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慧、棉棉与当下文化的偏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棉棉论文,卫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曾想对卫慧、棉棉的创作作一次单刀直入的批评。但是当我依照传统的价值标准把一些否定性品格一一派给它们时，我突然感到批评语言的简陋，同时发觉可能有一种潜在的批评对象要在我的笔下漏掉，大大削减批评的厚度。
是的，简单地给卫慧、棉棉的文本作一下品格定位，并不困难。然而这样的批评解决不了读者心中的疑惑，即为什么轻易就可以看透的如此低俗的创作会成为当前文化的热点？卫慧们不会向人们说她们是因丑而炫丑；为她们炒作的批评家及媒体也不会承认他们是因为丑而推销丑。支持他们进行同谋写作的肯定是一种被包装成美的文化观念。因此要能把卫慧、棉棉的问题说明白、说得富于深度，就必须把她们的文本及支撑她们文本的流行于社会的文化观念一起作为批评的研究对象。
一、“后现代”的标准文本
不管卫慧和棉棉怎样被炒作成新的文学现象，但其实她们都承接着一种历史或者说是一种历史的延续。这个历史就是先锋派的创作。当批评家以个人化写作来指认她们的创作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重复历史已有的话语并把她们推回到了历史。如果人们还没有丧失记忆，那么就总能想起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陈晓明，当年是他以此给先锋小说的创作进行命名。陈晓明针对着意识形态的写作，极力张扬先锋小说解构精神，从消解乌邦托理想到消解所有的人生理想。陈晓明的描述尽管带有主观性，但他确实摸着了先锋作家的某些精神脉络。那就是告别伟大而堂皇的叙述。这种告别曾被不少后现代主义批评家反复地言说。
卫慧、棉棉的创作从先锋的终点开始。但她们的承续到底是福是祸？也许借一句谚语来表述最合适：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因此先锋小说虽然被批评家情绪化地解读为消解一切终极理想，可实际上它们并不敌视一切人类理想，只是摒弃乌托邦理想。只要仔细察看《红粉》《活着》《一个地主的早晨》《错误》等等，我们不难触摸到苏童、余华、马原的人文关怀。所不同的只是他们以艺术的否定形式来实现对正面人生理想的肯定，即对美好人性的肯定。而卫慧、棉棉却是否定一切人生理想。《上海宝贝》里天天的形象可以被视为一种隐喻或象征。作者赋予了他某些超凡脱俗的品性，使之颇像人文精神的化身。然而同时他又被作者写成一个阳萎症患者、一个毫无生命活力的废人。他能给性伙伴带来精神上的温馨，却永远满足不了她肉体的饥渴，因而卫慧无情地判处了他的死亡。他的死亡似乎不只是一个人的死亡，而是人文精神的死亡，是卫慧告示人们的历史的必然宿命。
宣判了人文精神的死亡，也就等于宣判了人的死亡，挣脱了一切关于人的品质和人的形象的要求，使人等同于生物。卫慧、棉棉的人物大体上就是这种生物性的人。他们或她们失去了所有的社会维度和精神维度，只剩下了光秃秃的自我及自我的肉身感知——吃、喝、睡、性交。无所事事又高度空虚，他们和她们像游魂飘浮在生活的表面、荡来荡去。为了排遣寂寞，为了找到一点寄托，他们频频寻求官能刺激，借酒、借性、借夜总会的强光、借疯狂的摇摆舞和摇滚乐麻醉自已。于是人们看到的就是一群行尸走肉、醉生梦死之徒的挣扎和表演。
当年一些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播撒者在解构启蒙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神话时，自觉不自觉地制造了后现代主义的神话。好像它既可以消解意识形态的历史，又可以解除权力中心的束缚，还给人一个自由自在性。可是事实呈示给人的又是什么呢？不能否认先锋小说的意义，它们在警示人们告别乌托邦方面确实有震聋发聩的作用。然而就对生活的整体改观上说，人们难以估价其作用力有多大。先锋如是，对社会几乎没有任何指涉、撞击的卫慧们更无从谈起。而且“间离”未必意味着超越，回避绝非战士。把卫慧们的胡涂乱抹当作拒绝权力话语的方式实在太抬高她们了。如果说她们的存在还有意义，那绝不是正面的，恰恰相反，是负面的。在上个世纪末一些批评家曾奢谈过后现代文化，但实际上中国并没产生过多少标准的后现代文本。先锋小说只是稍稍沾染了一点后现代精神，更多的东西被批评家误读了。卫慧们的创作倒非常契合后现代，也可以说是后现代的典型文本。可是面对那些行尸走肉、醉生梦死之徒，我们的批评家会说些什么呢？难道他们真正表现了人的自在性、显示了人所是的样子吗？当卫慧们的创作尚未出现的时候，出于神秘感，人们或许还会对后现代人、后现代文本怀抱某些期待。可是目睹了她们的创作后，我们的回答只能是：不，永远拒绝。
二、“痞”的极端
卫慧、棉棉的创作连接着两种血脉。一头是先锋作家群，一头是王朔。当卫慧、棉棉借着人物的嘴表示她们喜欢“凶兆、阴谋、溃疡、匕首、情欲、毒药、疯狂、月亮”时，她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王朔当作了精神的父亲。
然而卫慧、棉棉显然曲解了王朔。她们只看到了王朔的表皮，而没有看到他内在的精神。王朔有“痞”性，这谁也无法否认。但是在骨子里王朔仍然保持着对传统道德的记忆，其不少作品都是对这种记忆的回归。他写流氓、写罪犯，主要的心理动因是不满于所谓“革命”人格的虚伪，想以边缘人的真率轰击这种虚伪。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玩的就是心跳》里主人公皆因讨厌虚伪的“革命”人格而逸出了正常的生活范围。然而由于同样地缅怀人类有史以来美好的人性，他们在最后都幡然悔悟、“浪子回头”。人们还能接受王朔，大致也因为他肯于“放下屠刀”、立地拜佛。
作为民间亚文化的代表，王朔在世俗的层面上对青年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既包括他对传统的反叛，又包括他的放肆和失范。卫慧、棉棉的创作很容易让人嗅出王朔味。但俩人没有遮拦地接过了王朔外表的“痞”，却淘空了王朔内在的真。好像“痞”是最高的价值尺度，她们有意要在“痞”上超过王朔。王朔让他心爱的主人公高叫“我是你爸爸”、“我是流氓我怕谁”。卫慧则让她的“美女”大喊“操”。棉棉让她的“美女”骂得更泼、更及物：“我和情人的关系是操来操去的关系”、“我操现在操未来”。她们只差没喊出：“我是妓女我怕谁”。有人说，她们的敢骂表现了强硬的女权主义态度。假如这真算是女权主义的呼喊，那么它也就真是女权主义的悲哀。因为它的粗野、卑俗不但亵渎了女性世界，也亵渎了人类。
使卫慧们超过王朔的不单单是她们敢在审美领域里开口大骂，还敢于炫耀色情。王朔虽“痞”，但从未深涉过性，只游荡在它的边缘。另有一些作家尽管接触了性，但总不忘记注入一点生命哲学意义和审美意义。卫慧、棉棉却无所顾及、蒸发掉了性爱中的所有形而上追求。她们完全以“痞”的口吻表现性、以自我欣赏的态度把玩性。在看似坦荡、率真的叙述中丧失了全部羞耻感。她们特别着意渲染肉体的快感和“高潮”的炫晕。好像要把自己的小说变成一部性交大全兼带传授性交秘诀，卫慧在《上海宝贝》里写了手淫、口淫、意淫、同性恋、人畜三恋；还有在便池上做爱、贴着墙壁做爱。棉棉不比卫慧逊色。她喜欢表现那种既恶毒又刺激的性爱。《糖》的女主人公表示她愿意看到男人追到厕所里求爱、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中做爱、酒后遭到强奸、在不断的去旧换新中体验性爱。由于踏破了所有的道德规范和人伦规范，卫慧还极力袒护那些暴力犯罪的性爱。《黑夜温柔》里的男主角强奸了一个13岁女孩，这无论如何都不会被理智和常识所容忍，而作者却挖空心思表现他的人性美——爱的真诚和执著。面对卫慧和棉棉的世界，我们只能启用“放荡”一词来表达我们的厌恶。
当然如果仅仅用厌恶来表明我们的态度，那么就使问题失去了意义。卫慧、棉棉的创作不但会刺激人们的低级趣味，还会给良好的文化空间带来威胁的阴影。因之它们应当引起我们理论批评的反思。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确立自己的艺术游戏规则。宽容和开放的精神自然要坚持。但这是否意味着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鲁迅说过，大便和苍蝇就难以进入审美视域。我相信鲁迅所言仍是真理。我们可以颠覆旧观念，也可以冲破禁区，但我们不能踏倒一切规矩。卫慧和棉棉的写作之所以出现，认真思索起来，和90年代批评界颠覆一切艺术规则有关，也和对失范的文学现象缺少相应的批评有关。可以说它们就是在开放名义下所有恶俗失度的创作倾向的综合发展。卫慧和棉棉几乎把文学变成了黄色录像厅和罪犯的庇护所。
三、享乐主义的胎记
中国人总还算幸运，在上个世纪90年代走入了市场经济。伴随着财富的积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同步增长，侵吞着国人的灵魂。暴发户们粗野的文明和官员们惊人的腐败更是雪上加霜，诱导着民众丧失精神追求而把金钱和物质享受当作上帝。这种拜物教的价值理想和价值观念对青年人浸染尤甚。经过十几年的滋养，它终于孵化出了一批新族类——卫慧、棉棉及其作品的人物。
说心里话，读卫慧、棉棉的作品，我最初的一个想法就是，她们的人物从最坏的方面表现了市场经济的副效应。换一个说法，这些人物最彻底地表现了资产阶级腐烂的一面。
丹尼尔·贝尔在描述资本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时，补充了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认为除了清教主义而外，还有享乐主义倾向。这种享乐主义没有极限，富有贪婪的攫取性。当棉棉的人物以貌似坦然的口吻宣称“我们都有恋物癖”时，她们也就公布了自己穷奢极欲的本性、贪婪占有的本性。而且由于身份较低而追求超标，她们这一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以《上海宝贝》为例，靠断断续续的写作赚钱的倪可没有任何经济实力过上层资产阶级生活。然而这挡不住她跻身到上层娱乐圈的欲望。为缩小自己同大资产者的距离，她情愿把性无能的天天当情人，经由天天进入他们的圈子里。她学洋人阔佬的派头，专一实行高消费。如出入世界级大酒店、坐别克车、喝朗姆酒、举行派对等等。一天晚上因为精神空虚，她坐飞机到北京消夜，第二天一早又坐飞机匆匆赶回上海。如此大把花钱、如此扮酷、如此扮帅，充分展示了她女性的虚荣、轻浮和世俗。
卫慧、棉棉的人物与那些实业家、款爷还不同，她们是附在资产阶级肌体上的寄生虫，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的浪荡子。她们尽情地享受社会的成果却从不思想去创造。天天靠着富婆母亲源源不断的供给而任意挥霍。倪可靠着美丽的肉体服务分享他的财富及他圈子里的生活。当失去了天天这个依托时，她又准备飞往德国寄生到更为富裕的情人马克身上。棉棉《糖》中的女主人公对读书、寻找职业不感任何兴趣。去向不明的父亲总能及时地给她寄来丰厚的美金，情人们也总是能够为她大方地付出。靠着这些她过着与常人不同的生活：白天睡觉、傍晚出去购物、夜间喝酒，尽情地体验发辫的莹光、电子乐的瞑想、啤酒的热度、酒后失身的刺激。要问什么叫社会的蛀虫，看看他们的形态就明白了。
面对卫慧、棉棉的人物我想起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等许多伟大哲人的告示。过去我们也曾谈论过“物化”、谈论过“诸神消逝的黑暗之夜”。但今天看来那种谈论多属理性化的忧思，看了卫慧、棉棉的创作我们才有了可怕的感性体验。着实可怕。如果人都像她们或他们那样贪婪地追求物质占有、感官满足、肉体快感，都不惜卖身、不惜偷盗（倪可）、不惜强暴，精神堕落而不自知，反而津津乐道、媚惑他人，人还有人的意义吗？人还有存在的价值吗？中国并没有成为富民社会，它还需要进一步发展物质财富。然而我们不可忘记，人的一切正当愿望都隐含着悖论，当走上极端时必然引出反面。当批评和媒体火爆地炒作卫慧、棉棉时，我们尤其要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