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公平与效率协调中的共同富裕进程_共同富裕论文

促进公平与效率协调中的共同富裕进程_共同富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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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思想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

共同富裕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主要内容有:第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第二,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是先富带后富。第三,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保障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第四,设想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发展阶段的时候,我国要突出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共同富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追求、目标抉择,还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问题。首先,社会主义要讲效率,也要讲公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讲的是效率问题;“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讲的是公平问题。其次,效率与公平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生产力发展了,难免会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才能够防止或缩小贫富差距,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实现社会的稳定,从而保障效率的不断提高。第三,先富带后富大政策的提出,是以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为基本依据的。在我国现有的条件下,共同富裕决不等于社会成员完全平均或同步富裕,这样做势必影响效率的提高,最终导致共同贫穷。只有允许部分先富,才能促进效率的增长;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社会财富增多了,就要着手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先富起来者再带动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富裕,最终就能达到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的大政策,明确了我国共同富裕的实施战略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阶段,第二步是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阶段。先富带后富的大政策,是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公平与效率辩证关系的光辉典范。

适当偏重“效率”,“部分先富”的第一步战略已经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推进这一过程,必须把握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辩证关系。现阶段我国选择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坚持这一原则,就是在公平与效率两者兼顾的大前提下,适当偏重效率的因素。即在初次分配领域,主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按照效率原则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再分配领域,政府对市场初次分配所带来的过度的收入差距进行调控,以实现社会公平。我国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坚持共同富裕的一种必然选择。

适当偏重“效率”已经使我国的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从改革之初的万元户、十万元户,到今天,我国不仅涌现出一批先富起来的百万元户、千万元户甚至亿元户等,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的家产已经达到数十万元。从社会阶层结构来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人们之间收入差距的形成,使我国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分化: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在逐步缩小,社会中间层已经出现且正在不断壮大,掌握和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现代化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成分和位序已经具备和确立,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经形成。(注: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适当偏重“效率”也已经使我国的一部分地区先富了起来。在我国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下,沿海地区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人才和科技优势、以及政府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取得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区域内居民也得到了高于内地的收入和福利。在经济总量上,沿海地区比西部一些省区高出大约十多倍甚至数十倍;在居民收入上,沿海地区的居民收入比西部一些地区要高出数倍。

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积极效应,是打破了平均主义的一潭死水,形成了收入差距。适度的差距成为后来者竞争和赶超先行者的动力,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改革以来,我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78年—2002年,全国GDP从3624.1亿元增加到104790.6亿元,增长27.9倍;人均GDP从379元增加到8184元,增长20.6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7703元,增长21.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2476元,增长17.5倍。随着收入的增长,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也多起来了,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978年仅有210.6亿元,而现在已经突破10万亿元。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农村和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和57.5%不断下降,到2(X)2年已下降到46.2%和37.7%,表明我国人民的生活基本上已经越过贫困和温饱阶段,达到小康和富裕水平。(注:《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

注重“公平”,加快实施“先富带后富”的第二步战略是当前的重点

适当偏重“效率”,既有上述积极效应,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迅速扩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居民整体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世界银行资料显示,1998年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达到0.403,(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国内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目前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45左右,即超过了基尼系数为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90年我国城镇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年收入比为3.2∶1,绝对差额1687元;到2002年则扩大为7.9∶1,绝对差额达到16587元。⑨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使居民金融资产占有量差距也在拉大。1999年6月末,拥有金融资产数量最多的20%家庭,已拥有居民全部金融资产的55.4%,最少的20%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5%,最高与最低之比达到34:1,而在1996年6月,这一比例为12:1,仅3年就增加了1.83倍。(注:李爽主编:《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1985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缩小到最低点1.86∶1;以后逐年上升,2002年达到3.11∶1的最高点,已经超过改革前的水平(1978年为2.57∶1)。(3)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1978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上海比最低的贵州高1.77倍,绝对差额为244元;到2002年上升为2.23倍,绝对差额为7306元。农村居民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则更大,1978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最高的上海比最低的陕西高2.83倍,绝对差额为260元;2002年最高的上海比最低的西藏高4.26倍,绝对差额为4761元。(4)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1978年,工资最高行业的工资是最低行业的2.18倍,绝对差额为458元;2002年行业高低收入差距上升为2.99倍,绝对差额为12737元,若细分行业高低收入差距达到6倍多。(注:《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1996年。)

大多数专家认为,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还没有到达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顶端,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收入差距还会不断扩大。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虽然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但是它也警示人们,当前,公平与效率矛盾的一面开始突出。有关调查也显示,社会的安定、民心的稳定将受到损害,对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趋势若不进行有效的控制,就可能加剧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阻碍效率的增长,最终偏离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我们对公平问题要给予更多地关注,要注意协调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加快实施“先富带后富”的第二步战略,这应当成为当前的重点。

当前,注重“公平”,加快实施“先富带后富”的第二步战略,应当把握以下要点:

首先,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有上亿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但是到2002年底,仍然有2820万农村人口没有脱贫,2000多万依靠各种救济维持生活的城市贫民。(注:《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5日。)改革的不断深入,使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这部分群体主要有农民、城市下岗失业人员、进城农民工、过早离退休人员等,他们属于缺乏稀缺要素禀赋的社会成员,难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若不能及时加以扶持,就可能加入到贫困的行列。扶持弱势群体,一方面,要用好政府再分配手段,实现高收入向低收入的转移,例如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大对种粮农户的直补,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助等。另一方面,要帮助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的转移。如果说搞好再分配是“补血”,那么帮助就业则是“造血”。

其次,让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多交点利税。改革是有成本的,改革的深入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增加,利益受损者已经为改革支付了成本,为了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下一步要让在前期改革中得益者分摊改革成本,多交点利税,这也是政府运用再分配手段加大扶持弱势群体力度的重要来源。要完善税收体制和政策,调节过高收入者的收入,加强税收征管力度;要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解决东西部之间差距的重大步骤。此外,还要关注解决各区域内部的贫富差距问题,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较快地富起来,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再次,尽快建立、健全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则、秩序,以保障相对公干的竞争结果的实现。“抽肥补瘦”的再分配,是实现公平的一条必不可少的途径,但是它只在结果公平上想办法。要把注重“公平”推进到起点的公平和竞争环境的公平上,用制度来保障公平的实现。这对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中国来讲,属于制度性“补课”。在前期改革中,规则、秩序的混乱,往往成为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的来源。有关调查表明,这种收入差距是大多数社会成员所难以接受的。为此,要加大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力度。

在推进起点公平上,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切实保障劳动者享有广泛的经济权利。教育是减少贫困的有效手段,要大力发展义务教育,确保贫穷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能接受教育。要打破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壁垒,通过立法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要通过开展广泛的竞争来打破少数行业的垄断地位,等等。

在推进竞争环境的公平上,要制定和完善公平竞争的一系列规则,并且确保这些规则的有效实施。要整顿市场秩序,严厉惩治非法经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收益。要规范政府自身的行为,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健全对行政的监督机制,用制度来防范腐败的发生,等等。

总之,我们在共同富裕的实践中,要协调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

注释:

④《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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