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词之缺失及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缺失论文,陆游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2-0078-07
在数量颇少的陆游词研究成果中，对陆游词有极力推举者，但回答不出为什么陆游词在词史中的影响远较其诗歌在诗史中的影响要弱得多。也有小心的否定者，点到了陆游词之缺失，如邓乔彬则明确指出“陆游上不能如苏之‘以诗为词’，下不能如辛之‘以文为词’，‘蹭蹬乃去作诗人’的陆游毕竟只是以余力为词，‘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终未能使自己成为词坛大家；”① 但除“以余力为词”这一点外，尚有继续探讨之必要。因为诸如其不重视词体和不全身心投入的词人，在词史中不乏其例，但都不影响他们成为一流词人。前者如欧阳修、晏殊，后者如苏轼。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一个伟大的诗人在词的创作上现出尴尬？这应该不仅关涉到作者自身原因，更应该关涉诗、词这两种文体的不同特质。本文试图通过陆游词与苏轼、辛弃疾、秦观词的感性比较中，透显陆游词的诸多缺失，再从词之为词的本体论角度探究形成其缺失的深层原因。
一、与苏词比欠气象，与辛词比欠气韵，与淮海词比欠情韵
评价陆游词时，或者认为他是苏辛之间的过渡人物；或者认为“游欲驿骑东坡、淮海之间”[1] (卷一九八《放翁词提要》，P1817)，总之离不开他与苏、辛、秦三家的关系。那么与这三家相比，是什么限制了陆游词的创作？我们试作探究。大体上其豪壮词涉及与苏、辛的关系；流丽绵密词涉及与淮海的关系。
首先看其豪壮词：
豪壮词在陆游词中算来并不很多。如“家住东吴近帝乡，平生豪举少年场。二千沽酒青楼上，百万呼卢锦瑟旁。”(《鹧鸪天》)具一派豪士游侠之气；“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鹧鸪天》)又显啸傲隐者之风；最多的是抒发怀念战场，报国无路的激愤，如“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夜游宫》)，又如“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秋波媚》)既有边塞诗的味道，又具豪情壮志，再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汉宫春》(羽箭雕弓)，写出脑后风生、鼻端火出之况，从气势从题材内容从悲壮情调看都如陆游诗。
因此，陆游与苏轼的关系很明显。苏词的“以诗为词”，将豪放风格引入词坛，影响了南宋一大批词人的创作，苏词不仅关涉到放翁，甚至稼轩词亦是其余响。那么，同样是“以诗为词”，陆游词与苏词的差距在哪里？
其实，陆游是否能“以诗为词”并不很重要，因为随着南宋特定历史背景的展开，诗化题材的开拓，已属很普遍的现象。关键是如何“以诗为词”。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诗化词中的优秀篇章尚葆有词的韵味。因为苏轼是清醒的自觉的改革者。他对柳永词虽不满意但很是了解，他知道柳永的所长与所短，他要力避“柳七郎风味”，这种力避对他来说并不吃力，因为按他的性格，任性而为，一派天然，如实地表现自我，进入创作的自由境界是他的首选，这种选择决定了他不会强迫自己进入套中。因而他大写抱负，大写人生感慨，“无事不可入”，不拘于词的题材设定，使人格魅力尽情地张扬。而柳永之所长，他也看到，那种羁旅行役词中可贵的“不减唐人高处”的“神观飞越”之妙，恰合于自己的性格倾向——超旷，所以他不费力地既使词取得了焕然一新，令人惊喜的改观，又恰恰合于词所讲求的言在此意在彼，意内而言外，令人遐思高想的“词味”。《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等都以其丰富的意蕴，起伏波动的情感以及壮阔旷远的兴发而吸引着历代读者。
而陆游在以诗为词的路上却多了一种努力和牵强。首先那种“驿骑苏秦”的左右游离的状态，那种“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1] (卷一九八 P1817)的尴尬就已经说明了从他本身即存在着一种不自然、个性模糊，难以达到一个大家所应具有的豁人耳目之效果。
陆游词格调有，如“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卜算子·梅》)；气势亦有，如“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汉宫春》)但相比于苏轼词，似气象略逊。王国维推举的气象，当指作品的整体风貌与格局，以气象雄浑宏阔者为上品，故其将李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推为“以气象胜”[2] (第十则，P194)的典范。那么陆游素有“小李白”之称，按说气象应该是有的，但令人遗憾的是，陆游词中的气象总有些不尽如人意。境界开阔，充满悲情之作并不缺乏，但缺乏的是步步开拓，自然指向高远，终而只能称其为阔大，但绝不是雄浑苍茫。因此导致陆游豪壮词欠缺些词的韵味。
豪壮词中若能显现出词的韵味，从苏轼的成功经验看，应宕开笔墨，胸怀阔大。因而方有虽写兄弟离别，却有对普天下离合悲欢的思考，进而具含对自然、人事、人生的哲理性启迪，方令读者在品味其精义的过程中完成一种词所特有的绵长感受。而陆游豪壮词可惜的是缺乏这点，原因即在于其心胸及气象略逊一筹。与东坡比，缺乏忧生意识，多的是忧世意识。他过于拘执于自己的激愤情绪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陆游一生都在仕途的坎坷中度过，他渴望被擢拔，渴望挂帅出征，特别是南郑短暂的岁月更使他一生都在回忆中满怀愤懑。读他的词，你会发现“功名”、“封侯”字样多次出现，已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情结。如：“个时方旋了，功名债。”(《感皇恩》)“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汉宫春》)“黄阁紫枢，筑坛开府，莫怕功名欠人做。”(《感皇恩》)“当年万里觅封侯。”(《诉衷情》)其实，钱钟书先生认为陆游诗“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思。铺张排场，危事而易言之。”[3] (P132)有一种极为强烈地追求功名的心理情结，所说不无依据，因为在词中亦有所显现。当然功名心无可厚非，特别是在那一历史背景下，所谓建功立业，与爱国热情是紧密不可分的，关键是太急切，太执著，诉诸笔端，则太拘执，很少给读者留有联想回味的空间。
陆游与辛弃疾的关系该如何确认。
陆游乃辛派词人已是词界早就确定了的。如冯煦《蒿庵论词》曰：“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6] 那么就带出一个问题：二人同是事功思想甚深，多忧世意识，都写豪壮词，那么又是在哪些方面决定了陆游词不及辛词的影响？
关于二人的不同之处，陈廷焯与王国维的说法值得特别注意。陈廷焯在《词坛丛话》中云：“稼轩词，粗粗莽莽，桀傲雄奇，出坡老之上。惟陆游《渭南集》可与抗手，但运典太多，真气稍逊。”“稼轩词非不运典，然运典虽多，而其气不掩，非放翁所及。”[4] (P3724)还针对放翁《鹧鸪天》(家住东吴近帝乡)评曰：“未尝不轩爽，而气魄苦不大，益叹稼轩天人不可及也。”王国维则云：“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惟一幼安耳。”[12] (第四十三则，P213)
总结以上所论，很明显涉及一个“气”的问题。所谓“真气稍逊”、“气魄苦不大”、“有气而乏韵”等。所以我们说相对于辛弃疾，陆游词虽也有气象、气魄方面的问题，但更多的是气韵不足。
气韵更多地来自于一个作家的综合素质，是一种自然流溢出的一种气质、气性，如曹丕所言“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5] (P525)不是着力能学到的。南朝萧子显曾论曰：“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6] (卷五十二，《文学传论》，P907)虽然谈的是为文，但别忘了辛弃疾是“以文为词”，完全适合于对辛词的理解。陈廷焯所谓“真气”，其实是指天成的气韵。就这一点，辛弃疾的学生范开已注意到，他认为公之为词，“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7] (《稼轩词序》，P596)而这无往不在的“气”又是辛弃疾“一种志意与理念的本体之流露”[8] (P439)，或者说，因其全身心写词，故而他是将全部生命、全部理念投注于词，因而亦具有一种常人不及的魅力。而他能在《贺新郎》(绿树听鹈
)中拥有“古今无此笔力”之誉，在《摸鱼儿》中，亦能以气入词，“潜气内转”，柔中带刚，“有力如虎”，都说明辛弃疾所传达出的是郁勃深厚而又无法直言的“狂放精神”，表达出的是一种非常的英雄悲怆，满含着曲折含蕴之美。而相比之下，陆游词则浅率质直。叶嘉莹先生曾细致比较过辛弃疾的《汉宫春》(亭上秋风)与陆游的《汉宫春》(羽箭雕弓)，从词中句法的骈散顿挫以及句尾的直言曲笔的不同效果已见出二者的高下。下面且以辛弃疾的《鹧鸪天》与陆游的《蝶恋花》为例，再试作比较，二词抄录如下：
鹧鸪天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檐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
，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蝶恋花
桐叶晨飘蛩夜语。旅思秋光，黯黯长安路。忽记横戈盘马处。散关清渭应如故。江海轻舟今已具。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
两首词都经历了叹今忆昔的过程，往日横戈沙场，杀敌卫国，壮怀激烈，而今英雄老矣，壮志难酬，悔一生虚度。这样的题材内容在二人的词作中不计其数，而且相类的感慨在南宋词人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所以关键是写法。从抒情脉络上看，《鹧鸪天》开篇就为读者展现出一个壮阔的惊心动魄的骑兵渡江敌我厮杀的场面，写得极细致，也极有场面感，这时情绪饱满，读后令人血脉贲张。接着一转折，血与火的战场画面瞬间跳接一个白发苍髯的老者，两相对照，迥然而别，气势由此瞬间跌落，因为相差悬殊，落差形成的感情的冲击力却很猛，像气流突然受阻后形成的一种后坐力。特别是结尾，在经历了一番大起大落的情感波动之后，如何结尾，才能使词气贯通，又能使已经形成的富含力量的气流得以疏解？稼轩完成得很好，以一种相对平和、相对客观淡然的语气道出一个事实，也交待了一生蹉跎的原因：“平戎策”最终换来的是东邻栽花种树的园艺书。这种交换的不对等、不合理，暗含了多种情绪和意蕴在，有针对朝廷的不满，有针对命运的无声的诉求，有发自内心的抑郁、愤懑、悲叹，亦有一种无奈后的自我调侃，等等，感慨遥深。而《蝶恋花》的抒情模式完全不同，它开始于一种沉沉的凄黯伤感调子，一幅衰飒秋光中漫漫长安路的画面，因仕途屡屡受挫，即使今天有幸迈上通往朝廷的大路，亦感惴惴，有种前途未卜的渺茫，忽然精神稍为一振，因为记起曾经横戈盘马，气吞胡虏的疆场，但“应如故”又透露出一种期待，是一种不确定后的期待，是一种生怕它不如故的期待。此处将作者对前途的忧虑，甚至忧惧表现得很充分。接下来又陷入一种矛盾权衡之中，本来归隐之念早定，但心中尚放不下那一卷兵书，是仕是隐，该作何选择？抉择不下，则不由气从中来，逼出一句“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以激愤语作结，到此方是全篇感情基调最高扬处，遗憾的是最后完全是淋漓尽致的泄愤语，没留一丝含蕴。两相对照，一大开大合、大起大落，一矛盾犹疑，权衡算计；从结尾看，一沉郁有余味，一直率劲切。所以，从气韵方面来衡量，陆游确实略弱。
关于陆游词与淮海词的比较。
陆游词亦有纤丽、婉曲之作，特别是羁旅流落与艳情相结合之作，正如秦观后期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之类。如《临江仙》(离果州作)写离别，其中下阕“只道真情易写，那知怨句难工。水流云散各西东，半廊花院月，一帽柳桥风”。韩愈有“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谭唱和诗序》)陆游反用其意，强调出作者确实怀有真情，并且急于要表达出来的心态。最后一句，以廊量月，以帽论风，新颖别致，具悠然余韵。《蝶恋花》词写相思，其中“只有梦魂能再遇。堪嗟梦不由人做。梦若由人何处去。短帽轻衫，夜夜眉州路”。写梦富层折，具婉曲挚情之美。《鹊桥仙》写思乡，表达了飘然羁旅、泣血之悲。从这些词中可以看出陆游词亦有纤巧细腻一面，在表情时能作到委婉含蓄，并能偶发奇情。这些可以说是“袭秦观之半面”，也可以说是承袭婉约词的惯有词风。只可惜，这样的作品太少。
我们都知道冯煦评价秦观为“古之伤心人”[9] (例言，P2)，及“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之词，词心也”[4] (P3586)。陆游相比之下，真的是及不上。伤心虽伤心，达不到秦观的凄厉，细腻能细腻，但达不到秦观的幽细锐敏，而且在用语方面亦不够精巧有度，如：
浪淘沙丹阳浮玉亭席上作
绿树暗长亭。几把离尊。阳关常恨不堪闻。何况今朝秋色里，身是行人。清泪浥罗巾。各自销魂。一江离恨恰平分。安得千寻横铁锁，截断烟津。
写一江离恨，平分销魂，构思已奇，“安得千寻横铁锁，截断烟津”句，欲将千寻铁锁，截断烟津，奇之又奇。虽具一派奇情，令人眼前一亮，但若放在豪壮词中，放在“铁马兵河入梦来”的杀敌号角中倒更适合，所以陆游在婉丽词中偶尔亦用狠语。
另外，秦观词一大难以超越之处，在于他能将抽象细腻幽微的情感甚或情绪波动通过外在景物的描摹，形象化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发展了情景交融这一技巧，使身边事与心中情相互回环缠绕，构成情景难分的具有极大感发力的艺术效果。陆游亦善于写景，这在他的诗中就有相当的表现。如钱钟书先生特别指出：“其模山范水，批风抹月，美备妙具，沾匄后人者不浅。”[3] (P131)在词中亦如是，他能在短小的一句或几句中，即将景物和生活的典型特征尽现或表现得诗情画意，如“双双新燕飞春岸，片片轻鸥落晚沙”(《鹧鸪天》)、“料峭余寒犹力，帘纤细雨初晴。苔纸闲题溪上句，菱唱遥闻烟外声”(《破阵子》)等，写得相当工致。但里面情的成分相对淡些，所以若以景语情语论之，陆游词中景语多于情语，遂导致赋体多而比兴少的结果，而比兴少，“隐”少“秀”多，则最终导致情韵的寡淡。所以“陆放翁词安雅清赡，其尤佳者，在苏秦间。然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韵，是以人得测其所至”[4] (P3514)。此论不无道理。
在与以上诸家比较之后，我们只能很遗憾地说，陆游虽然也留传下不少优秀词篇，但相比于苏轼少了一些气象；相比于辛弃疾少了一些气韵；相比于秦观少了一些情韵。
二、“词之为词”观念欠清晰
陆游虽然在诗歌创作中取得了很可观的成绩，但其词的创作不免令人遗憾，要归结其原因，首先应该考虑陆游词的观念是否存在偏差。在陆游关于词的言论中我们发现常出现一些矛盾之处，对词这一文体时贬时褒，有贬词者，如：
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为曲、为引、为行、为谣、为歌，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10] (卷十四，P2101)
时放翁65岁，以文体退化论否定词体，并深悔少时为词。
《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开禧元年十二月乙卯。[10] (卷十四，P2277—2278)
时放翁81岁，认为唐五代时人，因流宕而为词。也有褒词者，如同在上文中又云：
故历唐李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
绍熙五年三月甲寅，70岁时，陆游在《徐大用乐府序》中又云：
(吾友徐大用)独于悲欢离合、郊亭水驿、鞍马舟楫间，时出乐府辞，瞻蔚顿挫，识者贵焉。或取其数百篇，将传于世，大用复不可，曰：“必放翁以为可传，则几矣。不然，姑止。”予闻而叹曰：温飞卿作《南乡》九阕，高胜不减梦得《竹枝》，迄今无深赏音者，予其敢自谓知君哉。”[10] (卷十四，P2101)
他又肯定徐大用词之题材：悲欢离合，漂泊远游。其词之风格：瞻蔚顿挫。且对温飞卿以及花间词，并不一味否定，认为不仅“简古”，而且“高胜”。
由贬到褒前后相差约十几年，有人说从前者看出他对词的观念有偏见，从后者看出经过十几年其观念有所转变，以此证明其词学观念有一个渐变过程。其实，人到65岁再想转变观念，已经很难令人信服了，那么对相同事物的矛盾看法只能说明他压根儿就没有形成什么观念。况且他说着不理解，但一直未中止词的创作。他说“今绝笔已数年”，但就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所统计，在他60岁，也即淳熙十一年到65岁淳熙十六年之间，并未绝笔，他自己也说“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可见其想绝而终难绝。65岁时，他似乎在做一个了断，但以后又如何，不是也在继续填词唱词，以至到81岁，不小心溜出真心话“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吗？可见，放翁对词，并不是真正的排斥，起码是理智上拒绝，而实践则跟着感觉走。所以言语上的矛盾推不出其对词观念有转变过程这一结论，而只能推出其对词的特质不甚清楚。
更能说明陆游没有搞清楚词之为词者，乃陆游词的创作始于交际之功用。
虽然陆游在理性上对诗词界限比较模糊，但他填了词，也填了不算少的词，那么或是凭感觉，或是下意识，在他选择填词时必然会存在一些理由，他要通过填词完成些什么？
《钗头凤》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陆游年轻时的作品，又被称之为他的代表词作，可有人已对周密与陈鹄的记载有所怀疑，吴熊和先生又提出至今难以驳倒的“质疑”，并提出新解，认为《钗头凤》乃陆游四十几岁时的蜀中作。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首词既不是他的第一首词，又不是他的怀妻作，而反属狎妓作。基于此，我们只好忽略，以更为确凿之词为例，作相对更准确的概括。那么有据可查的第一首应是《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我们试以这第一首词为例看看陆游踏入填词之路是怎样一个状态。
绍兴二十八年，陆游三十四岁，陆游在这一年“始出仕”，是自三十岁赴礼部试被秦桧黜落之后的第一次出仕。被任命为福州宁德县主簿。平生第一次为官，虽然官阶只属从九品，作县官的助手，但热情颇高。就是在这一年，陆游先后与张维、朱景参等游，朱景参材料不详，只知是“绍兴甲戌科张孝祥榜”，恰与陆游当年考第一时同榜，如没有秦桧事理应是同年兄弟，可知志趣相投。张维，乃具有爱国思想有志恢复者，可以想见三人同气相求。同年，陆游在《答刑司户书》、《答刘主簿书》中，也满含热情和使命感地表达出矫时弊、振颓风之见。以上这些都在证实：当时陆游生活中的兴奋点是满怀希望，欲在仕途大展抱负。那么，也就可以预见到这首词的主要基调。且看这首词：
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
西风挟雨声翻浪。恰洗尽、黄茅瘴。老惯人间齐得丧。千岩高卧，五湖归棹，替却凌烟像。
故人小驻平戎帐，白羽腰间气何壮。我老渔樵君将相。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
《剑南诗稿》卷六十五《道院杂兴》其三有：“北岭空思擘晚红”句。自注：“北岭在福州。予少时与友人朱景参会岭下僧舍。时秋晚，荔子独晚红在。”读完这首词，与我们预想的似乎有所不同。一是不老曰老。三十四岁，不应感到老，他在晚年回想这段时也定位为“少时”，而篇中“老惯人间齐得丧”、“我老渔樵君将相”，两次提及“老”；二是本欲平戎偏作渔樵。他将自己与朱景参的未来作了两种假设：朱景参驻守平戎帐内，羽箭腰间，何等豪壮与畅快！而我，高卧、泛舟、不思功名，渔樵老去。对此究竟何种感觉？很是复杂，虽似自己的选择，但最后一句亦透出些许讯息：“我老渔樵君将相”，两个鲜明迥别的结果，而这种结果，陆游表面达观潇洒，似乎真的“老惯人间齐得丧”，对人间一切得失已感无所谓。可“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呈现一派提醒叮嘱状，意思是你千万要记着你还有一个朋友，曾在北岭僧舍，蛮江边上，与你共同品过小槽红酒，赏过晚秋红荔。如果真的甘于终老渔樵，就不会有被人忘怀的担心。可以看出为将相并不是不令其心动和钦羡。如果这首词放在他晚年历经沧桑后，我们不会感到奇怪，但这是在他刚刚出道，理应壮志豪情时，虽然此前多有坎坷，有种虚度光阴的焦虑在，但还不至于此，所以其中有赠诗的客气在，亦有强作老到的不自然在。相形于同年所作的诗作《航海》中所传达出的“流落何足道，豪气荡肺胸，歌罢海动色，诗成天改容”，后者则更自然些，更贴近于当时的状态。
接下来所作的词也多是交际词，据夏、吴二位先生的《放翁词编年笺注》，上卷六十多首词中，从小序提示上看共28首或是唱和、或是宴赏、或是纪游词，没有小序的，在编年中注明为赠答的还有四首，所以应酬之作几乎占一半还多。
我们之所以注意这个现象，因为它非常能说明问题，即陆游词的创作是始于交际之功用。而这一点较之于其他词人则大有不同。如少游最先有《品令》词二首，以高邮方言写之，当作于早年乡居时。“就词气言，亦较稚嫩，当系少年时作。”[11] (P39)但里面洋溢着清新、青春、活泼之气，情趣之作无疑。苏轼最早的词据邹同庆、王宗堂考，有《华清引》(感旧)、《一斛珠》(洛城春晚)、《南歌子》(绀绾双蟠髻)，或是游骊山，感怀李杨浪漫，或是经洛阳，“怀想寻芳伴”，亦情趣之作无疑，接着自求外放于杭州，方大量写词，其中亦有豪放之作，但绝对是性情所为，绝不是为应酬。辛弃疾与陆游开始词的创作几乎同时，他的词集中亦多应酬唱和之作，这亦属南宋文人生活的一部分，但辛不同于陆的是，辛几乎全力写词，将自己的身心和几乎全部生活内容都付之于词，那么交际之词多是可理解的，即便这样，他的第一首词据考订乃《汉宫春》(立春日)，也主要是自由抒发内心感慨之作，且全词幽渺沉郁，颇具词味。
当然，我们不是说交际唱和词就纯是客套，不应该作，而是说交际词、唱和词不免要客套，不免要虚饰，因为是其功用决定了的，② 而恰恰是这一点，导致词之特质之一，即私人化写作这一效应没有发挥出来，也恰恰是这一点使陆游的词更像诗，而更重要的是陆游是以一种实用功用之出发点开始词的创作，本身亦在说明他对词之为词的观念真的有欠清晰。
三、疏放之诗人欠“词心”
若继续归结其原因，我想还应该从作家生命情感体验的独特性方面来考虑。陆游的特点在于疏放，疏放既成就了他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又导致其词的创作留下了不少遗憾。
从自号放翁可见陆游自己也首肯这一点。前人亦注意到陆游作品与性格中这一特点，诸如“轩豁是放翁本色”[12] (卷二，P7)，“务观之萧散，而或伤于疎”[4] (田同之《西圃词说》之《宋徽璧论宋词七家》，P1458)等。他的诗词中亦不时地流露这种疏放之性，如“江湖上，遮回疏放，作个闲人样”(《点绛唇·采药归来》)，“为爱名花抵死狂”(《花时遍游诸家园》)，“去去醉吟高卧，独唱何须和”(《桃源忆故人》)，有“慵服气，懒烧丹，不妨青鬓戏人间。秘传一字神仙诀，说与君知只是‘顽’”(《鹧鸪天》(葭萌驿作)，追求抱顽守拙。
疏放，放在现实生活中绝算不作缺点，何况是在“东南妩媚，雌了男儿”(陈人杰《沁园春》)的南宋，多需要这种阳刚之气；但疏放若放在文学中，它亦有其局限。因“疏放”一词也可以多种解释：“疏”即有疏狂、疏直、疏俊、疏脱，也有疏失、疏拙、粗疏、疏率之意；而“放”则有释放、放步、放达、放诞、放歌、放怀、放旷、放情、放声、倚酒自放，也有放任、放松、放恣、放纵、颓放等义。而疏放合起来可有放纵不羁、释放、疏忽松懈等意。可见，总有正负两面。而陆游的疏放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就恰恰体现出这正负两面。在此，还需澄清的是，说陆游疏放，并不是指他在创作态度上不够精严，陆游为词可以说相当下工夫，但我们这里讲的“疏放”，是属人的心性范畴，你可以很用力，很用心，但是心性会令你在体验和感知世界、情感时有一种限定。之于词，最好的心性是具“词心”，而“疏放”恰恰与“词心”有段距离。
疏放之于诗，可能会成就诗的创造，而之于词，则不能不承认是个欠缺。这就涉及一个诗词之辨的问题。缪钺先生的看法今天看来仍有其道理，他说：“经过五代、两宋三百余年之发展变化，词遂由应歌之作而变为言志之篇，然终有其特点与局限，与诗体不尽相同。”[8] (P29)而这种不同仍然是王国维的那句话“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2] (删稿第十二则P226)即便词的题材已阔大，风格可以多元共存，但“深美闳约”的词味仍需葆有。由此，词则要求一个作者或者具有秦观式的幽微细敏的“词心”，或者如苏轼、辛弃疾具有一个完善的人格、高远的气魄及胸怀，即“雅量高致”[2] (第四十五则 P213)，我姑且称之为“别样词心”，从而多一些耐人细思之含蕴。陆游本优秀，但以此为标杆，因其性情中的疏放则或多或少地存有差距，故而在气象、气韵、情韵诸方面未能尽如人意。
我们亦为此感到遗憾。
注释：
①可参看邓乔彬《驿骑苏秦间——陆游词风格及成因浅议》，《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②关于唱和词的研究，可参看郭英德《两宋酬和词述略》(《中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1期)。王兆鹏《“名作”与“和作”》(《学林漫录》第14辑)，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的诗社唱和》(《湖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