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为什么先学到消极东西——“资中筠难题”解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中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消极论文,难题论文,东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技术史上有一个著名的难题叫“李约瑟难题”：为什么从公元1世纪到15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停滞不前？科学界、科学哲学界和科学史界不少人在津津有味地探索着这个难题。中国的科学技术尤其是科学技术体制随着这个探索在迅速发展，可见它的意义是很大的。无怪爱因斯坦说，发现和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有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研究员在长达5万字的《论美国强盛之道》一文中也提出了一个难题：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为什么先学到消极东西。我称之为“资中筠难题”：
在不可抗拒的全球化过程中，各种文化互相融合、撞击乃至冲突是必然的。但是美国挟其强势发挥主导的影响是客观事实。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忧虑不在于“全盘西化”（或“美国化”），因为这事实上不可能，而在于舍本逐末，或曰取其糟粕，弃其精华。本文第一、二、三部分论述的美国强盛之道（思想精神资源、三结合的渐进改革、人才优势和创新机制——笔者），是深深根植于美国的历史文化中，这是其精华。别的国家如不先改良土壤，很难简单移植。而现在辐射到全球的甚至被趋之若鹜地吸收的却大多数是第四部分（异化和悖论——笔者）所提到的异化后的余沫。其中最明显的是健康的市场竞争并未充分发挥作用，而市场专政效应已经恶性膨胀，而且是在本不应市场化的领域。例如：大众传媒因高度商业化而媚俗的操作模式能轻而易举地“拿来”，而西方新闻事业不畏权势的独立批判精神和社会净化剂作用却难以学到手。它如社会风气中的重物轻人、崇富嫌贫、享乐纵欲、急功近利、争当暴发户、追求高消费、文化快餐化、审美低俗化、还有日益升级的公开展示暴力，色情刺激感官的影视“艺术”等等，乃至花样翻新的犯罪方式，都是为美国人自己所诟病的精神堕落的表现。即使在今天，美国社会绝非只有这一面，甚至还不是主流，但是泛滥于世界的，为后进民族自然地吸入，并且引以为时尚竞相效颦的，特别对青年一代有吸引力的，却是这一面居多（注：资中筠：《论美国强盛之道》，《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2期；《学术界》2000年第6期、2001年第1期，第16页。）。
上述论述应该得到解释，但资中筠先生只是说“美国政府自二战以后以文化传播为政治工具，以势压人，而且采取双重和多重标准，结果它越要推销就越遭到抗拒。加以其它种种复杂的历史因素，美国文化的精华部分较难在世界发挥其积极影响。”这个解释中的第一个原因，是说发展中国家出于主权独立的敏感而产生的逆反心理，类似于“四人帮”所谓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1页。），是一种不理智的“孱头”（注：鲁迅：《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情绪。第二条所谓的“其它种种复杂的历史因素”也只是统而言之，没有解释，所以就成了一个难题。
就内容而言，“资中筠难题”比“李约瑟难题”宽泛多了，既有政治，又有经济、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就涵盖的地区或范围而言，“资中筠难题”不像“李约瑟难题”那样只针对着一个国家或民族，而是针对全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就历史眼光而言，“李约瑟难题”仅仅针对公元1至15世纪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而“资中筠难题”则是紧扣着近代以来尤其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状况，属于现在进行时态，因此是一个更为著名的难题。这个难题的解答，意义绝对不可低估。它将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也会影响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最终会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中筠难题”在中国也存在着。笔者学养有限，也未踏出过国门，不可能联系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只能采取毛泽东“解剖麻雀”的办法，结合自己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对它进行试探性解答。但是，对这样一个重大而且牵一发动全局的问题，一篇文章很难解释清楚。它只有在广泛和长期的讨论中才能逐步得到解答。
世界历史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首先从欧洲开始逐渐进入工业化时期。其后，以欧洲为辐射点，新大陆被发现，印度和非洲被殖民，东方其他民族尤其是中国也先后被认识，东西方文化差异越来越明朗化。在这个过程中，东方人的眼界慢慢开阔。比如中国人就不再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民族，也不再认为其他民族非夷即狄，终于认识到世界上还有许多民族和国家也有自己的文明历史，而且从近代一开始，就显示出西方国家比东方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都大大发达的事实。于是从近代开始，东方民族先是与西方进行交流，以后就成了学习西方。日本学习得最有成效，很快地完成了体制转型，也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就中国而言，与西方交流始于晚明，康雍之世中断了一百年，等到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则不再是平等名义上的交流，成了逼迫向西方学习。谁料想一个体用之争从一开始就横亘其前，成为学习的障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苏联的建立，把世界分成了对立的两极。中国共产党在这对立的格局中，选择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以俄为师，又很少提学习西方了。这时候在中国人的认识中，“西方”已经专指资本主义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年，中国人继续闭塞，力避西化。只有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提倡改革开放，中国人才又重新学习西方。首先一个变化是对国际形势的概括，不再说是“东风”与“西风”的关系，也不是“人民要革命，民族要独立，国家要解放”，更不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科学地概括为“和平与发展”。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不再称为帝国主义而称为发达国家，东方民族也很少称为被压迫民族而称为发展中国家。这一变化，一方面表示学习西方进入自觉阶段，另一方面表示东西方交流开始了新的历史。由于美国在200多年的发展中脱颖而出，吸收了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西方世界的龙头，现在，发展中国家所谓学习西方，就是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或着干脆说就是学习美国。
以中国为例，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就明显地存在着“资中筠难题”中的上述问题。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首先是狭隘意识。
一个人越是开放，就越从善如流；越是狭隘，就越是敝帚自珍，由是也就有了韩愈所谓的“圣益圣，愚益愚”（注：韩愈：《师说》，《高中语文课本》，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即向两个极端发展的现象。民族间也是这样。凡是后进的民族，大多都有夜郎情结，喜欢发现他民族黑暗的东西，同时喜欢标榜自己优胜的东西。从中国开始与西方接触，体用问题就一直贯穿其中。以张之洞为首的封建士大夫无视世界历史已进入近代时期，仍然以为中国的封建政体优越于西方资本主义，万不可变。以后，整个民国阶段，体用之争也没有中断过。再以后，又以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好的了不得。直到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发觉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够格（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也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7页。），终于探索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渐向着国际一体化的方向靠拢。
由于这个体用之争，便孕育了“资中筠难题”中所谓的“取其糟粕，弃其精华”。这种“取其糟粕，弃其精华”往往是渗透在“取其小，弃其大”、“取其末，弃其本”中。就说“体用”吧，体之为体，就因为是主体，是本，是其大者，是派生用、影响用并决定用的东西。用毛泽东的比喻说，体是皮，用只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用之为用，就因为它是器用，是末，是其小者。体为用之体，用为体之用。无是体必无是用。体变，用也随之变。或者说，用是体的外显，是说明和显示体的。有先进之用，必是因为有先进之体。无先进之体，是断然生长不出先进之用的。但中国文化总喜欢将体用看作彼此孤立的两样事物，于是提出只学西方的用，不学西方的体。邓小平的中西文化取向虽然是对传统中体西用的革命性否定，但仍然在其纵向框架之中，只是比它现代了许多（注：刘怡翔：《试论邓小平的中西文化取向》，《西京论苑》1997年第1期；《祁连论丛》1999年第3期。）。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体”的形态发生了质变和更新，从封建之体经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有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从消极意义上去理解，而是从积极意义上去理解，就应该说是向着国际化、现代化、未来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用”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突破了器物限制，将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制度、教育和科研制度也纳入了用的范围，这便使体用分割的状况开始改变，因为这方式呀，制度呀的，已有一部分可划归为体。
体用之争是中国学习西方最大的障碍，“中体西用”是中国人狭隘意识最顽固的堡垒，虽然它正在克服中。
其次是暴富速强意识。
中国在古代富不富？由于缺乏与西方的比较性资料，所以不得而知。中国在古代强不强？由于元帝国只征服到地中海东岸，所以我们只能知道中国在东西亚有几度曾比较强盛，至于和西欧各国，无法比较，也只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大清帝国一败涂地。这可是和西方的第一次军事较量。但中国一向比较自诩富强，直到20世纪中期都是如此，好象西方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我们则“幸福生活比蜜甜”，又在朝鲜半岛教训过美帝国主义。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门再开，才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虽然不再像五十代中后期那样以为在15年内就可以“超英赶美”，但仍然不止一次地立誓，要在本世纪（20世纪）末，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这些宏伟的目标虽然曾令一两代人深深鼓舞，但现在看来，都反映出一种暴富速强意识。暴富速强意识是反科学的侥幸心理的结果，总以为有一条捷径或者奇迹在等待着自己。由于这个原因，出现了“资中筠难题”中所谓的“健康的市场竞争并未充分发挥作用，而市场专政效应已经恶性膨胀，而且是在本不应市场化的领域。”对资源的杀鸡取卵式消耗、基本建设的一哄而上、旅游业的破坏性发展、科研体制上的重技术，轻科学、重应用科学，轻基础科学、教育产业化……也都是不沉稳、急躁、暴富速强的表现。我们曾经有这么一个口号，不当爬行主义，不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西方国家用了二百年成为发达国家，我们只需用几十年时间就可以赶上或超过他们。事物的发展有它的规律，离开一定的物质即生产力前提，缺乏一定的量变积累，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只能欲速不达，甚至使一些本来很好的措施变形。比如我们给科技人员评定职称、企业的减员增效、人事制度改革尤其是大中专毕业生自主就业双方选择，都是和国际接轨的好办法，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力度不大，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结果滋生出许多意料不到的问题，尤其是和权力崇拜结合在一起，导致出权力腐败和社会道德的急速滑坡。邓小平说：“我们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是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了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2页。）
中国农村有一句俗语叫做“不怕穷急，单怕穷苶。我们是属于“穷急了”一类。这固然不错，因为穷急了，才会穷则思变，而穷苶了，就只能听天由命。但言多必有差，行急易出错。穷急之后不但要高速高效地发展，尤其要稳步健康地发展。“不怕慢，就怕站”，我们再也经不起反复和折腾。“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岂止是十年？如果因为穷急了，急于脱贫，急功近利，不但不能致富，甚至不能脱贫。国家行为如此，国民的个人行为也是如此，重感性，轻理性、重实践，轻理论，“一切向前看”被曲解为“一切向钱看”就很带有讽刺意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一些地方正朝着“让大部分人先相对贫穷起来”演变，应当引起高度警惕。经济效益成了许多部门和许多人办事首先考虑的问题，甚至政府工作部门也莫能例外。于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也就成了必然的了。现在，政府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失范，贪污腐败成风，成了政府和民众最忧虑的问题。
再次，消极保守的文化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举世公认的，但其消极保守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干，但最令人遗憾的是在儒家文化文本中除了大量出现“善”“善哉”等感叹之外，却是“儒家六经无真字”（注：清《康熙字典》，上海书店1986年。）。这说明儒家文化缺乏直理诉求，只有功用诉求，而且这个功用也不是对国计民生之生产生活的功用，而是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用，即政治功利价值或政治伦理价值。人类对于知识的追求有三大标准：真理标准、功用标准、审美标准即真善美。虽然功用标准和审美标准最切近人生，但却都以真理标准为基础。“真”这个问题不解决，“善”和“美”就失去了意义。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指向事实判断，强调真理标准，以求真为归臬，所以一开始科学和哲学就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笛卡尔二元哲学之后，科学又能挣脱出来获得独立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第一步就表现出失足，实在是一种不幸。儒家文化从一开始就“不语怪、力、乱、神”，“不知人，焉知天”。这实际是对自然科学的一种拒绝。这样说，并不是说中国古代绝对缺乏对自然科学的追求，只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即儒家文化如此而已，而在非主流文化中却曾经有过对自然的研究。比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墨子一派，还有惠施，公孙龙等人，都热衷于对自然和思维本身的研究，并且产生过一些重要成果，但经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都被统治阶级强压下去，成为绝学。只有平民百姓依照最简单最低水平的自给自足式的生产生活实践需要维持着简单的自然科学常识。
这种求善不求真的文化又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塑造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只教人“应该怎么样”，而不问人实际上“是怎么样”，这实际是对人性的一种抑制，比如“克己复礼”啦，“人性善”啦。人性从客观意义上说，是恶，是自私。当人的物质环境未为人提供纵欲的条件时，恶的这一面没有发泄的空间和对象，只能在自给自足或类自给自足的条件下维持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但是，一旦现实中有了这一条件，原先的道德规范便自然解体，自私、利己、恶的一面就立即发泄出来。对此，除了通过道德自律之外，主要需通过法律予以限制。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消费生活方式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长期被压抑了的客观的这一面，原先是压抑型文化传统的防线被打破，加之道德滑坡，法制也没能跟上，于是，专拣西方消极的东西，而对于人家积极的东西视而不见，或者以为可闻之而不可学之。我们曾经把这个问题比喻为窗户一打开，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也进来了，但却不从自身追问。这几年，不少单位的头头脑脑不断出国参观，但大多是“观”而不“参”，甚至把出国参观仅仅当作了一种身份待遇。过去，国内对陕西人有一种议论，“老陕爱参观，回来不动弹”。看来，这不光是俺陕西人的毛病。
中国的儒家文化在政治诉求上也不是向上或向前的文化，而是向下或向后的文化。我不了解周公旦是怎么整理夏商文化的，只知道孔子明白宣告“吾从周”。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不是要人违背客观规律随心所欲地去发展，而是说发展是不可抗拒的规律。社会总是向前的，不可能后退，但在儒家文化侵染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总以博闻强记知今尊古为能，很少将眼光向着未来。我们常听有些人哀叹“人心不古”。这实际就是一种今不如昔的历史怀旧情绪。在学术上述而不作，“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我很惋惜一位很有名气的当代作家，因为他只是追求历史的深厚感，而漠视了文化的前瞻性。也就因了这，他的文字精炼而不振作，优美而不焕发，给人以消沉、失望、悔气的感觉。他的一部重头作品，虽然也刺了当前社会的一些弊端，但却没有为读者指出方向，甚至连民主和法治这样的诉求都没有，好象一棍子把人擂闷了。这样的作家如果不改变自己的历史文化视点，其作品或者可以在有限时间产生轰动，但最终是没有出息的。他不关心历史的前途，历史也就不关心他的前途。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邓小平“团结一致向前看”（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教育要面向未来”（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页。）和“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页。）这些论述，才能发现它在中国文化走向和思维拓新上划时代的革命意义。
相反，西方文化一直贯彻着理性批判主义传统，呈现出开放的姿态。因为是开放的，才成了向上的、创新的、蓬勃的文化。无论是自然科学学说，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在花样翻新，不断前进。西方的学生以推翻和发展老师的理论为荣，中国则一直看重师从关系。对于一种科学学说，西方多强调发展，中国多强调坚持。西方的思想界一直鼓励标新立异，即便在最黑暗的中世纪，教皇疯狂铲除“异端”，也没能阻止新学说的出现，哥白尼的日心说所实现的科学和意识形态革命就是典型。中国的思想界则以标新立异为险途。晋代的王通、明代的李挚都是因为标新立异而亡身的。龚自珍所谓的“万马齐喑”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思想界最准确的概括。笔者2000年抱着为西部大开发献计献策的目的，提了一个关于在西安古城墙修建环城空中铁路的设想（注：刘怡翔，王和平：《关于在西安城墙修建环城空中铁路的设想》，《西安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刘怡翔：《关于修建西安环城空中铁路的设想答各界人士》，《各界导报》2000年12月7日第5期。），以为既有相对缓解市区交通，又有开辟旅游经济增长点的效果，而且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可行性分析。不论其有多少合理成份，但这种热情似不应该否定。《文汇报》、《北京青年报》、《信息时报》等20多家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可在当地除了高校学生曾经议论得热火朝天之外，政府不理不睬，反而通过单位领导要笔者勿再接受记者采访，据说为了不使政府被动。这种为保存文物而保存文物的思路，其实是一种消极保存。歌德有诗云：“只有遗产用于生活之中／才配得上谈论继承／只会堆积僵死的废物／那不过是一个可怜虫”（注：纪树立：《编辑前言》，《卡尔·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刻思考。
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学说，儒家文化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缺乏平等公正观念，而是一种鼓吹和维护宗法和等级制度的文化学说。这在儒家文化的元典《周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周易》中，阳爻和阴爻的矛盾体现为君子与小人、男尊与女卑的矛盾。作为君子、男尊的阳爻享有充分的自为性，作为小人和女卑的阴爻只具有服从性。孔子为了论证等级制的合理性，还专门作了正名。孟子虽然说过“民重君轻”的话，但仍然在维护着等级制，不然，就说不出“君子”与“野人”那种混账话来。秦汉以降，等级制更是逐渐地一步一步合法化和制度化起来，被确立为“三纲五常”，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粹”之一。中国历史上，平等观念只有在某些农民起义领袖的口里有过一些闪现，但那不过是一种夺取政权的手段。一旦政权易帜，就忘却了自己先前的许诺，也成了等级制的受益者和疯狂维护者。在这种文化的浸役之下，普通老百姓也萌生了精英意识、清官意识和救星意识，对等级制予以麻木式的自觉认同。时至今日，我们经常发现不少人不认为某些权势者的作威作福是不平等和不公正的表现，反而自我安慰，“人家天生就是坐轿的，我们天生就是抬轿的”。鲁迅先生批判的那种被县太爷打了屁股，反倒磕头如捣蒜一般地“谢谢县太爷”的奴性，现在仍以某种改头换面的形式存在着。
但西方文化就不同了。复旦大学何小莲女士曾以犹太人为例，讨论了希伯来法和《圣经》中的平等思想。其要点为：生命从神而来，所以人人平等；人都是有罪的，因此不能赋予一个人太大的权力；西方人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奉为基本训逾之一；人人都享有公义，人人都享有上帝的恩赐；希伯来法典上没有王公贵族可享有任何特权的规定，限制王权的思想在中世纪的犹太人中已达成一种共识。如果说神职人员还享有一点特权，他们却须承担比一般选民更多的义务并遵守更多的禁忌；18到19世纪，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以法学世界观代替神学世界观，认为人是生而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自由、安全、财产等不可剥夺的自主权利（注：何小莲：《希伯来法精神——犹太教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贡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尽管如此，卢梭还专门写了一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呼唤平等，猛烈批判等级制度。资中筠先生在《论美国强盛之道》中论及小罗斯福的新四大自由（言论、信仰、免于匮泛和免于恐惧）时说，“从此，有人挨饿不仅是私人的事，而是被剥夺了基本权利，政府和全社会有责任改变这种不合理现象”。西方一位思想家说过，社会好比一只船，每个人都要做好当舵手的准备。这些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绝对不可能想象的。
平等自由民主，平等是第一位的。如果社会成员间存在不平等，肯定存在着一部分人对一部分人的奴役，谈不上自由和民主。承认平等，才谈得上自由。有了自由，才会有民主。调节平等自由民主的手段，就是法治和科学。它们是既成因果又互相渗透的完整系统，缺一不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平等问题在中国基本上已经解决，但受传统文化等级观念的毒侵，官本位作为一种等级制的残余形态，至今未能根除，甚至有膨胀的趋势，实在令人心焦。
这种求善不求真、向下不向上和不讲平等惟等级的价值取向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消极保守的文化。文化是社会形态的综合指数并反映和反作用于社会实践。21世纪，人类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数字时代、或者如我所谓的科学技术仿垂直发展时代（注：刘怡翔：《关于科学技术发展定律的证明提纲——献给21世纪科学家的一份科学技术的哲学研究报告》，《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再过份强调儒家文化，只能是刻舟求剑。对于儒家文化情有独钟的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和南韩金大中围绕“亚洲价值观”辩论了几年之后，终于承认，新加坡的腾飞不是得助于儒家文化，而是得益于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即经济透明和法治（注：张金岭：《“亚洲价值观”的是与非》，《杂文月刊》2001年第6期。）。这是给我们的一付清醒剂。
消极保守的文化资源必然培育出消极保守的民族意识。用这种意识去应对西方斑驳陆离的东西，只能吸收其不健康的、为人家所诟病的东西。
现在，中国又有人倡言儒学复兴，并预言21世纪是儒学昌盛的世纪，简直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国粹派提倡复古，尚有着感情的因素，现在再喊复兴儒学，我倒要怀疑其理智了。
最后是缺乏民主和法治传统。
西方国家从古希腊开始，民主思想几乎没有中断。雅典和斯巴达曾经有当时最充分的民主制度。到古罗马时代，每一个国家，不但有近代议院雏形的元老院，而且有保民官制度，甚至像凯撒、安东尼和莱必多斯那样的三巨头执政，都是为中国社会不可能想象的，因为中国人强调的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每一个封建王朝无不宣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可能有元老院这种政权形式。知识分子以保社稷为己任，而所谓社稷，往往又指的是某一姓之江山，不可能产生保民官这种制度。即使在中世纪，西方大多数国家也仍是教权与皇权并立。中国虽然也有儒、释、道三大教派，但都统一在皇权之下，因皇帝的兴趣而兴废，没有成为与皇权并列的力量。
中国封建社会的“民”和“主”二字，很少相连成词，一般指的是“为民之主”。一些比较开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孟子、魏征等人，虽然也曾有过“以民为主”或“为民作主”的思想，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将民主并列成词。主张“为民作主”的人实际上已经如同本体论承诺一样先将自己预设为“民之主”，因而才有“为民作主”的资格。至于“以民为主”，虽然比“为民作主”含蓄一些，但仍然是一种“把民看作主”的意动句式。实际上，在我看来，所谓民主，就是“民即主”。这是一个陈述性判断句式，与“以民为主”那种意动句有着很大的差别。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第一次成了国家的主人，但在实际操作中，主人的命运往往又操纵在公仆的手中。
在组织生活和决策程序中，我们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毛泽东说它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1页。），刘少奇说他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注：刘少奇：《论党》人民出版社。）。还有人将民主和集中当作了两个环节或两个主体行为，于是先民主，后集中；你民主，我拍板。民主是主人的权利，集中是公仆的权力。这么以来，一些人呼唤民主，一些人却只强调集中，民主和集中成了一种外在的矛盾。从而又引发出一个问题，有人说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又有人说民主是目的，集中是手段。孰对孰错，莫衷一是。其实在我理解，作为一种决策过程，集中是其必然的结果。它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没有高下之别。民主制度和君主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民主制度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获得集中，不像君主制那样是君主一人说了算。在民主制度下，集中是民主的应有之义，不必将二者外在化为一种矛盾。因此，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就是民主制。鉴于我们已习惯了“民主集中制”这一称谓，继续将它作为一对矛盾也无不可，但必须明白，所谓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民主即集中”或者“民主式集中”这样一种制度，即通过民主而实现集中，或者说民主的过程同时就是集中的过程。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都是手段，也都是目的，手段与目的的矛盾内化在“民主即集中”这一过程中。我们往往不理解西方的总统选举，说是吵翻天，但就在这吵翻天中，各方的政治主张才充分暴露在选民面前，最后通过选民投票，总统就产生了。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基本上属于集中制，而不是民主制，这从他在古田会议的讲话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刘少奇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前半句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民主即集中”或“民主式集中”是一致的，后半句又和毛泽东的理解一致，也属于集中制。因为这“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文艺创作中的“主题先行”一样，意味着在民主之前或者在形成决议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决议”。这就是毛泽东说的“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这个“决议”作为一个潜在的集中，只需要用民主的形式予以通过，变为现实的决议。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其实就是受这个集中的指导，其目的无非是将它从潜在变成现实，成为合法的东西。又如毛泽东所言，民主的目的，只是“以求彻底地了解（上级——笔者）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而不涉及指示的正确性问题。这么以来，民主就纯粹成了形式。加之这潜在的集中一般又多是主政者个人即“领导中枢”的意见，于是，多数人的民主权利变成了少数或某一个人权力的附庸，变成了个人专断和家长制的工具，终于发展为林彪的“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这恰恰违背了民主制的原则。
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时有两个发明令人心惊肉跳：一个叫“引蛇出洞”，一个叫“阳谋”。这些年，思想界和学术界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我以为这全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惹的祸。因为在未民主之前，领导中枢早有了自己的“办法”，“民主”的目的只是要求彻底了解这办法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不必过问其是否正确。这时候，如果有人不识时务，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对指示说三道四，自然就被引蛇出洞，非中阳谋不可。“引蛇出洞”和“阳谋”的实质是引导对方犯错误。除了“反右”之外，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说是在“神仙会”上“反左”，彭德怀信以为真，结果中了阳谋。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写进《党章》，万没有料到，自己后来也中了阳谋。1964年主持“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初期主持中央工作，先后以“形左实右”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获罪，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且殃及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人们在正常情况下只提防阴谋，岂不知阳谋比阴谋更防不胜防，因为它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种被误解了的“民主集中制”下发生的。如果说“反右”、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所造成的外伤，那么，它造成的内伤更是深重，至今仍腐蚀着党和国家的机体。这就是它在党内外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和价值观念负转。许多人逢事先研究领导意图，然后投其所好。于是社会上流传着所谓新的“三大作风”：实践联系理论，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由于“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所以，在汇报工作时，不实事求是，反而按照“骄傲使人进步，谦虚使人退步”的歪理，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腐败分子更精，一方面顶风作案，一方面奉行着“坦白从严，抗拒从宽”，拒不交待。这些都足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所造成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中国历史从二十世纪开始，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就是一部争民主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高举了民主旗帜，从“星星之火”成了“燎原之势”。但是，客观地说，中共“七大”以后，伴随着革命的胜利，党内民主反不及“七大”以前，由是培养起了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共成了执政党，党内民主愈来愈少，个人迷信愈来愈烈，至1959年庐山会议登峰造极，从上到下都是“一把手”说了算，“书记一到，鸦雀无声”。党内没有了思想交锋，只有“一致通过”，终于酿成“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新时期以来，个人迷信虽然得到一定遏制，但党内民主仍然很不充分。民谚“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就说明问题的严重。党内民主的不正常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人民民主，并引发出了经济腐败。如果问，中国的民主建设从何处突破，我以为应从党内民主开始。“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常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770页。）
民主除了与集中构成一对矛盾之外，它又和“法治”、“法制”分别构成两对矛盾。当民主和法治构成一对矛盾的时候，都指的是政治制度。当民主与法制构成一对矛盾的时候，都成了行为规范。我们现在往往将“法治”之法与“法制”之法相含混，将“以法治国”理解为“依法治国”。殊不知，“法治”之法是“法则”即规律，强调按照客观规律治理国家。由于规律是比较抽象的范畴，所以与“以”字构成介宾词组；而“法制”之法却是法律制度，是比较具体的形态，指的是依靠法律制度办事，所以与“依”这个动词构成动宾词组。我以为，中国社会缺乏的是“法治”传统，而不是“法制”传统。每一个封建王朝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没有一个封建王朝具有按照客观规律治理国家的自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封建社会才又被称为“人治”。可见，“以法治国”是比“依法治国”更高的范畴。我们强调法治，实际上是按照客观规律科学理性地管理国家事务。因此，我建议在一切文本中，再不要把“以法治国”写成“依法治国”。由于“法制”之法不像“法治”之法即规律那样属于客观的范畴，而带有主观形式，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依法治国”往往与“有法不依”并存。笔者1998年依照文件破格晋升教授职称，评委心理不平衡，无视文件，故意作梗，笔者只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行纠正和救济。陕西省人事厅作为行政复议机关虽然立案受理并承认评审失当，但调解了三次都遭到被申请人的无端拒绝，拖案至今，仍想通过调解途径解决（《行政复议法》无调解程序——笔者），不肯按照《行政复议法》的程序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当代中国，这种自己制定的政策由自己玩弄，行政和执法机关带头对抗国家法律的现象也构成了一幅鲜亮的败家子“特色”。这都说明“依法治国”与“有法不依”容易相伴并存，远不及“以法治国”平等公正，因为法律既代表了统治者的利益，统治者就会依据自己的利益决定对它是遵从还是拒绝。
中国原本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理解上又存在许多岐义，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很容易出现偏差，不能把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学来，反倒容易将人家的一些消极东西当作时尚加以吸收，阻碍自己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古代有“东效西颦”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中筠难题”是发展中国家在学习西方过程中的现代版和国际版的“东效西颦”。中国古代的“东效西颦”使东施成为千古笑柄。“资中筠难题”如果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要成为灾难。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发达国家首先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学，二是学什么，三是怎么学。“为什么学”决定着“学什么”和“怎么学”。“学什么”和“怎么学”体现着“为什么学”。“为什么学”的问题已由邓小平用“三个有利于”作了原则性解决。“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鲁迅先生在20世纪二十年代就有精到的议论，“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注：鲁迅：《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我以为，这些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原则。对于中国来说，我认为亟须要做的事有这么几件：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继续防左，排除“姓资”“姓社”的干扰，克服狭隘意识，努力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利于我国发展的一切优秀东西；第二，克服暴富速强意识，实事求是地总结50年建设的经验教训，不搞过头指标，不搞形式主义，不图一时振奋，扎扎实实搞建设；第三，如资中筠先生所言，先改良土壤，清理和改造民族传统文化，加强东西方文化交流；第四，以加强执政党党内民主为突破口，发展人民民主，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加速政治体制改革。
“资中筠难题”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资源和国情不同，因此产生“资中筠难题”的原因绝非本文所概括的这四条，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发生“资中筠难题”，我以为这四条应该算作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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