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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
九十年代，随着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商业文化迅速崛起。中国文坛由反左和声讨“文革”罪行结成的“契约情势”，逐渐化解为文人个体对当前文学位置及其作用的独立思考和重新审定。“人文精神”的讨论即在这种背景下出现。
这场讨论可以从《读书》杂志1994年辟出“人文精神讨论”专栏为起点。迄今，如《作家报》、《中华读书报》、《文汇报》与《上海文学》、《文艺争鸣》、《东方》、《十月》等报刊已刊发各类文章六十余篇。当前文坛上的一批颇为活跃的作家与理论批评家，围绕“人文精神”的定位、失落与重建，文学在当代社会的取值与发展等问题，各陈其见，争异颇多。现将其中的主要论题和论点概述如下，供读者思考。
（一）“人文精神”讨论起始
1993年第一期《读书》发表王蒙《躲避崇高》一文，认为王朔等一批作家实际上颠覆的是以往流行的“伪道德伪崇高伪姿态”，是对文坛这种长期不正常现象的纠偏或调整。他说，自“五四”以来，我们的作家虽然屡有可怕的分歧与斗争，“但都自以为是，努力做到一种先行者，殉道者的悲壮与执著，教师的循循善诱，思想家的深沉与睿智，艺术家的敏锐与特立独行，匠人的精益求精与严格要求，在读者当中，他们实际上选择了先知先觉的‘精英’形象，高出读者一头的形象。”王朔一反这种流行的文学观念，“有意识地与那种‘高于生活’的文学、教师和志士的文学或者绅士与淑女的文学拉开距离”。王蒙认为，王朔“亵渎神圣”的原因“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先残酷地‘玩’了起来的！其次才有王朔。”“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对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
对王朔等作家在90年代前后期作品的不同评价，是引发这场人文精神讨论的重要线索之一。张宏等人认为王朔的作品以“调侃的态度冲淡了生存的严肃性和严酷性。它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不承担任何东西，”“王朔正是以这种调侃的姿态，迎合了大众的看客心理，正如走江湖者的卖弄噱头。”讨论由此分别向90年代的前后延伸，涉及到对“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的总体形势的评价。徐中玉认为，现在文艺创作“虽有一些较好的作品，一般中不溜，少理想，少热情，很少震撼人心之作。”王晓明认为，1987年以来，“小说创作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把写作的重心从‘内容’移向‘形式’，从故事、主题和意义移向叙述、结构和技巧”。从这种“先锋”以及后来的“新写实主义”中，“我却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共同的后退倾向，一种精神立足点的不由自主的后退，从‘文学应该帮助人强化和发展对生活的感应能力’这个立场的后退，甚至是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精神价值’这个立场的后退。”“我觉得这种后退而又自欺的现象，把这个时代人文精神的危机表现得再触目也没有了。”
反对的意见认为上述论点“充满了斥责和教训的贵族式的优越感。”王蒙说：“人文精神我们姑且可以假定为一种对于人的关注”，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阶级斗争、党派斗争与政治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的残酷性，由于广大农民的革命参与及革命主力军的作用，也可能还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把人伦的‘伦’看得比人还重要的传统”，“一般的，欧洲文明式的”对人文精神的承认，“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曾经是太奢侈太陌生了。忘记了这一点，便成了云端空论。”因此，对于“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张颐武认为“中国当下的文化确实有各种复杂的挑战，但只有深入地了解和探讨它，才可能找到新的可能性。”他强调知识分子“必须和世俗的人们不停地对话和沟通，对中国正在发展中的大众文化有更为明澈而机敏的观察与思考。”“我们无权把‘人文精神’变成一种绝对的目标，而只有在今天不断地进行新的思考，尽管这种思考会比简单的斥责或教训复杂也艰难得多。”
（二）人文精神与文学的价值尺度
这场争论的特点是争论双方都不侧重于抽象的理论推演，不胶着于对某个概念做学理上的阐释。一般说来，人文精神的倡导者认为当前必须提倡理想、崇高、对人的终极关怀，必须关注人的精神取向。但他们一般针对的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学现状，并通过对现状的分析来发表各自对人文精神的理解。
在这里，文学的价值尺度再度成为论争的焦点。
谢冕认为：“文学的建设最终作用于人的精神。作为物质世界不可缺少的补充，文学营造超越现实的理想的世界。文学不可捉摸的功效在人的灵魂。它可以忽视一切，但不可忽视的是它终始坚持使人提高和上升，文学不应认同于浑浑噩噩的人生而降低乃至泯灭自己。”尽管我们的文学曾被广泛地用于政治，但如果“文学家们为此所惊吓而宁肯宣告文学‘无用’”，实际是”在倒脏水时连同婴儿一起倒掉。”对这种现状的由来，洪子诚等人认为：“八十年代所讨论的精神独立的问题，并没有真的成为‘历史’。……在当时，文学言论和写作中，就已出现两种互有联系的重要征象。一种是，以曾经被流徙于社会底层、对中国现实和下层民众有深刻体察的权威姿态，来宣扬一种认同现状和‘俗流’的世界观”，另一种是“在对历史所作的‘反思’中，采取一种将‘个人’加以‘悬搁’的处理方式”，“开脱了自己，逃避了反省，也就开脱了自己对于历史、对人类生活的责任。”“八十年代已显露端倪的精神萎缩症，不正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目前的对于‘识时务者为俊杰’生活和文学态度的证明吗？”
讨论是自发而松散的，论者对人文精神的具体阐释也不尽相同。例如张承志将现实精神状态的改变，寄托于上古时代“洁”的精神。他认为荆轲等古人“一诺千金、以命承诺、舍身取义、义不容辞”的“血勇”气概，是“四十个世纪以前播下的高贵的种子，”我们有理由“等待这种高洁美的勃发。”王晓明认为中国文学如果经过20世纪要取得大的成果，“有一条特别值得重视，那就是回到真正的‘纯文学’传统。”其中有两种途径，“一条是走曹雪芹的道路，按照个人的生命情志，从艺术中寻求精神的自由”，“他们可以像曹雪芹那样创作出这个世纪伟大的哀歌和挽歌，这自然不是通过感观刺激和享受，消磨自己内心的自由意志，而是把个人欲望化为巨大的艺术力量和纯粹境界。另一条是通过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自觉的思考和实践，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精神人格，并以此关怀社会，直面现实。”他认为，在今天的时代，这样的知识分子越多，“这个时代的精神堕落是不会蔓延下去的。”
另外，还有论者把人文精神与“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李锐对“有人在把先生（指鲁迅）当做一种‘文化神话’来‘解构’”表示气愤，他认为鲁迅“为有良知的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可供遨游的深广的精神空间”，张炜就人们指责张承志“孤傲偏激”表示异议：“在空前的精神侵犯面前”，“做个中庸之士是很舒服的”，但鲁迅当年对这样的“高明人、聪明人”是非常“轻藐”的。“五四是有光芒的，光芒照彻了愚昧。当时的中国文化界需要这种光芒。如果今天有人说在这光芒下还应该作点什么、寻找点什么，这是正常的。如果要从根本上遮去这光芒，就未免有点意气用事和昏聩。”
另一些论者认为，理想、信念、精神并不是永恒的绝对真理。李辉认为一味留恋和推崇信仰、理想与激情，“如果不和现实生活相协调，不以正常的方式表现，也常常可能趋向于宗教式的狂热、偏执。没有宗教感，使我们的文学缺少对生存意义的思考，生活中，也减少精神层面的自律。但是，假如将人的精神，导入到偏执的宗教信仰之中，同样是可怕的趋向。”“文革中年轻的红卫兵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的荒谬，它所造成的破坏与痛苦，在民族心理上在几代人心灵上，早已刻上了无法抹去的伤痕。”“精神状态的重建，无论如何不能重复往昔的故事。”
（三）文学的现实环境
探讨人文精神的学术领域不仅限于文学。这个题目既属于文学、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也属于政治、经济、社会学、人类学等社科门类。然而，现时发生在文学界的这场讨论之所以格外惹人眼目，除参与者多是80年代以来活跃在文坛的作家和学者外，也和文学自身面对着80年代以来大大变化了的环境有关。
分歧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种变化，而在于这个商业化的时代对于文学的影响究竟如何。谢冕认为：“商潮的涌起使人们乐于把文学定格于满足快感的欲望功能，人们因厌弃以往的仆役于意识形态的位置而耻谈使命和责任。对于世俗的迎合使文学（包括艺术）迅速地小市民化，庸俗和浅薄成为时尚。”因此，当前的文学“不缺乏游戏，也不缺乏轻松和趣味，不缺乏炫奇和刺激，独独缺乏对文学来说是致命的东西”，即“匡正时谬、重铸民魂。”洪子诚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恐怕是这样的现实：一种讨好、认同‘流俗’、贬低精神探求的思潮，在我们的文学界上空，长期以来就是一股难以趋散的浓雾。这种思潮，被一些有影响力的、位居当代文学‘中坚’位置的作家所不断宣传着、实践着。”
这种尖锐的批评显然是有所指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对现实环境的不同估价是以历史的教训、以计划经济年代的社会背景及文学状况为参照的：“从脱离物质基础的纯精神的观点来看，计划经济似乎远远比市场经济更‘人文’”，王蒙认为，但是人们对理想、崇高等精神内容的强调是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质环境的，脱离了对人的物质存在实际的关注，就谈不上人文精神。他在《想起了日丹诺夫》和《全能全知的神话》二文中强调，前苏联“日氏的讲话，真可以称作义正辞严，”但是那种带有自虐色彩的严峻、悲壮与激情正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原因。”虽然市场经济不是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经济，但由于“它无法隐蔽自己的种种弱点乃至在自由贸易下面的人们的缺点与罪恶”，“比较符合人的实际的行为动机与行为制约”，因此，“是市场而不是计划更承认人的作用，人的主动性。”“市场是搞活的途径。活了才能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文化。”
然而，目前商业化对文学与人的精神的侵蚀又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另一种意见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孰是孰非、应不应该搞市场经济，而主要针对文学在现实遇到的问题，因此态度也就不那么乐观了。王晓明认为，“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渐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
（四）文人的处境与选择
应该怎样适应社会转型时代的新环境，人们对此认识不同，理解也不同。
一种看法认为，现实知识分子面对的是大众文化“最大规模的俘获”的时代。陈晓明认为，“在这个文化扩张的时代，出现了一批文化控制者，文化大腕，他们借助文化工业控制大众并领导文化。启蒙式的英雄没落了而给大众炮制文化快餐的英雄崛起。”“这个时代文化并没有死亡，只是精英文化在衰落”。对此，南帆认为，“在商业主义大潮袭来之际，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出现了很大的恐慌和混乱。我不满意的一点是，这显示出知识阶层缺少一种内在的支撑”。北村就此提出知识分子的三种选择或出路：“一条就是热情地投向市民主义的怀抱，走向经济大潮。”但这必然以丧失良知为代价；“另一条路是往上走，那么他就必然会渐渐走向乌托邦。”由于知识分子“不敢指证乌托邦是虚幻的，表现在作家和诗人身上就出现了幻想人格；第三个状态就是寻找一个信仰并得着这个信仰作生命，这是真正的超越、唯一的出路。”
王蒙对一味崇尚“精英”“纯洁”而贬低“世俗”的价值判断不以为然。他认为应该承认文学界“有悲剧型升华型的作家，也有喜剧型化解型作家”，前者往往追求一种理想、一种悲壮和神圣，但“弄不好也容易流于大而无当，偏激排他，峻急独断，直至装腔作势”；后者“比较灵活、随意”，“时不时地调侃一切，亵渎一切，动不动就把一些伪君子的面具撕个粉碎”，但弄不好容易“痞味十足”，“机会主义，乃至败坏道德风气。”另外，他认为也还应该承认其他各种类型，“中国这么大，当然只能是有各式各样的作家。解放四十多年，现在有点‘式样’了，真令人额手称庆。”他的这种看法基于过去文学界及知识界经历的沉痛的历史教训，因此他说：“我劝告我的朋友慎用‘纯洁’两个字。它勾起了我太多太可怕的回忆，外国的与中国的都有。”对此，有论者认为，王蒙的内心世界有一种“抹不掉的”“恐惧”，“王蒙判断今日一切社会文化现象的主要参照系是五六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