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的形成机制与调控措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机制论文,措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特征
本文所指的乡村是除去城市市区部分的其它地区，包括县（县级市）、城镇及农村地区[1]。根据这一原则，珠江三角洲（简称珠三角，下同）的乡村指除广州、江门、佛山、肇庆和惠州等5个城市的市区，以及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以外的广大地域（中山和东莞两市因无市区统计资料，故全划入乡村范围）。我们根据统计年鉴数据分析及实地调查，总结出珠三角乡村城市化的几个特征。
第一，乡村劳动力非农化速度快。一般认为，非农化是乡村城市化、现代城镇化的根本动力[2]。我们用乡村非农业劳动力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比重来衡量非农化水平。1985～1991年（注：由于用统计上的乡村非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不能准确地反映乡村非农化水平和进程，我们根据有关年鉴的数据，计算统计出珠三角1985和1991年的实际乡村农业劳动力数。），珠三角乡村地区非农劳动力从267.25万人增加到377.49万人，增加了41%，平均每年递增5.9%，而同期劳动力总数增加了19%，年均递增2.9%，比非农劳动力增长低3个百分点。其结果，珠三角乡村地区非农化水平从1985年的40%增至1991年的48%，6年间提高了8个百分点。珠三角乡村地区21个县（市）非农化水平普遍提高，其中顺德、东莞、中山、新会、三水、四会6市超过50%，顺德和东莞超过60%。如果将300万左右的外来劳动力考虑在内，珠三角的非农化水平还要高。
第二，乡村劳动力非农化具空间分散性。珠三角乡村地区非农劳动力增长十分迅速，但却表现出空间分散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农业劳动在乡村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以结构性转移而非地域性转移为主的转移模式方面。珠三角因具有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动了外资驱动型工业化过程，乡村地区也不例外，以农业为主导的乡村产业结构迅速向以工业为主导转化[3]。与我国其他许多地区相比，珠三角乡村劳动力在农业生产内部的转移过程比较微弱，加之改革开放后，珠三角乡村的整体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因此农业劳动力就在本地直接转为从事非农产业，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转移特点[4]。另一方面，海外投资者在亲缘关系、投资环境、投资效益等因素作用下，选择的投资地点具有很大的分散性，决定了珠三角乡村工业化的分散性[3]，进而导致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分散性，呈现出“离土不离乡”的特点。
第三，乡村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1980～1994年，乡村地区城市化水平（统计非农人口计）仅由14.63%提高到27.33%，在低水平上提高了近13个百分点；而工业化水平（第二产业GDP计）却从33.6%提高到50%，在较高水平上提高近17个百分点（注：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广东省统计局综合处合编，珠江三角洲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80-1991.1992（非正式出版）。）。1994年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相差近25个百分点，乡村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尽管如此，乡村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速度却大大快于工业化水平，1980～1994年，前者的年均增长率为6%，后者为2.9%，表明两个水平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如前所述，这一分析是建立在统计非农业人口基础上的，若按实际非农业人口计，城市化水平会高得多。
第四，以自上而下为主体的城市化。珠三角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工业化决定了其工业发展的投资主体主要来自地方[5]。与以城市为基础的自上而下为主的城市化相比，珠三角表现为以区域（乡村）为基础的乡镇企业促动的自下而上为主的乡村城市化。具体讲，珠三角的乡镇企业是以工业为主导的二、三产业，其在开办之初，均未得到国家建设投资，资金要么来自外商投资，要么来自乡村集体积累，要么靠农民个人集资或投资，要么依靠少量贷款。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决定了乡镇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6]。因此，投资主体的基层化是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促进因素，由此带来的乡村城市化进程也具有基层化即自下而上的特征。
2 珠三角乡村城市化的形成机制
乡村城市化的形成机制主要是使乡村城市化得以发生的内外因关系。它包括发生乡村城市化的基础条件、动力结构、媒介因素等几个方面内容。
2.1 地理环境
珠三角的地理环境是乡村城市化得以发生的最基本前提，它不仅自始至终影响乡村城市化形成发展的整个过程，同时也是乡村城市化区域性特征产生的基础。珠三角位于广东省中南部，濒临南海，是我国南亚热带最大的冲积平原，气候高温多雨，热量充足，极有利于作物生产。本区土壤肥沃，河网密集，有利于发展农业。同时，珠三角与国外的联系条件十分优越，港口众多，毗邻港澳。利用其与香港之间便利的铁路、公路、海运和航空运输，使信息更为灵通，促进了其自身的经济发展，因而具有中国其它沿海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有利于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更有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发展城市化的极有利的基础条件。
2.2 动力结构
动力结构是乡村城市化发生的关键。表现为：现代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带来整个社会产业结构和经济状态的变动，主要是乡村劳动力非农化和乡镇工业的发展。
2.2.1 农业产生的推动力 1994年，珠三角地区每个劳动力负担的耕地只有1/15hm[2]。按照目前的农业技术水平，每个劳动力至少可以负担0.4～0.5hm[2]的耕地。农村劳动力数量与耕地面积的矛盾十分尖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而产生巨大“推力”，使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从事非农活动。1980～1990年，珠三角有270万本地劳动力发生了这样的转移。这使农业劳动力在农村总劳动力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1979年的82%降至1990年的55.9%（注：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劳动工资部分）1954～1988年。1990（非正式出版）。）[7]，近几年仍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工业的发展，促使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加上近几年城镇户口政策的放松，使乡村劳动力非农化速度加快。非农人口的大量增加，直接导致乡村城市化的发展。
2.2.2 乡镇企业产生的吸引力 如前所述，珠三角乡村城市化走的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工业化而带动城市化的道路。1994年，珠三角28个市县乡镇企业总数已达466676个，总产值达2019.136亿元人民币，占工业总产值的44.9%，若仅考虑乡村地区，乡镇企业所占比例更大。1994年，乡村地区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36.6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72.7%[8]。乡镇企业在乡村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珠三角地少人多的矛盾更加突出，大量的乡村剩余劳动力需寻求出路。其次是农业效益提高缓慢，并且集体在农户承包经营的农业生产中得不到收入。因此，管理区有强烈地发展工业的愿望。工业发展后，管理区有了收入，集体变成一个经济实体，各类公共事业的发展有了经济基础，并且有能力建立其各种福利事业。因此，通过引进外资，引进劳力，引进原料，高速地发展了乡镇企业，使之不但构成乡村工业化的主体，而且成为接纳农业剩余劳力的主要场所[5]。
2.3 外部因素
珠三角乡村地区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吸引外资，纷纷建立各类开发区、专业市场以及与之配套的生活、文化设施。这一外部条件的改善有力地促进了非农产业的集聚和非农人口的集中。导致这一系列变化的最重要外部因素就是对外开放[1]。首先，对外开放加速了乡村产业结构变化。由于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各地区充分利用其地理环境和华侨众多的优势，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又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加速了乡村工业的发展，改变了大农业结构。大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商品市场的改善，推动第三产生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乡村工业的调整、配套发展，加速了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结构的优化。
其次，对外开放加速了乡村人口城市化。由于兴办各种开发区、开放区，大力引进外资、技术和设备，发展工业、商业、房地产业和旅游业，吸引了大量乡村劳动力，直接加速了乡村非农化进程，实行“自理口粮入户”等政策，直接加速了农业人口转向城镇人口。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使离土不离乡的人口迅速增加，大量农业人口转为实际意义上的非农业人口，提高了乡村城市化水平。
第三，对外开放加速了城镇发展。外向型企业的发展和在空间上的相对集聚，增加了当地的就业机会，吸引周围农民进厂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通过企业的增殖效应，增加了其它许多有关的就业机会，吸引更多的乡村剩余劳动力。这样势必扩大城镇人口规模，或者形成新的城镇。
3 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的前景与调控
3.1 乡村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3.1.1 工业分散化问题 珠三角的发展带来了超高速的乡村工业化。这种以区域为基础的工业化具有明显的空间分散性特点，分散的工业化严重阻碍了工业化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提高，进而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具体表现在：①工业经济效益区别于农业经济效益的地方在工业具有外部效益，工业及非农产业活动需要集聚，分散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必然造成巨大的外部不经济；②分散的工业化严重阻碍了工业技术进步，特别是劳动力技术素质的提高；③分散的工业化无法解决对工业污染的治理问题和占用耕地等问题。工业分散化，加之长期以来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使得乡村城市化滞后于乡村工业化。因此，提高乡村城市化水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工业分散化问题。
3.1.2 产业升级换代与劳动力素质问题 珠三角乡村地区虽然正快速实现工业化，但其产业结构却表现为低层次性。由于构成乡村工业化主体的乡镇企业投资主体呈多元化，资金较分散并相应不足，使技术设备造价不能过高，加上要安排大批劳动力，所以从整体上看，多以劳动密集型和手工劳动型为主，轻工企业较多，重工业较少。虽然重工业比重有所增加，但到1994年，仍低于40%。低档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而且效益低。另外，乡村地区产业结构雷同，市镇间又缺乏产业的纵向和横向经济联系，缺乏分工协作，吸引外资的对象又大体相同，加之各市镇又缺乏统一的规划指导，因而各自追求的项目、设置的产业十分相似。这又必然导致各地区之间竞争激烈，互相抵消力量，专业化优势和地区优势难于发挥。
随着珠三角更深层次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现有的低层次产业结构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因而迫切需要进行产业的升级换代，以提高档次和效益，增强竞争力。但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升级换代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与沿海其他地区相比，珠三角乡村地区劳动力整体素质仍然偏低，而劳动密集型工业的性质使其招收的外来劳动力也大多文化素质不高，以这样的劳动力来面对产业的升级换代显然是有问题的。如果产业升级换代需要进行劳动力的“换血”，则可能因“血源”不足和大批低素质劳动力失业带来社会不稳定而受挫。因此，选择适应升级换代产业和加大有效的劳动力培训的力度是珠三角乡村地区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3.1.3 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城市化问题 改革开放前，乡村生活方式表现为个体的手工劳动方式，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交往，低水平的物质生活，贫乏的文化生活，根深蒂固的传统陋习等特点。改革开放后，虽然乡村非农化和城市化进程较为迅速，但应该认识到，人口和非农产业在城镇的集中是物化了的城市化，只有城市人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实现了现代化才是完全的城市化[6]。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乡村地区人的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其核心是市场经济观念的增强。与此同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社会交往方式和劳动方式均发生了根本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改变着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9]。但同时，乡村地区许多根深蒂固的陋习仍然存在，对知识的重视程度不够，相当一部分人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过程中缺乏辩识能力，抛弃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了低格调的西方文化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制约着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3.2 调控措施
要解决珠三角乡村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就要针对这些矛盾制定合理的调控措施。
第一，以小城镇为依托，利用珠三角的地理优势，发展高、精、尖产业，提高产业升级换代速度，由劳动、资金密集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
第二，严格控制耕地使用，防止农业萎缩而导致各产业的比例失调，形成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和规范。使各种产业均衡发展，进而使人口非农化、乡村城市化稳定平衡发展。
第三，发展专业化社会大生产，加强市镇之间分工合作，统一规划管理，形成社会化大生产的高效率、高效益的规模经济机制。
第四，设立专门机构负责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安排和人口流动的规划工作，避免非农化盲目性，使乡村城市化有条不紊地进行。
第五，对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采取更大的投资倾斜，保证乡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发展。
第六，加强教育及科技文化知识传播，从生活方式上、思想上提高乡村地区人口的素质，促进其更深层次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