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廉价劳动力优势到稀缺要素优势——论“新开放观”① 的理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优势论文,劳动力论文,理论基础论文,廉价论文,要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5)06-0001-08
近年来，大量研究成果充分有力地肯定了我国对外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依据充分，结论可信，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正确性得到了充分证明。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研究开始重新审视开放效益中存在着的各种问题，作为冷静的和超前的理论研究，其决策价值和长远意义不可低估。开放效益中存在着的各种问题需要从基础理论层面作更深入地探讨，这是一个涉及到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建设，从而涉及到长期开放战略制定的基础性问题。对开放中现实问题的分析与战略探索构成“新开放观”，新开放观的理论基础是全球化经济的要素稀缺与收益决定论。
一、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的局限性
我国经济对外开放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翻开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文献不难发现，从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中走出来在思想和理论上存在着巨大的障碍。对外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努力进行了相应的基础理论探索，在论证开放必要而有利的努力中，当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理论：一是比较优势理论；二是要素禀赋理论；三是“双缺口”理论。在理论界的思想解放下，这三种理论逐步为我国所接受，并成为对外开放的政策依据。“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成为我国开放战略的基本点，这既是许多理论研究的前提，也是开放政策与战略的出发点。
尽管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从理论的确切意义上讲，这一提法却是不严密的，甚至是混乱的。比较优势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的两个代表性理论，甚至是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比较优势理论是用“两国两商品”模型来说明的，其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其核心是“比较的比较”。这一理论最精美的是它的逻辑结构。如果只从两国一种商品进行比较，那只是绝对优势论，恰恰离开了比较优势论的核心。要素禀赋论比较的是两国某一要素的绝对价格差。这一理论对比较优势论的推进在于从单要素发展到多要素，但其比较结构却是绝对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因此“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提法是把两种不同的贸易理论混为一谈了，事实上只是说了“发挥劳动力价格低的绝对优势”，只包含了要素禀赋论而没有包含比较优势论。
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实践上“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导致了利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单一战略，实质是抛弃了比较优势论而采用了绝对优势论。这样，中国的对外开放理论成为单纯的以劳动力价格低为基础要素禀赋理论，而开放的战略也基本上以此为基点。对于具有巨大普适性的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结构中国理论界事实上是抛弃了。于是，在整体的开放战略中，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起结构性的比较优势，更不是动态比较优势，而是单一的利用劳动力价格优势。开放战略中的许多问题正是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在比较优势论的单要素分析下比较容易看清楚的“两劣相比取其轻”，完全被两要素的相对富裕度比较排斥了：劳动密集型被简化为一般加工型劳动力密集型，同样是相对廉价的知识型劳动力可能有的更高生产率“两优相比取其重”也就被完全忽略了。正是这一点使我们今天偏重发展一般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没有发展知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
单纯发挥廉价劳动力优势的结果是整体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的落后，外贸的迅猛发展建立在劳动力价格低的绝对优势基础上，加工贸易出口超过50％，一般贸易中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一个严峻问题是，在劳动力价格低的绝对优势基础上已形成了两种基本现象：一是产业结构落后现象，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低的绝对优势转变为“产业结构落后的绝对劣势”和“国际分工地位低的绝对劣势”。在26年中我国接受了大量国际产业转移，发展起了一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取代了过去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地位。二是“有出口而无产业”现象，从出口结构看我国的产品结构逐步提升，其中高新技术产品比重不断增加，但是由于这些产品基本上是通过加工贸易形成的出口，因而在中国只是加工装配，而远不是一个产业，甚至连零部件的国内供应水平也非常低。虽然我们一再强调提升外贸结构，但在廉价劳动力战略基础之上这一问题是不可能有根本变化的。
当然需要指出，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开放只能从利用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起步，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超越中国现实国情的战略是不可行的。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对于一个大国，在全国范围内长期单一地实行廉价战略不仅是十分不利的，而且是不可持续的，国际市场的摩擦和国内发展的竞争一再证明了这一点；把劳动力简单看作为一般加工型劳动力也是片面的。目前发展战略中的问题要求我们进行战略提升的探索。
二、国际经济理论的国家属性和发展阶段属性
中国在新阶段上的对外经济关系理论不可能直接从已有的西方理论中寻找。贸易投资理论史与经济发展理论史表明，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形成都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产生于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的特定问题，服务于这一国家或民族在该特定历史阶段所需要解决的特定战略问题。完全有理由说，不存在“超国家、超发展阶段”的对外经济关系理论。
1.国际贸易理论的历史特点 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以“比较的比较”的逻辑证明了贸易及其对所有国家都有利的必然性，但它的普适性往往使人们忽略了其作为自由贸易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事实上这一理论正是在当时率先实现工业化的英国推进自由贸易的需要中产生的。李斯特和汉密尔顿的保护贸易理论，分别体现了当时德国与美国后起工业化的国家特征。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是贸易理论国家性的又一体现，这一理论产生的历史原因在于美国国际竞争力的相对下降，为美国如何建立新的优势提供了依据。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主导理论具有明显的国家特征，其本质不是证明是否要对外开放，而是要如何争取更加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今天的中国只有在一定条件与范围内才能在特定的意义上运用这些理论。
贸易理论的发展阶段特征与国家特征也意味着理论服务于一国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和争取更大的收益。从经典贸易理论中我们可得出关于收益分配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启示，但由于这些理论不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的是国际贸易而不是经济全球化，所以我们不应当企图从这些理论中直接寻找经济全球化要素流动条件下收益分配问题的结论。在今天中国需要回答的问题不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开放效益，我们需沿着这些理论继续前进，探索全球化经济下的国际分工利益分配，而不是简单直接地运用这些理论回答全新时代和中国特定条件下的全新问题。
各种贸易思想的理论成果对于探索全球化经济下的利益分配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它们并不是关于全球化条件下广义开放经济的利益分配理论。这些理论基本上都不是从经济全球化即以要素流动为基础、国际经济联系为依据的。全球化导致了要素的流动，国际贸易中的商品也不再只是一国全部要素凝结，国际贸易及其利益分配关系更为复杂了。
2 开放型发展战略经济理论的再评价 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自由贸易环境下的发展战略，产生了一系列经典的开放理论，特别是探索了这种开放的利益分配问题。这些理论从另一视角为我们探索全球化经济中的利益问题提供了思路。
中心外围论强调在国际分工中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贸易利益从边缘流向中心。这一理论基于贸易分工与竞争，对一国产业结构如何影响国际分工利益的分析有重要意义。尽管我们不能由这一理论接受封闭型发展战略，但其关于产业结构差异对国家利益差异重要性的思想仍然是有意义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投资已经使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产业差异变得模糊，发展中国家同样出现了一批现代化产业，产业以国家发展水平而表现的国际差异正在缩小，这就使直接从产业国际差异中分析利益流向产生困难。
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理论说明了出口增长的结果是贸易条件的恶化，揭示了贸易增长的不利性。贸易发展包括出口高速增长不一定真正有利的结论对于我们今天尤其值得关注。我们不必为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性而选择封闭型的发展战略，但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贸易增长的真实效益。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巴格瓦蒂的分析中出口是本国生产要素的产品，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投资带来要素大规模流动而产生的复杂变化。
钱纳利的双缺口理论说明外汇与资本的缺口需要通过扩大贸易与吸收外资来弥补，从而实现发展。中国的发展实践也已理论证明了两个缺口弥补对发展的重要性。但在目前两缺口已不再是发展主要瓶颈的条件下，继续以弥补两缺口作为发展战略的基本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外贸出口与引进外资对中国今天仍有重要意义，但更多的是就业和产业发展的意义，而非弥补两个缺口。
3.跨国公司投资理论的母国属性及其对东道国的意义 引进外资作为中国开放的战略重点，在26年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外资对中国弥补资金缺口，促进市场竞争，推动国企改革，引进先进技术，扩大就业水平等等各个方面都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国引进外资理论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却远不如利用外资的实践。26年来，我国学者对利用外资的必要性作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论证了利用外资对本国经济的意义，特别是为如何加大引进外资力度进行了具体的政策设计。但是这些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偏向。中国学者是从国际投资发生的原因上去证明国际资本流动的必然性与规律性的，这为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和具体的政策设计提供了依据。但是许多研究却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这些跨国公司理论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成果，因而是从国际投资的母国出发提出来的，而不是从东道国出发分析研究的。投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证明在于告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如何进行战略选择，理论的重点是国际投资发生的原因、方向、投资企业的收益、对母国的战略意义等，但是却不可能也确实没有注重国际投资发生对东道国的影响，至少没有研究其全面的结果。
事实上，关于跨国公司国际投资对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影响的结论甚至可以直接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理论中得出。
(1)“垄断优势”是国际直接投资实现的条件，决定了跨国公司必然在东道国形成垄断地位。垄断优势理论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起点。海默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垄断理论运用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分析，指出市场不完全竞争和以垄断资本集团独占为中心内容的垄断优势是战后国际直接投资急剧上升的关键所在[1]。金德尔伯格发展了海默理论，强调了市场结构的不完全性和垄断优势[2]。正是这一理论表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将在东道国形成垄断地位。然而近年来国内在高度关注国际直接投资发生的原因和政策需求的同时，却忽略了由这一理论本身可以得到的推论，忽略了国际跨国公司可能在中国的影响。
(2)“产品生命周期及其转移规律”决定了东道国吸收外资只能是发达国家的成熟产品。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证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对产品生命周期三个阶段即创新、成长和标准化的不同反映。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事实上包含了国际投资是产业发展阶段性差异的表现和强化。然而在我国，当我们认识其作为国际直接投资发生的原因，大力强调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的同时，却忽略了其本身就意味着这种转移将导致国际分工在产品生命周期阶段上差异的必然结果。
(3)“交易内部化”节省了跨国公司的成本，提高了其效率，增加更多的是跨国公司的收益。市场内部化理论证明了克服市场外部化导致的中间产品交易的低效率[3]。根据产权经济学理论，由于市场不完善，缺乏效率，导致企业的交易成本增加，企业以一定的组织形式将各种交易行为纳入企业内部进行，以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代替市场机制，就能节约交易成本。市场内部化理论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可能性的依据，也是对市场不完善的重要补充，作为企业理论它显然是正确的。然而我们所忽略的却是跨国公司通过交易内部化不但可节约成本，而且可以把在东道国获得的利益向外转移，这种转移还不只限于采用转移价格方式。
(4)“边际产业扩张”论事实上证明了，母国输出的只能是相对劣势产业，从而东道国在国际分工中只能占落后地位。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解释了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即边际产业。根据这一理论，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其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变成比较劣势。这时，如果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即将变为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出去，就能使自己把生产要素更多地集中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从而始终处于按比较优势生产的地位。这个处于比较优势边缘的产业就是所谓的“边际产业”。这个过程也是不断进行的。该理论说明了对外投资对一个国家来说的必要性[4]。从这一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是母国的优势产业得到强化，国家要素配置更加合理优化，东道国所接受的边际产业，可能意味着获得一个产业的相对优势，但是却也意味着国家整体产业水平上的绝对劣势。因此，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事实上也证明国际直接投资是国际产业分工等级差异形成的基础性原因。
(5)“企业优势结构”理论证明了跨国公司国际经营方式，其中直接投资方式是跨国公司同时拥有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种优势时的选择，因而东道国必然处于被动地位[5]。虽然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双方都可能获得优势与劣势，但是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优势会得到充分利用，而东道国的优势组合却不可能是必然的。
(6)“价值链”理论决定了后进国家尤其资本匮乏国家只能承担价值链的低端。根据按价值链进行国际生产经营布局理论，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价值链”，其中主要包括：研究开发、生产制造、成品装配、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其中每一环节都可以放在能以最低成本进行的国家或地区，通过降低成本使跨国公司在整体上形成竞争优势。因此，跨国公司的经营原则就是把价值链的这些不同环节分布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去分别完成。一国对某一生产阶段成本最低可能是该国优势的表现，然而也意味着这一国家可能从这种价值链分工中得到的收益。相应地，在这种价值链布局中跨国公司既可从低成本的环节得到最高收益，也可能通过直接从事高增加值环节而获得更高收益。
上述关于跨国公司理论对东道国启示的说明并不在于证明拒绝接受国际投资更为有利，而在于寻找更有效引进外资的道路。必须明确，由于跨国公司在各类优势及优势布局中占主导地位，东道国不可能改变国际投资利益分配的基本格局。尽管如此，东道国也并非永远或完全无所作为。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被动接受跨国公司利用优势的投资，而且要加强培育我们的引资优势。从国际投资发生的原因中，我们不仅要设计吸引外资的政策，而且要培育我们的优势，减少与跨国公司优势的差距，特别是要消除引进外资数量导向中不能利用好自身优势的各种政策因素，以及地区间恶性竞争的体制原因和不计引资成本的观念错误。
各种跨国公司投资理论事实上也是要素优势的实现与构建理论，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其作为全球化经济下要素流动规律与利益分配规律的意义。
三、“新开放观”：稀缺要素决定论
作为一个特大的、高速发展和正在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开放经济的理论建设面临着紧迫的现实需求。我们还没有形成适合于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对外经济关系理论，更没有回答最新现实中提出的新问题。我们至今一直采用发达国家经济学理论和一般发展经济学理论作为开放政策与战略理论。更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是世界普遍认同的世纪之交发展的新现实，然而这一新发展却还没有与历史上的理论成果相结合，没有形成反映全球化特征的开放经济理论。
1.要素流动与全球化经济的利益分配 新的开放型经济理论需要充分吸收以上经典理论的成果，但其理论起点不是经典国际贸易理论，也不是发展经济学或激进经济学派，而是全球化经济学。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特征是要素的国际流动，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贸易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条件。经济全球化下要素的国际流动深刻地改变了一系列传统概念，包括国际竞争方式、要素禀赋结构、国际分工、国家实力等等。跨国公司全球经营布局与国家地理边界相互交错是这些概念发生深刻变化的基础。
全球化经济要素流动的本质与基础性特征决定了，开放经济通过要素流入(或流出，但当前中国主要是流入)实现了各种生产要素在本国的组合。由于这种组合，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概念发生变化。20世纪后半期以产业国民差异为基本特征的国际分工深化为以产品国民差异为基本特征的分工，90年代后大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又形成了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不同国家所有的生产要素在一个国家中进行组合，形成某一产业，生产出某类产品并出口。贸易结构不再是国际分工的标志，生产要素的国际差异才是国际分工的基础与核心。在此意义上，分工可称为“要素分工”。其实“分工”(division of labour)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更多转化为“合作”或“参与”，即各国以某一种或几种特定生产要素参与全球化经济下的国际化生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更深层次上的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即要素供给的国家专业化，亦可称为“要素合作”型国际分工。
决定全球化经济利益分配的基础是，要素的国际流动并不改变要素的所有权属性，从而不改变要素的国民属性。因此，以要素稀缺度决定要素价格的规律也就获得了其展开形式：以国家参与国际合作要素的相对稀缺度决定相对利益大小的分配规律。
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特征是要素流动，但不同要素的流动性强弱是完全不同的。资本、技术、管理等具有极高的流动性，高素质劳动力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一般加工型劳动力的流动性很低，而土地与自然资源没有流动性。要素流动性差异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全球化经济下要素流动的方向是流动性强的要素流向流动性弱的要素，集聚地实现要素的组合；二是流动性高的要素国际价格趋同显著，而流动性较低的要素将保留价格的巨大国际差异。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要素优势是劳动力，廉价的几近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既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优势，也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利益分配不利性的基础。一般加工型劳动力的低流动性决定了各国劳动力供给差异的维持，在一些国家劳动力供给的过剩又决定了劳动力低价格的保持。中国参与全球化经济要素合作型国际分工的分配地位也就因此而确定。由此我们可得到全球化经济中的国民利益分配原理(见图1)。
2.廉价劳动力优势与中国开放经济的相对效益 中国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提高的影响是巨大的。讨论开放新理念与新政策的目的在于缓解某些环节上依然存在着的影响效益的因素，从而获得更高的开放效益，而不是改变现有开放战略和政策的基本点。
相对收益水平是问题的核心之一，但它又是一个不可比的困难问题。不同国家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竞争优势等等决定了其在全球化合作中的相对收益大小，差距和不平等是必然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素稀缺度。从这一点上说，不同要素的相对收益大小不存在着可比性。于是问题转化为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使本国通过获得相对更稀缺的要素而获得更高的效益；二是如何消除影响本国要素收益水平的非市场性体制、机制上的不利因素。正是这后一点是今天中国理论界的工作重点。涉外体制上的不合理性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开放效益。体制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改变不正确的指标导向，消除不合理的自相残杀。
在这一方面，理论上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劳动力价格问题。中国劳动力富裕，价格低从而有竞争力，是中国吸收国际产业转移和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基础。但问题是，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是否在实际上被过度地压低了。这是一个严峻的理论问题。如果仅把劳动力看作商品，仅从供求关系上讲，中国的劳动力必然价格较低。但问题在于什么意义上低。我们知道，劳动力价格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它既包括劳动力自身再生产的需要，也包括劳动力自身发展的需要；既取决于经济因素、市场供求，也取决于社会因素。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力需求必然也要求增加。发展要求以人为本，社会责任标准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较高并非完全是其劳动生产率高和再生产成本的表现，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发展水平的表现，正是社会的发展要求给予劳动者更好的社会福利、更多闲暇时间、更多用于生活享受的收入，而不仅仅限于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整个世界在发展，中国在飞速地进步，如果劳动力价格只是从自身再生产的需求上定价或从供求上定价，显然是脱离时代发展的。然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由于外资外贸政策上的原因，中国外资企业中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应地提高，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而进步，其发展、工作和生存条件也没有随着整个世界社会责任标准的强化而提高，其受教育机会在许多条件下是被剥夺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是被低估的，中国劳动者没有得到其应当得到的与外资在中国发展相对称的收入，其相对收益是被压低的。
不可否认，人口多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困难，解决就业问题是中国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从落后的发展水平上讲，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我们没有理由脱离中国的现实空谈理想的发展模式和结构，更没有理由无视中国的就业问题空谈理想的战略选择。但值得探索的是，利用劳动力价格低的战略是否应是全国统一和惟一的发展战略？尤其是否今天中国已经初步发展起来的沿海地区应当继续追求的发展战略？同样相关的问题是，中国26年的发展成就是否已经为我们的战略转型提供了条件？
这些战略问题的回答需要从理论出发。这里至少涉及三个基础理论问题：一是发展中大国的发展模式问题。一个发展中大国可能存在着发展的巨大地区差距，从而存在着内部梯度分工机遇和互补的市场，可以实行差别化的发展战略与开放战略；二是经济全球化理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要素的自由流动，由于这种流动，要素禀赋的国家差异可能缩小，从而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分工模式就不是必然的。一旦这一点得到充分证明，那么劳动力密集型战略的惟一性也就可以推翻；三是知识经济理论。知识经济是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而人力资本是进行了相对更多投资的劳动力，也是凝结在劳动力上的资本。换言之，劳动力本身就是发展知识经济的条件。一旦这一点得到证明，劳动力充裕就不只是发展传统加工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条件，而成为发展知识经济的条件。
3.中国优势和稀缺要素的培育 在全球化经济中，我国发展战略的重点是改变要素结构，通过培育、购买等各种方式获得自己的稀缺要素，形成要素优势，从而改变在全球化中的分工地位与利益分配地位。
生产要素是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在经济学分析中主要是指资本、劳动力、土地、资源、技术和管理等。经济全球化的分析要求我们把一般生产要素概念加以扩大，以广义的“经济要素”代替“生产要素”。从全球化经济的概念看，经济要素包括全球生产经营网络、国际市场渠道、跨国企业组织、国家竞争体制、国家基础设施等；从知识经济的概念看，包括科技人才、专利技术、品牌、标准、信息等等。全球化经济下的稀缺要素培育战略应当从广义的要素上进行规划[6]。
国家竞争优势的作者波特把生产要素分为初级(basic factor)与高级(advanced factor)两种。初级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与半技术工人、融资等；高级生产要素则包括现代化通信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以及大学研究所等。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被动继承的，或只需要简单的私人及社会投资就能拥有，但是在国家或企业的竞争力上，这类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低。初级生产要素不再重要，主要是因为对它们的需求减少，供给量却相对地增加，而且跨国企业已能通过全球市场网络取得，从而其地理位置也不再重要。高级生产要素对竞争优势的重要性高多了，企业要获得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凭借高级生产要素。高级生产要素不如初级生产要素普遍，因为它需要先在人力和资本上大量而持续地投资[7] (pp.72～73)。
知识经济的要素结构原理指出了当代生产要素与经济要素的重大变化，启示了赶上知识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在于对知识经济核心要素的培育。全球化经济的要素流动基础特征及其主导要素的分析，揭示了基于要素的发展战略超越要素现实禀赋的可能性。这些分析不仅指出了中国发展战略转型的要求，而且指出了新战略的重点。知识经济的要素并不全像资本要素那样可以直接引进，要从知识经济广义要素的思维出发，规划国际要素的利用和引进，而不是单一地考虑资本。资本固然是知识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但知识经济的核心不是资本。单一地考虑资本只能发展起工业化经济，或者知识经济中的加工型经济。不仅要考虑对国外要素的利用，而且要考虑对稀缺要素的创造。任何一种形式的国内外要素组合必然包含着按要素稀缺性分配收益的规则。对本国劳动力要素的利用不是只把他们作为制造业加工工业的劳动力，而是要从知识经济的结构特征上看劳动力新的意义。发展战略的重点不应只是利用外部要素，而且要注重创造自身缺乏的新经济要素，以形成“动态要素富裕”，改变自己的要素弱势地位。
在稀缺要素培育中，要确立制度竞争的基本理念。要创造一个有效的使企业得以成长的体制环境，一个促进集群成长的制度环境，以形成稀缺要素的成长环境。要改变基于比较优势与要素优势的传统思维，建立基于要素可培育性和流动性基础之上的稀缺要素发展思维。
在经济要素的培育上，国家和企业应当具有不同的分工。基础设施、经过基础教育的劳动力等一般生产要素是高级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必要基础条件，而又是企业不愿或不能投资的要素，应当是国家的投资重点。相反，专门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是核心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也是其利润的来源，企业会更注重这种生产要素的投资。高级生产要素投资具有风险大、回报率高的特点，正符合企业投资的性质。民间部门是创造专业性与高级生产要素的主力，要创造对产业有利的生产要素，绝不能没有民间部门。政府也可以创造专业性和高级生产要素，但政府本身往往对外界反应慢，不能认识产业的特定需求，使投资创造生产要素的努力以失败告终[7] (p.77)。“持续投资一般型要素是国家经济进步最基本的条件”[7] (p.125)。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发展教育，培养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应当把适合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般劳动力资源优势加速培养成适合现代知识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较高知识与技能的知识型劳动力，以为经济结构的提升创造充分的人力资源。当然作为大国，中国的产业结构将是多层次的，劳动力结构也将是多层次的。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迅速改变在整体上继续把中国作为一般劳动力富裕大国而以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战略基点。我们应当允许地区差异，但作为国家战略的重点则在于结构提升。
要创造强有力的社会风险投资机制，促进稀缺生产要素的形成。尽管企业有投资高级生产要素的动力，但现代技术的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于风险投资的推动。有效的风险投资机制是促进生产要素形成和发展的制度基础，这是一种以现代金融推动现代技术进步的机制。中国应当努力促进风险投资基金的发展，并在规范化下加速成长。应当促进风险投资进入与退出机制的市场形成，从而更有效地吸收社会资金进入风险投资，创造高级生产要素。风险投资基金作为投资的主体、风险投资市场作为投资的进入退出渠道、科技人员作为创新者、企业家作为要素组合者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整体条件，其中制度的关键是金融对产业的支撑。
根据波特的理论，在要素培育上政策选择有两个要点：一是政策指向应当是代表发展前沿的产业的核心要素，而不是传统产业的、供给过度的低层次要素；二是应当培育这些要素，为市场提供这些要素，而不是指向这类要素密集型的产业，因为市场自身会引导这些要素的使用。
注释：
①关于新开放观参见拙文：《树立新开放观，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载于《当代中国：发展、安全、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新开放观——开放观转变面临九大难题》，《解放日报》2004年11月20日；《论新开放观》，《文汇报》2004年12月20日；《新开放观：实现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解放日报》2005年8月14日；《对外开放效益评估的主题与思路——以科学发展观对“新开放观”的探索》，《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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