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稳定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 言
追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旨在和谐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依存、时空耦合的内在关系和物质能量的供需均衡，其最为突出的表征是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是指社会关系结构的相对恒定、社会运动秩序的有条不紊、社会运作规则的相对适宜、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相对满足，而这一切又须建立在物质能量的供需均衡、物质利益的分配公平、人们心理素质和认知理念的相对成熟，以及社会法规和保障体系相对健全的基础上。
社会稳定是相对于社会发展而存在的，没有发展就不可能稳定；同样，没有稳定也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发展。但传统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实践表明其并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也使发展难以维系。因此，社会稳定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又是可持续发展的标志。也只有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才能保障人类社会的稳定性发展。
由此看来，揭示人类社会演化的规律，探讨稳定与发展之间的相依关系，寻求两者之间的协同途径，对于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人类社会演化的基本特征
1.时序发展的多序度稳定态演化
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到高级，是一切生命力系统进化的共同特征，其进化轨迹则是沿着多序度稳定态的“时间之箭”而螺旋形演绎。远离原始平衡态是生命体诞生和进化的基础，产生新的不同序度的稳定态往往成为生命力系统能级转化的自组织追求和发展的阶段性归宿。因为这种稳定态不是无序的平衡态，而是不同生命体之间及其与环境达到充分相互适应、内在物质能量循环协同有序与互利共生之后，使系统内禀熵的产生率最低，具有耗能少、抗干扰能力较强的内稳定态。任何生命力系统的开放性决定了自身在同外部环境交换物质能量过程中，必然受其强力干扰而波动。同时，生命体的变异和自催化代谢又会引起生命力系统内在结构和能量供需的失衡。由上述波动和失衡叠加形成的涨落若超越了系统自组织调节能力时，便将系统推向混沌的边缘，于是，物种分异，关系重组，结构相变和功能转折，经过优胜劣汰后一个新的更为复杂、更强功能和更高序度稳定态系统的孕育、形成又成为生命力系统进化的必然。就这样，生命力系统从不稳定到稳定，从低序稳定到高序稳定，其状态进化过程通常是在曲折中以渐进的螺旋形式沿着非平衡定态演绎。这种现象我们不难从个体生命物质的进化特征中得以窥见。在自然界中，从遗传基因DNA 分子结构的双股螺旋变异到生物界或非生物矿石等的螺旋线方式生成，既表明其曲折的进化历程，又揭示出了具有螺旋状结构的物体在物质、能量消耗上的经济性和进化的稳定性。[1]
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的生物群落虽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功能，但却拥有上述生命力系统进化的共同特征。两者既相统一于生物圈，在环境自然力的沐浴中自我进化，又因各自的发展不适度而危害着环境的消纳，遂使它们只能在曲折中进化。同时，两者又因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和能动作用，在物质生产的联结中彼此制约，进化涨落，从而形成相互作用的双螺旋形进化结构。因此，人类社会发展史首先是以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为目的和内在动因，依赖生物和非生物资源及环境场而演绎的自然史，其次才是由人类社会内部的生产活动、利益分配、文化交流、精神文明等所繁衍的社会进步史。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须臾离不开物质的生产和供给，因而也就有了与自然界的矛盾冲突。由于不同时空域资源的有效供给和环境的可能承载有限，因而人类社会内部从未间断过为争取生存和发展的公平引发的对立和对抗。由此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人类进化、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只有首先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生物系统进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双螺旋结构在环境场的外部约束和自组织机制变异中才能有序演化，而能动的人类是使这种演化有序的主元，其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关系的和谐既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也左右着生物群落的进化和环境的变迁。
人类社会的进化，主要表现为生命体——人口数量的繁衍、扩张和生命力——以智力为主体的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这两者的发展都离不开物质资料的生产和资源环境承载的调节，以及人类对自然演绎规律和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认识与利用。物质资料生产是连接人与自然演化的中枢，是人类通过直接或间接劳动来转化自然力的运动过程。它既受制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亦被外在自然演化过程中的环境生产即资源供给和环境消纳功能所界定。当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的劳动效率不足于创造出较多的剩余产品时，人类必然依靠多生产劳动力人口去战天斗地，以维持自身和再生产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当社会物质生产的增长速度超越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而带来较多的劳动剩余时，以提高人口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改善人口素质，利用自然、改造和征服自然为特征的发展则成为主旋律；当人口的物质生活需求和环境负载超越资源的持续利用保障和环境消纳的良性循环时，资源供给危机、环境保障危机、人口失业和相对贫困危机、民族冲突和社会秩序紊乱等现象就接踵而来。这时，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以当代与未来人口利益公平为追求的可持续发展就成为全人类共同进步的合力点。由此可见，生存、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组成了人类社会三个特征各异的演化阶段，分别对应着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环境文明的孕育与实现，也阐释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稳定与发展的对立统一。[2]
2.空间发展的非平衡演化
对于一个多要素共生的复合系统来说，由于系统内存在不同物质的子系统，因而既具有不同层次或等级系统上的包含或嵌套，又有同一层次缀块或子系统间的兼容或依存。由不同级次子系统或缀块整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时序演变上具有非平衡性，而在空间上看来，它又有不同子系统或缀块之间的相对稳定性，即在某一时段上系统呈现出多平衡态特征。正是由于系统内存在子系统的多平衡态的相对稳定性与动态转移中的非平衡性，从而在与外界物质、能量的交换过程中，系统通过能量耗散和非线性自组织机制，可使系统形成远离平衡态的有序稳定结构。
系统的能量耗散即催化循环会使系统发生“扰动”而产生涨落。随机的小的涨落将会因各子系统或缀块的叠加效应而被放大，使系统处于临界状态，在放大或“巨涨落”的作用下，使系统原有稳定态失衡，而产生新的稳定的有序结构，这就是耗散结构理论中的“通过涨落生序的新成序原理”。但在协同学看来，这种新的有序结构的形成是当与外部的物质、能量输入或输出达到一定程度时，系统内主要素或空域间的相互作用愈来愈强，需要在自组织机制下使其参加集体的协调运转，于是原先的低序结构被破坏而失衡，在进一步发展中便会形成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有序结构，即“通过协同学生序”使系统得以进化。[3](P179—181)
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借助与外部物质、能量的交换，依靠自组织机制进行结构重组和多部门、多地域有机协同的非平衡系统。人类社会从原始混沌的部落社会，历经涨落——革命、不稳定到新的稳定有序状态，进而发展到当今具有很强的地域、部门和生产力要素分工与合作协同的现代社会，正是这一非平衡系统演化机理的写照。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仍然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依赖而从中摄取愈来愈多的物质、能量，也更需要在转化物质和能量的过程中，一方面须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在向自然索取过程中有机地补偿和维护地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演化；在富国满足自身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享受的同时，也能够协助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对环境的积极保护。另一方面须遵循社会经济规律，在有序控制人口自身再生产和物质生产行为的过程中，通过有机地调整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通过调整社会利益机制，实现当代人公平参与社会发展和分享经济报偿；通过对话与合作，促进国家、区域之间发展的和谐。因此，只有使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两大系统在地域空间发展有序和彼此和谐互利，才能使社会稳定，也才能最终保障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理论辨析
1.稳定与发展的辩证
一个开放性系统之所以成为系统，就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开放系统的发展之所以是可能和必要的，就在于这个系统存在失稳的因素和为了生存而须同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稳定意味着系统结构的相对恒定和状态变化的有序，以及系统内部功能的协同和同外部物质能量供需的均衡。任何开放系统的稳定均是动态中的稳定，也只有在与环境交换中引入负熵流，才能保持系统内部物质能量的有效蓄积和有序催化循环，也才能依靠自组织机制协调各子系统或要素之间的均衡发展，从而保障系统整体功能最优，抗干扰能力最强。
发展即系统结构的涨落和关系的重组，意味着系统因结构失衡、状态失稳而产生功能的变迁，通过涨落达到新的有序结构，也标志着系统迈向一个更高层次的稳定。通过涨落达到有序，就体现了系统中微小涨落被放大从而成为系统发展的建设因素，也是一个系统通过失稳而重新建立稳定的发展过程。涨落是稳定系统中的不稳定因素，它总是使得系统失稳，但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尤其是系统处于临界状态时，微小的涨落就可能得到系统的响应而产生巨涨落，系统的失稳就被推向极端，使原有的系统结构、秩序在整体上被破坏，进而产生新的稳定结构和形成新的秩序。因此，发展不仅仅是与失稳相联系，也与稳定相联系。系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也是系统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4](P224)显然， 开放系统在动态之中保持稳定，是生命有机体的根本奥妙所在。
就社会发展而言，客观上存在诸如贫富不均、社会地位高低等差异，表明个体性状态和趋势的存在，故产生竞争，使系统失稳和产生创造性。而系统原本固有的整体性，则要求各社会阶层或区域空间须保持一种利益共同体上的协同，以求系统的稳定和获得整体化效应。发展的手段是竞争，而稳定的措施是协同。没有协同就不可能保障系统的稳定，没有稳定系统也就不可能进行有序的发展。同时，没有竞争和发展，也就不可能使系统呈现出更高层次的稳定。
值得指出的是，竞争和协同不仅相互依赖，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就是说，通过涨落放大，原有的发展竞争和创造性便转化为新的稳定协同目的态；其后新的稳定协同目的态在发展之中又会出现新的竞争涨落，出现新的创造性因素。亦即竞争之中有合作，创造之中有目的，反之亦然。竞争、创造以协同、目的为基础，协同、目的也以竞争、创造为前提。于是，竞争和合作、创造和目的的相互转化与促协，既决定了系统的稳定，又推动了系统的有序发展。稳定是发展的基础，基础不稳，发展则无序，创新也不复存在。发展是稳定的主导，主导不能创新、竞争和施展个性的张力，则稳定不复存在，也无协同可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持续掀起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不仅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些战后新兴国进入发达世界，而且也加速了第三世界国家为摆脱贫困和缩小差距所进行的改革浪潮。由于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社会稳定状态、结构和发展模式的否定，是加速的发展和巨型的结构涨落，因而现代化进程常常伴随着社会失衡和动乱。因此，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并用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给予旁证的命题：“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5](P38)就是说，要使社会稳定，就需要通过经济的较快发展来解决诸如发展欲望与发展不足、贫困与贫富差距矛盾等类使社会失衡、失稳问题。但伴随经济的增长，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和社会地位追求等更呈现出超前的加速增长。当社会难以满足时，就会出现各种怨愤；当经济发展过快，不仅引起经济结构失衡、资源供给欠缺和生态环境危机，而且因改革失度或不力，导致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失业严重、政治腐化、违法犯罪，以及文化观念扭曲、心理承受力差和民族问题等等，易于使社会产生较大的动乱，乃至政权的变更。因此在这位学者看来，不仅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会产生动乱，而且动乱程度与现代化进程的速度有关，即发展的速度越快，社会动乱越严重。尽管这一理论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的曲折经历和动荡教训，其命题所指出的二律背反的结论值得我国借鉴。但却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效应”，以及由于各国现代化模式不同，其结果也将显著不同这种现实，因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此外，社会失衡和动乱不仅与发展的速度有关，也与发展的周期相联系。由于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也决定了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周期性演化。如经济发展处在萧条时，社会易于产生失衡和动乱；经济的复苏，也往往伴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源于经济系统内部矛盾的对立统一和协调与非协调的规律性演化，但其周期的长短和涨落的幅度却与社会的稳定息息相关。同样，社会发展的周期性不仅源于社会系统内部的矛盾转换，也更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社会稳定能够保证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带动了社会的发展和更高层次的稳定。
2.总量供需与社会稳定
一个国家或区域系统内物质、能量和人力资源总量供需均衡既反映着人们的基本生活和发展要求是否得到满足，主要资源的储备和环境消纳污染的能力能否保障生产和生活的持续发展需要，也进而标志着社会的稳定，映象着发展的潜力和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由于上述总量的供需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所在，是社会经济结构稳定与否和环境支撑能力的功能表现，因此，调节其供需均衡不仅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需要。
诚然，特定时空域物质、能量的供需均衡是指在围绕最佳均衡点的某一领域里的供需等价，即有S（供给）∪D（需求）∈｛L，M｝或L ≤S∪D≥M，使S≌D。在这一状态范围内，物质、 能量的总供需之间虽有一定差异，但不破坏供给“源”和需求“宿”及其在供需过程的系统协同和自组织机制。同时，由于均衡域存在的适度势差往往会使诸总供需在其过程中得以充分认知、有序调整和有机协同。
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和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就是说，伴随人口（P）的增加和消费水平（c）的提高，既要使当年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供给（F）不低于当年的消费总需求， 也要考虑到下一年度的生产保障而需要一定的积累（α为积累系数），故使两者的差（α[,1]）控制在某一可接受的邻域内，于是有
cP－（1－α）F≤α[,1] （1 ）
社会财富的创造既与人力、财力和技术进步有关，更取决于再生资源（R[,1]）和非再生资源（R[,2]）的支撑。也就是说，社会总产品（Y ）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不能超过这两种资源在维持生态平衡前提下的可能供给，即有
θY－c[,1]R[,1]－（1－c[,1]）R[,2] ≤α[,2] （2）式中θ为资源转换率，c[,1]为再生资源的利用系数，α[,2] 为可利用资源剩余。
伴随现代化过程中科技贡献的日趋凸现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加速提高，以及人口的膨胀所引发的人力资源的失业问题，不仅困惑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决策和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也使人口较少的发达国家常感棘手。它不仅制约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且也加剧了贫富差异和因“无事生非”而带来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此，追求人力资源的供需均衡成为各个国家保障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决策议题之一。值得指出的是，保留适度的失业率有助于通过竞争调动劳动者的生产和工作积极性，从而能够推动经济和社会的有效发展。于是，我们可得到下列人力资源供需均衡式：
L－ωY≤α[,3] （3）式中ω为单位社会总产品或产值所需劳动力系数，α[,3]为适度人力资源剩余。
环境是人类社会延续的自然基础，而发展则是人类社会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能动表现。如果发展不能立足于可持续性，那么这样的发展势必胁迫环境向自然无序演化，亦将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保护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改善环境质量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既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础。环境质量的改善，既取决于环境自身净化能力的提高，又与减少人类生产和生活排放的废弃物及其治理有关。要保障环境质量即使环境的污染限制在某一可接受的邻域（α[,4]），则必须使环境消纳、自净的能力大于或至少等于废物排放的污染浓度。为此，我们有
υ[,1]（1－E）－υ[,2]W≤α[,4] （4）式中υ[,1]为环境自净系数，υ[,2]为废物污染浓度系数，E 为环境质量，此处定义为无污染的环境浓度；W为排放到环境中的废物总量， 分别来自人口消费、资本折旧与社会总产品的生产损耗和废弃物。
如果能够解决上述四个方面的总量供需均衡，或者使其保持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那么就可以基本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3.结构均衡与社会稳定
结构是指一个系统内部主要元素的状态及其之间的相依关系，它支撑着系统，决定着系统的存在和运动方式。结构不同，系统的输出功能和表现形式也截然不同，它不仅决定着系统的输出总量，也因与外部环境的能量、信息交换，决定着系统的稳定和发展。保障上述总量均衡的基础是社会内在结构的均衡与协调，这需要合理或优化产业结构、利益分配结构和区域发展结构内部及其之间的相依关系，以便促进经济的有序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产业结构是指决定物质生产、社会运行和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的一、二、三产业及其内部部门的构成，通常以产值或劳动力配置比例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的形态，进而反映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水平。产业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也就是说各产业之间应保持一定合理的物质能量供需比例，以便在适应和自适应中满足各方的需求，促进各自和系统的有序协调发展。然而，伴随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发展需要，以及资源供需紧缺和外部干扰，产业结构在慢变中也会产生大的涨落，从而导致产业结构、总量供需的失衡，引起行业、职业的分化和重组，引起社会地位、生活方式、贫富差异、文化水平、消费结构等系列变化；进而既使经济发生质的变迁，也必然引起其他社会结构和生态结构及其状态的变异，最终造成社会的失衡乃至质的变更。因此，产业结构的稳定与否，往往通过经济和就业总量的供需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稳定。
在某一时空域的社会财富相对恒定的情况下，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便成为矛盾的焦点，也直接决定着社会的稳定。历史发展表明，越是贫穷，社会的稳定程度越与利益分配的公平程度呈线性相关乃至指数效应。就是说，在人们的劳动剩余不足于满足自身和家庭人口的生存与基本发展需要时，人们对集体财富的公平分享就特别关注，也因此易于引起激烈的矛盾纷争和动乱。相反，在社会财富丰裕足以满足基本需要情况下，人们对不公平分享的忍耐度就较大，且社会进步也使财富的分配日益公平。有道是，经济愈发达，社会愈稳定。
就我国而言，长期以来存在的利益分配结构问题主要表现为：城乡收入剪刀差、贫富差异扩大化和脑体劳动收益倒挂。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依靠农业的发展支持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必不可少地存在着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农村和城市人均收入差异扩大化。与此同时，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平均”分配原则，导致“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脑体倒挂现象造成我国科教事业发展上的落后，也从根本上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伴随改革开放，上述两种差异在持续增大之后已开始缩小，特别是脑体倒挂现象正在发生明显的转变。然而，由于“权钱交易”而滋生的贪污腐化，由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机制、法规不健全而出现的暴富，由于行业发展不平衡或失业而产生的同劳不同酬及贫困，且因此而造成的贫富差异近年来有所加剧，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据估测，我国现阶段个人银行存款的80%属于不足20%的富裕阶层，因而尽管国家反复通过降息以求刺激消费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其结果却收效甚微。另外，我国迄今还有四千余万人口未能解决温饱，以及因减员增效而导致的较多下岗人口和低收入问题，亦均加大了社会的不稳定程度。
区域发展结构的失衡也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元凶之一。与反映社会阶层或集团之间的局部利益分配结构不同，区域发展结构则表现为地理空间上的整体利益差异。它既因自然环境和发展条件不同而产生经济发展上的离差，也会因民族和文化氛围不同而出现社会发展方面的明显差异，因而具有综合性和地域上的独立性。这种区域发展结构上的非均衡，既易于引起人口、资本的无序流动，也易于引起同一民族利益和文化的地域固守，从而在加剧地域非均衡发展的同时易于导致一个国家的分裂。值得指出的是，当今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却拥有80%的全球财富，因贫富差异悬殊和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而使世界难以安宁。
4.精神文明与社会稳定
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亦愈来愈强烈，因而精神文明问题往往成为社会稳定的主导因素。精神文明是指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步，它反映着人们的精神寄托、思想追求、信仰和思维方式是否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精神文明虽然与物质文明密切相关，但由于它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映象和对未来一切预期的理念与追求，因而它又超越物质文明，超越人们对物质运动规律的认识和社会发展的把握，会出现一些虚无飘渺的唯心史观和非理性意识及其邪恶行为。如果人们丧失对客观世界发展的正确认识和科学理念，如果把宗教信仰或非理性的意识作用于政治，强加于他人，那么就会产生社会的不稳定现象。当其在社会引起一定的误导和盲目响应，则会使社会产生振荡，乃至动乱。譬如近年国内出现的求神消灾、财运膜拜、“神功”治病等千奇百怪的伪科学意识、封建迷信和秘密结社等黑社会行为，乃至殃及全国或境外的“法轮功”事件，不但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严重危害，而且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亦使认识观、信仰自由、精神追求等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极大的混乱。
精神文明与人们健康的心理素质和文化行为息息相关。如果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和文化水平较高，对社会的丑恶现象认识就清楚，对其污染的抵抗就坚决，对不合理、不公平和危及自身利益的行为既敢于反抗，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理性容忍，从而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反之，若其心理素质较差和文化水平较低，除了对社会发展趋势和主流意识模糊不清，是非混淆，易于受邪恶观念诱惑外，对于可能遇到的不公平或挫折往往会产生过激行为，易于置法规和社会道德不顾而聚众犯罪或参与动乱，导致社会失稳。
5.外部环境影响与社会稳定
尽管一个国家或区域社会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其内部主要矛盾体之间的和谐度，然而社会经济的开放性又决定了既须依靠同外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来促进自身的有序发展，又不可避免地承受着外部不良因素的随机干扰，乃至遭受严重的破坏而引起系统的剧烈振荡和结构涨落。如果系统自身结构稳定和发展有序，那么抵抗外部干扰的能力便较强，或者对遭受侵袭破坏后的系统修复具有很强的自救能力。但当系统处于变革、急速发展和失衡状态时，外部的随机干扰即使强度较小，也会像导火索一样易于引发系统的急剧涨落乃至质的突变。
影响社会稳定的外部因素主要来自自然灾害的侵袭和国（区）外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诱导或冲击。自然灾害是生态系统失衡的表现，它往往源于人类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反过来又危及到人类社会的安全，引发社会失衡和动乱，迫使人类反省和谐与自然的共存。至于系统外部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干扰等因素往往与资源掠夺、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密切关联。诚然，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同外部交换物质能量和科技、信息，以带动和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及使社会更加稳定，但外部资本、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入也会破坏系统的原有经济结构、文化氛围和价值理念。倘若系统不能较快地滤波、溶解或适应、转化，则易使系统的经济、社会产生振荡和失衡。因此，如何正确地发展同外部的经济、文化和科技、信息交流，如何有效地抵御外部的干扰和破坏，以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则是一个需要不断实践和探索的问题。
四、社会稳定的调控途径与机制
社会稳定既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社会稳定，首先需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以便克服急功近利和局域获益的失衡性发展。同时也要纠正惟稳定论，以免使社会和经济在徘徊中慢步爬行。由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准则是持续和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依关系和物质能量的供需均衡，于是要求社会必须在稳定中得以发展，在发展中求得更高层次的稳定。如果我们的认识观还停留在传统的依靠征服自然、破坏环境、占有他人劳动、追求物质享受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的理念上，便不可能保障人类社会沿着稳定的“时间之箭”而有序地演化。
适度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的速度，以保障供需均衡和提高就业率；均衡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地域空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以保障社会安定；有步骤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和空间分布，以及提高人口素质，以减少未来就业和消费需求的长期压力；依靠科技进步，有效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加强政治民主化、社会法治化和精神文明化，均是保障社会稳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对于像我国这样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民族多元、经济基础较差、物质生产和社会福利保障还不能较充分地满足人们需要的发展中国家，在加速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因为诸如上述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予以有效地解决，社会的稳定也只有在发展才能得到保障；必须均衡利益分配，即在首先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前提下尽可能达到公平的分配和缩小贫富差距；应当尽力拓展就业领域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利社会的稳定发展；需要根据各地域的特点合理布局生产力，并采用一定的特殊政策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同内地经济的协调发展；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和广大民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按法规、公共道德约束自身的行为，克服和杜绝歪理邪说的社会污染，弱化社会矛盾冲突和减少犯罪危害；尽可能积极地创造一个周边和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环境，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和促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依靠政策、法规和市场机制的综合调控，而建立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强有力的廉洁高效的政府和加强中央政府的主导及宏观控制则极为重要。我国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已成功地驶入了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快车道， 但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实现发达国家需200年才完成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会面临诸多具有共性和特殊国情的问题，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受到外部强烈冲击而引发的社会经济失衡问题。在市场机制有待深化、健全情况下，我们必须依靠中央政府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来加强宏观总量供需、结构协同、利益分配和区域发展均衡的调控，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行业的发展和企业的经营，依靠完善法规来规范民众的职业和社会行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便消解人们的生活和安全的后顾之忧，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以便树立正气，克服歪理邪说的侵扰。因此，建立一套能使政府的决策科学化、施政廉洁和民主化、管理高效和法治化的调控机制与运行规则，则是我们需要急迫解决也需长期探索的问题。总之，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有序地加速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加强法治、精神文明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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