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体系观的先行审视与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体系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07)06-0065-06
一
在建构任何理论体系之前，在批判任何理论体系之前，我们最首要的任务就是确立明确的、合理的理论体系观。有什么样的理论体系观，就有什么样的理论体系之建构与批判。
刘梦溪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于理论体系进行过较深入认真的思考。他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同志，并没有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我们今后应当把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个现实目标。”[1]认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具备五个条件：一是“要具有系统性，只是一些零碎的和片断的观点，构不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二是“必须是经过严密论证和发挥的理论形态，光有观点还不能作数”。三是“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的诞生，包括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或一个单独的学者的理论体系的完成，还应该提出新的概念和新的范畴”。四是“应该有表述和论证新的概念和新的范畴的相应的逻辑结构”。五是“应该提出新的研究方法”。[1]这些观点今天还有启发性，但也有要求过苛、悬鹄过高的局限。问题在于，我们今天连最起码的理论体系的初步探索还做得不够。对于理论体系不能过于理想化，不能一蹴而就。要求过苛、期待过高，反而会束缚对于理论体系探索的手脚，使人心虚怯阵、知难而退。这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观念本身就带有旧理论体系观的印迹。按照辩证法，所谓“完整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一切都是不“完整的”；“完整”就意味着停滞，意味着不再发展。当前的突出问题是，连理论体系的大胆尝试都少见。亟须的是鼓励大家敢做、能做的理论体系观，而不是把大家吓跑、缩手的理论体系观。缺乏以具体实践为基础的理论体系观，再完美也是空谈。
理论体系的缺失已经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特别是古代文学研究（包括文论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这已经引起了一部分学者的注意。比如尚永亮就指出古代文学研究陈陈相因、缺乏创新，“著书而不立说”，“重文献学研究而轻文艺学研究”的现象，提倡“研究必须回到文学自身，文学的文艺学研究理应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2]傅璇琮、蒋寅在所主编丛书的《总序》中从整个学术发展趋势的高度指出：“作为古典学术重要分野的古典文学，知识积累和更新已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层积的、零星的历史知识亟待整合，具体的艺术经验亟待理论提升。总之，一个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成果积累已到了亟须加以清理、淘汰、整合并最终系统化、理论化的时刻。这不只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前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认同的迫切要求。”[3]而实际上，古代文论领域已经进行了可喜的尝试，比如复旦大学中文系王运熙、黄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系列（《原人论》《范畴论》《方法论》）就开了个好头。
然而仍有相当多的学者对于理论持排斥、否定的态度。有人以为，先前的各种体系大厦都坍塌了，建构理论体系早就失败了。但是任何房子都会倒塌的，是不是因此就不造房子、不住房子呢？旧体系的坍塌、旧建构的失败，是否就永远终结了理论体系的任何尝试的可能性呢？吸取既往教训、大胆进行新的探索，是不是也应该予以肯定呢？
现在的学界面临着复杂的理论形势。黑格尔式的宏大体系早已是明日黄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因曾受教条式路线的影响与干扰，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前苏联模式主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就一直处于不断被“祛魅”的过程中。这既是好事，但也有问题。最大的后遗症就是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在文学研究界处于被冷落的地位，伴随的后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被忽略甚至遗弃。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这不能不是理论界的一个迫切任务。上世纪80年代的理论建构是仓促的、草率的，是带有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祛魅”的性质，或者说具有修正它、抛开它，甚且与之竞争乃至取而代之的多种意图。这诸种复杂的情形难以缕述，但由此导致的局面就是，90年代以来理论建构遭受了空前的冷遇。喧嚣之后是沉寂，是学界各自为政。
但是，无论是理论体系的建构者还是反对者，都对于理论体系本身缺乏必要的先行检视，对于何为理论体系、理论体系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作用缺乏必要的思考。这就导致不论是建构还是拆解都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所以，当务之急是对于理论体系观念来一番先行审查，确立一个相对合适的理论体系观念。
二
明确自觉的理论体系观念是西方文化走向现代性的产物，我们谈论理论体系问题，有必要对此作简要的追溯和梳理。
海德格尔说：“明显和真正形成体系，在西方开始乃是作为追求数学的理性体系的意志。”海德格尔“回思近代形成体系的条件”，这些条件也是“今天各门科学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大致是：1)数学作为知识尺度占优势统治地位。2)知识的自我确信的优先地位。3)“我思”的自我确信。4)思维的本质规定成为存在的法庭。5)知识与信仰的分裂。6)人的解放与由之而来的征服与控制及重新赋形。[4]
如要追溯理论体系的渊源，则至少应上溯到笛卡尔。笛卡儿“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5]，他要把一切置于理性的普遍怀疑的目光下，“凡是我早先信以为真的见解，没有一个是我现在不能怀疑的”。从此，就像“阿几米德只要求一个固定的靠得住的点，好把地球从它原来的位置上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一样，哲学家也一直醉心于寻找理性的“阿几米德点”，以便把理论建构于确切无疑的基地上。[6]
提到体系，无疑当想到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他们关于体系皆有论说，要言之，他们的体系观是高、大、全、明的理论体系观。所谓高，是指立足点高，力图占据人类理性的制高点，追求一种最高的统一性、统摄性，追求那终极的最高的“一”。康德从此立足点来对人类理性予以批判性检视，黑格尔则以理念来统摄全部人类活动直至宇宙万有。所谓大，是指视野大，故所用的范畴大，所立的命题大。所说、所议皆有极大的概括性，有吞吐日月、囊括四海的宏伟气象。所谓全，是指胸怀广，所立体系力图包罗万象，纤微悉备。所谓明，是指眼睛亮，思维精，要求所论保持高度的理论明晰性与透彻性，追求概念的确定性与推理的必然性。以上四点只要我们读一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序》就可以获得大致的印证。最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点。从笛卡尔到胡塞尔，乃至罗素、维特根斯坦，西方哲学家都有一种理性的焦虑，那就是对于明证性的渴求，对于确定性、必然性丧失的担忧。康德在论说了“完备性”“详尽性”之后，着重提到“确定性和明晰性这两项”。所谓“确定性”，就是排斥“意见”，禁止“假设”，追求“无可置疑的确定性”。[7]但是所谓明晰性却不是我们学界一般所提倡的深入浅出，明白如话，而是理论特有的明晰性。康德说：“谈到明晰性，那么读者有权首先追求有凭借概念的那种推理的（逻辑的）明晰性，但然后也可以要求有凭借直观的直觉的（感性的）明晰性，即凭借实例或其他具体说明的明晰性。”康德是明确地不愿意“用那些仅仅是为了通俗化的目的而必要的实例和说明”，这些“明晰性的辅助手段虽然在部分中有效，但在整体中往往分散了”。[7]黑格尔曾经以另一种表述与之呼应。“哲学是以思想、范畴，或更确切地说，是以概念去代替表象。像这样的表象，一般的讲来可看成思想和概念的譬喻。”这就是哲学思维与普通意识的区别。“普通总是竭力寻求一个熟悉的流行的观念或表象来表达。假如摒弃熟悉流行的观念不用，则我们的意识就会感觉到原来所依据的坚定自如的基础，好像是根本动摇了。意识一经提升到概念的纯思的领域时，它就不知道究竟走进世界的什么地方了。”[8]所以，理论体系建构的明晰性，不同于一般意识的明晰性。那种必须借助表象、譬喻、实例进行的思维不同于单纯借助概念、范畴进行的思维。许多人指责哲学难懂、过于晦涩，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们不清楚这一区别，自己不习惯哲学运思方式，反而以自己的惯常思维标准来强求理论表述做到深入浅出、明白如话。一些人指责理论之空洞，也是不了解、不习惯理论思维的缘故。
以上四点只是泛泛而谈，具体到体系这个概念上又当如何呢？什么是体系呢？体系的标准是什么呢？理论与体系是什么关系呢？这里且以黑格尔的体系观为例。黑格尔说：“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在黑格尔心中，体系具有一种整体与部分，普遍与特殊的构成上的内在有机性。哲学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全体”，它不同于“许多科学的凑合体”，而“有的科学虽具有科学之名，其实只是一些零碎知识的聚集而已”，“这些科学聚合在一起，只是外在的统一，所以只能算是一种外在的集合、外在的次序”。[8]在黑格尔看来，没有体系的理论就不是真正的理论，理论与体系是一回事。而体系绝不是知识的杂拌与拼盘，而是具有内在的有机性。
但是，相比于上述理论体系观，西方也一直具有反理论体系的倾向。海德格尔就讲到“尼采与基尔凯郭尔对体系的拒斥”。尼采说：“我不相信任何体系家，并且和他们不同道相逢。体系的意志乃是缺少正直的表现。”基尔凯郭尔则讥讽说：“体系哲学家作为人是这样一个人，他建筑宫殿，但却住在旁边的仓库。”[4]但是，海德格尔显然对此反体系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海德格尔的话还是值得我们学界的反体系者一听的：“哲学上有论证地放弃体系，只能产生于对体系的一种合乎本质的明见和对体系的一种本质性评价。但这样一来有论证地放弃体系便是某种原则上和对体系单纯抱冷漠态度不同的东西，与对体系问题单纯一筹莫展不同的东西。”[4]所以，即使我们今天要反理论体系，也不应该仅仅是要么冷漠、要么冷嘲热讽，而应该“有论证”。但是，我们今天能做到真正的“有论证”吗？我们是不是仅仅听到了太多的关于体系的黑格尔鄙视过的一些“意见”与“心情”呢？
三
毫无疑问，我国今日的学界有一种强势的反理论反体系思潮。这既有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又有内在固有的因素。现代西方反体系的代表人物阿尔多诺曾开宗明义地说：“这本回避一切美学论题的《否定的辩证法》也可以叫做一种‘反体系’。它试图靠逻辑一致性手段、用那种不被同一性所控制的事物的观念来代替同一性原则，代替居最上位概念的至上性。运用主体的力量来冲破根本的主观性的谬见——这就是笔者自信任自己的精神冲动以来就为自己确定的任务。”在他看来，“一切体系的故弄玄虚，直到康德的、甚至黑格尔的（不管后者的纲领如何）结构的烦琐，都是一种先验的不可避免的失败的标志，特别是在康德体系的破裂中非常诚实地记录下的失败。”[9]一些学人的观点与之相比并无新意。
而中国一向有重颖悟、轻思辨的传统，庄子之与惠施的当时对话与后世遭际就表明了这一点。力避繁琐思维，追求一蹴而就的顿悟，这是佛教中国化的趋势。说难听点儿，中国可谓是贪图省事、思维过程偷工减料的民族。所以玄奘花那么大劲儿取回来的真经，并没有被发扬光大，反而是简便易行的禅宗大行于世。黑格尔瞧不起汉语文字，乃至瞧不起中国文化，固然是不对的，说什么“中国人的象形文字的书面语言只适合于这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的缓慢进展”，“一种象形文字的书写语言要求一种同样一再停顿的哲学，如一般中国人的文化一样”。[10]但是，我们在被刺痛之余是否冷静反省过呢？我们固然可以自夸我们的思维灵巧飘逸、无迹可求，但光是四两拨千斤是否也是一种缺憾呢？我们能不能拿出真正的西方功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赢得黑格尔们心服口服呢？但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学人却步尘西方后现代主义，对黑格尔式的思辨大肆讥讽，认为西方的这套没落了，连海德格尔也向老庄靠拢呢。却不知西方这是补短，人家的长处并没丢，海德格尔也照样研究黑格尔。而中国则是一味避短、护短，长处却也被人家学去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反理论反体系在中国学界日益昌明大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80年代的理论热、方法热是被扬弃了还是单纯被抛弃了呢？
搞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是以保存传统、发扬传统为己任的，这是第一义。但是，是抱残守缺还是扬长避短、护短，抑或扬长补短、助短呢？如果要扬长，那我们就应该废除长篇大论，都学钱钟书写《管锥编》《谈艺录》这样的文字（钱本人也有长文大论，比如《七缀集》文章、《宋诗选注》序）。但是绝大多数学人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先厘定大致的一个书写框架，再往里面堆积材料。举目众多出版物，无非框架套材料。海德格尔说：“‘体系’并不是出于在科学中提供简单的入门课程单纯对现有教学材料作一种划分排列。体系一般的首先并非是、也并非仅仅是给现有知识材料和值得知识的东西以一种次序，以期适当传达知识，反之体系是可知东西本身的内在安排，是给其以论证性的形态和展示，更真切地说，体系是对存在东西在其存在东西性内结构与衔接的合知识性的安排。”[4]我们的著述当然可以不追求体系性，但难道就应当停留于表面材料的排列组合吗？大多数学术著作，不但没有钱钟书式的长处，反而具有了更多的短处，本来就瞧不起咱们的黑格尔若地下有知当如何鄙视呢？一本本厚厚的所谓著述动辄数十万言，但除了材料真正自己的话有多少？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失语症”？学界言考据喜标二陈（陈寅恪、陈垣）等，但是考据岂是轻易下手的？没有积年冷板凳只能是妄谈。而学界亦鲜有甘如此孤寂者。
是该反思的时候了。而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研究这一块儿，一向缺乏的是真正的理论与体系。这就是我们的短处。对于这个短处是一味规避还是力争弥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学界内的人假如跟着后现代主义起哄，欢庆理论体系建构的失败、破产的话，那只能是可笑之举。西方的体系之坍塌，是西方的事。问题是，我们有体系吗？我们当然可以举《文心雕龙》《原诗》等寥寥可数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体系性著作呢？西方的理论体系的房子被推倒了，那是人家饱尝了住房子的滋味，住久生腻了；人家要露宿，换个活法。而我们则是露宿惯了的，我们的理论体系的房子还从未真正建造过。上世纪80年代的理论热中也并没真正造出几所牢固的房子，很可能大多是豆腐渣工程。所谓反理论反体系实际上是无的放矢。因为那真正的体系还从来没有强大到足以值得我们去反的地步。我们固然可以推倒一座座纸房子，以此作为反理论反体系的战利品。但是，这不仅不足以说明理论体系之脆弱，反而显得我们是装怯作勇，是堂吉诃德斗风车。要真正做到反理论反体系，必须有一个最起码的前提，即有这么个东西真切地而不是虚假地、牢固地而不是一捅就破地树立在眼前才行。
四
最要紧的是对于理论体系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树立一个恰当的理论体系观。西方那种高大全式的体系观，确实是需要扬弃的。但是即使对于这高大全式的体系，最首要的还是钻进去。我们应该形成自己的判断，别人说它失败了，我们也要自己去验证，而不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恩格斯对于黑格尔评价说：“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各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当然，由于‘体系’的需要，他在这里常常不得不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对这些结构，直到现在他的渺小的敌人还发出如此可怕的喊叫。但是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保持充分的价值。”[11]是直捣黄龙、入室操戈地内在批判，还是逡巡不前、指桑骂槐地门外雌黄呢？学界不是有人连门儿都不愿摸就大放厥词吗？
理论体系必须有个适当的定位。这就是它既不是无所不包，亦绝非无所不能。它只是有限的条件下对于有限的对象的有限的解释。尽管它可能涉及无限的对象，比如世界这类范畴，但是它相对于未来的历史发展而言，仍然是有限的。而我们说的有限的对象，还主要是指它涉及到的对象在数量上内涵上的有限性，它不可能穷尽一切概念、范畴。拿世界这个范畴来说，它固然涵盖一切，但是在该范畴下还有很多概念、范畴，这是体系无法穷尽的。辩证法不承认任何永恒不变的东西[12]，因为“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13]这就决定了理论体系的有限性、暂时性。理论体系本身应该自知己之有限性，而不能奢望成为上帝。对于理论体系，无论建构或批判，都不可求全责备。应当确定其大小层次、适用范围。有的理论体系主要着眼于本体论建构，解决基础性问题，这时若以枝节性的细节问题苛求它就是不公正的。这也要求理论体系建构者有一个清晰的自我定位。明明理论体系是有限的，只解决了部分问题，却自我期许以彻底性、根本性、完备性，那就怪不得别人苛求了。怀特海说：“我们必须有体系，但我们应当使我们的体系保持开放。换言之，我们对它们的局限性应当有所敏感。它在细节方面总会存在有待加以洞察的模糊的‘在此之外’。”[14]
当务之急是避免高大全的体系观之弊端，同时吸取西方理论体系的明晰性、明证性的长处（当然也应避免其局限）。所以，我们的体系可以不求高、求大、求全，但必须求明，即必要的概念确定性、必要的逻辑明晰性、必要的内在一贯性。我们的传统理论确实缺乏西方那样的必要的明晰性、确定性，在概念的使用上很不严格、很是随意，往往是缺乏必要的逻辑推导过程。在这些方面我们是需要学习西方的。我们古人的许多概念、命题，必须重新审视，给予必要的确认，决不能停留于原初的浑沦模糊状态。而且，古人的诗文评点都是随机性的、针对性的，既具有鲜活性、灵动性，但是也有个人经验的局限性、表面性。他们的断语是“小结裹”，概括性是差点的。我们假如把这些散碎小铜钱无审视地升值为整张大钞票，就会出问题。比如叶燮立足于杜甫的少数诗句而概括的诗学命题，王夫之立足于古诗等局部性的创作现象而提出“即目成吟”说、“现量”说，屡屡被津津称道，但鲜有就其局限性加以揭示者。
理论体系本身也是发展着的、不断进步着的。绝不可以一时的局限乃至失败就断定了它的走投无路，就此宣判它的死刑，叫嚷“理论死了”之类。我们每一个研究者都是一个有限的存在者，有限的视野下进行有限的探索，怎么可以就此得出一个定论呢？每一个研究者都有其研究个性，都有其独特价值，非理论研究者对于理论研究者不应幸灾乐祸。反之亦然。挖别人的墙角垫自己的脚跟，实不足取。党同伐异还是求同存异呢？相信学界自能判断。对于任何学术探索，我们都应该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宽容。正如理论研究者不能抱怨古书读不懂一样，非理论研究者也不能抱怨理论晦涩。要知道，“读不懂”就等于自我取消了评判资格。只有读懂了才能进行评判，这是常识。
我们还必须对于理论体系的现实价值、实际效用有一个适当的认识。我们绝不可急功近利地以为理论体系马上就能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理论体系当然应能解决具体问题，最终应能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但是，必须认识到理论体系有其高度概括性与抽象性。理论体系就好比大钞，兑换零钱才能消费。奢望它不经中介地直接成为具体指南有点不切实际。还有，理论体系建构本身具有其无用之用。这种无用之用就是，理论建构这一过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价值就在具体的理论建构过程本身，而不是其结论、结果。理论体系建构是人类智力探索的一种表现。在这一建构过程中，人类展示了其智慧的高贵性，展示了一种执着进取的艰辛求索精神。这种探求结果可能是失败的，但是恰是这个探索过程向我们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康德、黑格尔的著作不但没被抛弃，反而激发了一代又一代的求索者。他们阅读康德、黑格尔，倒首先不在于去找结论，而是把这种阅读过程看作是智力的磨砺过程，在这一磨砺过程中欣赏到那种勇毅登攀的理论求索精神。认真研读过康德、黑格尔著作的人会深切体验到：建构理论体系是人类求知的一种强烈欲求和需要，这种欲求和需要之得以满足是一种极大的幸福感与自豪感；理论体系的强烈的逻辑性，深刻的洞察力，普遍的概括性本身就是一种美；理论体系的真正价值是人性的光辉之闪耀，而不是理论体系的个别结论之有效。在人类的精神探索的道路上曾经倒下过无数的英雄，今后也将继续倒下无数这样的英雄。他们悲剧性倒下的身躯是横着的路标向后来者昭示：此路不通。但是在一千条不通的道路之外，人类仍然会摸索出第一千零一条道路继续前行。
我们必须树立开放的、面向未来的理论体系观。西方那种奢求封闭完美的体系建筑术是必须抛弃的。真正的体系应该保持敞开的姿态，保持未完成的状态，真正的体系恰恰是有缺口、留遗憾的。冯契说：“《易》的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不是像黑格尔那样的封闭系统。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封闭的，所以相比起来，《易》的辩证法比黑格尔的要更辩证一些，更富于宽容精神，更能启发人的智慧。真正讲辩证法就应该这样，不能说到我就是极点了。”[15]《周易》终之以未济，不正是如此吗？老子不正是主张“大成若缺”吗？这个缺口、遗憾恰恰是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向前的动力源泉，恰恰是未来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的活力空间。真正的理论体系当处于有待完善却永不完善的未封闭、不完整状态。否则，就将如怀特海所说：“逻辑和美学都关注封闭的事实。我们的生活则是在关于发现的经验中度过的。一当我们失去了这种发现感，我们就会失去心灵的那种活动方式。我们就会沉落到仅仅与过去的平均值相符合。完全的符合意味着生命的丧失。剩下的是荒芜的无机界的存在。”[14]
发扬东方智慧，济以西方之长，这当是理论体系建构的一个方向。徐复观先生说：“治学最重要的资本是思考力，而我国一般知识分子所最缺乏的正是思考力，亦即是缺乏在分析综合中的辨别推理能力，连许多主张西化的人也不例外。思考力的培养，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较之纯读线装书，得来比较容易。我常常想，自己的头脑好比是一把刀，西方哲人的著作好比是一块砥石，我们是要拿在西方的砥石上磨快了的刀来分解我国思想史的材料，顺着材料中的条理来构成系统，但并不要搭上西方某种哲学的架子来安排我们的材料。”[16]
标签：理论体系论文; 文学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康德资本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哲学家论文; 康德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