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诗歌的文化精神与美学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品格论文,美学论文,诗歌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精神。而这种民族的文化精神，往往通过该民族的代表作家体现出来。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屈原“虽九死犹未悔”（注：屈原《离骚》、《哀郢》。）的执着信念，杜甫“穷年忧黎元”（注：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的赤子情怀以及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注：李白《将进酒》。）的浪漫情调正折现出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审美品格，它甫育了历代文人。精初岭南三大诗人之一的屈大均就是其中一个。品读大均诗歌，我们可以看到浸透其诗中的屈原现象，解不开的杜子情结和大气磅礴的李白模式。概而言之，他传诵人口的诗歌创作正凸现出深蕴诗人心底的文化无意识与集体的原型力量。
一 屈大均诗歌的屈原现象
屈原和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诗人，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与杜甫的代表北方史官文化以朴实务实为特征、把浪漫奇诞历史化、理性化、现实化不一样，屈原代表的是南方巫官文化，弥漫着一种在巫风影响下而形成的神话氛围、浪漫气质、热烈情感。虽然他也吸收了北方文化的礼乐制度、历史理性和伦理精神，讲究修齐治平，珍视内美修饰，讲求自己品德的培养，然而他更具有荆楚文化的浪漫特点——以原始的童心和热情，以神话气质和宗教精神去追求美政，义无反顾，孜孜以求。他既无孔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注：《论语·卫灵公》《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注：《论语·卫灵公》《论语·述而》。）的达观，也无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注：《孟子·尽心上》《孟子·离娄》。）的变通，更无颜子“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注：《孟子·尽心上》《孟子·离娄》。）的超然。南方文化的浪漫精神、无羁想象和哲学沉思以及时代的氛围、高阳氏家族的禀赋使他热恋着楚国，选择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道路，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的屈原精神成为一种文化原型被认同、被补充和被积淀。从“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注：曹植《白马篇》。）的曹植到“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注：陆游《书愤》。）的陆游再到“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注：秋瑾《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的秋瑾……历代仁人志士无不从中吸取养料。他们的共同参与使屈原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更具有超越时代的活性，成为民族之魂。笔者把屈原所象征的文化精神和悲剧模式称之为屈原现象或屈原原型。
大均之为人及其诗歌创作就映寓了这种历代积淀下来的文化无意识——屈原现象或屈原原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均以屈原为诗人之典范，把自己自觉地汇聚于屈原文化现象之中。他一生极为仰恭屈原，以屈原后裔自许。他名大均，又号骚余，即有光大灵均、继承《离骚》之意。他曾称：“予为三闾之子姓，学其人，又学其文。以大均为名者，思光大其能兼风雅之辞与争光日月之志也。”（注：屈大均《自字泠君说》。）又称：“我宗本楚人，宜以楚辞为专家，世相传授。”（注：屈大均《三闾大夫祠碑》）可见屈原其人其诗对大均思想行为和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如在《读李耕客·龚天石新词有作》一诗中就说：“南楚好词宗屈子，学诗昔自离骚始。含风吐雅数千篇，美刺乃得春秋旨。”表示了对屈子之词的仰慕之情。即使到了晚年，也常常以继承发扬屈原诗歌传统而感到自豪：“遂使三闾长有后，美人香草满禺阳。”（注：屈大均《屡得友朋书札感赋》。）大均的自觉认同屈原精神诚非浪言，曾得到了时贤硕彦的认可。浙江大诗人朱彝尊在《九歌草堂诗序》中给予了他极高评价：“予友屈翁三闾大夫之裔。其所为诗，多怆怳之言，皭然自拨于尘壒之表。……其傥簜不羁，往往为世俗所嘲笑者，予以皆合乎三闾之志者也。嗟夫！三闾悼楚之将亡，不欲自同于混浊，其历九州，去故都，登高望远，游仙思美人之辞，仅寄之空言，而翁山自荆楚吴越燕齐秦晋之乡，遗墟废垒，靡不揽涕过之。其憔悴枯槁，宜有甚焉者也……后之君子诵翁山之诗者，当推其志焉。”对屈大均诗中蕴含的屈原文化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后来的龚自珍也把他与屈原相提并论：“灵均出高阳，万古两苗裔。郁郁文词宗，芳馨闻上帝。”（注：龚自珍《夜读番禺集书其尾》。）可见，翁山诗爱国感情与审美情绪与屈子一脉相承。
其次，儒家文化的参与精神使他自觉地选择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屈原式悲剧道路。屈原对美政的追求与楚王不可逾越的阻碍而铸造的悲剧模式成为一种原型渗透于中国文化精神之中。大均与千千万万先哲一样，都毫无悔恨地成为这种模式的自觉参与者。他所处的时代，晚明王朝已腐朽不堪，而满清如日中天，尽管各地仍反清不绝，但大势已定，回天无力。人们完全有理由弃旧从新。明遗民中参入新政权者也大有人在，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施闰章、毛奇龄、陈维崧、王士祯都纷纷走向与满清贵族合作的道路，即使倍受大均仰慕的对他有揄扬之恩的朱彝尊晚年也改变了其政治立场而与满清合作。然而，大均却谨守“仕则无义，洁其身，所以存大伦也”（注：屈大均《澹足公阡表》。）的父训，始终不与清统治者合作，18岁就参加邦彦师发动的反清军事斗争，并奋不顾身：“予时当一队，矢尽犹争先。”（注：屈大均《维帝篇》。）在《死事先业师赠兵部尚书陈岩野先生哀辞》中云：“有弟子兮后死，曾沙场兮舆尸，抱遗弓兮哽咽，拾止发兮囊之。愤师仇未复，与国耻兮孳孳。早佯狂兮不仕，矢漆身兮报之。”（注：《嘉业堂丛书》本《翁山文外》卷十四。）国难师仇使他立下了漆身以报、终身不仕的决心。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为避害于番禺县雷峰海云寺遁迹为僧。后又一度隐居罗浮山，志存恢复，改名今种，意即“忠君忧国，一点热血，使百千万却忠臣义士种性不断”（注：钱谦益《罗浮种上人诗集序》。）。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开始北游，足迹几半天下，其用意在考察山川形势，联络天下义士，以图恢复。其间曾参与顺治六年（1659年）郑成功攻打南京的壮举。1673年三藩事件发生后，他又参加吴三桂反清斗争，监军于桂林。不久失望托病归里。1690年赍志以殁。终其一生，为抗清奔走劳碌，始终未忘恢复大业。
他的许多诗歌也表现出不与满清统治者合作的信念。如《悲幽操》、《花燕谣》、《四雏操》等就是这样的作品。《悲幽操》不仅充满屈子精神，而且诗歌体式也学骚体：“昊天嗟嗟兮，何今其盲？昼不见日兮，吾无以为光；夜不见月兮，吾无以为明。昊天嗟嗟兮，吾无日月之照临，将与鬼怪而争行。”诗人把清统治者比喻“昼不见日”、“与鬼怪而争行”，黑暗至极。在《四雏操》里表明：尽管清统治者像“鸱鸮肆虐，”但自己决心像“孔雀爱其珠尾”、“山鸡惜其文羽”，维护自己决不妥协的人格和操守。这种操守在很多诗中都表现了出来，如“戎马平生志，如何怨苦辛”（注：屈大均《边思》。）、“苟能拯水火，何辞七尺躯”（注：屈大均《赠友人》。），表明作者决心驰骋沙场、为国捐躯。其它如《登潼关怀远楼》、《同杜子入秦初发滁阳作》等都表示誓不降清，要奋斗到底的决心。大均诗如王士祯所言“尤工于山林边塞”（注：王士禛《池北偶谈》。），一半是山水诗，诸体俱备。然而其山水诗大多郁积着诗人神州陆沉之痛，抒发兴亡之感，寄托恢复之志。比如对于故国象征的南京，他情有所钟，一生多次游历，吟咏颇多，如《摄山秋夕作》、《秣陵感怀》、《钟山》、《春望》、《春日雨花台眺望有感》、《次燕子矶作》、《旧京感怀》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诗中无论是“烟雨霏霏”的“碧草”，还是落花狼藉的“胭脂井”；无论是宫阙陵寝，还是山川草木，都涂染上了一层苍凉凄楚之气氛，外现出诗人的“兴亡无限恨”（注：屈大均《春水》。），蕴含着诗人深沉的故国之情。
诗人虽然矢志抗清，然而面对日益巩固的满清政权，无异是以卵击石，前途是暗淡的。诗人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不无失望，忧虑之感。在《旧京感怀》二首其一云：“内桥东去是长干，马上春人拥薄寒。三月风光愁里度，六朝花柳梦中看。江南哀后无词赋，塞北归来有羽翰。形势只余抷土在，钟山何必更龙蟠！”南明只剩下一捧泥土大小之地，龙盘虎踞的南京又有何用？反清日益消歇，诗人不胜失望，只能愁度三月风光，梦观六朝花柳。庾信已矣，江南赋绝！对自己的抗清无功亦不胜慨叹：“平生壮志成萧瑟，空复哀歌吊战场”（注：屈大均《望云州》。）。随着三藩失败，反清浪潮终趋平息，诗人更加感伤。在《壬戌清明作》中表现出满怀愁绪：“朝作轻云暮作阴，愁中不觉已春深。落花有泪因风雨，啼鸟无情自古今。故国江山徒梦寐，中华人物又消沉。龙蛇四海无归所，寒食年年怆客心。”抗清志士消沉，四海豪杰无所归附，诗人不胜悲怆。如果他识时务，不逆潮流而动，完全可以改辕易辙。然而忠君就是爱国，哪怕是昏君也不能抛弃的屈原模式对他影响太根深蒂固了。朱明皇朝才是他效忠的主子。“松为先朝根半固，桂生南国味全辛。”（注：屈大均《乙亥生日病中作》。）他为自己能守住品节，根固先朝而庆幸。因此，南明永历王朝覆亡后，他仍奉永历正朔，以明心志。尽管他意识到前途渺茫，然而虽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注：屈原《离骚》、《哀郢》。）的屈原精神，使他重复着历代文人乐此不疲、契而不舍的悲剧——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此他义无反顾，毫不改悔：“慷慨干戈里，文章任杀身。尊周存信史，讨贼作词人”（注：屈大均《春山草堂感怀》。）；“遥寻苏武庙，不上李陵台”（注：屈大均《云州秋望》。）。表示诗人秉笔为文、不避祸害，誓不臣事清朝的意志。对历史上的先贤如荆柯、鲁仲连、陈胜、诸葛亮、文天祥等，都有咏叹，或取其抗秦，或取其兴汉，借以表明反清复明的决心：“壮志至今犹发指，寇仇长枕报秦戈。”（注：屈大均《读荆轲传》。）读大均诗，我们感受出诗人震憾人心的人格力量。他的这种执着尽管只能酿造螳臂挡车的悲剧，然而表现在他身上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却得到了世人的认同。在清三百年诗坛中，他和顾炎武最受世人衷爱。谭献说：“至若屈、顾处士，鼎湖之攀既哀，鲁阳之戈复激，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凭臆而言，前无古昔。乃有怨而近怒，哀而至伤者，则时为之也。”（注：谭献《复堂日记》。）金天羽也称：“于三百年诗人服膺亭林、翁
山，”并称赞他们的诗歌具有“《春秋》、《骚》、《雅》之遗意也”（注：金天羽《与郑苏堪先生论诗书》。）。
二 屈大均诗歌的杜甫情结
在中国士人文化中，杜甫与屈原代表了不尽相同的悲剧精神。如前所述，屈原“帝高阳之苗裔”的高贵血统使他无比自豪和自信，他所禀受的带有神性巫风意味的家庭精神暗合儒家的修齐治平之道。神性的使命感伴和着楚文化的浪漫热情，使他神往于美政之中；执着的血统优越感，使他把注都押在楚王身上，惟楚王是忠，惟楚国是爱，惟郢都是恋。漂泊中，“曼余目以流观”（注：屈原《离骚》、《哀郢》。）的仍是皇天的象征地——郢都，漫漫的苍生并没引起他的注意。而杜甫则不同，杜甫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更具有中原文化的伦理色彩、务实精神，更具有与浪漫相异的一种理性。他没有屈原那种“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注：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地位和尊贵出身。因此，他被君弃之后，生民涂炭之苦、战乱流离之悲更能使他产生共鸣。终其一生，除了青年时代有过“裘马颇清狂”（注：《杜诗镜栓》卷十五《偶题》。）的浪漫情调之外，几乎无时不处忧患之中，如黄庭坚所说：“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注：《预章黄先生外集》卷四《老杜浣花溪图引》。）读老杜诗我们无不感受出其史心和忧患之心。杜甫没有屈原那种浪漫气质，却充满一种理性精神，给象征中国文化精神的屈原精神一种补充。
杜甫忧民爱物情结影响了历代文人。从唐代元白、韩孟、皮陆诸人到宋代王禹偁、王安石、陆游诸人无不从杜甫精神中吸取养料。至明清两代，宗杜更众。屈大均诗虽学屈原、李白，然而也有解不开的杜甫情结，充满着反映民生疾苦的杜甫精神。
首先，大均诗集中存在大量关心人民疾苦，揭露统治者暴行的诗作。如他19岁写的《菜人哀》一诗，就真实地记录了1648年广州的一次大饥荒中，“菜人”“自卖身为肉于市”的惨状：“夫妇年饥同饿死，不如妾向菜人市。得钱二千资夫妇，一裔可以行一里。……两肱先断挂屠店，徐割股腴持作汤。不令命绝要鲜肉，片片看入饥人腹……”真是惨不忍睹，令人毛骨悚然。甚于老杜《岁晏行》“况闻处处鬻男女，忍慈割爱还租庸”的惨状。同一时期写的《猛虎行》把清军比作吃人猛虎，描写了两广地区人民的灾难：“猛虎纵横行，厌饫亦逐逐。朝饮惟贪泉，暮依惟恶木。人皮作秽裘，人骨为箭镞。人血充乳茶，脂膏杂红粙……人类日已尽，野无寡妇哭……”诗歌最后喊出“为善莫为人，牛哀得所欲”的悲愤呼号，发出强烈的控诉。像这类诗歌完全继承了杜甫诗歌的血脉。所以《颙园诗话》说：“翁山之《猛虎行》、《囊驼行》，几可置之少陵集中。”此外，如《民谣》组诗14首鞭挞了清官吏对人民的压迫剥削：“白金乃人肉，黄金乃人膏。使君非豺虎，为政何腥臊？”《雷女织葛歌》中的农村妇女终日劳作却养不活自己：“得钱虽则多，不足偿租赋。一日织一匹，十指徒苦辛。只以肥商贾，无能养一身。”《望燕》讽刺连年征战，使人口锐减，田地荒芜。诗人不无调侃地说：“郭外沃田抛弃尽，不忧无处觅春泥！”《太息》一诗揭露清“迁界”政策给沿海居民造成的浩劫，矛头直指皇上：“共道君恩怜物命，不教鱼鳖近居民。”读屈诗，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时刻为时代而跳动的脉搏。
其次，大均还有一部分诗作写封建社会女子们的爱情生活、婚姻悲剧、思想感情和道德情操。在封建社会女子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只能是男性的附庸，只能是道德的载体。大均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把她们当作道德的载体来宣扬的士大夫俗念，但他的笔触毕竟已经触及到了她们的内心和生活，表现了作者对她们遭遇的同情，也看出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关切和思考。如在《待舟操》里，作者饱含深情描绘了一幕封建婚姻悲剧：南海某氏女已许嫁何氏之仆，后因何氏“构讼破家，因取所聘金于女父。女父还金，将以其女改字。”“已而何仆持聘金至，女父怒而逐之。”女暗约仆以舟来迎。“至夜，女至江干，待舟不至，即自经”（注：屈大均《待舟操序》。）。诗人对这位年仅15岁的少女之不幸充满了同情：“月将落兮潮水平，舟不来兮伤予情。独立沙洲兮泪涕零，无人知兮唯流萤。水禽忽叫兮似人声，追者至兮天欲明。君岂忘兮不来迎？妾若还兮亦不生……”诗人表彰了这位女子对爱情的坚贞，把她的婚姻悲剧写得十分动人，读之令人泪下。《纪岁珠辞》诗更是感人至深。诗写新婚一月丈夫就离去的商妇，以刺绣为生，独守空闱20余年，每年置一珠以纪年。待其夫回家时，该女已死，夫开其箱箧，得珠20余颗。诗人不胜悲悼地说：“新婚一月即相别，刺绣为生望同穴。岁置一珠贯彩丝，珠知岁月妾不知。珠为懊侬纪年物，泪红点点成胭脂。”作者对爱情悲剧予以同情，对民间男女纯真爱情予以衷心祝福：“郎种合欢花，侬种合欢菜。菜好为郎餐，花好为侬戴。天生菜与花，来作合欢配。合欢复合欢，花菜长相爱。”（注：屈大均《合欢词》。）愿天下有情人皆能合欢长爱。此外，大均诗集中还有一组（六首）《大都宫词》借元影射清，描写宫女生活。其中一首写道：“佳丽征南国，中官锦字宣。紫宫双凤入，秘殿百花然。卓女方新寡，冯妃是小怜。更闻乔补阙，愁断《绿珠篇》。”全诗不着一评语，然而流露了诗人对清统治者把南方战争中掳掠的大批妇女征调入宫的罪行的憎恨之情。他还有不少诗作歌颂了妇女的节操。如《二妃操》歌颂了益阳王妃，力拒藩兵淫逼，同归于尽，表现出坚贞不屈、蹈死不顾的节操。《抱松妇操》写宣城某秀才之妻为避清兵而藏匿松下，被发觉后，她挺身而出代婆婆就死，清兵淫逼，她誓死不从，其尸体抱松三日不倒。《三烈魂操》写博罗、广州、苏州三位女子在清兵陷城之际壮烈而死。在作者笔下，这些女子都表现出中华女子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可歌可泣，十分感
人。大均的这些描写表明了他对现实的关注，在精神实质上是与忧民爱物、对现实充满理性精神的杜甫血脉相通的。
再次，屈大均诗歌充满了一种忧国忧民的终极关怀。这种积淀着中华文化精神的终极关怀历代文人都有，而在杜甫诗中得到了集中表现。杜甫不满足于“至今阮籍辈，熟醉为身谋”（注：《杜诗镜铨》卷三《晦日寻崔戢李封》、卷十四《八哀诗》之三、卷十一《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的个人身世之忧，不效“穷途哭，而把目光投向国计民生。比如即使与人饮酒，他想到的仍是国是：“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注：《杜诗镜铨》卷三《晦日寻崔戢李封》、卷十四《八哀诗》之三、卷十一《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与友人话别，念念不忘的是“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注：《杜诗镜铨》卷三《晦日寻崔戢李封》、卷十四《八哀诗》之三、卷十一《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无论是题画观舞，还是咏雨弄月，处处可以闻到“叹息肠内热”的老诗人为国是而忧的叹息声，确如宋人周紫芝所云：“少陵有句皆忧国。”（注：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十《乱后并得陶杜二集》。）研读翁山诗，我们无不感受出其诗歌文本中的种种忧患情结。比如罗浮对雪，他遂兴政治之叹；“久伤鸟羽坠重光，安得烛龙衔一爝！欲挽羲车力士无，穷阴苦逼岁华徂。”（注：屈大均《罗浮对雪歌》。）过彭蠡，想到明太祖功业，立兴神京换主、江山易色之恨：“平陈功烈在，遗恨与神京！”（注：屈大均《过彭蠡》。）他远走西北边塞，奔走策划，并无结果，遂不尽遗憾：“未有英雄羽化期，茫茫一剑报恩迟。”（注：屈大均《塞上感怀》。）在66岁高龄且又贫病交加时，他预感来日无多，回顾平生，产生了无穷忧虑与遗恨：“无穷天地唯哀痛，泪洒空知怨不辰。”（注：屈大均《乙亥生日病中作》。）面对南明君臣荒嬉无度，他无比愤懑和忧虑：“岂为深宫歌玉树，遂令高庙失金环！”（注：屈大均《白门秋望》。）最能体现他忧患意识的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写的组诗《澳门》六首，在这组诗中，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可能把澳门作为侵略中国腹地之跳板表示了深深的隐忧：
广州诸舶口，最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兵愁蛮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无事，前山一将空。
作者对莆萄牙殖民主义者的“频挑衅”、“久伏戎”以及“蛮器巧”十分担忧。在另一首诗中对“南北双环内，诸番尽住楼”表示愤慨，且对番兵筑城日固忧心忡忡：“筑城形势固，全粤有余忧。”此外，作者还在《廉州杂诗》、《白鹅潭眺望》等诗中多次指出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国家的威胁，足见诗人的政治卓识和忧国忧民的感情。
最后，屈大均诗的杜甫情结还表现在他热爱生活，始终把眼光投射于下层百姓，关心民瘼和现实。他有大量的杂体诗，其中有近50首是民歌民谣或拟民歌民谣，展现了下层百姓的生活、劳动场面和精神面貌。如《瑶歌》描写广东从化县瑶胞的生活情景：“盘瓠荒祠盘瓠洞，诸瑶男女歌相送。裙衫染黑大家同，绒绣花连大头凤。”也对他们遭受官府榨取表示同情：“官催刀税到兰和，绝嫩鹿茸先纳贡。”《打蚝歌》系摹仿东莞、宝安一带渔民打蚝歌而作，表现了渔村养蚝（牡蛎）的生活画面：“冬月珍珠蚝更多，渔姑争唱打蚝歌。纷纷龙穴州边去，半湿云鬟在白波。”《渔者歌》写珠江三角洲渔民生活情趣，充满了诗情画意：“取鱼大滥二滥，捕蟹三沙四沙。潮落不归村舍，月明同宿芦花。”“船公上樯望鱼，船姥下水牵网。满篮白饭黄花，换酒溪边相饷。”此外像《蛋户》、《舟子谣》等诗反映船夫的生活情景和场面也十分生动，生活气息十分浓。《民谣》十首则充满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生活的同情。读这些诗作，我们可以洞烛到诗人的民心、乡心、赤子之心。
杜甫诗也充满了民心、乡心和史心，充满了社会责任感和关注现实的理性。正是这种史心、责任感使屈大均倾倒。大均在《杜曲谒杜工部词》一诗中说：“城南韦杜潏川滨，工部千秋庙貌新。一代悲歌成国史，二南风化在诗人。少陵原上花含日，皇子陂前鸟弄春。稷契平生空自许，谁知词客有经论。”他赞叹满腹经纶的杜子继承了《诗经》现实主义精神，为时代而悲歌，不愧为国史。大均正是继承了杜子的这种精神。他的诗虽然还谈不上“一代悲歌成国史”，但其对社稷苍生的关注，诗中流注的冷峻思索和理性之光是与杜子一脉相承的。在他的诗中有一种斩不断的杜甫情结。
三 屈大均诗歌的李白原型
代表北方史官文化理性色彩的杜甫精神与代表南方巫楚文化浪漫色彩的屈原精神通过整合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浪漫向上、务实求是、忧国忧民的文化精神。与此相适应，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形成了建立在北方史官文化唯实基础上的现实主义和建立在南方巫官文化土壤上的浪漫主义两种美学品格。这两种美学品格自《诗经》、《楚辞》而降，历经文人整合，到中世纪，形成了杜甫原型和李白原型，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的创作，成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
读大均诗歌就可以看出李杜对他的影响。他的诗既有对现实的理性思索，不乏杜子美沉郁顿挫之风，如在南京写的一些感怀国事的山水诗，苍凉凄楚的意境映寓出一种悲慨沉郁格调，风格与杜诗相通；又有以抒发抗清复明之壮怀为主旋律的“风驰电激”的浪漫格调，如其在北方边塞所写的一些山水诗，雄宕豪迈，郁勃着一种大气包举的阳刚之气，是为李白之髓传。而后者是大均诗歌的主要美学品格。在清初遗民纷纷学杜风气中，尽管他也学杜，但他更宗李，如他自己所说：“仆平生好嗜太白，以太白为师，薰以水沉之香，浣以荼蘼之露，而后敢开郑帙。三十年，非太白不存乎耳目，非太白不留于心思，见于羹墙，形诸梦寐。故所为诗，多有似太白声音笑貌。”（注：屈大均《屈翁山复石濂书》。）并还“自谓五律可比太白”（注：陈田《明诗纪事》卷十一引《广东诗粹》。）。这并非自夸，得到大家认同。人们或评其“形似太白”（注：谭献《复堂日记》。），或称其“力祖唐音，而于太白为近”（注：宋长白《柳亭诗话》。），或曰“祖灵均而宗太白”（注：潘耒《广东新语序》。）。他之所以偏爱李诗，是因为李白“乐府篇篇是《楚辞》，湘累之后汝为师”（注：屈大均《采石题太白祠》。）。认为屈原之后，唯李白而已。可见，自屈原而降，至李白集大成的审美模式是他心仪已久的美学品格。
大均写诗，反对刻板摹似，力求变化，这与李白诗脱去笔墨畦径、不拘常规、变化万状相通。他把写诗的道理与《易》联系起来，说：“予尝谓不善《易》者，不能善诗。《易》以变化为道，诗亦然。故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注：屈大均《粤游杂咏序》。）《易》以阴阳二爻组成八卦，八卦排列组合，又成六十四卦，变化叵测。写诗也应如此，作家在汉字的排列组合中，也须尽变化之道。他追求“变化之道”、“雄奇惊变、风驰电激”的审美品格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意象飞动，造境非凡，尽阳刚壮美之致。比如他在北方塞上写的一些诗《过大梁作》、《出水平作》、《云州秋望》、《八达岭》、《河套》等，把北方的幽燕之气与边塞的壮美情怀结合起来，表现出诗人抗清复明的壮怀，郁勃着一股阳刚之气，很合乎作者的“任侠”之性。如其《过大梁作》云：
浮云无归心，黄河无安流。神鱼腾紫雾，苍鹰击高秋……朝与侯嬴饮，暮为朱亥留。悲风起梁园，白草鸣嗖嗖。挥鞭控鸣镝，龙骑如星流。超山逐群兽，穿云落两鹙。归来宴吹台，酣舞双吴钩。惊沙翳白日，垂泪向神州。……
诗中选择了生机盎然、充满活力，且劲健飞动的一连串动态型意象，如飘荡的浮云，奔泻的黄河，飞腾的神鱼，搏击长空的苍鹰以及梁园悲风、飕飕白草，衬托了一个挥鞭策马、执戈射鹙、醉看吴钩，日与朱、侯为伍的豪杰形象，充满了一种血气之勇。在《出塞作》中诗人又刻画了“饥食太行薇，渴饮桑干冰”，“左手接飞镝，右手挥金鞭”的勇士形象，在飞动的意象中，渲染了强烈的个性色彩。即使在南方写的一些山水诗也不乏这种意象和造境。如五古《游罗浮作》写罗、浮二山之仙境，采取夸张手法，描绘“石楼夹天起，云气流如水”、“夜半海日飞，摇荡石楼红”的飞动意象；云气流注，海日飞升，表现出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大均写诗重在写其雄伟高峻，如写华山则云：“攀援銕绠数千尺，身似飞猿时一掷；”（注：屈大均《上千尺峡百尺峡。）写夜月风声更极尽流动劲健之气：“月中明灭白云流，风外砰磅瀑泉激；”（注：屈大均《庐山道中》。）写瀑布则状其飞腾形态：“一天飞瀑随风至，湿尽春衣人不知。”（注：屈大均《塞上曲》。）其中“鬼变其状”的飞动意象，是诗人心中浩然之气的载体。瑛称其诗“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注：瑛《岭南三大家诗选序》。）。确非浪评，飞动境界中映寓出一种阳刚之气。
第二，颢气流注，笔力矫健，气韵沉雄，寄托深远。如五古《鸿鹄何苍茫》写到：“鸿鹄何苍茫，背负青天飞。白波卷沧海，声如鬼神驰。”诗人以象征的手法，在背负青天的鸿鹄形象中寄托了自己身处乱世匡复无成、壮志难酬、进退彷徨的苦闷。但诗中纵横恣肆，笔力夭矫飞腾，给人以一种颢气流注之感。此外如“白草连天尽，黄河倒日流”（注：屈大均《塞上感怀》。）；“太白秋高空入月，黄河春暖又流澌”（注：屈大均《泷中》。）；“舟随瀑水天边落，白浪如山倒翠微”（注：屈大均《六莹堂诗集序》。）。在苍茫奇崛的意象中流注着一种劲健之气，笔势飞扬，充满一种昂扬奋取的精神，是诗人人格精神之外现。陈融评说：“翁山之诗，以气骨胜。”（注：陈融《颙园诗话》。）毛奇龄称其诗：“廓然于天地之间，独抒颢气。”（注：毛奇龄《道援堂集》。）确为作者知音。大均曾自负地说：“余以《易》为诗，颠倒日月，鼓舞风雷，奔五岳而走四渎，使天下万物皆听命于笔端。神化其情，鬼变其状，神出于无声，鬼入于无臭，以与造化者游于不测。”（注：屈大均《罗浮杂咏》。）读大均诗，确实如此。诗人笔底日月风雷，三山五岳，巨川飞瀑无不具备磅礴雄浑之气势，是诗人桀骜不驯、狂怪任侠个性之具象，与李白精神血脉相通。
第三，大均诗构思奇特不拘常规，想象大胆而不可预测，于凝练警策之中，具夭矫飞腾之态，少有平板呆滞或松散空疏之病。神似太白，上通屈赋。在其罗浮山水诗诸如《游罗浮作》、《罗峰道中作》、《望罗浮》、《罗浮放歌》等作品中，诗人驱遣“仙人”、“羲和”、“麻姑”、“玉女”、天鸡、海日等神灵意象，营造出一种神奇浪漫、迷离恍惚、令人心醉神摇的神仙氛围，构思十分奇特，想象不可预测，绝去町畦，率性而作，一如李白。如《罗浮对雪歌》一诗，诗人先以《麻姑玉女尽白头，四百缟素失峰峦》形容罗浮山罕见之雪景，既苦寒又壮观。然后描写“猿猱僵卧吟且哀”的情景。最后以“天鸡夜半冻不叫，曜灵忍失朱明照？久伤乌羽坠重光，安得烛龙街一爝！欲挽羲车力士无，穷阴苦逼刚华徂”的想象作结，描写出一派昏暗景象，并在此景象中寄托自己政治上的孤烛之感。诗中充满光怪陆离的神话氛围。七古《王太守作子日亭成，诗以美之》以泰山衬罗浮山观日出之壮美，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排列与日神相关的一系列神话意象：踆乌、十日、天鸡、扶桑、曜灵、东君、六螭、火轮、玄黄鸡子……令人目不暇顾，恍如置身仙境，令人感到旭日乐升所喷发的巨大的光和热，映寓出诗人勃发的生命力。大均这类诗神思飞越，凝练警策，如该诗就在浓郁的光怪陆离的仙境世界的涂抹中暗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注：《易乾》。）之意蕴，使人激奋鼓舞。大均这类诗夭矫变化不可预测，仙风道骨，逼肖太白。如“月为玉女镜，花是麻姑衣。寄语大蝴蝶，相迎羽客归。”（注：屈大均《雪晴岳顶眺望》。）“醉向明星求露液，狂临仙掌舞天风。”（注：屈大均《过涿州作》。）几可置于太白集中。
第四，和太白诗一样，大均诗个性鲜明，在直率抒情中留下了鲜明的自我表现色彩。如过涿州遂兴男儿报国之志：“男儿得死所，其重如山丘。白刃若春风，功名非所求。”（注：屈大均《出塞作》。）出塞关外，豪情顿生：“问我欲何为？壮士不顾生。”（注：屈大均《鲁连台》。）虽为布衣，却十分自信：“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注：屈大均《驷马尚可縻》。）想到功业未建，“下民方调饥”，认为：“洁身乃小节，谁能混鸱夷？”（注：屈大均《华顶放歌同王伯佐》。）“尘垢犹堪铸帝王，清虚何足留箕颖！”（注：屈大均《钓台》。）功业乃男子汉事业，尘垢犹堪陶尧舜，所谓：“洁身”，所谓许由式的清高何足挂齿。但抗清无望，壮志难酬时，又不免油然而生归隐之志：“渔父频招手，回舟入杳冥。”（注：屈大均《望天平》。）“采药吾将往，相随麋鹿群。”（注：屈大均《望天平》。）读大均诗，我们时时可以感受到他的报国之志和直率豪爽的个性，也感受到大局已定，复明无计的悲哀、苦闷。诗人是那样直露无遗地剖白自己的心曲：希望与失望、进取与归隐并现于诗！无论是那些抒情小什，还是那些描写雄奇壮伟山水景观的古体长篇，都倾注了诗人强烈的主观感情，外在的客观物象无不染上诗人的个性色彩。这些诗洒脱飘逸，明快豪爽，确实“神似太白，不独形似”（注：谭献《复堂日记》。）。
总之，大均诗气骨刚健，颢气流注，变化飞腾，充满了阳刚劲健的美学品格。确如毛奇龄所言“超然独行，当世罕俦”（注：毛奇龄《道援堂集》。）。是南方巫官文化浪漫主义精神在诗歌领域中的再现，是李白诗歌艺术精神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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