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层障碍，民族同化与认同问题，已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枢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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