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协同视角下的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演进历程分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乌论文,小商品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位于浙江中部丘陵地带的义乌，资源匮乏，人稠地薄。改革开放前，义乌经济发展水平长期滞后，工业和商贸服务业几乎为空白，但如今的义乌已经成为闻名遐迩的商贸名城，正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小商品贸易中心。在此期间，以集贸式市场组织为依托的小商品批发业构成了义乌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可以说，最近二十多年来的义乌市场的发展史即是一部集贸式市场组织演进的真实缩影。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若干个“半地下”的间歇性集市就存在于义乌地区，一直未能成长壮大；改革开放后，它们迅速演变为全日制的小商品专业市场，高速扩张，这一势头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又戛然而止，并出现了辐射范围缩减的趋势；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异军突起，成为义乌小商品批发业走向世界的重要形式。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注：目前国内对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称呼并不统一，鉴于本文资料来源自于义乌市场的经营管理者——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股份有限公司，又考虑到义乌政府将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统称为“中国小商品城”，因此本文用企业名“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统称义乌各个阶段的以小商品批发为主的集贸式市场组织。）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影射了经济转型时期，我国集贸式市场组织的发展规律。因此，分析中国小商品城的发展历程，探究义乌市场经济的发展奇迹，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集贸式市场组织与“时空协同”
在现实生活中，集贸式市场组织作为由一定的市场平台和交易商所构成的有机体，是指市场主体从事某一种（或几种）商品的交易活动，或者是为交易提供各种服务而在物理上所必需的时间、空间集合，必然涉及到发生交易的时间和空间。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尽管注重研究市场中的供给和需求行为，但将市场高度简单化供需曲线和函数，忽略对商品由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渠道，即批发和分销等市场组织问题，很少有人关注市场与空间、时间的关系（注：例如：在新古典经济学最为经典的阿罗－德布鲁模型中，时间、空间因素对市场的影响都被忽略不计了。）。然而事实上，不同类型市场组织间的差异突出体现在空间分布和时间配置上。随着市场交易需求的增长，交易者将调整交易时间配置和空间分布的组合，以求达到交易成本的最小化，进而推动集贸式市场组织的演进。因此，有必要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重新认识各类集贸式市场组织，及其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
在以往对集贸式市场组织的研究中，经济学史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将集贸式市场组织表述为“交换工具”，并将其按层次由低到高分为三类：行商和间歇性集市，专业商户和全日制市场，贸易公司和交易会，但他并没有解释集贸式市场组织由低级“交换齿轮”向高级“交换齿轮”发展的内在机理。以 B·W·Hodder和U·I·UKwu(1969)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对西非地区间歇性集市的研究，提出时间间距和区位间距之间存在着一定函数关系，市场周期性的结果就是用时间竞争去部分地替代空间竞争，即空间上的接近意味着时间上的分离。这种时间间距和区位间距的相互关系被称为“时空协同”。但他们并没有深入阐述：时空因素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间歇性市场的演化方向。本文采纳费尔南·布鲁代尔对集贸式市场组织的划分标准，同时依据集贸式市场组织“时空协同”的特征，对各种以批发为主的集贸式市场组织重新加以定义，并描述他们之间的演进过程。
（一）间歇性集市
在人口分散、交通不便、购买力水平低的地区，由于商品交易的总需求量较低，维持一个全日制市场的交易成本过高。为了节省交易成本，买卖双方约定俗成地集中在某个空间点（某一城镇）和时间点（某一集市日）进行交易，通过交易者的集聚实现需求和供给的集中，突破市场形成所必需的“门槛需求”（注：“门槛需求”的概念最早由 J·H·Stine(1962)提出，指满足集市存在所要求的最低交易需求量。）。在这种间歇性集市中，交易商大多是“兼业性”的务农者或“流动性”的行商。在市场需求较小的环境下，间歇性的集中交易能有效地降低交易的时间成本。尽管这种初级市场组织的辐射面积十分有限，但在现实经济中，间歇性集市对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商品交换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集市日，人员和商品大量涌入市场，而在集间日，活动水平则大大降低。这种面对面的传统交易方式，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教育水平低、通信手段落后、交易的信用体系不健全，由此带来的机会主义倾向盛行所导致的高交易成本。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人口分散、交通不便、购买力水平低，每日产生的商品交易需求不足以维持一个固定商业中心的“门槛需求”，故以间歇性的集市和流动性贸易为特征。另一方面，间歇性集市容许将供给和需求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集中起来，从而积累农村消费者的购买力和节省其往返集镇的次数和路程。与间歇性集市相伴随的是流动性贸易，依托行商队伍进行的流动贸易，能增加某一地区商品和服务的销售范围，从而达到或超过“门槛需求”。
间歇性集市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集市日的间歇性，市场通常是间歇性的，不是每天都进行交易的，而且集间日会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发生较大地变化，在商品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间歇性集市的交易间隔不断缩短；二、商人的流动性和兼业性，间歇性集市上有一部分是流动商贩，他们经常性地往来于相邻地区的几个集市，通过发现不同地区间商品的价格差以获取利润，另一部分则是兼业性商贩，他们除了在集市日经商外，还必须通过务农、手工业等其它工作才能维持生计；三、交易集聚性，交易集聚性是形成集贸市场的重要条件，通过集聚，销售者之间的供给和需求信息实现了共享，通过减少机会主义倾向而大大提高商品成交机会和交易效率，还便于众多销售者共同建设和利用基础设施。
（二）全日制市场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消费水平逐渐提高，交易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间歇性集市的交易发生频率将会增加，交易间隔开始缩小，当某个地区每天的交易需求量都突破“门槛需求”时，间歇性集市就发展成为全日制市场，如图3-3所示。在此过程中，部分“流动性”行商的活动空间逐渐稳定下来，成为在某一固定场所经营的坐商，“兼业”性商人的队伍也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放弃了其它职业成为了纯粹的商人，这就产生了出一批专门从事商品买卖的商人——专业化商人。
全日制市场与间歇性集市相比具有两大特征：一、交易时间上的连续性，为适应区域内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交易需求增加的变化，原本的间歇性集市转变为每日连续发生，使买家可以自由选择商品的购买时间；二、交易商的固定性，全日制市场中的经营户都有固定摊位，与行商相比他们用隐瞒真实信息的欺诈手段来牟利的风险较大，因此他们在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受到抑制，增加了交易成功的概率。全日制市场交易的连续性和固定性，是市场向专业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交易的连续性确保了市场经营户能将所有的时间、精力用于商品贸易，形成专业化的经销技能，交易的固定性便于市场中的商品能够依据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分门别类，为商品的专业化销售提供了场所。专业市场就属于全日制市场的范畴，是一种由全日制交易平台和专业化商人所构成的，以进行某一类存在竞争或互补关系商品的批发交易为主的集贸式市场组织。
（三）周期性交易会
随着全日制专业市场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专业贸易公司逐渐成为市场经营的主体，而专业贸易公司进行交易的各方面机会成本无疑比专业化商人高很多。交易规模的扩大还导致市场辐射力的增强，“远程贸易”成为全日制市场交易的重要趋势，“与专业市场的兴起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一种交易方式是远程贸易……远程贸易是专业市场交易的一种特例……最大限度地突破了地理限制，挣脱了传统人际关系的束缚 （郑勇军，2002）。”远程贸易是指在空间上相距较远的两个区域之间的贸易活动，其运输费用较为高昂贵。此时，市场组织要想减少交易成本，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打破交易时间的连续性，重新回到时间集聚上来，即发展周期性交易会，“远距离贸易的基本工具是交易会和交易所……交易会的古老并不妨碍它适应环境和保持活力。它的作用是要突破普通交换的狭隘范围（费尔南·布罗代尔， 1979）。”周期性交易会将贸易活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集聚起来，进行大批量的交易活动，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这一交易方式不仅通过集中交易，提高“搜寻—匹配”效率，降低谈判、签约等方面的交易成本，还通过集中运输，降低远程贸易的单位运输成本。
周期性交易会的两个重要特征是交易空间上高度集聚和时间上高度集中。周期性交易会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远程贸易”的出现，由于远程贸易的空间跨度很大，人货往来的成本高昂，交易不仅不可能每日连续发生，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间隔内频繁发生，因此周期性交易会必须在时间上高度集中，使得需求在一个时空点上迅速释放，显著增加了发生大宗贸易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交易的效率。
（四）集贸式市场组织演进的交易成本分析
上文描述了随着外部的市场交易需求不断扩大，集贸式市场组织的业态变迁过程。在此，进一步利用这三类集贸式市场组织的单位商品交易成本AC更直观地解释这一变化过程。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外部的市场交易需求量Q，纵轴表示单位商品的交易成本AC和单位商品价格P，曲线
、曲线
和曲线
分别代表市场的交易需求不断增长情况下的需求状况，曲线Ⅰ、曲线Ⅱ和曲线Ⅲ分别代表间歇性集市、全日制度市场和交易会的单位商品交易成本，加粗曲线表示不同交易量下，集贸式市场组织的最低单位商品交易成本。
图1 三类集贸式市场组织的单位商品交易成本曲线
当市场的交易需求处在曲线的位置，交易需求量处于(0,
)区间时，由于外部的市场交易需求很小，每天产生的交易需求量难以达到“门槛需求”，如果通过全日制市场进行交易，分摊到单位产品的交易成本就显得过高而不经济。因此，选择时间上集中交易的间歇性集市是最为经济的。
当市场的交易需求增加到曲线所处的位置，交易需求量处于
区间时，每天产生的市场交易需求量突破了“门槛需求”，间歇性集市即转变成为全日制市场，在全日制市场中，由于交易活动的规模经济的作用，单位商品交易成本AC持续下降（如曲线EF段所示），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厂家和商户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市场的辐射范围为也不断扩大，形成了“AC下降—辐射面积增大—交易量增大—AC再下降”的良性循环，只要由集中交易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好处，能超过辐射面积增大所带来的空间成本的增加，全日制市场就将在空间上不断拓展。因此，当市场交易需求量超过了时，选择全日制市场进行交易是最为经济的。
当市场的交易需求进一步增加到需求曲线的位置时，交易需求量超过了
时，全日制市场中单位商品交易成本AC的下降遇到了“瓶颈”，这是因为交易空间辐射范围扩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好处是有一定限度的。此时，依托周期性交易会，利用“远程贸易”扩展市场辐射面积是节约单位商品交易成本AC的有效途径。虽然厂商和商户参与交易会需要投入一笔很大的固定费用，但由于周期性交易会将各方需求在空间上高度集聚，在时间上高度集中，形成了强大的需求，所以供求双方往往能实现一些在全日制市场中无法实现的大额贸易，从而分摊了这笔固定费用的投入，最终节约了单位商品的交易成本。因此，当市场外部交易需求很大时，交易会便成为单位商品交易成本AC最低的共享式交易平台。
资料来源：郑勇军，等著.解读“市场大省”——浙江专业市场现象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三、对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演进的实证研究
（一）中国小商品城演进的初始业态：间歇性集市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在义乌的稠城镇和廿三里镇出现了两个批零兼售的间歇性集市。每逢集市日，一批兼业性的商人就使用竹篮、箩筐、旅行袋、塑料布等便于携带的工具，在城镇的繁华地带随地设摊，叫卖小商品；还有一批从“货担郎”的群体中分离出来的流动商人，利用当时廿三里镇集市和稠城镇集市在交易时间间隔上的差异，周期性地奔波于两个集市间，从事小商品的批发。稠城镇集市和廿三里镇集市，以及活跃于集市上的商贩共同构成了中国小商品城的“雏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义乌小商品交易活动的空间成本很高，不仅受到落后的交通、通讯技术等条件等商品流通的直接成本的制约，更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等阻碍商品流通的制度成本的制约。在严格的计划经济管制下，具有明显“资本主义特征”的全日制固定市场是不被允许的，小商品贸易只能依托于流动贸易和间歇性集市发生。文化大革命期间，义乌市政府出于当地生产的需要，将“鸡毛换糖”这一私人商业活动纳入到农民正常的副业之内，“在经得生产大队、公社的许可后，农民可以在农闲季节，手持政府开具得许可证，到省内外收购废品、鸡毛”（注：陆立军，白小虎，王祖强.市场义乌——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由于“鸡毛换糖”的合法存在，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义乌就已经存在了一个混迹于间歇性集贸市场的地下小百货批发市场（注：该观点由陆立军教授在《市场义乌——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一书中最早提出。）。兼业性商人和行商性的“货担郎”构成了这一集贸式市场组织的主力，兼业性的商人农忙时务农、农闲时经商，平时生产、集市日交易，“货担郎”则不停地往返于各间歇性集市之间，长年从事商品交换工作。图2和图3分别反映了在间歇性市场中农民和商人的周期性角色转换，以及“货担郎”的经营活动路线和时间特点。
兼业性商人和“货担郎”的时间机会成本低廉，他们参与商品贸易所付出的机会成本只是相同时间内农业生产所得。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商品交易领域利润远大于传统农业，“兼业”性商人和“货担郎”显然更加愿意从事商品交易工作。但是，在自由交易需求受到计划经济的制度环境压制而导致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即使“货担郎”们的时间成本很低，维持一个全日制的市场组织也是不经济的（注：笔者以为，文革期间义乌出现间歇性地下集市的原因在于需求不足，否则即使政府管制也会出现全日制的地下市场。政府管制是造成市场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管制迫使自由交易的需求通过其它流通渠道转移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商品的流通渠道被国有商业部门所控制，以商品自由交换为基础的间歇性集市不可能拓展其市场辐射范围，因此不考虑市场辐射面积的变化，在市场交易需求不足时，就会出现了交易间隔时间较长的间歇性集市。改革开放后，政府对小商品贸易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原本被压抑的自由交易的需求被释放出来，本地交易需求迅速增大，交易的时间间隔很快便缩短，间歇性集市被全日制市场所取代。
在1980年前后，随着政策的开放，交易需求的增加，义乌稠城镇集市和廿三里镇集市的集间日都大大缩短。两个相邻的集市一旦在交易时间上相近，就难以继续维持“时空协同”下的均衡了，二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对顾客和厂商展开了竞争，竞争的结果是稠城镇集市吞并了廿三里镇集市，并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演变成为全日制市场。
（二）中国小商品城演进的成长业态：全日制专业市场
从1982年开始，中国小商品城进入以全日制的集贸式专业市场为主要业态的快速成长时期，交易辐射面积的持续拓展，商品交易量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初，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为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带来了制度先发优势，确保了集贸式专业市场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拓展交易辐射面积。1982年义乌市政府设立了正式的全日制市场——湖清门小百货市场，并适时提出了“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1984年正式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在全国多数同类市场还受到计划体制下的传统商品流通模式的制度约束时，义乌小商品贸易早早摆脱了不利制度的束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厂家、商家进场交易，交易辐射面积快速扩张，商品交易量迅速增大。 1986年起，中国小商品城开始吸引“来自温州、台州、绍兴等省（内）其他市（地）和福建、江苏等外省的客商进场设摊”（注：陆立军，白小虎，王祖强.市场义乌——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版， 2003.），共有摊位4150余个，交易量超过1亿元。1990年，中国小商品城共有摊位10000多个，交易量达6.06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专业批发市场。 1992-1994三年间，中国小商品城年交易总量的递增幅度均超过了 100%，1995年市场的摊位总数达到了31900个，交易量突破了150亿元。
不难看出，全日制专业市场的繁荣是这一时期中国小商品城取得巨大发展的关键。在此，将推动中国小商品城中专业市场发展的因素可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1.廉价商业劳动力所带来的低时间成本优势
在中国小商品城发展的前十年中，义乌小商品贸易能够以较低的报酬不断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确保了中国小商品城内经营户的时间成本始终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这可以由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解释，“二元经济”模型论述的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而在义乌小商品贸易发展初期，出现的则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商业部门转移。如图4所示，OA表示农业部门劳动力“赖以糊口”的工资水平，OB表示商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在OB的工资水平下来自农村劳动力“无限”向商业部门供给，表示商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商业部门劳动力人数
完全取决于其资本存量。随着商业部门的发展，资本存量的不断累计，对劳动力的需求曲线由上升到，商业部门吸纳的劳动力也由以不变的工资水平OB分别上升到
。进一步，当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上升到时候，劳动力供给量会上升到
，但工资依然保持在OB水平。以上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大部分转移到商业部门为止。
图4 农业劳动力向商业部门的转移
改革开放初期义乌人稠地薄，从事农业劳动所得很低，农闲时出门做小买卖是很多人家补贴家用谋生手段。出现全日制小商品市场后，原本“鸡毛换糖”的“货担郎”率先成为全日制市场的经营者，随着小商品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对商业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对义乌农民而言，只要经商的收入高于农业劳动所得，他们就愿意“离土入市”。早在解放前义乌就在“敲糖帮”的影响下形成了浓厚的商业文化，很多义乌农民“天然”就具有从事商业活动的最基本技能和意识。一旦条件成熟，义乌的农业人口就“源源不断”地涌入市场，成为全日制市场的经营者。1982年开放的中国小商品城的第一代市场只铺设了700余个水泥板摊位，到1984年时候摊位数上升到了1800多个，1986年进一步上升到4096个，到1990年底，中国小商品城已设有固定摊位8503个，临时摊位1500多个。摊位数的增加只是反映了中国小商品城市场内经营户的增长，与此同时，围绕中国小商品城而展开的运输业、联托运业、外贸业等第三产业则吸引了更多的义乌劳动力由农村走向城镇。
廉价且具有较强商业意识的农村劳动力供给是中国小商品城的专业市场能够短短地十年间迅速扩张，形成先发优势的关键性要素条件。
2.规模经济推动下的低空间成本优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小商品城内交易活动的规模经济性日益显著，规模经济的好处抵消丁辐射面积扩张所带来的运输成本的增加。市场发展进入了辐射面积不断扩大，单位商品交易成本持续下降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义乌有一只活跃于周边省份的行商队伍，中国小商品城步入全日制专业市场阶段后，以义乌行商队伍的人脉关系为基础的销售渠道很快转变成为中国小商城辐射周边乃至全国的共享式销售网络，在义乌与全国各地之间架起了一座座低成本的商品流通“桥梁”。随着中国小商城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具有义乌特色的联托运市场逐渐壮大起来。联托运市场的主体是众多的货运代理点，货运代理承运由义乌发往全国各地的货物，通过提供货源组织、调配运量、发送货物等服务使运输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实现运能的有效配置，降低货物运输的平均成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联托运市场秩序的发展和规范进一步降低了中国小商品城的货运成本，强化了中国小商品城与全国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与经济融合。
再用“分工”来解释市场内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所形成的规模经济。在下述几方面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小商品城内的专业化分工在较短的时间内充分展开：第一、全日制专业市场在空间上的集聚和时间上的连续存在，为市场内专业化分工的展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大量的专业商户汇聚于市场之中，在充分竞争中确立起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了同一类商品多家商户经营，一家商户专营一类商品的局面；第二，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专业市场起步较早，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市场发展的先发优势，市场交易规模迅速扩大，从而吸引更多的商户进入市场从事专业化经营；第三，义乌市场内所销售小商品的知识含量较低，易于掌握，形成专业商户的时间较短；第四，浙中地区自明清时代起就形成了重视商业活动的传统文化，在这种商业文化的影响下，义乌比国内的其它地区更具有从事专业化经营所需的人力资源禀赋优势。专业市场内部的分工快速展开，带来了商品平均交易成本的下降，不仅吸引了更多的交易量，更在空间上扩大了市场辐射范围，这又为市场内的专业分工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注：亚当·斯密(1766)在《国富论》第三章的标题——“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就阐明了分工与市场范围的基本关系。）。
低空间成本优势在“分工”所带来的规模经济的作用下被强化，中国小商品城的交易量持续增长，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入，共享优势不断强化，从而形成一个“交易规模增长——市场辐射范围扩大——单位商品交易成本下降——交易规模再增长”的良性循环。随着交易集聚的经济效益日渐显著，越来越多的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厂商前往中国小商品城进行商品交易活动，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形成了“买全国、卖全国”市场辐射格局。
（三）中国小商品城演进趋势：“义博会”的兴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简称“义博会”）的迅速崛起和义乌本地贸易公司的兴起，中国小商品城已经迎来以周期性交易会为其重要市场组织形态的时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中国小商品城首次遭遇了发展的“寒冬”，1997年交易总量骤降23%，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当时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此后几年，中国小商品城交易规模快速增长的势头明显放缓，全日制专业市场的辐射范围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与此同时，在当地政府“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战略的推动下，由中国小商品城举办的“义博会”却异军突起，交易规模逐年递增。“义博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日用消费品类国际性展会，已经成为我国交易规模最大，辐射半径最远、海内外影响力最大的小商品专业交易会。
1995年起，中国小商品城连续举办了十届“义博会”。“义博会”对扩大中国小商品城的辐射半径、提高中国小商品城交易总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4年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全日制市场在一年的时间内的市场成交量为192.6亿元，而“义博会”在短短五天时间内的直接成交量就达到了74.3亿元。
“义博会”的发展还大大推动了全日制专业市场的发展。义乌人形象地将义乌最新一代的商品交易市场——国际商贸城称之为“永不落幕的‘义博会’”。可见，虽然二者作为不同形式的贸易业态存有一定竞争关系，但二者间的互补关系却远大于竞争关系。这是因为：首先，从辐射形式看，周期性交易会是跨越地区式的辐射，而全日制市场则是“由点到面”式的辐射；其次，从交易职能看，“义博会”是以实现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大宗远程贸易为主要职能，而全日制专业市场则是以实现满足周边地区的小额批发需求为主要职能；再次，从交易者的角度看，贸易公司以参与各类交易会接单为主要贸易手段，同时以全日制专业市场为基地稳固已有的业务关系，专业化商人则以专业市场为依托，通过“义博会”拓展业务、谋求更大发展。在“义博会”的带动下，国际商贸城迅速发展起来，二者共同推动市场交易总量的稳步增长，并促进了中国小商品城的两大转变：内需导向型市场向外需导向型市场的转变，集散地型市场向产地型市场的转变。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义博会”的在中国小商品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呢？先来分析空间因素的变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各级政府都加大了对正常市场秩序的维护力度，各地市场一体化程度加深，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持续改善，现代化通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小商品贸易的空间成本，显然空间因素并非造成全日制专业市场发展减缓的原因。再来分析时间因素的变化。
在中国小商品城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小商品城中部分交易商的综合经营实力不断增强，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如：浪莎针织有限公司、新光饰品有限公司和巨龙工艺品有限公司等曾经专业市场中的商户，已成长为实力雄厚的工贸公司，它们不再满足于“守株待兔”式的经营，开始介入“远程贸易”，主动参与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交易会，寻求商业机会，它们与全球各地交易商洽谈代理权，试图在更广阔的市场上构筑分销渠道。与此同时，它们还积极进入产品的外观设计、技术研发和生产等领域，商品贸易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显然，这些贸易公司的时间价值日渐宝贵。随着义乌经济的发展，贸易公司的在中国小商品城中经营户中比重不断上升，整个市场组织的时间成本也必然越来越高，而专业市场的全日制特性显然不符合节约交易成本的要求。此时，如果在时间上进行集中交易，就可大大提高单次交易的商品总量，不仅节约了这些专业贸易公司宝贵的交易时间成本，还获得了交易的规模经济效益。在此背景下，它们通过全日制专业市场销售出去的产品份额不断减少，通过周期性交易会销售出去的产品份额不断增加。因此，随着“远程贸易”的盛行和市场经营主体结构的变化，发展周期性交易会必然成为中国小商品城的客观选择。
四、小结
在不同经济环境中和不同的集贸式市场组织演进阶段，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对单位商品交易成本的影响是不同的。为确保单位商品交易成本尽可能地维持在最低水平，集贸式市场组织的时空特征——交易辐射面积和交易周期必须发生改变，以与之相适应，当这种变化累计到一定的量，集贸式市场组织的类型即发生了质变，集贸式市场组织演进研究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研究课题，本文仅以中国小商品城为例，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许多后续的理论研究工作有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