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宋论文,格局论文,世纪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F0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3）06-0109-08
唐宋之际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自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表长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译文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册，中华，1992）以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中外学界已在唐宋变革期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唐宋社会转型问题之内涵的认识。而唐宋之际经济格局的变迁实为唐宋社会变革的重要表现，学界成果亦相当可观，内容涉及气候变化、森林植被伸缩、湖泊水系变迁、农牧业经济板块的异动、经济重心的南移、交通网络的延伸，以及区域经济的升降等诸多方面。然据笔者所见，目前从总体上研究其时经济格局诸方面变化的论著尚付阙如，至于经济格局内部各方面在演变过程中的相互作用、逻辑联系和内在机制等重要问题更是少人问津，显然这种情况局限了人们对唐宋变革期的深入认识，因而极有必要对事涉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的相关论著进行一番认真的回顾和梳理。
根据笔者目前的认识，公元10世纪因第二寒冷期的到来而导致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是其时经济格局变迁的初始动因；而草场南移作为气候变迁的结果又持续挤压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板块，显然这是晚唐以降党项、契丹、女真等周边部族与天水一朝争夺生存空间的经济动因；在农业经济板块向东南方向收缩的同时，由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战乱的压力，中原士民在晚唐五代和两宋之际扶老携幼、持续南移，导致劳动力分布和国家赋税重心移往长江下游地区；而江南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除向湖海要田（圩田、涂田）之外，日益增多的农业剩余人口转向工商业领域谋生，江南经济区于是不仅在量上（人口、耕地、赋役征取），而且在质上（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程度）全面超越中原经济区，我国传统社会的区域经济格局于是显现出崭新的面貌。至于交通网络的变化则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格局变迁的脉络及其具象，亦须揽入视野。本文即挟此认识，将学界关于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的成果归纳为五个方面，即自然环境的变迁、农牧经济板块的错动、经济重心的南移、交通网络的变化以及区域经济的盛衰，扼要加以介绍。
一、自然环境变迁研究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其变迁必然会对人类社会经济产生影响。在自然环境诸要素中，与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关系至为密切的三方面当是气候变迁、森林植被变迁和水系变迁。
关于气候变迁。气候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响重大而深远，特别是气温升降和干湿状况的变化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选择之影响尤为突出。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22：3，1925.2）为研究历史时期气温变迁的较早成果。1972年，竺氏又在《考古学报》第1期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认为唐宋之际正处于物候时期由第三个温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向第三个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转变的阶段，年平均气温持续下降，致使生物分布亦出现较大变化。张家诚等《我国气候变迁的初步探讨》（《科学通报》19：4，1974）、任振球《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异常期及其天文成因》（《农业考古》1986.1）等文，又做进一步申论。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5辑，1987）认为，隋唐温暖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较之现代北移1个多纬度；而宋代寒冷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较之现在则南移1个纬度以上。
也有部分学者从区域研究角度对竺氏观点作局部的修正和补充。张天麟《长江三角洲历史时期气候的初步研究》（《华东师大学报》1982.4）认为，长江三角洲在公元500年至850年处于暖期，公元850年至1200年处于冷期。王开发等《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6辑，1988）认为上海西部在公元550年至1100年期间气温处于上升阶段。李一苏《江西唐代以来的冷暖振动》（《农业考古》1990.1）认为，北宋初期的江西继唐代之后更加温暖。盛福尧《初探河南省历史时期的寒暖》（《历史地理》第7辑，1990）推断河南省在隋唐时期以暖为主，自9世纪起转寒；五代至宋初，暖情占优势，温度有所回升；11世纪寒情显著。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分见《历史地理》第8辑，1990；第11辑，1993）指出，唐代气候以8世纪中叶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气候冷暖的总体特征与现代相近，后期气候明显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1个纬度。而在五代北宋之际至元中叶，包括黄淮海平原在内的我国东部地区大部分时间都有偏暖的迹象。陈家其《江苏近二千年来气候变化研究》（《地理科学》1998.3）指出唐代中期以前很少有冷冬记载。何业恒《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1）认为，唐至北宋，华南气温较高，北宋末年气温逐渐降低。程遂营《唐宋开封的气候和自然灾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1）认为，在公元1000年以前，北宋东京仍处于隋唐以来的第三个温暖期；但到了公元1000年以后，频繁的雪灾预示着寒冷气候的到来。
总体说来，竺可桢关于唐宋之际气候变迁的论断，迄今仍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为众多历史地理教科书所采纳，如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下）》（人民教育，1987；1988），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上、下）》（湖南大学，1987；1988），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山西人民，1991），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1993），张全明、张翼之《中国历史地理论纲》（华中师范大学，1995）等。
关于干湿状况。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前揭）根据对比中国历代旱灾和雨灾的统计资料，认为唐代旱灾相对较少。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地理学报》1955.2）认为长江流域一般较黄河流域湿润，黄河中游旱多于涝。1977年，郑斯中等《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气候变迁和超长期预报文集》，科学）指出，自公元初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存在着水灾相对减少而旱灾相对增加的趋势，公元1000年以前早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期持续时间长，其后则恰恰相反。王乡、王松梅《近五千年我国中原气候在降水量方面的变化》（《中国科学》B辑，1987.1）指出，公元630年到834年这200多年是中原地区近3000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下）》（前揭）认为，东部地区的干湿状况大致与气温对应，唐中期至北宋中叶为最长湿期，持续约240年（811年～1050年）。而且淮河以北地区旱多于涝，淮河以南地区则相反。刘俊文《唐代水灾史论》（《北大学报》1983.2）根据唐代降水旱情的统计分析，认为气候特征以温湿为主。
关于森林植被。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三集·二集》，三联，1981）认为，唐宋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地区继续缩小，山地森林受到严重破坏，丘陵地区的森林也有变化。宋代的破坏更远较隋唐时期剧烈，所破坏的地区也更为广泛。林鸿荣《历史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续）》（《农业考古》1985.2）指出，唐宋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进入渐变时期，表现为盆地、丘陵的原始森林基本消失，偏远山区森林受到一定程度摧残，部分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也使林区受到破坏。张靖涛《甘肃森林的历史变迁》（《农业考古》1986.2）指出，唐宋时期森林采伐的规模很大，时为农耕区的黄土高原上的森林日益遭到严重破坏，陇南山地森林覆盖率仍然较高。李继华《山东森林的历史演变》（《农业考古》1987.1）认为唐宋时期山东森林日益减少。朱士光《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4）认为唐宋时期该地区森林未受明显破坏。植被方面，朱士光《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0.2）认为，黄土高原上植被的严重破坏是唐宋以来的事，其后果是助长或促进了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西部的三个沙漠的形成与发展。史念海《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3）和《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2）两文，认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东北地区的森林植被的减少大多始于唐宋之际。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1991）指出，唐宋以后，随本地区植被的锐减，湖泽陂塘逐渐淤成一片平陆，水旱灾害加重。邹逸麟（前揭书）认为，唐宋之际华北平原的次生草地和灌木丛渐为大片栽培植被替代，黄河中游地区植被破坏严重，太行山区森林至北宋已为童山，秦岭大巴山区森林仍然茂密。林鸿荣《隋唐五代森林述略》（《农业考古》1995.1）指出，唐代北方森林面积进一步缩小，不少林区残败，生态后果远远高于南方。而南方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环境良好。程民生《宋代林业简论》（《农业考古》1995.1）指出，宋代的天然林带主要分布于山区，如南方的四川、湖南、江东和两广、福建北部，北方则主要集中于秦岭山脉和京西路的部分地区以及太行山区。
关于水系和湖泊。唐宋之际东部平原水系变迁较大，而尤以黄河中下游水系和长江中下游水系变迁对经济格局影响至为明显。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1939）较早涉足水系变迁问题。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1957）为探讨黄河变迁的最早专著。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2）认为，安史乱后，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黄河下游河患增多，五代以降，河患更是愈演愈烈。史念海《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1.1）指出，唐代后期黄河中下游河道泥沙大量增多。宋代淤泥更为严重，河道频繁改易。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探讨》（水利，1982）介绍了黄河下游在北宋初至中叶前后的五次改道情况。周魁一《隋唐五代时期黄河的一些情况》（见《黄河史论丛》，复旦大学，1986）认为，唐末下游河道渐趋淤高，曾于河口段改道，五代时期53年内决溢19次，11世纪初又出现了悬河现象。邹逸麟（前揭）认为至唐末以前黄河下游河道相对稳定，此后黄河下游进入变迁紊乱时期。湖泊方面，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5辑，1987）认为，从6世纪至10世纪，华北大平原上的湖沼虽有一部分消失或缩小，但整个湖沼的布局似无根本性的变化。北宋时期，由于主要河流频繁改道，华北大平原湖沼逐渐发生了较大的变迁，部分湖泊开始淤废。
关于长江中下游水系的变迁，王育民、张步天、邹逸麟（前揭）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进行了概述。他们认为，唐宋时代云梦泽已淤成平陆；下荆江统一河床形成，河床不断淤积，逐步深化为河曲，北宋河患始见频仍；洞庭湖进一步下沉，湖面向西部扩展；鄱阳湖因彭蠡泽迅速向东南方向扩展，迫近鄱阳县城。太湖平原湖泊广布，太湖水系中之太湖至北宋复归淤浅，泛滥时有发生，而吴淞江虽在入宋以后渐淤，但经北宋中叶整治，情形有所改观。李文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江汉论坛》1999.1）认为唐代是长江中游水患频率最低的历史时期。湖泊方面，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年）认为，唐宋时期洞庭湖仍处于沉降扩展之中。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2）指出，唐末五代至北宋初期大体奠定了鄱阳湖未来的范围和形态。
二、农牧业经济板块错动研究
在自然环境诸要素中，气候变迁是影响我国北部农牧业经济板块发生错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的初探》（《地理学报》1982.2）认为，若其他条件不变，年均气温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即会较常年下降10％；年均降水量下降100毫米，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程洪《新史学——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晋阳学刊》1982.6）认为，若其他因素不变，某地区平均气温降低1℃，相当于将该地区向高纬度推进200到300公里；若年降水量减少100毫米，我国北方农业区则将向南退缩100到500公里。龚高法等《气候寒暖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科学普及，1982）认为，唐五代温暖湿润期农作物的生长期比现在长10天以上。翁经方等《中国历史上民族迁徙的气候背景》（《华东师大学报》1987.4）认为，如果年平均气温下降2℃，生物的分布区域就要向南移纬度2°至4℃，反之亦然。倪根全《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1）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冷变干造成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退缩，农业地区随之不断南退。
关于唐宋之际的农牧业分布，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指出，陇东、陕北和晋西北地区，从隋唐开始逐渐由牧区转变为农区，农牧区之间的界限则处在变动之中。赵永复《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变迁》（《历史地理》第4辑，1986）认为，河西走廊自唐安史乱后至北宋，处于畜牧业生产占优势的历史时期。史念海《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唐史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1987）指出，唐初牧马地原在陇右，鄂尔多斯高原也在唐初开始成为游牧区。河陇各地在吐蕃占领时，也均为牧场。唐后期马政渐趋废弛，原牧马区仍为半农半牧区。史念海《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1987）说，“燕山以南，在唐代已经都成为农耕地区，司马迁所规定的碣石龙门间的农牧地区分界线，这时应北移到燕山之上”。“燕山北的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就是当时的妫州和营州，仍当是半农半牧地区”。韩茂莉《唐宋牧马业地理分布论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2）和《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1993）指出，唐后期牧马区由前期的集中于陇右、关内、河东三道，转向河淮一带分散，而且牧马区域稳定程度渐差。入宋以来，河牧监内移，良田被占，河北路农耕地仅为该地区总土地面积的十分之四。河东路山区及泽、潞、辽等州军，农牧混杂。陕西路地处农耕区西界，西、北两面均为半农半牧区。程民生《宋代畜牧业略述》（《河北学刊》1990.4）指出，因失去北方及西北牧场，宋代畜牧业总量较唐代为小，但在其他地域畜牧业的发展却超过唐代。杜瑜《甘肃、宁夏黄土高原历史时期农牧业发展研究》（《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1993）认为，自唐宋时期开始，该地区由以往的半农半牧状态向农业地区转化。雍际春《宋代以前陇中黄土高原农牧业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2）认为，中唐以后，陇中牧业衰退，农业也呈不平衡发展。唐代后期肇始的滥垦之风更使草原牧场加速退化。张泽咸认为，西域在吐蕃占领期间，畜牧业有显著振兴，农业亦未见衰落；归义军时代河西农业仍称发达（分见《汉唐间西域地区的农牧生产述略》，《唐研究》四，1998；《汉唐间河西走廊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中国史研究》1998.1）。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见《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科，1999）认为，唐代农牧业界线为农耕区与半农半牧区的界线，较汉代有所北移，东段北移到燕山山脉以上，西南端达至陇山之西，东北端伸向辽水下游。而半农半牧区的界线则由阴山山脉西达居延海，东达燕山山脉。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2002）指出，宋辽夏金时期的农牧分界线由从外长城（即秦汉所建长城）退缩到内长城（即明代长城）一线，即从位于东北方向的碣石向西南蜿蜒伸到龙门一线。此线以西以北，大片农田化为牧地，除燕云一带的部分地区外，多以畜牧业为主。就是此线以东以南的农耕区中，草场牧监也为数不少。
研究唐宋之际北部中国的农牧业分布情况，尚须关注辽和西夏辖区。契丹（辽朝）南境之南京道（治今北京）、西京道（治今山西大同）地处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属华北大平原的北半部。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1963）认为，契丹北境草原以牧业居多，分布着“插花田”；而毗邻汉区的南部地带定居放牧的成分也逐渐增加，燕山以南则是传统农耕区，邹逸鳞《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辽金史论集》第2辑，书目文献，1987）认为，自10世纪始，西辽河流域分布着星点农家村庄。辽代以后，该地成为半农半牧区，或称农牧交错区，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科，1988）指出，北部、西北地区和潢河（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为传统畜牧业区；潢河与土河（老哈河）汇流处及其周围地区，分布着零星的垦殖点；在上京道的东部、南部和中部还分布着一些草原式的“插花田”。由于在草原地区开辟农业区，又在农业地区开辟牧场或放牧点，故辽代农牧业的总体发展方向是，农业生产向北拓展，畜牧业生产向南推进。颜亚玉《契丹统治下的燕云农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3）指出，唐末至五代初该地区农业经济堪称发达，其后又有起伏，但仍以增长为主。郑川水等《历史时期辽河流域的开发与地理环境关系》（《历史地理》第10辑，1992）认为，在10世纪初辽河中下游平原重新出现点线分布的农田与居民点。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1994）指出，契丹人所在的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穿插一点农业；大定府以南奚人居住的部分草原和燕山山区，畜牧业与农业相间，燕山以南至白沟以北，西达东北，东至辽东，则以农业为主，杂以部分畜牧业和果树业。邓辉《辽代燕北地区农牧业的空间分布特点》（《历史地理》第14辑，1998）认为，辽代燕山以北到大兴安岭东南麓，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农业集中于赤峰市以南的中京地区，赤峰以北的上京地区则以游牧为主，农业区的北界大约位于隆化县北到赤峰市一带，再向东穿过奈曼、库伦二旗南部的黄土台地北缘。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中国社科，1999）指出契丹立国之前以畜牧业为主，还未形成固定的农业垦殖区，汉城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大凌河、滦河流域。辽建立后，主要农业区分布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医巫闾山北端以及中京周围，辽东、燕云地区亦以农业生产为主，畜牧业区以北疆和东北疆最为广泛，半农半牧区的典型区域为河东、代北一带。
西夏辖区在今甘肃、宁夏一带。汪一鸣《历史时期宁夏地区农林牧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3）研究了宁夏地区或农或牧的变迁过程。漆侠、乔幼梅（前揭）认为，除夏州一带的毛乌素沙漠地区外，西夏境内皆适宜畜牧业。农业区集中于灵州、横山天都山一带的片段土地，以及河西走廊。韩茂莉《西夏农业区域的形成及其发展》（《历史地理》第10辑，1992）指出，西夏农耕业最为成熟与稳固的地区是银川平原及宋、夏交界处的丘陵山地，河西走廊附近的农业亦有一定发展，但不占重要地位。杜建录《西夏经济史》（中国社科，2002）认为，西夏的农业区为兴灵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荒漠与半荒漠牧区由鄂尔多斯与阿拉善两大高原组成，农牧相间的半农半牧生态区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与宋夏沿边山界。
三、经济重心南移研究
唐宋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的提出，始见于张家驹《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食货》2：11，1935），其后张氏又相继发表《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食货》4：1，1936）和《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1942）重申自己的观点。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就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于对经济重心的理解、南移完成的时间、南移的判定标准，以及南移的具体内容等方面。
在对经济重心的理解上，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1977）提出安史乱后唐代财赋重心在江南的说法。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科，1981）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认为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已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袁英光、李晓路《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北京师院学报》1985.3）提出财政重心的说法，但认为唐代后期财政重心的南移并不等同于经济重心的南移。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光明日报》1988.6.15；《农业考古》1991.3）赞同“财赋重心”的提法。赵德馨《我们想写一部怎样的〈中国经济通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3），则区分了“经济重心地区”与“经济中心地区”的不同，认为“经济重心地区”是指经济较其他地区发达、财富较其他地区多的地区，是经济发展、财富分布不平衡的结果。
在南移时间的看法上，学界存有较大分歧。依各家意见提出的先后次序而言，第一种是“南宋说”，张家驹（前揭文）认为，中唐以后，南方社会的发达已渐渐超过北方。及至宋代，东南已完全成为国家根本。而南宋时代更为中国社会经济中心转变的最大关键，其所撰《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1957）再次强调，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的空前发展，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完成南移行程的时代。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1996）认为，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第二种是“隋代说”。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商务，1944）认为，中古之经济重心在隋代业已南移。第三种是“晚唐五代说”，韩国磐《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厦门大学学报》1956.1）认为，五代时南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均较北方发达。曹尔琴《唐代经济重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2辑，1982）认为，唐代后期经济重心从我国北方转向南方。童超《东晋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土地开发》（《历史研究》1987.4）认为，经济重心南移始于东晋南朝，终于唐五代。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1992）认为，安史乱后，经济重心加速向南方倾斜，终南移于长江流域。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首都师大，2001）认为唐代后期经济的总体水平大大超过唐前期，尤其是长江流域。宁可主编《隋唐五代经济卷》（经济日报，2000）指出，大体上从安史乱后，南方经济发展的水平超过北方，全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第四种是“宋代说”，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1957）说，“宋以后之经济重心遂移于东南”。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上海人民，1987，1988）认为宋代经济水平整体上是“北不如南，西不如东”。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1991年）根据《元丰九域志》的统计数据，认为北宋熙丰年间（1068年～1085年）耕地和劳动力资源重心的南移过程已经完成。近在《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前揭）中又重申了这个观点。但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3）认为，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撰《宋代粮食生产的地域差异》（《历史研究》1991.2）中甚至认为宋代“北方地位比南方有过之而无不及”。稍后又在专著《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1992）中说，“宋代南北经济各有特色。经济重心从发展趋势上看正在南移，但从历史现状上看还未完成。”五是“六朝说”，罗宗真《六朝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海学刊》1984.3）为其代表。
在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判断标准上，学界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多数学者是从人口分布入手，易曼晖《唐代的人口》（《食货》3：6，1936）指出，天宝以后，北方南徙人口大抵集中于江南道。黄盛璋《唐代的户口与分布》（《历史研究》1980.6）认为，安史乱后人口比重发生变化，黄河中下游让位于长江中下游，汴河两岸让位于汉江襄鄂等州，沿海港市户口猛增。林立平《唐后期的人口南迁及其影响》（《江汉论坛》1983.9）认为，经过安史之乱的人口南迁，江南人口密度已居各道之冠，我国古代的人口分布重心也由此基本上从黄河流域转向了江南。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上）》（华东师大，1984）指出，安史乱后，人口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南方远远超过北方。胡道修《开皇天宝之间人口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史研究》1984.4）亦认为安史之乱是南北人口升降的主要转折点。费省《论唐代的人口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2）认为，元和时期的淮河以南及江南地区为大面积的人口密集区，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大，1993）指出，安史乱后人口南迁与经济重心南移同时发生，黄河中下游地区失去了传统的人口重心地位。翁俊雄《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1999）指出，安史乱后，长江流域民户日趋增多。宋史领域，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与变迁》（《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中华，1991）认为宋初人口分布的最大特点为北方人口的减少和南方人口的增加。人口增加之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江淮一带，这是南方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表现。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2000）指出，辽宋初期无疑是南北人口分布的一个转折点，此前北方人口占优，此后南方人口逐渐确立了绝对优势，并一直维持到明清时期。
后来渐涉农田水利、蚕丝纺织、自然生产力和城市分布等诸多方面。论者们普遍认为，南方水利事业在中唐以后的大规模兴修，是促使南方经济赶超北方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邹逸麟《从唐代水利建设看与当时社会经济有关的两个问题》（《历史教学问题》1959.3）指出，在唐前期138兴修的163项水利建设中，北方五道有101项，占全数三分之二。唐后期101项工程中，南方五道就有76项，以江南道为最多，竟占49项。因此安史乱后，是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局面的初步形成期，至于其巩固与发展，则在10世纪以后的宋代。阐明同一主旨的成果极多，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李灿文《唐代水利事业与南北经济重心的转移》（《新亚书院历史系系刊》4，1978），黄耀能《隋唐时代农业水利事业经营的历史意义》（《中山学术文化集刊》30，1983），周魁一《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续）》（《农业考古》1986.2），杨荫楼《秦汉隋唐间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趋势与经济区域重心的转移》（《中国农史》1989.2），钮海燕《唐代水利发展的因素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10辑，1992），屈弓《关于唐代水利工程的统计》（《西南师大学报》1994.1）等。
纺织业方面，孙运郅从丝织业角度考察，认为丝织业中心的南移完成于唐宋之交（《丝绸之路和我国丝织业中心的迁移》，《华东师大学报》1981.1）。黄世瑞《我国历史上蚕业中心南移问题的探讨》（《农业考古》1985.2；1986.1）认为我国蚕业中心的南移开始于唐末五代，完成于南宋。陶绪《论宋代私营丝织业的生产形态及地理分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2）认为宋代南方私营丝织业的发展速度高于北方。邢铁《我国古代丝织业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2）认为，在两宋三百年间丝织业的生产重心尚未转移。邹逸麟亦指出，唐宋以后我国丝织业南盛北衰的局面逐渐形成（《有关我国历史上蚕桑业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1994）。
董咸明从自然生产力角度探讨，认为唐代北方自然灾害远较南方频繁，对经济的破坏程度远远大于南方（《唐代自然生产力与经济重心南移》，《云南社会科学》1985.6）。郑学檬、陈衍德《略论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91.4）认为南方经济超过北方是自然环境的优劣互为逆转的结果。
林立平从城市分布角度加以阐述，认为唐宋之际的中国都城已由长安而洛阳而开封地向东迁徙，中国城市分布重心也从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下游的江淮及太湖区域，也表明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试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暨南学报》1989.2）。近有郑学檬（前揭）将经济重心完成南移的判断标准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它地区，表现为人口众多，劳力充足；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商品经济发达。第二，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不只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居优势地位，而是有持续占优势的趋势，就是其优势为后世所继承。第三，新的经济中心取代了旧的经济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经济上倚重新的经济中心，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四、交通网络变迁研究
唐宋交通网络由国内陆路、水路和通向域外路线三方面组成，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仍是严耕望《唐代的交通与都市》（《大陆杂志》8：4，1954）、《隋唐五代人文地理（上、下）》（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唐代交通图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3，1985，1986），和青山定雄《唐宋朝代的交通和地志图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两人对复原唐代、宋代的交通路线贡献尤巨。日野开三郎对《五代时期南北中国的陆上交通道路》（《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12，三一书房，1989）作过研究。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1997）中也有六篇关于唐宋交通道路的考证文章。
先看陆路。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1937）列举出唐代以长安为中心向四周展开的六条陆路交通干线，在所开凿的新道中，又以大庾岭山路为最重要。宋代陆路干线改以开封为中心，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分见《学术研究》1987.1；1989.3）认为，唐代以广州为中心向四方延伸的各条交通路线中，北路较南路发达，西路较东路发达。宋代岭南交通基本格局除沿袭唐代，但其功能开始由唐代的政治型、军事型向经济型转变，岭南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动脉。李孝聪《公元十一十二世纪华北平原北部亚区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第9辑，1990）认为，宋辽驿道的开辟，使得大名府、澄州、澶州为代表的一批地方中心城市地位的上升，宋辽边界形成了一条新的城市带。蔡良军《唐宋岭南联系内地交通线路的变迁与该地区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3）叙述了唐宋时期岭南以广州为中心联系内地的三条道路，即桂州路、郴州路和大庾岭路，认为自唐代完成对大庾新路的开凿后，该路成为入岭南的最佳线路，岭南交通重心亦因此东移至郴州路和大庾岭路。韩茂莉《宋代岭南地区农业地理初探》（《历史地理》第11辑，1993）指出，宋代由内地进入两广的道路自西向东主要有三条，湘桂道（水路）、骑田道、大庾道，而以后者路途较为通畅。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科，1995）指出，安史乱后西线中的荆襄段因汴水通航受阻而变得格外重要。曹家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宋史研究通讯》2002.2）指出，唐代南北交通干线主要有两条，一为长安东南行至岭南道；一为洛阳东南行至汴州，经运河至福建、岭南道。宋代入闽路进一步开辟，几条南北干线之间联系进一步加强，杭州与淮西地区联系进一步密切。
再看水路。白寿彝（前揭）指出唐代的运河较江河等水道所居地位要高，唐代中叶后大运河南段地位更见重要。北宋汴河（通济渠）在交通上居于睥睨一切的地位。而在唐宋之际，所开浚的河渠中作用较大的还有嘉陵江、新源水、蔡河、广济河、金水河、荆南漕河、深州新河等，但地位均无法与运河相比。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前揭）认为，运河联结着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导致唐宋帝国的经济地理发生剧烈变动。李剑农指出，安史乱后，除江淮汴道地位见重外，由湘、赣二水入江，沟通江以南与岭表，又顺流入扬州，经汴淮以达于河，由湘出者至鄂州入汉、汉沔经陆路至长安，此亦有唐一代内河南北交通之要道。就沿海航线而言，唐代海舶，由交广北航经泉州，北以江都为终点；扬子江口以北至白河口之线，几无定泊之港。然在宋时，已由交广闽浙江淮扩至密州（《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宋元明经济史稿》，前揭）。《长江水利史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史略》编写组，水利电力，1979）指出，北宋时期，与长江干流密切相关的运河有三个系统：其一为江北运河，联系黄河、长江的汴运颍运等；其二为江南运河，联系江浙；其三为荆襄运河，联系长江、汉水。冯汉镛《宋代国内海道考》（《文史》26.1986），对宋代沿海各地，包括长江口外、钱塘江口外、闽江口、珠江口外、黄淮以北的海道，进行了详细考察。王兴淮《我国历史上的江汉运河》（《中国水运史研究》专刊一，1987）指出，北宋是江汉运河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历史时期之一。王力平《唐肃、代、德时期的南路运输》（见《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1988）认为，中晚唐水陆交通中，穿过秦岭，经汉、沔水系，沟通关中地区与江汉流域以及整个东南地区水陆联系的南路，肃、代、德时期运输非常活跃，承平之际即告萧条。王力平《唐后期淮颍（蔡）水运的利用与影响》（《河北学刊》1991.2）说，“北宋的惠民河与唐时的淮颖（蔡）水运相比，已不再是临时性、替代性的运道，而成为了固定运输线。”张泽咸（前揭）认为，有唐一代，珠江、长江、淮河、黄河等都有商船通行，沿海自南海至渤海的海上交通亦有发展。
域外交通又分陆、海两路。白寿彝（前揭）较早据《新唐书·地理志》列举唐代通四夷的七条重要道路，除登州海行入高丽渤道、广州通海夷道外，其余五条为陆路，自唐天宝乱后，西域交通渐形衰落，虽北宋盛时也不能完全恢复。乌廷玉《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历史教学》1957.2.）、陈守忠《北宋通西域四条道路的探索》（《西北师院学报》1988.1）分别考察了隋唐和北宋的通西域道路。蓝勇《唐宋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转输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4）认为，南方陆路主要有川滇道、邕州道、滇缅印道。
港口与海上交通。开创者当属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青译，中华，1929）和《唐宋贸易港研究》（杨炼译，商务，1935），两书据伊本·胡尔达兹比《道程及郡国志》记载，指出交州、广州、泉州、扬州为唐宋四大贸易港，此外潮州、福州、温州、明州、松江亦为沿海贸易港，白寿彝（前揭）指出，隋唐宋时代的域外交通，较前为特别进展并历时最久的，是南海上的交通。乌廷玉（前揭文）认为，唐代从广州出发可至大食波斯及南洋诸国；对日本的商路则有两条，一为北路，即由登州出海；一为南路，从明州出发，两宋海外贸易路线经冯承钧（《诸蕃志校注》，中华，1956）、苏继顷（《岛夷志略校释》，中华，1981）和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务，1986）等诸多先生的持续努力，现已清楚有四条航线。东海起航线是从明、杭等州出发东渡高丽、日本；南海起航线是从广、泉等州出发，有三条，一是经三佛齐（今苏门答腊）转航阇婆（今爪哇）、渤泥（今加里曼丹）、麻逸（今菲律宾群岛）等地。二是经兰无里（今印尼亚齐）再横渡印度洋去阿拉伯半岛上的大食诸国，三是从兰无里出发横渡细兰海到故临（今印度奎隆），在此换乘小船，沿近海西北向驶入波斯港、亚丁湾。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沿海港口被发掘出来。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1981）指出，宋代东海航路中有登州、密州、明州、杭州、华亭、温州等港；南海航路中的广州、雷州、徐闻、琼州等港；介于东海和南海航路间的有泉州、福州、漳州等港。章巽（前揭）指出，北宋时期，长江口以北的通、楚、海诸州，以及长江口以南的越、台、福、漳、潮、雷、琼诸州，也都是通航的海港。沿渤海湾的登州、莱州、沧州、平州、都里镇诸地，亦有海舶往来。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东人民，1987）认为，广州是唐代最为繁荣的贸易港，宋代与之通商的海外国家较唐代为多，海外贸易也超过了唐代。蒋致洁《唐宋之际丝路贸易与海路贸易的消长变化》（《社会科学战线》1993.5）认为，自唐宋以降，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陆路（丝路贸易）地位日趋下降，海路贸易逐渐占据优势，基本上处于主导、支配地位。陆韧《宋代广西海外贸易兴起初探》（《海交史研究》1997.1）认为，宋代广西海港得到了极好的发展机遇，一跃成为西南地区贸易重地和出海门户。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2003）认为，宋代贸易港较唐代有明显增长，北自京东路，南至海南岛，港口以十数，形成多层次结构，大致可分为广南、福建、两浙三个相对而言自成体系的区域。
五、区域经济研究
此项研究源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杂志。进入80年代后，关注者益多。漆侠对两宋区域经济的研究堪称详尽具体，他认为从整体看是“北不如南，西不如东”（《宋代经济史（下）》，上海人民，1988）。葛金芳在《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前揭）中，从动态角度将其发展趋势概括为“东强西弱，南升北降”，并将各区域经济的特色归纳为：中原经济顽强发展、一波三折，东南经济蓬勃兴起、后来居上，西川经济不平衡发展，中南经济困顿停滞，广南经济地旷人稀、起点过低。
中原经济区。该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唐代大体包括关内、河东、河北、河南四道，以及山南道北部地区，宋代则为京畿、河北、京东、河东、陕西、京西北路六路。学界普遍认为，关中地区自唐中叶后经济发展遭受重创，入宋以后渐次恢复。杨德泉《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1987）指出，从农业和手工业看，较之唐代，宋代陕西经济地位明显低落。韩茂莉《北宋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1）认为，中原地区以河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为高；陕西则次之，虽本地农业区仅限于关中，但仍能达到较高水平；河东略有余粮；唯河北一路粮食最为短缺。程民生《论宋代河北路经济》（《河北大学学报》1990.3）认为，宋代河北路经济仍然发达，实力雄厚。邢铁《宋代河北的丝织业》（《河北学刊》1990.5）认为河北的丝织业仍较发达，丝织业的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民生《论宋代陕西路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1）认为宋代陕西的经济发展屈从于国防利益，但手工业门类齐全，商业也异常活跃。
东南经济区。该区泛指长江下游地区，尤其以太湖流域为重心，在唐代大致为淮南、江南道东部地区，宋代大致为淮南东西路、江南东西路和福建沿海地区。该区在两宋时期发展迅速，故成果较多。陶希圣《五代的都市与商业》（《食货》1：10，1935）指出，五代时，各地商业繁荣，都市繁盛。尤以淮河以南最足称道。杨章宏《历史时期宁绍地区的土地开发及利用》（《历史地理》第3辑，1983）认为，唐后期，该地区已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至宋代，更成为全国的粮食基地之一。方如金分析了《北宋两浙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1）。彭友良《两宋时代福建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考古》1985.1）指出两宋时代福建农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表现为土地的垦辟，耕地迅速增加；水利的开发和兴修；各种物产丰富；对外贸易的崛起。梁加龙《宋代江西蚕业发展初探》（《农业考古》1985.2），文士丹、吴旭霞《试论北宋时期江西农业经济发展》（《农业考古》1988.1）和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6）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江西的经济发展。谢元鲁《论“扬一益二”》（《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1987年）认为，扬州在唐以后的衰落不过是东南地区内部中心城市转移的一种表现。杜瑜《历史地理变迁与扬州城市兴盛的关系》（《平准学刊》第4辑上，光明日报，1989）指出，唐代后期江淮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扬州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扬州亦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很快发展为全国最大经济都市。杨希义《唐代丝绸织染业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3）指出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到唐代后期已超过北方。林汀水《两宋期间福建的矿冶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1）认为福建的矿冶业初兴于唐代，至宋极盛，成为全国重要的矿区之一，出产金、银、铜、铁、水银、锡和矾等矿。方亚光《论唐代江苏地区的经济实力》（《中国史研究》1993.1）认为，唐代中叶以后，从生产工具水平、手工业技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言，该地区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韩茂莉论述了《宋代东南丘陵地区的农业开发》（《农业考古》1993.3）。方健《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认为，若从唐宋茶的产量而言，江南路居首位，次则四川，荆湖第三，两浙第四，淮南13山场至北宋盛极，福建茶产量虽逊于以上各路，但以品质优良著称。两广产量甚微。周生春《论宋代太湖地区农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3.3）认为北宋崇宁以后太湖地区农业发展达到北宋后期最高水平。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1994年）通过分析和比较，认为宋代的经济与市场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在东南的两浙、福建、江东、江西四路。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前揭）指出，太湖地区自晚唐五代以来，农业经济的发展最为突出；手工业以制茶、制盐、纺织、竹编、苇编、瓷器、酿酒、造纸、药材等为主，水平较高。江西经济开发自五代始大大加速，有特色的产品主要是稻米、猪、牛、禽、鱼等副食品资源、木材、矿产、蔬果、乌血等经济林等等；手工业品则以瓷器最出名。宋代福建农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沿海平原，在许多方面与两浙有共同之处，它也代表当时中国农业经济的水平。而从总体来看，五代时期南北方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农业经济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北方，但本地区内部亦不平衡。方健《两宋苏州经济考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4）一文，认为宋代苏州经济居当时全国的领先地位，与中唐以来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相一致。周怀宇《论隋唐五代淮河流域城市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2001.3）认为，隋唐五代是淮河流域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快速成长期，扬州、开封为两大龙头城市，而沿运河相继涌现出的新城市中较为突出的有宋、楚、泗、寿、颍、濠、宿、庐等州。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2002）认为，北宋时期，两浙路的城镇发展最为显著，已达到乃至超过了北方发达地区的水平；江南东路次之，接近北方发达地区的水平；江南西路虽较宋代以前有显著的发展，但由于起点较低，直到北宋中后期，仍与两浙、江东地区有相当大的差距。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湖北大学学报》2003.3）认为，入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兴盛，促使东南沿海地区开放型市场崛起，进而在本地区出现海洋发展路向，其具体表征有五：其一，东南沿海众多外贸港口，从南到北连成一片；其二，海外贸易范围大为扩展，构成当日世界性贸易圈的两大轴心之一；其三，进出口商品中，分别以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为主；其四，中外商人队伍壮大，出海经商风气盛行；其五，对域外世界的认识远较汉唐丰富详赡。此前，也有专文讨论福建地区的海外贸易问题，如林汀水《略谈泉州港兴衰的主要原因》（《厦门大学学报》1984.1），韩振华《五代福建对外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3），胡沧泽《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1），廖大珂《唐代福州的对外交通和贸易》（《海交史研究》1994.2）等。
西川经济区。该区大致指唐代的剑南道，北宋的成都府和梓州、利州、夔州这四路。关于唐宋时期四川经济的发展，先后有两部专著予以讨论，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5）认为，自10世纪后期至北宋中叶，本地经济发展迅猛，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8）指出中唐以后四川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区之一。贾大泉《宋代四川的纺织业》、《宋代农村商品生产》、《宋代四川城市经济的发展》（分见《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会刊，河南人民，1984；《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5.1；《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2）认为，宋代本地的纺织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长足发展，农村地区的商品化生产的专业分工现象极为普遍，在蚕桑纺织业、茶叶种植业、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药材种植业、酿酒业、井盐业、水果生产方面均有体现，从而促进了本地区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城市经济的发展貌似繁荣，但在封建势力的干扰和战争的冲击下，很难持续。谢元鲁《宋代成都经济特点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3）、《论“扬一益二”》（前揭）认为，宋代成都的经济十分繁荣，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4）认为，川峡四路的农业生产发展很不平衡，川西成都平原是全国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川东地区却仍然较为落后。林文勋《宋代四川与中原内地的贸易》（《宋代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1994）认为，时至宋代，四川地区已发展成为我国西部区域的经济中心区。
中南经济区。该区大致指唐代山南道南部和江南道西部一带，宋代的京西南路和荆湖南北路。郑学檬《试论唐五代长江中游经济发展的动向》（见《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1988）指出，唐五代长江中游（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地区经济发展加速，使地区联系日趋紧密，由此江南经济正在向超过北方的方向发展。韩茂莉《宋代荆湖地区农业生产述论》（《历史地理》第12辑，1995）认为，宋代荆湖南、北路尚未得到全面开发，尚未处于粗放经营阶段。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2001）认为，两宋时期是两湖平原市镇在空间上迅速扩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又是县以下镇、市的扩展。
广南经济区。该区大致指唐代的岭南道，北宋的广南东西二路。徐俊鸣《古代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认为，唐宋时期本地区手工业较为发达，诸如造船、纺织、食品加工、陶瓷、制纸、矿冶等均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陈伟明《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1）认为宋代岭南地区初步形成了独立的农业生产区。关履权《宋代广东历史发展趋向与农业商品化》（《广东社会科学》1991.1）认为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对广东历史发展起了催化剂作用。韩茂莉《宋代岭南地区农业地理初探》（《历史地理》第11辑，1993）分析了宋代岭南地区的人口构成及其分布，认为蛮人集中分布的广西和海南岛生产方式还很落后，指出宋代内地移民是岭南地区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力，内地移民集中的南岭南坡地带，以及珠江三角洲，是岭南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是岭南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但与内地相比，岭南大多地区的生产方式仍很落后。
笔者自知，对于学界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段中所做的有关唐宋经济格局研究的成果，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此文中一一尽述的，因取舍眼光和目的所限，即使部分较为重要的成果，间或亦有遗漏。在对经济格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上述梳理后，笔者认为要使此课题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还须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确立贯通研究的思路，打破朝代分野。即以唐宋变革期学说为指导，改变过去以朝代为中心的叙述模式，将晚唐至宋的经济格局变动视作整体予以考察，关注趋势的演变特征，以期反映出其时经济格局变动的总体面貌。
第二，明确经济格局变迁的内涵，切实把握其所涉及到的各个方面。经济格局当以自然环境、农牧业经济、经济重心、交通网络和区域经济为主体构成部分，这也理应成为学界探讨此课题的侧重点。
第三，探明经济格局变迁的内在联动机制，揭示各要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由上述各要素组成的经济格局是一个有机结构，各侧面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故有必要从动态的角度寻求其间蕴含的内在逻辑关系。
第四，加强薄弱环节研究，重视区域经济研究的平衡发展。在既往关涉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的成果中，仍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如生态等），区域经济的研究亦畸轻畸重，为此，今后的研究应在薄弱之处进一步加强力量，而对于学界着力较多的经济区域，重点则在于概括出其特色，指明其地位。
以上浅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