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二版）导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论论文,利息论文,货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Geoffrey Harcourt和Peter Riach召集这么多研究并追随我的著作的杰出经济学家——包括我知道的几个年轻人来续写我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第二版”实在是一个极好的主意。他们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两卷本共39章全是以远见和博识写成的，还利用了我的30卷本《凯恩斯全集》。对于我60年前阐述的简单的思想至今仍然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兴趣，我深感荣幸。
我在生命还处于全盛时期就离开了人世，实在是一种遗憾。我去世时年仅62岁，本来完全可以指望活得像我父母那样长。也许我本不应该抓那么多事情做，以致使我过于辛劳。
我写作《通论》的目的是为了摧毁古典就业理论（即用一种理论来否定另一种理论）。并且为从总体水平上分析经济活动提供一种新方法。几乎在我于1930年刚刚出版了两卷本《货币论》以后，我马上意识到经济学缺乏一种从总体上决定产出水平和就业的理论。传统理论假定就业仅限于真实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这一点上，而且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相信这种观点。被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都有需求，以致就业水平决不会受到有效需求的限制（有效需求这一词是我从马尔萨斯那里借用过来的，马尔萨斯关于这些问题的思想已被埋没一百年了）。我在国王学院的同事阿瑟·庇古相信这一点并试图这样来说服我：本世纪30年代的大量失业是由于工人要求获得高于其边际产量的工资造成的。
我在财政部的朋友（他们负责公共政策），也相信这一古典的故事：有了自由竞争，经济将自然地趋于充分就业。按照现代的说法，我的理论表明，花费更多的货币来创造工作机会将“排挤”私人的支出，由于可利用的投资资源的数量是有限的，因而经济从根本上讲是供给约束而决不会是需求约束的。其他明智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怎能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相信这种故事已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猜想我自己长期以来一定潜意识地相信这一点，否则我决不会费心费力地去写两卷本《货币论》。放弃习惯的思维模式始终是很困难的，而且我意识到在《通论》中也有一些习惯的思维。由于我事先相当不谦虚地宣布《通论》是一部“革命性”的著作，从而给我的一些近代的古典／新古典对手们提供了进行攻击的借口——这样的攻击后来越来越多。
当《通论》出版时，几位与我一起工作的经济学家难以领会我在说什么。从当时的评论和我持有的通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庇古把它描述为“对别人的讽刺评论的一个发源地”！确实，我的文体不是最好的，但我要辩白的是，我在写作该书时遇到了几个困难。由于在我之前不存在正式的宏观经济学，因此我不得不发明一整套新的术语。我的健康状况也较差，而且后来我在收入和度量单位的适当定义问题上陷入了困境。我最终用工资单位来衡量真实收入，即以具有小学一年级文化水平的劳动者的一小时就业为计量单位，其它文化程度劳动者的就业则以其工资对那一标准化单位的效率作为权重。现在，我认为当时没有必要把分析搞得那样复杂，而可以简单地采用一种价格指数。
可能我也应该以另一种顺序来安排各章的内容。正如我的最忠实的解释者Paul Davidson在他的杰作《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一书中建议的那样，我在第18章重述了自己的理论以后，才迟迟地在第19章和20章中讨论货币工资和就业的变化肯定是一个错误。这使得我的现代主要对手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声称第18章以后的所有内容应该被视为“与《通论》做出的主要贡献完全无关”，但事实上，这两章对于反驳工资刚性是长期失业的根源这一观点是绝对重要的。实际上，当这本书刚出版时，我就意识到我的整个理论需要“重写和彻底修改”（这些词是我与拉尔夫·霍特里的通信中所使用的。参见《凯恩斯全集》第14卷，第47页）。而且我已经计划写一本自由论战式的小册子来清楚地阐述《通论》中的观点，但战争爆发了。我不愿意写“第二版”，因为正如我在1939年提醒我的出版商那样，我的习惯做法是永远不会有第二版。当我想说一些东西时，我宁愿写一本新书。
虽然意识到我的读者和一起工作的经济学家在某些论点上存在着理解上的困难，但我在书中竭力要表达的思想是极为简单而且应该是明显的。是我的追随者和助手们使它们复杂化了！我的首要任务是削弱古典（充分）就业理论的一对支柱：其第一个观点是，真实工资使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使得真实工资决定就业，就业通过生产函数决定产量；第二观点是，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将始终能够自我筹措资金，因为利率是一种能使计划储蓄与计划投资相等的价格。我在国王学院的继位者之一James Trevithick把这两个信条的强表达式和弱表达式方便地称为萨伊定律（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J.Trevithick：《非自愿失业：凯恩斯主义观点的宏观经济学》，1992）。在我的《通论》“第二版”的各篇文章中，没有什么改变了我的见解，即广义上讲我的抨击方法是正确的；这种方法要求重新考察关于总体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古典假设，并抛弃古典的利率理论——利息是对放弃现期消费（由生产率和节约的实际力量决定）的报酬。然而，在详细阐述这种抨击之前，必须阐明我的方法论观点。
（二）方法论
我被一些批评家指责为不精确且缺乏严密性，或更一般地讲，缺乏形式主义。我感谢O'Donnell（第31章）坦率地记录下这一点，即我不反对以符号、数字、计量经济学等方式表现的经济学中的形式主义。我所反对的是不必要的和不相关的形式主义。正如我在60年前的《通论》中所说：“在近来的‘数理’经济学中，相当一部分只不过是虚构的东西，就如它们所依据的初始假设一样不精确；它们使作者在一大堆虚饰的和无用的符号中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的认识。”我相信马歇尔采用的方法是正确的，即采用形式主义时应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非形式的叙述，然后才是形式化。
这一建议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在我的《通论》中数学用得如此之少，但这仅是部分的原因。我在《通论》中给出的许多思想并不借助于形式主义。形成和驱动与无知和不确定性有关的人类行为的因素，大众的心理、新的信息的获得等等是不能合并到正规模型中去的。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而且《通论》中的大部分理论命题是建立在观察或经验支持基础上的，因而可以进行检验而不是推断。出于这一原因，我不反对计量经济学；我希望我的追随者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以检验并证实我的思想，然后他们就可以更为踏实地面对批评家。我在对丁伯根有关经济周期著作的评论中的明显批判不是对计量经济学的一种抨击，而是针对他的特定的方法论。
在《通论》中，我想（重新）建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并且改善经济学的科学形象和体面。古典理论的错误不是其逻辑而是其假设。与其他科学家相比，古典模型预测的失败已使经济学家的声望下降了。我在《通论》中提到：“普通人对经济学家的尊敬程度越来越低于其他群体的科学家，因为后者的理论成果应用于实际时得到了观察资料的进一步证实。……一种科学的理论不能要求事实去符合其本身的假设。”Gerrard（第32章）在一篇很有思想的文章中，充满好意地将我的《通论》描述为不仅是理论上的一场革命而且是方法上的一场革命，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真实的。
（三）古典就业理论
我以上所说的几乎等于古典理论在考虑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情况下的说明。确实，我接受了劳动需求的新古典边际生产力理论，事后看来，我不需要这样做，就如Brothwell（第1章）以及Darity和Young（第2章）所指出的，但是，我的决定性一击——它打开了一种新型失业的可能性——是要指出劳动力的供给不是实际工资而是货币工资的一个函数。工人们不可能决定他们自己的实际工资，而且，即使他们能够决定实际工资，仅仅由于价格的上升而导致的实际工资的下降，他们也不一定会减少其劳动。换句话说，工人们可能在大部分时间偏离其供给曲线，而且只要对劳动力有足够的需求，他们将愿意为同样的货币工资工作或者为一种更低的实际工资而工作（即保持边际生产力递减的假设）。我把这称之为非自愿失业，而且给它一个冗长的定义。我同意我的原始定义没有必要弄得那样复杂。而且我很高兴其他人给出了更为简明的定义，它们意味着在货币工资给定的情况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当然如果放弃建立在劳动收益递减基础上的边际生产力递减的假设，那么更多的就业就不会包含一种更低的实际工资；而且，就业增加、失业减少和不变的或上升的实际工资可以同时出现。因此，我同意只要接受了古典就业理论的第一条假设，就会给我的新古典批评者以攻击的手段，还有更近些年来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声称我的非自愿失业理论依赖于货币工资刚性，而且实际工资的下降是就业上升所必需的。另一方面，我相信我的批评者为了其自身的目的而蓄意曲解了我的本意。在《通论》中，我早已相当清楚地指出：在总体水平上，不是实际工资决定就业，而是就业（由总需求决定）决定实际工资。由于无法知道工资削减将会对总体就业水平产生怎样的影响，所以微观层面上的劳动力需求理论不能移用到宏观层面上来。
现在，让我们转向古典就业理论的第二个支柱，即利率在使得储蓄和投资实现均衡中的作用。关于我对古典的利率理论的异议，以及为什么我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不同于可贷资金理论（该理论仍然支持利率能平衡储蓄与投资的观点），Lawlor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概括（第20章）。我的论点与古典理论的背离从本质上讲有两个层面。首先，我不相信利率是“等待”的报酬。人们可能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放弃目前的消费，因为他们希望保持流动性。其次，储蓄主要是收入的一个函数，因此，必须在知道利率以前知道收入水平。但是，通过利率对投资水平的影响，收入水平部分地取决于利率。因而古典的利率理论是有疑问的。只有在收入水平给定的情况下，才能说利率使储蓄和投资均衡了，但应假定必须用什么证明当投资和储蓄发生变化时收入将保持不变。
众所周知，我用我的流动性偏好理论来代替古典理论。在流动性偏好理论中，我把利率定义为放弃流动性的报酬。因而，利率不是在商品市场决定的，而是在货币市场中由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货币利率可能不会诱导足够的投资以适应于充分就业储蓄的事实，对我的模型中实现长期的充分就业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四）有效需求
推翻了古典的就业决定理论以后，有必要代之以一种更合理的理论—一我是通过引进有效需求原理来做到这一点的。我认为我的关于这一主题的第3章是全书中最重要和最富创新精神的，但它当然只是一个更为庞大和复杂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在我的封闭经济的简单模型中，国民收入和就业是由有效需求的点决定的，需求是由消费投资决定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收入决定的；投资是由利率决定的，而利率是由货币供给和流动性偏好决定的。我的体系中的因变量是收入和就业，最终的独立变量包括：第一，与消费、持有货币的需求和资本财产的未来收益的预期有关的各种心理倾向；第二，由雇主和雇员之间的谈判决定的工资单位；第三，由中央银行的活动决定的货币数量。我还把几个因素视为给定，特别是竞争的状态。《通论》“第二版”的大部分撰稿者集中关注的是模型的特定组成部分，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阐述和扩充，但整个模型基本上未受损伤。给定独立变量，推理的链条就由利率到投资再到收入，并且返回到利率，除非货币当局使它稳定下来。给定货币需求是收入的一个函数，我在《通论》中把利率作为一个独立变量是一个盲点，而且我应该对货币供给创造的过程谈得更多一些。然而，Sheila Dow正确地指出（第24章）：尽管我把货币供给作为我的三个最终独立变量之一，但我并不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从由银行扩张信用（受货币当局的影响）的意愿决定这个意义上说，货币供给是“给定”的，但它当然不处于系统之外。但是，多谈一些它的内生性是会有帮助的，尽管与今天相比30年代盛行的银行体系要简单得多。这可能已经挫败了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的复兴，尽管我怀疑这一点。与弗里德曼浅薄的断定相反，货币在《通论》中一直是重要的。今天，作为—个现实主义者，我会把自己定位为介于货币供给曲线的水平论者与垂直论者之间，通过把中央银行决定利率的力量和内生的要素结合起来，引出利率与货币之间关系的一个阶梯函数。只要货币供给不是完全内生的，从全部需求决定的意义上说，我在《通论》中详述的货币理论保持着它的全部实质。
（五）我的模型
现在，我转向我的产出水平和就业决定理论的主要建筑砖块：消费、乘数、投资、预期的作用、流动性偏好以及利率。消费函数的概念毫无疑问是我的《通论》中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它首次把储蓄决策与投资决策分离开来。它导出了乘数的概念和我的正规表述，即正是收入的变化而不是利率的变化使储蓄和投资达到均衡，而且这种均衡可能低于充分就业水平。利用消费函数，我有效地摧毁了萨伊定律。一般认为，我把工资、价格还有利率视为不变，而且由于集中于短期，我给我的新古典批评者提供了更多的攻击手段，即有了工资和价格的足够灵活性，调整会及时发生。我集中于短期静态分析的原因就如我在我的《货币改革论》(1923)一书中所指出的，只有在短期中我们才活着。但是，显然萨伊定律是一种长期的表述，而且我很高兴Rogers（第19章）认为我所做的足以摧毁它，因为我的分析可以看做是代表着一种长期的均衡。这当然是我的意图。回到我在第3章对有效需求的分析，在长期预期的状况、货币工资及利率给定的情况下，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可以宏观地定义为长期的曲线。于是，长期均衡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问题就取决于我在第19章“货币工资的变化”中所论述的动态因素。
Thomas（第9章）表述了我的观点，即我不想对我的有关消费倾向的三章作任何重大的修改。我把消费定为绝对（现期）收入水平的函数，而其他人后来把消费和别的收入标准（如相对收入、生命周期收入及永久性收入）联系起来，这些做法决不是从我的中心论点中转变过来的。对消费和储蓄的时间序列和截面的实证研究表明收入作为支配性的决定因素，相对于利率或其它变量而言，具有绝对重要性。如果我不把我的分析局限于一种封闭的经济，那么我对这些章节所需做的惟一重大的增补是扩大我的乘数分析以便把对外贸易包括进来，可能按照我的好朋友罗伊·哈罗德在他的著作《国际经济学》（比我的书早3年出版）中所建议的那些方法来做。关于这一点，Davidson（第30章）有一个附录，而且我同意一些人这样的说法，在自由贸易的现代开放经济中，填补计划进口与计划出口之间的缺口可能要比填补计划储蓄与计划投资之间的缺口困难得多，因而收入的水平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贸乘数所驱动的（参见A.P.Thirlwall：《从凯恩斯主义观点来看宏观经济问题》，第15章，1977）。
显然，投资在我的模型中起着支配性作用，因为在消费倾向给定的情况下，正是投资决定了均衡的收入水平。正是投资决策推动着一种资本主义经济。我需要发展一种投资需求理论，而且我是用资本边际效率（我的真正意思是投资的边际效率）的概念来这样做的。这一概念是最初与资本的边际产量混淆在一起的，但正如：Pasinetti（第13章）澄清的那样，它依赖完全不同的基础，而且有着完全不同的含意。
在《通论》中，我将资本的边际效率定义为使（预期的）未来收益的现值与资本品的供给价格相等的贴现率。供给价格的一个组成成分是使用者成本——被我定义为：“扣除维持和改进的成本以后，与不使用相比，由于使用而导致的设备价值的减少。”换句话说，是由于今天而不是未来使用设备而造成的预期未来利润损失的一种度量。因此，使用者成本是关于未来的预期通过改变供给价格影响现在的一种机制。
还有投资的融资问题。古典理论深深地沉浸于这样一种看法，即储蓄会导致等量的投资，而且大多数的主流增长与发展理论仍然这样认为，这确是一件遗憾的事情。然而，从我的《通论》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不是储蓄导致了投资，而是投资通过收入水平的变化导致了储蓄。投资并不要求先期的储蓄，它需要的是金融，我的后凯恩斯主义追随者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始终强调这一点。很显然，储蓄不能为投资提供资金，因为就如Chick（第11章）所指出的，金融在开始阶段就是必需的，而储蓄是在产量增长的过程中才产生的。储蓄最终必须为投资提供资金，但并不为它筹措资金。我在《通论》中本该对银行系统为投资筹措资金的作用说得更多一些，这种作用还可以与对外生货币的讨论很好地联系起来。
（六）预期
我在分析投资行为中的主要成就是首次以一种基本的方法介绍了预期的作用。正是关于未来的预期将不确定性引入到了经济分析之中，这使得将数字的概率和经济成果联系在一起变得更加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预期还意味着未来会影响现在，而且这对于理解当前事件和经济政策有着深刻的含意，在《通论》中我区分了短期预期和长期预期的情况。我会坚持这种区分，但正如Hoover（第14章）提醒我的，我在1937年的讲稿中确实说过，如果我重写此书，我将从短期预期中得到实现的这一假设开始，然后在下一章证明当预期令人失望时会发生什么。我猜想，说短期预期得到实现，是把我放在理性预期的阵营中，但是，在长期中我决不会是一个理性预期主义者，因为在任何有意义的感觉中使不确定性数量化是不可能的，或者说人们在纯粹的数学期望的基础上行事是不可能的。正如我在《通论》中所说的：“如果人们在本能上不能感觉到利用一个机会的诱惑力，在修建一个工厂、一条铁路、一座矿场和一个农场时不能感觉到满足（利润除外），则仅仅作为一种冷静计算的结果就不可能有很多的投资……因而，如果本能精神暗淡了，而且自发的乐观主义消退了，使我们只是依靠数学期望，那么企业将会衰败和死亡。”
当我们面对不确定性来解释经济行为时，除了利用经验规则与常规之外别无其他明智的选择。建立在常规基础上的行动意味着相信现有的事态将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除了有特定的原因从而预期会发生变化。因此，常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事实上，在我1937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文章（《就业的一般理论》，1937年2月）中，我确实注意到了个人预期的脆弱性，以及人们怎样与大多数人的行为保持一致。从众的本能将始终是人类的基本特性。
即使承认理性预期的概念，强调这样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最初由卢卡斯领导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把它扮成一条红鲱鱼用来攻击我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完全有可能存在理性预期的失业均衡，在这种均衡中，现状的改变不符合当事人的利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无效的结论所依靠的不是理性预期的假设，而是一种毫无证据的假设，即自愿交易基础上的所有市场会自动地出清。
投资的反复无常是造成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我专门把第22章定名为《对贸易周期的评论》。我试图根据由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起伏所推动的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来解释8-10年的贸易周期。Jarsulie（第21章）仔细分析了这一章，并把我的理论与其他人的理论进行了比较。如果确实存在规律性周期的解释的话，则在各种理论中，更不用说我自己的理论，没有一种对周期的“间发性”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我记得欧文·费雪曾经说过，他看不出有更多的理由相信经济活动的规律性的周期波动，甚于Monte Carlo的运气的规律性周期波动。我喜欢托宾（第25章）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抨击。像我一样，托宾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可得的实证证据并没有简单地支持这样一种解释：基于未预料的价格变化的产量和就业也围绕一种充分就业标准而上下波动。
（七）经济政策
看来政府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到目前为止）已通过需求管理政策以熨平贸易周期的最坏情形，而且我很高兴为此而获得一些赞誉。在1945年以后的“黄金年代”，失业维持在如此低的水平上始终令我惊奇，但我确实警告了通货膨胀的危险。Brown（第27章）所回顾的我的第21章“价格理论”，警告了瓶颈（结构性通货膨胀）和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的产量以前的工资单位的上升（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在这一章中还对货币数量论进行了强烈批评，这种批评无需作大的改动就可以用来抨击现代货币主义。特别像我根据它的理由（假设货币供给是外生的）来抨击数量理论一样。然而，我的直觉是，货币主义作为一种时髦理论现在已寿终正寝了。
回到衰退和失业的问题上，Cornwall（第22章）正确地指出，我从未支持过把一个国家控制的经济作为解决贸易周期的一种办法，就像有时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所坚持的那样，我始终相信一个人能比其他人更好地主宰他的银行余额。确实，我说过：“安排当前投资量的责任不能完全留给私人手中”，但同样地，“没有明显的理由用来支持囊括社会大部分经济生活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Sikdelsky（第24章）在其对我的国家作用的观点的文章中是不够坦率的。他假装像我那样写作，但他看来是利用我作为其自己哲学的一个代言人。不是储蓄导致投资，而是投资导致储蓄。在英国的环境下，企业家阶层长期以来就不愿进行投资。我会做得更多以鼓励私人部门的投资，而且会试图确保北海的石油收益不会被（像以前那样）浪费。根据英国和世界经济近年来的经历，我将支持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并支持对自由市场的更大程度的干预。联合王国政府把货币政策的控制权交给独立的英格兰银行的决定是一个错误，而且按国际标准，英国的公共支出和税收是不高的。从国际标准看，赌场式的资本主义需要严厉控制；而且我同意Cornwall的观点，如果要想回到1973年以前的“黄金年代”的情况，我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帮助建立起来的一些机构需要加以整顿。
（八）货币
现在，我转到我的理论中货币的作用上来。我写《通论》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为在古典理论中货币与价值之间的二分法（在该理论中货币只是一块面纱，对实际变量完全没有影响）建立一座桥梁。在古典理论中，利率是由实际力量决定的且假设长期充分就业，因此货币只影响价格水平。在我的理论中，货币以两种主要的方式影响实际经济：通过决定利率并为流动性提供一个庇护所。一种用货币来进行商品交换的经济从根本上不同于一种商品交换商品的物物交换经济，而且我在《通论》中本应该保留我在草稿中对合作经济、中性经济与企业家经济之间所做的区分。如同我的许多追随者喜欢的那样。事实上，我承认我关于货币的主要两章至少可以说是晦涩的，并且不能完全与书中的其余部分结合为一体。
我相信，我在第16章“对资本性质的各种观察”提出的论点是更恰当的。正如我在这一章的开头写道：“个人的储蓄行为——打个比喻说——今天不吃晚餐的决定，但它并不必然是这样一种决定：在一周以后或一年以后吃正餐或买一双长统靴，或者在一些指定的日子消费一些指定的东西。因而它会抑制准备今天晚餐的事，却丝毫不会刺激为未来的消费做准备的事。它不是未来消费需求对目前消费需求的一种替代，而是这一需求的一种净减少。”重读我的《通论》，我对我的妙语连珠和简洁的措词印象深刻！Leijonhufvud于1969年出版的著作《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是要突出地强调我的有效需求理论的货币基础，并且戳穿我的模型依赖于刚性的货币工资和价格的假设的谎言，否则庇古效应将会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而不管是否陷入流动陷阱。就如Littleboy（第39章）所描述的，Leijonhufvud和我的后凯恩斯主义追随者看来已经闹翻了，但在这一重大的观点上他们确实能够保持观点一致。
（九）开放经济
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在《通论》中对开放经济谈得太少了。事实上，Harry Johnson曾经相当不客气地说（现在我忘了是在哪儿说的），我对经济学所做的最大的损害是我把我的模型局限于一个封闭经济的范围内；但我不能同时做每一个事情。我在战争期间的著作充分证明我对充分就业政策国际方面的认识。我帮助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它以前未曾有的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而且它不是偶然的事，就如Davldson（第30章）所指出的，自1971年该体系崩溃以后，世界经济情况和失业进一步恶化了。如果我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的惩罚顺差国和控制资本流动的建议被采纳了，这一体系就有可能幸存下来，而且世界就不会像今天这样陷入困境。对于现在呼吁控制资本流动的那些人，让我提醒读者我在1941年所说的：“不受约束的资金能席卷世界从而瓦解所有稳定的商业，没有什么事情比资本资金的运动必须受到控制更确凿的了；它本身将涉及对自由放任安排的深刻背离。”（《凯恩斯全集》第25卷，第31页）
我喜欢Davidson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计划，不只是由于该计划与我自己的被布雷顿森林会议否决的建立一个“国际汇划结算联盟”的计划极为相似。像我的计划一样，Davidson计划被用来促进全球性扩张并消除通货紧缩偏向；控制抽逃资本的运动并提供国际流动性的自主扩大。它将包括四个主要组成部分：第一，建立一种新的记账单位（国际货币结算单位或IMCU）以用做体系的储备金资产，并由中央银行掌握；第二，每个国家的通货可以以一种固定的比率兑换成国际货币结算单位；第三，通过结算体系可以很方便地利用透支；第四，过剩的信用余额将自动地用于国外商品、国外投资或援助。这是一个完全可行且可操作的计划，在讨论现在召开一次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应给予认真的考虑。
（十）结论
这是两本美观而华丽的书，它们都解释并详尽阐述了我于60年前在《通论》中定形的思想。从那时起世界已发生了变化，但是，作为我的分析基础的假设以及我推导出的结论，看来仍然像它们以前一样中肯。我承认我把从事经济学职业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经济思想史方面，但我提出的消费函数、乘数、资本的边际效率以及流动性偏好等概念仍然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支柱，而且我的理论结论和政策观点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是令人欣慰的，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于60年代和70年代对我发起的“反革命”看来已慢慢消逝。因此，这两卷不能简单地看做是一本凯恩斯主义者为凯恩斯主义者写的书，而应该看到它对经济学职业的普遍意义，特别是对那些寻找一个更经得起检验的理论基础的人们。
我的《通论》有很多错误，撰稿者毫无保留地揭露了出来。主要的忧虑包括：缺乏明晰性，给我的新古典对手提供了进攻的手段、各章顺序安排得不好、假定竞争状态、假设外生的货币供给、忽视了开放经济以及与我的分析有关的时间期限不明确。我已试着以一种简单且赞同的方式提出这几点，而且如果我今天正在写《通论》的话，这些问题确实会使我更加重视。然而，主要的结构将保持原样，其基本理由就如我在第1章中所给出的：“古典理论的基本原理只适用于一种特殊的情形，（而且）古典理论所假设的特殊情形的特征在我们实际生活的经济社会中一般不会发生。其结果是，如果我们试图把它应用于实际中，其学说会是使人误入歧途和灾难性的。”
标签：经济模型论文; 货币论文; 预期理论论文; 充分就业论文; 凯恩斯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失业证明论文; 经济论文; 利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