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转变：历程、特点和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中国论文,历程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从人口再生产的角度看传统意义的人口转变历程
众所周知，我们一般所讲的人口转变首先指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这是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所关注和阐述的。因此，要考察和研究中国的人口转变，不妨先了解一下我国传统意义的人口转变历程。由图1可见，从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组合情况来看，如果说一般意义的人口转变始于粗死亡率的下降，那么中国建国初期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端倪。从1949年到1957年，粗死亡率显然是下降的，从20‰降到了10.8‰。1958年至1962年，粗死亡率有一个非正常的剧烈波动，1960年的粗死亡率曾经达到25.43‰的高水平，但1961年马上回落到14.24‰(1961)和10.02‰(1962)的正常水平上（注：所引数据参见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年，页874。），所以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意外，短时期的这种变化并不能改变死亡率变动的内在规律和大的走势。
从人口转变理论的一般规范和中国所走过的具体道路结合起来看，可以认为，在过去的50年里，中国的人口转变大致可以分出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死亡率变动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49-1970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死亡率率先下降，而出生率在本质上是居高不下的，1970年的出生率水平还与建国初期差不多，在33‰至35‰之间。中国的人口转变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这第一个阶段就是死亡率的转变阶段。但真正对人口增长产生遏制的人口转变应该是出生率也开始下降的时候——这就是60年代末，确切说是在1970年前后进入了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出生率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71年至今）。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死亡率已经降到较低的水平上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态势，由于粗出生率不同的变化态势，所以如图所示，又可以分出若干发展阶段：
其一是粗出生率直线式急剧下降的阶段（1971-1980年），在整个70年代，出生率从30‰快速地下降到20‰以下，下降了10个千分点，幅度很大。
其二是粗出生率波动中缓慢下降的阶段（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多年年份的出生率在略高于20‰的水平上波动，而粗死亡率则稳定在6.6‰上下的水平上。
其三是出生率在一个低水平上继续缓慢下降的阶段(1991-1999)。在20‰以下，出生率开始了拾级而下的下降趋势。
这样，整个第二阶段经过70年代的快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和90年代的缓慢下降，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缺口开始逐渐收拢，人口转变逐渐趋向完成。
中国的人口转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差不多每隔十年就是一个转折。大的转折点是在60年代末。人口转变从“开口”转向了“收口”；小的转折点则有1961年（死亡率）、1971年、1981年和1991年这几个重要年份。“十年一转变”是近50年来中国人口转变的一个显著特点。
图1 建国以来的人口转变
如果进行平滑处理（如图2所示），我们就会发现：人口转变经过了两个大的阶段。一是扩口的阶段，死亡率比出生率率先对以制度变迁为先导的现代化作出了反映，这也是符合规律的现象。这时，人口增长率趋向扩大，人口膨胀。二是逐步收口的阶段，死亡率已经降到一个较低、较稳定的阶段，出生率作出了较强烈的反映，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差越来越小，人口增长减缓并走向零增长。但显然，从图2可见，“增长之口”还没有收拢，还需要借以时日。这就是我们未来可预见的前景了。
图2 建国以来的人口转变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大致也有四个阶段：(1)1949年到1970年，经历了一段爬坡的过程，自然增长率从15‰上升到25‰以上，是人口转变的增长阶段。1958年至1963年的增长低谷是非正常的，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相反地，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人口状况来说，高速增长才是反映实质的特征。(2)1970年到1980年，人口增长开始急剧下降。(3)1980年到1990年，人口增长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和回升现象。(4)进入90年代，人口增长稳步下降和减慢。但此后是否一直稳步下降却是我们目前不能轻易肯定的。总之，从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变动的趋势来看，我国人口转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而且非常巧妙地与每十年的时段相吻合。
图3 建国以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
从预测来看，今后中国的人口转变趋势是在粗出生率继续缓慢下降、粗死亡率略有回升的综合作用下，自然增长率是逐步趋向“零、负”的这么一个前景。这一点可以很清晰地从图4中看出。如下图所示，中国人口转变要趋向完成大概是在21世纪的30年代以后。从预测结果看，自然增长率是单调递减的演变过程。2030年前后或许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此前的中国人口是一个增长型的人口，而此后的中国人口则演变为缩减型。这一转变意味深长，为中国实现适度人口目标迈进了一大步。根据林副德、刘金塘的预测，人口增长惯性将逐步减弱，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将持续下降，2000年降到26.7%，2020年为24.5%，2040年降到21.9%。这样，大概到2033年人口增长将达到峰值15.19亿。
根据这样的前景，中国目前的使命就是要努力实现一个彻底的和稳定的人口转变，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出生率持续的和稳定的下降。黑线以右方向标志着“后人口转变”的到来——如果考虑了人口再生产类型和人口增长类型这双重转变的话。我们现在实现的充其量也只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而且是不稳定的一种转变。黑线以右方向也标志着建国以来我国人口转变的第五个阶段，即零、负增长阶段。目前我们所经历的人口转变将是历时最长的，是现代人口转变从进入门槛（即“实现”）到走出门槛（即“完成”）的整个壮丽历程。
图4 未来中国人口转变趋势
资料来源：林副德、刘金塘：“中国的生育率转变与人口展望”，载于《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大会中国人口论坛文选》，中国人口学会，1997年10月，北京，第110页。
2、从总和生育率的变动看人口转变的历程
生育是人口增长的原动力。我国出生率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育率的变动。1999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是：“人类对生育的选择决定着人类对未来的选择”。那么建国以来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又是如何变动的呢？从总和生育率的角度看人口转变的历程无疑是重要且独特的角度。至少，从计划生育工作的角度说，生育率的变动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指标。
如下图所示，中国的生育率经过了一个与整个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相似的历程。根据数据所显示的信息，我们的结论是：
(1)1949年至196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一个阶段。不妨称之为“前转变阶段”。从全国的情形来看，除了大跃进和三年灾害期间非正常的生育减少和生育回升以外，其它年份生育率居高不下，这一点与出生率的变动几乎完全一致。生育率维持在平均6个孩子的水平上。
(2)1969年到1977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为生育率快速下降的阶段，可简称为“快速转变的初始阶段”。生育率从接近6急速降到3以下。和出生率一样，几乎下降一半。
(3)1977年到1991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三个阶段，可称之为“波动中转变的中期阶段”。生育水平在2-3之间波动。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计划生育本身的手段也十分有限，所以生育率下降在接近极限的时候外部的控制力和内部的反控制力就构成了持久的冲突，形成了“拉锯战”的局面。在本阶段，我们多年的努力已经使“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但由于超越了特定的生育率转变的文化边界，所以出现波动也在所难免。
(4)1991年到199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四个阶段，由于这段时期的生育率变动出现了相对稳定的下降趋势并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所以不妨称之为“持续的低生育率阶段”。与前一阶段比较，它的特点一是曲线下延比较平滑，二是持续地低于更替水平。这一阶段的成绩可以说是既梦寐以求、又来之不易。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大致达到了而且多年来维持了一个1.8左右的低水平。
但未来的走势到底如何，似乎还没有权威的说法。事实上，1995年以后的数据也是有多家的估计，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不过，估计的差别很小，大致在1.8左右的水平上波动。从今后的变化看，有些“波动”恐怕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只要能持久地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就不会影响我们实现2010年将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在21世纪的上半叶实现人口零增长的目标。
图5 建国以来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计划生育全书》，第874页。1995年以后数据来自国内外多家估计的平均。
在最后的那个阶段，也就是对当下的中国来说，稳定住一个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对于最后的和完成意义的人口转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人口惯性增长时期，生育率的控制和转变决定着出生率的变动，最终影响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
目前，我们来自人口数量方面的挑战既有存量方面的问题，也有增量方面的问题。解决或者说降低增量，就是要遏止和减缓人口存量的膨胀。但解决了人口增量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人口的存量问题。而“稳定低生育水平”在短期内服从的是增量控制的要求，从长期来说则是服从于存量减少的要求。这样，从结合适度人口目标而设计的人口控制目标，决定了“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唯一正确的战略抉择。中国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但在付出了代价之后，我们的确为相对减少人口的压力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3、从“制度－政策－发展”的综合角度看人口转变历程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看人口转变，譬如以1973年国家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方案开始算起，根据几个主要年份的数据，可以很明显地分出几个阶段。这种划分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作用。结合图1和图2，我们知道：建国初期的死亡率转变和70年代初期的出生率转变是两次意义重大的转变。但显然，70年代前，出生率已经有下降趋势。进入80年代以后，出生率下降的空间实际上已经不大，进一步的下降预计会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
从人口转变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始终处在传统阶段或者说人口转变的萌芽阶段。而到20世纪中叶以后，人口增长转入转变阶段，使得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的差距拉大，人口增长急剧加快，形成了现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形成现代中国的人口爆炸。1950-1995年间，中国人口实际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7.3‰，是历史上和平时期年平均增长率（以7‰计）的2.5倍。考虑到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因素的影响，这样，就不妨以1970年为分界计算进入现代以后两个时期的人口增长率：1950-197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20.48‰，1971-1995年为14.75‰，前后比后者高出近6个千分点。如果1971-1995年继续保持1950-1970年的高增长率，那么1995年的总人口将是13.85亿，而不是12亿，多出近2亿人。（注：参见朱国宏主编：《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章。）
任何一个经历过人口转变过程的国家必然有一个人口增长加速的过程，所以现代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有其客观必然性。不批马寅初，也避免不了这样的历史命运，只不过人口转变可能会提前完成，人口转变增长量会相对减少而已。
这样，如果中国人口转变从建国初期算起，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幅简图来总结一下中国人口转变的特点：
图6 中国人口转变简图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绘制。
其一，在1950-1973年，无论哪种估计，死亡率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出生率的下降幅度，死亡率从18‰下降到7‰，而出生率则从37‰下降到28‰。这是死亡率下降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又是人口转变的开始阶段。由于当时死亡率的下降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制度型转变”。
其二，在1973-1980年，则恰恰相反，出生率的下降幅度要显著大于死亡率的下降幅度，出生率从28‰下降到18‰，死亡率则从7‰下降到6‰。这一阶段是人口转变的加速阶段，是出生率下降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由于其时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与我国大力推行的“晚、稀、少”生育政策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政策型转变”。
其三，1980年以后是人口转变的趋缓阶段，也是趋向完成阶段。其时粗死亡率的变动相对稳定，差不多在6.5‰的水平上波动，粗出生率则比较缓慢地这些波动中有所下降，粗出生率从18‰降到16‰。其间，改革开放为人口控制创造了日趋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社会的生育控制也在不断地完成自身的变革。越是到后期，越是清晰地展现出综合型“发展”的伟力。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发展型转变”。
除了上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特点还表现在：
(1)死亡率率先下降，这同于50年代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Frank W.Notestein)所概括的经验模式。
(2)粗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是外力作用的产物，没有人口政策的作用，中国人口的粗出生率大概不会下降得这么早、这么快。
(3)中国人口转变的完成阶段将比较长，也可能是三个阶段中最长的。在完成阶段，人口转变的推动力将更多地有赖于现代化的力量。推促生育率及出生率下降的政策效应已经大大递减，所以期望生育率、出生率有进一步下降就要在一个较大的历史跨度内寄希望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其中生育文化的现代化可能会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
(4)1950年至今中国人口一直处于人口转变的过程当中。7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政策效应相当显著，80年代以后政策效应趋向弱化，虽然在具体工作中离不开社会制约机制，但实际上社会制约机制的功效已发挥到极致。特别是到了90年代，社会进步大背景下的利益导向机制的作用开始日趋重要。
(5)在三个阶段的划分中，第一阶段的死亡率率先下降可以视为制度变革的产物，建国之初国泰民安，医疗卫生条件大有改善，死亡率明显下降，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到50年代后期，出生率也有了缓慢然而自觉的下降趋势。第二阶段的出生率下降属于典型的“政策型”，是通过政策的力量压下来的，但政策的功效毕竟不是万能的，生育率的下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社会文化边界。进入80年代以后，“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由于缩小和限定了生育决策的空间，结果导致了大量的文化边界上的生育冲突。这样，到了第三阶段，就可以将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归类为“发展型”。换句话讲，没有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发展并触动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育态度，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将是难以预期的。
(6)中国人口转变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70年代以来引入了强有力的人口政策因素，从而干预了自然的人口转变过程，使之速成。但为此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升高、偏高问题，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问题，独生子女素质发展的失衡问题，统计数据的失真问题，干群关系的紧张问题，如此等等。
4、中国快速实现人口转变的原因
在前面的分析中，实际上多少已经涉及这里的主题。在一般的分析中，社会经济因素和计划生育因素被看成是中国初步实现迅速的人口转变的两大基本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起着基本的作用，而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正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对人口转变过程的干预性影响，并使之通过生育率的转变来引致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一些研究证实，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人口控制因素对于生育率的影响是一种下降的趋势，而社会经济因素对于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却越来越明显，而且主要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的重要性开始引起我们的关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丝毫没有否认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
林副德、刘金塘通过对1982年和1990年两次普查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控制因素对于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的模式和强度都在改变。从影响的强度来，1982年人口控制因素比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强度更大。到1990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口控制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有所下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生育率的影响超过了人口控制对生育率的影响。从影响的模式看，人口控制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作用要大于社会经济因素，1982年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为0.259，间接影响为0.44，直接影响是间接影响的3/5左右。中国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被看作是超经济强控的结果。到1990年，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提高到0.491，而间接影响下降到0.224，直接影响是间接影响的2倍多（参见表1）。
顾宝昌早期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点：“把中国的情况（指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事实——引者注）看作是一个单纯依靠计划生育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例子，低估或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相反，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国30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都在不同程度上为70年代以来的生育率下降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注：参见顾宝昌：“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页3～18。）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体现的。毫无疑问，主观的努力不能超越客观条件的限定。社会经济因素不仅直接通过对人们社会角色及角色意识等非计划生育变量的影响来影响人们的生育需求和生育决策，而且间接地通过对计划生育社会行为所需客观条件的限定来影响生育率的变动。无论如何，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是基础性的，这种基础性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因素对计划生育具体条件的限定及执行效果的影响上，而且在不推行计划生育群众性运动的时候依然会对生育率变动产生重要影响。
表1 社会经济因素和人口控制因素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程度
直接影响强度
间接影响强度
总影响强度
社会经济因素：-0.259 -0.440 -0.699
人均国民收入
-0.243 -0.243
城镇人口比例 -0.250 -0.250
初中文化程度以上人口比例 -0.250 -0.250
计划生育因素 -0.769
社会经济因素：-0.491 -0.224 -0.715
人均国民收入
-0.251 -0.251
城镇人口比例 -0.259 -0.259
初中文化程度以上人口比例 -0.249 -0.249
计划生育因素 -0.557 -0.557
资料来源：林副德、刘金塘：“中国的生育率转变与人口展望”，载于《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大会中国人口论坛文选》，中国人口学会，1997年10月，北京，第110页。
历史经验证明，生育率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下降。就生育率与收入的宏观关系而言，大致是反比例变化的关系。从长期的趋势看，收入越高、现代化程度越高的人们会倾向于少要孩子。这样，与“贫困产生人口”的著名命题相对应，我们实际上可以概括出“富裕减少生育”的命题。但是要注意，不是高收入本身，而是高收入给人们带来的变化才使生育率降低。此外，人均收入和生育率的关系因收入的绝对水平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如果人均收入低于某一临界水平，那么收入水平的上升可能反而会带来生育率的上升。进一步地，如果收入高于某个“临界水平”，收入的递增则会诱发生育率的下降。这个“临界收入水平”的到来通常也意味着文化的变迁。换言之，人均收入达到某一临界值只是“冰山一角”，它必然同时伴随着深层面的文化变迁和观念变革。
然而，比较而言，生育率下降与另一种发展——社会发展——关系更为密切。也就是说，生育率下降是与教育、卫生的发展以及贫困程度的减轻紧密关联的。出生率下降与成人识字率和预期寿命的关系，比之宏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更为密切。特别是，生育率自然而然的下降与人的发展尤其是妇女生存境遇和受教育状况的改善关系密切。妇女得到更多的良好的教育是降低生育率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因为良好的教育至少意味着：第一，有利于晚婚；第二，有利于提高避孕节育率；第三，赋予妇女以理想和参加工作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从单一的生育劳动中得到解放；第四，使得妇女能够更好地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并乐意在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方面花费较多的力量；第五，对降低疾病率和死亡率也有很大帮助。
社会经济发展诱催生育率下降的逻辑在理论上是清晰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传统观念改变→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并重视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日渐成为自觉的行为取向。换言之，经济发展通过一系列中介变量形塑了微观家庭人口增殖的自约束机制，在宏观上则实现了人口生育率的总体下降和现代人口转变的趋于完成。此外，从制度层面看，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也有独特的条件，我国生育率的下降是在独特的制度框架里完成的，这是引人注目的一点。
可以预期，今后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将越来越多地依赖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培育起来的“自发性、内生性控制因素”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使生育率下降的力量在理论上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即强制力、诱导力和自发力。这里的强制力主要指以完成和落实人口计划、人口指标为旨意的较为直接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行政控制力。通俗地讲，所谓“强制力”，就是不管你愿意与否，都必须按照人口政策、人口计划、人口指标的规定和要求来生育。“诱导力”是通过利益关系的调节和整合、宣传教育以及优质服务而培育起来的。“三结合”的做法培育的就是诱导力，诱导力的培育离不开利益导向机制。所谓“自发力”指的是现代化的力量特别是生育文化的现代化之于生育率下降的正面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春风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之功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从而影响其生育决策，譬如，从家本位到个人本位。晚婚晚育乃至不婚不育，都有宏观上社会经济发展的作育之功。
在现实生活中，这三种力都是存在的，但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促使生育率下降的力量组合及其构成又有显著的差异。在理论上，对应于强制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事实上还可能存在自发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和诱导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现阶段以强制力主导的生育率下降机制天然地决定了中国人口生育率的反弹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一旦生育控制的社会机制有所松懈，那么生育率出现一些反弹或者波动应当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注：参见穆光宗、陈卫：“走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对策思考”，《开放时代》（广州）1999年5、6月号（总第128期）。）
中国那种“超经济水平”的强控模式其政策效应和组织效能实际上已发挥得淋漓尽致，很难再有什么大的作为。以强力对抗为前提的控制绩效是呈递减之势的，作用力越大，反冲力也势必越大。目前生育率下降的政策效应已经衰减和弱化，单凭政策的效力，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已经很难有大的预期。（注：参见顾宝昌、穆光宗：“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人口研究》1994年第5期。）在这种情形下，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生育文化的现代化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将粉墨登场，开始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
从发展趋势看，是强制力得到保持的同时，诱导力和自发力会有所增强，从而使人口控制力更加强大。自发力的出现不会是立竿见影、一蹴而就那般简单。相反地，倒有可能出现与计划生育相抗衡的“自发力”－－从计划生育角度看，可定义为“负自发力”，如男孩生育偏好的强化以及“议价孩现象”的出现。“正自发力”只有在生育文化现代化的情形下才可能出现。因果链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生育文化现代化→生育观念转变→个人本位的生育决策形成。
5、简短的结论
从上述研究可见，从20世纪中叶算起到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实现人口零增长，中国人口的百年转变可以清晰地分出这么几个阶段：(1)死亡率主导的人口转变，(2)生育率主导的人口转变，(3)统计学意义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4)实质性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5)最后的转变是人口增长类型的转变——从“增长型的人口”转变为“缩减型的人口”，在这个阶段，“稳定低水平生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人口转变的规律可以看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未来的岁月里，人口的转变和全面现代化需要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生育率的问题”，而且是综合意义的“生育问题”。综合治理生育问题的时代到来了，计划生育户充分共享生育率快速下降和人口转变初步实现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果的时代也到来了。在这样的时代，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依法行政”和“优质服务”，更重要的是利益的诱导、补偿和共享，而归根结底要实现的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实现最后的人口转变将成为21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非常直接和明确的追求。“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真正关键与其说是如何强化行政制约机制，不如说是优化和强化利益激励的机制。（注：参见穆光宗：“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强化利益激励机制”，《中国人口报》2000年5月22日第三版。）但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具体工作中，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以人为本”原则则需要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这就是在尊重群众的情感、关注他们基本需求的满足和生育权益的保障中实现代际公平的崇高目标。
历史将证明，不仅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良好的人口环境，而且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出生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转变的最后趋向完成也同样需要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特别是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予以支持——譬如低生育率在微观上是有风险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是一种老无所养的风险，而孩子成长过程中突然夭折的风险更可能使进入这中老年的父母遭遇人生的灭顶之灾，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而在社会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低生育时期，政府和社会有责任为降低和防范低生育的风险创造条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统筹兼顾、双管齐下才是中国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