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话题与冷思考（八）——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题论文,冷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改革是一个主旋律。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社会主义运动是这样，共产党人执政的国家更是如此。特别是近2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所涉及的几乎每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离开改革都无从谈起。改革的话题在寻常百姓那里也成了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各路传媒对改革的报道更是层出不穷，关于改革的各种著述也纷纷推出。可是，真正对社会主义改革进行整体性研究、规律性研究的东西并不多见。据我所知，你是较早涉及这个领域的学者，10年前就有专著问世。先是你和徐耀新、魏力合写了一本很厚的《社会主义改革史》，随后你又单独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改革论》。
●那两本书写于1987年，出版于1988年。《社会主义改革史》对到当时为止世界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描述和研究，总结了一些经验和教训；《社会主义改革论》则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缘起、内容、实质、动力等规律性的东西作了初步探讨。现在呢，10年时间过去了。这10年来，中国的改革不断深入发展，其他国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从做研究的角度来说，我倒是很想把这个课题进一步做完，写出它们的续集来；当然，进一步扩大而言，我们国家的改革已经走过了整整20年的历程，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的改革也提供了很多很值得研究的经验和教训，为了更好地把中国的改革推向前进，我觉得很有必要对改革所涉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进行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深化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
▲改革有没有规律可循，这应该说是肯定无疑的。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否定或轻视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而是指社会主义改革作为一种全新的事业，面对全新的事物，它的规律只能到改革的实践中去逐步摸索，逐步寻找，没有现成的方案按部就班。
●10年前我就提出，社会主义改革有很多规律。其中比较突出的，我认为有三大规律：一个叫自觉有序性规律，一个叫整体性协同规律，第三个叫周期性发展规律。现在来看，这几个规律我觉得是存在的，而且确实是被实践发展进程所证明的，在今后的改革中仍然需要继续遵循。当然，同时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其他新的规律，深化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
▲能不能具体谈一谈社会主义改革的三大规律？
●比如说第三个规律，周期性发展规律，就是指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看，社会主义改革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因此，它的运动轨迹不可能是一条直线，而是波浪起伏的曲线，由高潮到低潮再到高潮，这样循环往复地出现。相应地，改革的基本任务并不是通过一次改革行动就能够完成的，往往要经过多次改革、多次实验才能完成。把握这个规律，就可以在战略指导上科学客观地分析形势，因势利导，既善于抓住机遇，促进高潮的形成；同时又能够尊重实际，当处于低潮时，适当收缩，稳步前进。
▲关于改革的周期问题，你曾经把社会主义改革史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50年代初至60年代前期的“最初尝试”阶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深入发展”阶段和70年代后期开始的“全面高涨”阶段，每一阶段都经历了从涨潮、高潮到退潮的周期性发展过程。那么，现在世界社会主义的改革是仍处于第三个周期的某一个潮段呢，还是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这些国家的改革问题需要另外讨论。就社会主义改革来说，改革的进程以中国为代表进入了第四个周期。这第四个周期是在一种全新的力量态势下开始的，面临着许多比以往各个阶段所遇到的更复杂、更高一个层次、更加深入的问题。我们必须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只有思想准备充分了，各种矛盾、各种困难认识清楚了，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其实涉及到我要谈的改革的另一个规律——自觉有序性规律。自觉有序性规律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改革的自觉性。改革不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强制力量使这个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共产党作为国家的领导者自觉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从完善现有基本制度的目的出发，对传统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动。
▲不过，从改革的缘起看，并不是每一项改革都是自觉的。比如中国的农村改革，在初始阶段就不是来源于某个政治家的社会变革计划，也不是出于某个理论家的系统论证。它带有很大的自发性，说白一点是由饥饿逼出来的，长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农民成了改革最初的发动者和生力军。只是这种源于生存目的的社会变革冲动，得到了社会领导力量的适时引导，没有衍变成激烈的社会冲突，而是被纳入了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的良性轨道。
●关键就是这个“适时引导”。事实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只有从主体上、领导力量上能够充分认识改革的必要性，这个改革才有可能比较积极地同时也稳妥地推进。自觉有序性规律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说改革作为一种主体自觉性的运动，是在相对有序的状态下进行的。从实际情况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改革失去了它的有序性，那是要出问题的。苏联东欧变化之后，有些国家在一些做法上带有比较大的盲目性，确实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谈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我一直思考着的问题，即中国改革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不同运作方式问题。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在经济方面大致可以算是自上而下的话，在政治方面却基本上是自上而下。任何一个满怀改革热情的企业家、学者、商人以至中下层官员，都可以在经济改革领域施展自己的一技之长，并逐步使之获得上司或主管部门的认可而成为改革新经验加以推广，即所谓“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却不是这样的，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是最高权力部门的决策，然后自上而下地贯彻和施行。并且，政治决策要对经济运行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控制，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四项基本原则的制定和一系列两手抓策略的采用。是不是可以说，正是这种经济上的相对自由和政治上的有效控制相结合的社会变革模式，保证了中国今天的稳定、发展局面？
●经济体制改革并非全是自下而上，它也有很多是自上而下，如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也并不完全自上而下，它也有一些是自下而上，如基层民主建设。总的来说，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要结合起来。在不同领域有不同侧重。政治体制改革，由于它的特殊性，主要应自上而下。不管何种模式，反正乱是不行的。俄罗斯，还有东欧一些国家，现在怎么样？当然，也有人说，乱过一阵以后，它会走上正轨，会比我们发展得更好。那么，乱是现实的，乱过之后到底如何？从长远来说，肯定会走向新的体制，新的体制建成了，也可能取得快的发展速度。但是，从现实来说，它付出的代价不能不说是非常惨痛的。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你叫它乱一下，乱了以后就行了，完全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中国总体上应该说不能乱，一乱不可收拾。
▲你说的整体性协同规律，是不是指改革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所涉及到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区域和部门都不可能彼此孤立，各自为政，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
●对！每个部分和局部的改革都不能脱离整个系统的改革，而整个系统的改革又影响和决定着部分和局部的改革。按照这个规律，主要是要认识改革是全面的改革，这一点小平讲得很清楚。单独一个方面改革，其他方面不改是不行的。经济体制改了，政治体制改不改？相应地，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当然都要改革；不仅体制变，思想也会变，生活方式也会变。这是一个方面。同时，全面性、整体协同性还包括各个部分、各个领域相互之间的关系。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尤其是对中国来说，特别要处理好。如果经济体制改了，政治体制不动，不解决一些实质问题，就会形成很大的阻力，使改革陷于停滞，所以小平说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深化的一个标志；当然，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急躁冒进，超越了客观现实的需要与可能，特别是超越了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也会造成天下大乱。
把握激进与渐进的辩证法
▲探讨社会主义改革的战略进程，还有一个激进与渐进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主要表现为对几十年社会主义实践所留下来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的否定、继承和发展。改革伊始，每一位改革领导人都声称自己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要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这表明，社会主义改革在总体上应该是渐进的。不过，苏联东欧的“新思维”式改革不久便渐渐出轨了，最早掀起改革高潮的中国却基本上沿着渐进发展的路线坚持了下来。
●中国的改革到底算是渐进的还是激进的，有些不同看法，绝大多数人认为是渐进的，但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是激进的。怎么个激进呢？从区域或者领域来说，改革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村改革一开始就涉及到产权，涉及到市场，而城市改革归根到底是要解决所有制及整个机制的问题，这无疑都是激进的。这个看法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但对中国改革的总体判断是不准确的。中国的改革应该说总体上是一种渐进型的改革。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中国改革在形式上是渐进的，在内容上是激进的；在过程上是渐进的，在结果上是激进的？比如有学者说，以中国80年代初不过两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有着8 亿人口的农村生产关系大变革而论，这应当说是相当激进的。
●我说中国改革在总体上是渐进型的改革，还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就改革的整体特征而言的。渐进型的改革并不等于改革的所有内容都不触及到本质问题，不是的，改革触及到本质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触及整个机制、市场机制问题，它也涉及到产权问题，涉及到所有制问题。但是，从它解决这些问题的进程来说，或者说从它整个操作过程来说，它所推展的进度来说，它所需要的条件以及可能性来说，方方面面都有一个逐步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很显然，中国的改革大体上是从农村开始，然后向城市发展的，这就经历了一个渐进发展过程。城市改革其实也是渐进的过程，它首先搞试点，然后全面逐步推开。这是从形式上讲的，从改革的内容上看，农村改革当然一开始就涉及到所有制问题，但到现在也不能说所有制彻底变了。我们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不是说哪一天突然之间搞了个什么私有制。从城市特别是企业改革来说，也不是突然哪一天就搞了市场改革，也是一个逐步适应市场的过程，逐步市场化到今天。最初的下放自主权就是走向市场的一个步骤，后来利改税，然后其他一系列措施，都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尽管有些措施从最终目标来看，作为一种永久性的措施确实无疑，但有过渡性。那些过渡，也许现在可以很轻松地说没有必要，但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认识水平，以及走向市场的进程来说，应该说是必要的，无非可以探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更为合理。
▲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提法，比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等，一直到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建设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劳动力自由流动，市场体系形成，国家宏观调控机制健全，当然还有市场主体发育成熟，这些东西在我们国家必定是逐步发展的。你不能说，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哪一天，市场的所有东西全解放了，自主经营，国家什么也不管了，让大家都搞市场去。不可能的！市场在哪里？主体自由到底多大？自主权到底有哪些？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我认为总体还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
▲怎么看待原苏联东欧地区那些国家的改革？
●这些国家1989年之前的情况我们现在不予讨论，从它们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是俄罗斯，教训非常深刻。最早提500天计划， 怎么可能完成？500天就大功告成，什么问题都解决，想当然，想得那么天真。后来又提出休克疗法，激进疗法，认为休克一下子就行了。再后来当然还有些其他提法，都是属于想当然。事实证明，它休克了吗？休克以后苏醒了吗？实际上就是帮俄罗斯制订改革方案的萨克斯他们，美国人他们，都基本上认为，俄罗斯休克疗法是失败了。制订计划的人都说失败了。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整个俄罗斯的改革即便不是完全失败，也至少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本来前两年我们还估计，它的经济已经开始回升，可现在明摆在这儿，他们自己说还没走到谷底，正在走向深渊。不是说俄罗斯今后不会再发展，肯定还会发展。经过调整以后，经济会有发展，这是由市场经济天生的动力机制决定的。问题是这么几年它付出的代价和它应取得的成果不成比例。所以这就存在一个取舍问题，战略上的选择问题。
▲他们倒真把改革弄成一场“革命”了。
●改革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革命，从表现形态、战略选择来说，还是应该走渐进式的道路比较现实，比较稳妥。政治家考虑问题、管理国家，不能从浪漫的假想出发，以为设定一个目标，不顾一切拼死达到这个目标，其他什么都不顾，而且定能成功。这是太天真了。必须根据现实的条件，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步子，坚韧不拔地朝着目标前进，然后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当然在这渐进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什么东西都不从本质上解决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不是这个意思，都在逐步地解决，问题是在解决的时间和方式上要有所侧重。根据改革的周期性发展规律，在不同的时机，改革采取的战略可以有所不一样。时机成熟、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改革的步骤可以更大一点，更深入一点，面更广一点，触及实质问题、解决难题更集中一点。这样，改革相应地可以带有一些激进的性质。当条件不够成熟，或处于不利条件下，改革的步骤就可以适当放慢一点，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定那么多，也不一定那么集中，也可能达不到那么深入的程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句话，不同的阶段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邓小平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我认为主要是就改革的结果将引起生产力大发展这一社会功效而言的，同时考虑到在变革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某些具体方面的革命性质变，并不是直接阐述改革的性质。或者说，改革即便是一场革命，也只是对体制的革命，而不是对制度的革命。江泽民就明确说过，我们的改革是对旧体制的革命，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另外，“改革是一场革命”还表现为一种政治策略性提法。把改革称之为革命，可以有效地唤起民众对现行体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严峻性和进行彻底变革的迫切性的深刻认识，极大地调动他们关注和参与改革的热情，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使各项改革计划获得最理想的舆论效应并得到尽可能广泛的社会支持。这同邓小平在别的场合谈到过的“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选贤任能也是一场革命”之类提法具有同样的策略功效。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颇有深意地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实际上，中国改革虽然力倡对某些过时的体制和观念进行根本改造，但国家的领导力量、指导思想、社会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等实质方面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继承，当然这种继承被同时注入了改革的方法和内容。这使得改革在总体上对传统的态度是继承大于否定，体现了一种建设性的扬弃，一种积极的但却是改良式的社会变革。
●你认为改革实质上是一种改良？
▲是的。不过这种改良决不是社会主义史上改良派行为模式的翻版，不是忘却未来目标的实用主义妥协，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克服教条主义之后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智行动。它走出意识形态的误区，摆脱社会主义实践中一度存在的“革命拜物教”，让名实之争服从于社会发展的现实运作，在深层次上体现了革命与改良作为两种效应互补的社会改造手段和社会发展战略的有机结合。这样的改良必然要在很多特定方面表现出它的革命性来。俄国学者鲍·斯拉温有一个观点，他认为革命有两种形式：一是武装斗争，一是改良。这对我们理解革命与改良、激进与渐进的辩证关系很有启发。换句话说，改革作为一种改良，必然是高要求的改良，或者说革命性的改良。
●这种说法是定义性的还是策略性的？
▲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凡是执政党领导的社会变革，都只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从政治角度考虑，只有在总体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局部的否定和革新，才可望满足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大部分要求，从而使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获得保证。而保持政治稳定，撇开意识形态争论，直接着手经济上的改革和建设，恰恰又是中国在经历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和组织混乱之后惟一可行的发展道路。
●能不能称“革命性的改良”，还需要琢磨。不过，我觉得，在名与实的关系上，“实”是最重要的。着重点应放在研究“实”的问题，而不是“名”的问题。“实”搞清了，定什么“名”，人们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有机结合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发展问题，改革正是因其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卓有成效而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
●一个社会的发展，总是有一整套运行机制。运行机制表现在很多方面，但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两个机制：一个叫做动力机制，一个叫做平衡机制。这两种机制结合的程度，可以说反映出一个社会成熟的程度。一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包括它外在的形式和体制，是不是确实处于比较良好的状态，根本上就要看这两种机制结合得好不好。改革说到底也就是要既保证整个社会有强劲的动力，同时又保证社会有良好的平衡，两者缺一不可。
▲根据传统的说法，似乎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机制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社会主义社会则更注重解决平衡机制问题。
●从过去的资本主义来看，应该说它动力机制是始终比较强劲的。为什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种生存的压力、生存的危机，使个人的行为与个人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得拚命干，才能生存下去，生活的质量才能有更大的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主体内在的动力强劲得多。但问题是，这种动力如果忽视了平衡也是不行的，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过去才有那么多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与人之间极端的不平等，以及混乱、腐朽、残暴等现象出现。
▲有的不健康的社会现象也许不能归结为制度原因，或者主要不能归结为制度原因，比如空虚、吸毒、暴力等；同样，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也并不一定是由某种制度带来的。它们可能有着一个共同的深层次根源——现代技术的进步及其产生的正负社会效应。也就是说，某些社会现象，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所必然面临的，与社会制度没有多大关系。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说资本主义社会过去忽视平衡机制，当然是相对而言的。资本主义本身也在不断调整、发展。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是由不同力量组成的，各种力量之间进行磨合。比如，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不断提出一些解决平等问题方面的要求。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策、体制不断发生变化，到后来它实际上已在解决平衡问题方面有了较大的改进。作为社会主义来说，它从诞生之日起针对的主要目标就是过去社会的不平衡现象，理所当然地把注意力比较多地放在平衡机制上，努力使社会形成比较平衡发展的状态，在这方面应该说是有成绩的。社会主义把过去那种混乱的状态，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都加以治理，出现新的面貌。整个经济也不是说始终没有发展，它是有很大发展的。苏联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也不是说综合国力没有提高。道理很简单，它把整个社会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更高的很强劲的生产力。可进一步推敲发现，包括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动力机制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搞计划经济，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平衡了，均衡了，但是这个计划到后来主观色彩过于浓厚，决策失误也相当多，尽管它在合理调配的基础上也不是一点没有成就，问题是计划经济发展之后，整个社会完全由计划来推进的话，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就缩小了，甚至失去了。什么事情都由国家来管，都由国家操心，我自己、我个人、我单位操什么心？操心也没用。结果增长了惰性。缺乏生存危机的压力，就没有内在的动力搞创造，搞革新。这样一种情况长期下去，对社会发展当然不利。
▲我们过去主要靠精神、理想、信念等等来解决动力问题。
●这个需要，人需要有精神。不过，从整个社会来说，光靠精神不能解决吃饭问题。历史唯物论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人是要吃饭的，首先要考虑物质利益问题。如果行为与利益被隔离开来，或者缺少了内在的联系，人自身的动力当然就会削弱。所以说到底，我们过去体制的弊病就在于比较注意到平衡问题，当然平衡问题也不是解决得很好，而从根本上忽视了动力问题。在一定的阶段我们发展了，而在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动力不足了，相比而言缓慢了，停滞了。
▲也就是说，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可以说是应运而生。整个改革说到底就是要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动力机制问题，同时把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进一步结合起来。
●正是这样。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里的各种承包制，什么财政包干，还有后来的进一步发展为股份制，甚至说个体、私企，某些地方发展一些私有制，根本上就是要把人的行为同人的利益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包括现在一些产权改革，不也是这个意思吗？结合起来，然后使它自主地发挥内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当然，在解决动力机制的时候，还要注意平衡机制，抓住了一个丢掉了另外一个，那也不合适。所以在改革过程中，怎样处理好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关系确实非常重要。
▲这方面目前有两个重大问题亟需解决，或者说正在解决：一个是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一个是下岗职工安置问题。这两个问题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又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彼此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
●企业过去养了很多冗员，从提高效率来说，不需要那么多人。人多了，内在的管理又跟不上，机制又不活，都懒了。一懒了，大家都倒霉，国家也倒霉。我们就要形成一个好的机制，让它充满活力，让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经营得好大家都能得到好，经营得不好大家都倒霉。这样一来，必然要把富余人员裁掉，能干的人也可以自行选择，双向选择，寻找一个更能发挥能力的地方。因而，下岗是社会出现的必然现象。可问题还有另一面，社会还要均衡，下岗、失业也不是绝对的就完全是纯粹个人原因。从政府、社会来说，如果这么多人的工作、生活问题不安置好，啥都不管，那这个社会也会乱套。所以，也得考虑平衡问题，也要解决这些人的基本保障问题，为他们创造条件，适当解决他们的困难。如果这一条没有了，另外一条也搞不好，事情就糟了。
▲还有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是不是也涉及到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问题？
●那当然。从动力机制来说，就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任何企业都要到市场上去拼搏，去发挥你的创造性，去取得你应有的利益。但是，要看到市场本身，市场主体本身，如果完全按照它内在的利益驱动的话，也是有利有弊的。利的方面，那就是它创造、创新、生产更多更好的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到市场上去实现它的价值，实现它的利润。但既然有利益驱动，它就可能既以合法的途径取得正当利益，也必然蕴含着它会走其他“捷径”，虽然是违法的、不合理的，但对利益来说可以见效，它同样会不择手段。所以，完全听任市场去自发活动和解决问题是不够的，这里有一个平衡问题。国家、政府必须宏观调控，制定规则，加强管理，把二者结合起来。
▲事实上，对资本的自发活动进行管理，现在已经扩展到国际社会、扩展到整个世界了。世界经济正加速一体化，如何使这个经济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能以一定的途径和方式从宏观上予以有效地调控和管理，成了很多国家都必须注意的问题。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国际性的协调机构，加强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调配合，对国际资本运作和世界市场进行有效管理。比如七国集团，还有其他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就可以从全局上，当然更多的是从发达国家的角度，考虑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
●从现在来看，对资本的管理是个大问题，特别是流动资本。流动资本世界上有几千亿，每一天在每几分钟之内甚至可以把一个国家打垮。对筹集资本来说，资本在国际上流动当然不是说绝对没有好处，也有它的必要性。但是，它的破坏性也是非常大的。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站得住脚，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市场还没完全自由化，特别是资本市场。依照原来西方国家的看法，中国没有彻底市场化，没有与世界经济接轨，要加快这方面的速度。但是我们还是稳步前进。现在，反而是原来被他们认为是祸的东西，不好的东西，确确实实起了好的作用。这就说明一个问题，看问题不能那么简单。资本自由流动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要不要加强管理，现在看来恐怕一定程度上的管理、调控是必要的。从国际法来说，对流动资本包括投机资本是缺少监管方面的规定的，它从事这方面投资，没有什么法律可以管得了它。巨额流动资本的作用不亚于一个政府，它可以把一个国家的政府搞垮，也可以帮助一个国家的政府搞好。所以，需要研究这些问题，这也是研究动力与平衡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处于改革过程中的社会通常是比较脆弱的，旧的体系受到冲击，新的体系尚未完全形成，稍不注意就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这就需要对稳定和秩序予以充分的关注和强调。我们讨论社会主义改革问题，恐怕不能不讨论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改革与稳定的关系问题，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改革本身呢，它就是打破一种旧有的平衡。它本身不是一种稳定状态，而是要打破这种稳定状态，所以你要说绝对的稳定是不可能的。但问题是，在改革进行的过程当中，仍然需要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1995年，江泽民在论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需要正确处理的若干重大关系时，第一个讲的就是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他说，要把加快改革与发展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的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可能出现的困难，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这应该说是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路。
●改革要掌握好度。每一步走出的路子、步子到底怎么样？社会是不是能够承受？能不能取得相应的效果，同时也不引起较大的混乱？我们说改革是革命，是指深刻的程度，从形式上来说并不表现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我始终觉得改革要比较地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社会政治的稳定是任何改革顺利进行必不可少的条件。
▲中国改革其实是相当强调稳定的。邓小平就明确说过，稳定压倒一切。作为一个高明、睿智的实干家，邓小平历来强调工作不能只满足于热闹的形式，而要求深入扎实的内容，精雕细刻，注重一点一滴的积累。他认为发展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那种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的“大跃进”，是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他还说，如果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竟然发生了矛盾怎么办？那就一定要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
●过去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很多动乱，中国当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从实际情况上看，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对改革都是不利的。这种社会的不稳定、动荡，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破坏改革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干扰、转移全社会的注意力，造成社会的紧张，阻碍改革的顺利进行，甚至给改革和老百姓带来严重的灾难。所以我觉得，从战略指导上说，怎么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还需要解决，需要重视。
▲加强制度建设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我认为，改革决不能只追求轰动效应，更重要的是进行稳步渐进的制度建设。在改革中要树立这样的观念：凡是有利于制度建设的东西，哪怕它有可能暂时延缓改革的进程，都是好的；凡是不利于制度建设的东西，不管它在短期内能够取得多大的实际利益，都是不好的。试图用运动的形式搞改革，好大喜功，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是一种极为有害的做法。它只能造成“一窝蜂”现象，一哄而上，大起大落，不是在持续积淀的阶段性成果基础上稳步前进，而是周而复始地在原地兜圈子。这势必延缓改革的实际进程，甚而最终断送改革大业。
●可也有人比较浪漫地想象，让它乱一下子，大乱达到大治嘛，乱过以后就治了。好比下一场大雨，狂风暴雨之后，不就晴空万里了吗？这其实只是一厢情愿。从前景来说，暴雨过后就完全是晴空万里吗？是不是经历过折腾之后预想目标就能够实现呢？坐在书房里、在书本上能够想象，现实生活不完全、甚至根本不可能这样。也许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之后就再也说不清了，乱了以后可能是谁也控制不了，结果到底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谁都说不清楚。鉴于这样的情况，必要的稳定就不能完全从浪漫的设想出发。还有个呢，即使说折腾了多少年，乱了多少年，可能会出现一个治的局面，出现一种新的机制，但是你也得算一算投入跟产出的比例，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得到了多大的成果。如果折腾了多少年，老百姓受尽灾难，连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你叫他去相信美好的前景，许诺未来有个饼子在那里，怎么可能呢？这个代价绝对不值得。
▲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说，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搞法制之所以靠得住，我理解，一是因为法制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当一切社会冲突的解决都被纳入法律范围内进行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政治统治才被证明是有效的和正当的，社会也才能在一种富有活力的稳定状态中运行，不致于滑向僵死和混乱这两个极端；二是由于法制是保障改革成果的有效手段，在螺旋式上升的改革进程中，必须要随时注意把改革的阶段性成果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为准则，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总而言之，推进改革的总体战略必须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我们强调改革的同时保持稳定，决不是只要稳定，不要改革。改革在必要的情况下，也要有一些突破，也要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仅仅屈服于既得利益者的一些要求，不敢动，不敢改，那也不行。抓住机遇，该干的时候大干一场，只是在干的同时必须注意方方面面的利益和关系，特别要对涉及社会政治稳定的问题予以密切关注。
重视改革的理论建设
▲中国改革开放迄今走过了整整20年的历程，世界社会主义改革史则更长一些。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关于改革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应该说已经初露端倪，对社会主义改革进行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总结过去，指导未来，时机已基本成熟。
●实践与理论总是双向互动的，新的实践需要新的理论作指导，同时，新的实践又产生着新的理论。中国改革产生了自己的比较成熟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总结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不断地从实际出发，提出一系列充满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观点，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同时，又不断地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使其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愈益深入。
▲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是一种理想状态，并不是自发地就可以实现的。没有思想的运动，或没有运动的思想，在历史上都屡见不鲜。重视实践的同时也重视理论建设，应该说是我们的优势。现在一些东欧国家的左翼运动之所以困难重重，有学者分析，理论上的薄弱是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我们在改革的实践中不断进行着理论思考，邓小平理论就是这种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的产物。也许有人对邓小平理论算不算理论有不同看法。邓小平的著作主要是一些报告、谈话和指示，没有很多长篇大论专门作理论分析的思辨性文章；表述的大多是明确的论断和观点，有的作了较多的论证，有的并没有将推理、论证、演绎的逻辑过程更多地展开。这种形式上的特点与理论体系的判断是否矛盾呢？应该说，所有这些，都是思想的表现形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邓小平说的，都是我们已经干、正在干和将要干的事情，所以与我们的思想和现实生活贴得很近，一听就懂，很容易理解。有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只要被小平点破，就变成了非常简单明了的道理。我认为，理论的特质并不在于语言形式的深奥，而在于思想内容的科学、深邃和系统。判断一种思想观点是不是理论，关键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只要透过形式，考察邓小平理论的实质性内容，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邓小平提出的整个思想观点，不仅有着相当的理论深度，而且有着内在的逻辑上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的确，邓小平理论不是书斋里的逻辑推理，而是对社会实践的深刻总结。它叙述直白而思想深刻，表达轻松而逻辑严谨，复杂的思维过程是在头脑中完成的，落实到语言表达上便成了“精而管用”的大白话。邓小平理论不是预先构思好的体系，改革开放也不是按预先设计的方案亦步亦趋，它们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修正和完善的结果。一连串的现实思考逐步推进，构成了日益完备的科学体系。这样的体系无疑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个不断走向成熟的体系。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发展也是这样。邓小平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不断丰富和向前发展。党的十五大就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理论突破。目前，党中央又发出兴起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的通知，明确指出，在跨世纪的历史关头，面对艰巨任务和严峻考验，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大胆探索的勇气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以坚韧不拔、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事实上，每当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关头，我们党总是结合不断发展的实际，加强理论学习，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这里的关键是要结合不断发展的实际，说到底是一个学风问题。
▲邓小平理论对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它从产生、发展到成熟，始终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学风问题的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历史证明，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中国革命和建设就大踏步前进；解决得不好，党和人民的事业就遭受损失。迄今为止，我们党有过三次大张旗鼓地强调学风问题的重要性。第一次是40年代初的整风运动，第二次是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两次强调学风，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在世界局势迅速变化和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走向深入的今天，党的十五大再一次强调了学风问题的重要性。显然，我们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时期，必将碰到许多新现象、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观察、研究和解决，继续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切实推进我们正进行着的宏图伟业的前提和保证。
●十五大强调学风问题，是有针对性的。社会上确实存在着种种学风不正的现象：有的仍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一切都以书本上讲过没有、讲的什么为标准，对现实生活的变动熟视无睹，不予研究；有的抱着僵化的观念，不知道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自觉不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立起来，以前者的只言片语从整体上否定后者；有的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一切以自我，以本单位、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为准绳，无论对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还是对中央文件，都断章取义，任意曲解，或阳奉阴违，变相抵制；有的不尊重客观实际，或抓不住理论的整体和根本，总喜欢在名词、概念上兜圈子，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用词造句问题上争来争去，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
▲重视改革的理论建设，毫无疑问，核心是要重视和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怎样学习？怎样研究？中央通知指出，要坚持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为重点，密切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当代世界的深刻变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种联系显然不是把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同现实实践进行简单的、词句上的对应，而是要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以邓小平理论作为方法论基础，切实有效地思考和解决现实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把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责任编辑注：《热话题与冷思考》（一）～（七）见本专题1997年第9期、1998年第8期和199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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