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研究——兼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宣言论文,序言论文,当代论文,德文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4)04-0033-06 《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是马克思逝世后经恩格斯校阅过的第一个德文版序言，是一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它以透彻而鲜明的语言阐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世界观。 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特别是威廉·李卜克内西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新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写一篇新的序言。1871年4月13日，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共产党宣言》如果不加新的序言，当然不能出版。我同恩格斯将竭力做些这方面的准备。”[1](p209)这是因为距离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已经过去几十年了，资本主义发生了诸多新的变化，无产阶级斗争形势也完全不同于以往时期了。在出新的版本时有必要撰写新的序言，反映出这一情况，以保持《宣言》自身的完整性，并将其提高到现代水平。 1876年4月4日，马克思在给佐尔格的信中表示，他和恩格斯“想着手审阅《共产党宣言》，但作补充的时机还不成熟”。[2](p169)1879年9月19日，马克思在给佐尔格的信中再次强调，“这终究是要赶紧做的”。[2](p391)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一再推迟对《宣言》的修改、补充以及撰写新的序言，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忙于国际的事务以及同机会主义者的论战，捍卫马克思主义，①另一面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正处于上升时期，其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工人政党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他们是以一种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对待这篇历史文献的。《宣言》是共产党人的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要发挥其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作用，必须在新版中作序，反映时代的变迁对革命斗争提出的新要求。否则，事情就会如恩格斯所担忧的，“至于《宣言》，似乎注定从此要被人遗忘了”。[3](p12) 1883年前后，德国资本主义新的发展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工人政党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德国党的领袖未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看待这一变化，导致党的纲领甚至于党的组织原则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因而恩格斯觉得必须在新的德文版序言中重申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及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引导德国工人政党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向前发展。 1.重申并概括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观、政治观和历史观 恩格斯在序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3](p9)这段话实际上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观点，即从经济生产深度来剖析社会结构中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的“社会观”；从阶级斗争高度来考察社会形态的更替变迁的“政治观”；从历史发展长度认识工人阶级的解放在当今时代为什么必须而且可能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达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的“历史观”。[4] 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观，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等，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阐明了旧的社会形态为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条件。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观，即在阶级社会，阶级的存在以及阶级斗争是与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社会政治现象；共产党人不仅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又代表着运动的未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如果不能同时使整个社会获得解放，那么工人阶级也就不可能获得最终的解放，在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3](p66) 2.高度评价马克思对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杰出贡献 恩格斯在序言中一再表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这一点我已经屡次说过，但正是现在必须在《宣言》正文的前面也写明这一点”。[3](p10)恩格斯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早在1845年，马克思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明晰的语句向他作了说明，[3](p9)特别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已经“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5](p266)恩格斯认为，自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立，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以及对其所作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5](p296-297)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恩格斯把马克思比作“第一小提琴手”，而自己则为“拉第二小提琴”。[6](p525) 恩格斯晚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马克思遗著的整理出版工作中。在他看来，马克思著作中“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6](p509)并承担起了马克思著作的忠实的遗著执行人。正如恩格斯所说，“按马克思的文字整理马克思的手稿，就是尽了我的职责，虽然这可能要逼着读者更多地进行独立思考”。[6](p692)恩格斯坚信，无产阶级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之所以在新版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再次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因为当时德国工人政党中出现了逐渐背离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和观点的错误思想倾向，给社会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消极后果，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 1.剖析《哥达纲领草案》的内容和实质，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1875年5月22—27日，德国当时存在的两个工人组织，即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以及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准备在哥达举行合并大会。在大会召开前的一个月，马克思为反对拉萨尔主义，用科学理论指导工人政党和工人运动，对将要合并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措辞严厉的批评意见，逐条批判了德国工人党纲领草案中的拉萨尔主义观点。[7](p428-450)但当时未公开发表。而后迫于德国党的发展趋向，恩格斯于1891年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反对和阻挠而首先发表，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1890—1891年第1卷第18期上。马克思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阐明了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分配原则；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强调了国家的阶级性；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与此同时，1878年德国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后，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调和主义倾向抬头，患上了“议会迷病症”。[2](p391)为帮助德国党克服这一倾向，1879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一封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并且指定“只在德国党的领袖中间内部传阅”。[2](p390)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苏黎世三人团(赫希伯格、伯恩斯坦和施拉姆)试图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党变成改良主义政党的主张；强调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7](p484)无产阶级政党不能为了对旧社会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而把自身目标的实现推迟到遥远的未来，也不能只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便可以歪曲甚至抛弃运动和党的纲领的无产阶级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重申，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人要参加无产阶级的运动，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7](p484)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政党的合并抱肯定态度。但是，他们认为必须在原则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不向拉萨尔派让步的条件下实行合并。也就是恩格斯说的，“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要放弃国家帮助这个救世良方，即使不完全放弃，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次要的过渡措施”。[7](p411) 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哥达纲领草案》的内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对于工人运动的极端重要性。1875年5月，马克思在给白拉克的信中指出，“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而哥达纲领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因而他和恩格斯同此纲领“毫不相干，同它没有任何关系”。[7](p425-426)1875年3月，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指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7](p415)但是，在《哥达纲领草案》中，根本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组织起来，同时完全抛弃了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原则。 恩格斯认为，自有工人运动以来，德国工人运动第一次在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相互配合，相互联系，从而走在了各国工人运动的前列。但是《哥达纲领草案》却使他和马克思对德国工人政党的发展备感失望。因而他特别提出，德国党的“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8](p636)由此，应该树立高度的理论自觉性，对工人群众进行宣传引导，加强团结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 2.批判“国家社会主义”，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化的实质 19世纪70年代起，俾斯麦为了替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国家的军备扩张寻找新的财源，开始宣传并推行普鲁士铁路国有化和德意志帝国境内国家对烟草的专卖。这直接导致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一时间弥漫着一股“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并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都说成“半社会主义的措施”或“预备性的社会主义措施”。[6](p478)1878年4月，威廉·白拉克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指出：“至于俾斯麦的计划，我仍然认为，应该坚决反对。老实说，如果他能够实行铁路法案，我将感到高兴；烟草专卖在我看来也并不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仍旧认为，党参与实现这类措施的任何做法都是错误的。”[6](p784)德国党的领袖仅限于从政治观点上对此问题采取模棱两可的否定的立场。 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有化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来说，工人政党能够从这种新的国家垄断所造成的损失中得到的补偿“只能是鼓动演说中一句新的响亮的空话……不会给我们提供哪怕多少像样一点的论据”。[6](p425)如果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都叫做“社会主义”，那就只能得出一个连资产阶级都不会相信的说法：国家等于社会主义。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中则是极其有害的。因而恩格斯将其斥之为“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具有“某些奴才气”的社会主义。[7](p558) 正是在此背景下，恩格斯于1880年将《反杜林论》一书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编辑成小册子即《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7](p493)在巴黎予以出版，并且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这使恩格斯尝试将这本小册子按德文印成单行本出版。恰在此时(1882年)，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告诉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普遍感到迫切需要出版新的宣传小册子，可否将《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内容集合成册予以出版，以适应德国工人运动的需要。恩格斯欣然同意，并将书名定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恩格斯在文中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使无产阶级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与此同时提出了“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7](p537)的论断。要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基础上，就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深入剖析资本主义，即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及其社会变革，首先着眼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进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变革。 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管理。这只不过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冲突进入了新阶段，即“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7](p557)其本质意义在于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属性，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属性，即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越来越把它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社会主义的荒谬性就在于没有意识到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并没有消除。生产资料转归国家所有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但是，这里却包含了最终解决这一矛盾的“形式上的手段”和“线索”。[7](p559-560)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p5)这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是教义和教条，也不是套语和公式，而是方法，即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1.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观，探求社会主义运动的条件和任务 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鉴于资本主义的诸多新变化，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进行一系列新的变革和探索，有必要再次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观，彻底厘清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及其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要破除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有化简单地不加区分就当作社会主义因素的思想倾向。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生产资料转归国家所有，仅仅包含着解决社会矛盾的“形式上的手段”，提供了解决矛盾的“线索”。但是当时包括德国党在内的欧洲工人政党，乃至后来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一直囿于这种“形式”，而非寻求解决矛盾的真正“线索”，即把手段当作目的，把形式当作内容。须知，它只是为新的生产形式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是通向新的生产方式(联合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和“过渡形式”。其终极意义在于“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9](p495-499)因而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对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着力以现有的社会物质关系为出发点，深入理解和客观评价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从一种既定的概念和形式中推演出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理论品质。德国党对于党的纲领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的看法便是将运动的阶段性目标当作运动的未来，从而给党带来了思想理论上的混乱和迷惘，直至后来导致组织上的分裂。 而且，后来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证明了这一思路的非科学性。[10]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当代理论家托马斯·迈尔就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实际上是指社会主义)的方案一开始便存在着两个矛盾，一是纲领中的目标与现实政治实践之间的鸿沟；二是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随着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实现不仅能达到自由和公正，而且社会矛盾本身也可得到根本解决。事实上，社会民主党人执政后，他们从未能够向人民提供这些曾经许下的诺言和好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政党曾经一度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有化简单而片面地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的社会化”或“由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导致了政治实践中的被动。 2.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观和历史观，努力建设现代群众性共产党，在新的原则基础上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团结、交流与合作 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共产党人是工人阶级和人民运动的唯一领导者的观念已经过时。共产党人的工作必须牢牢地建立在群众的基础上，以联合的方式，以建立左翼组织为中心而展开。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新形势下应该努力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的、开放的群众性政党。群众性政党并不意味着改变了党的基本概念、原理、结构和标准，仅仅意味着党以群众性的方式去执行它们。一个群众性的党不是马列主义政党，或一个马列主义政党不可能是群众性的党的思想都是无稽之谈。[11](p110)建设一个现代群众性政党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无原则地增加党员的数量，而在于它的纲领和政策的正确性，在于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 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运动。如果一味强调运动的当前利益而忽视甚至放弃运动的长远目标，必将消解运动的国际性。但是，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强调运动的国际性，并不意味着要建立一个类似于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组织机构，“甚至确立一个结构完善的共产主义领导核心”。[12]共产党人的合作不应该再重复过去的形式，一定要跳出传统共产主义运动的局限，在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至于发生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开展同左翼力量的合作。与此同时，当代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交流、团结与合作出现了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形式，即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在新的原则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发展；地区性全球性的国际会议相继召开；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学者国际会议频频举行；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关系由敌对转向共存互容。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也不可能有“中心”，不能搞“大家庭”方式，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3.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和规律 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否定：一种是“恶劣的、没有结果的否定”，一种是“真正的、自然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否定”。[13](p673)前者如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者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共的理论创新。如果说十月革命开辟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越南的“革新开放”和古巴的“更新”经济模式)以及西方国家共产党的组织变革和理论探索，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否定。这是一种辩证的否定，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推动力。 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呈现出一种螺旋式向上的发展态势。其突出表现就是包括西方国家共产党人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人在独立自主和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此我们应持有的态度是，各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对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14](p318-319)在各国共产党人积极的多样化探索中，社会主义必将展现出一幅富有生命力的愿景。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27—328、364、43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0—282页。标签：共产党宣言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恩格斯论文; 党的纲领论文; 宣言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工人运动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