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文化：一个研究思路
高 山1，2，谈国新1
(1.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武汉 430079；2.湖北民族大学 学报编辑部，湖北 恩施 445000)
摘 要： 中国社会历史变迁演化而形成的乡村文化“内卷化”发展模式，已不适于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的性质辨识。深入分析乡村文化“内卷化”模式的思维限制，提出了乡村文化“外舒化”的研究思路。“外舒化”是在主体自发状态下、由中心向边缘舒展、缓慢扩张而不断超越自我的一种状态。乡村文化“外舒化”表现出文化的选择性、延展性和超越性等特征。运用“外舒化”思路能以新的视角来解释应对乡村文化所面临的方向选择。
关键词： 乡村振兴；乡村文化；研究范式；“内卷化”；“外舒化”
乡村文化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源头，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我国乡村文化是以农耕文化为基础、以家族文化为核心和以乡土本色为特征的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柔韧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乡村文化一直作为主流文化而稳定存在[1]。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政治形态和经济形态的变化，传统乡村文化也随之发生变迁。在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建设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或“隐形的翅膀”[2]。“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点在城市，而不在乡村。城市与乡村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乡村文化建设被边缘化，中国传统乡村文化日渐式微。伴随着工业化、网络化的发展，各种负面效应涌入已打开“栅栏”的乡村，使得乡村文化日趋复杂。乡村文化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方向选择和性质辨识的艰难，同时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采用色差仪测定黄瓜横切面果肉中间部分L*、a*和b*值，每根黄瓜测定2个数据点，每组样品重复测定20根黄瓜，结果取平均值。
1 乡村文化发展新机遇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3]，标志着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是政府、资本和市场多轮驱动的分类推进、城乡融合的现代化进程。乡村振兴是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工程，乡村振兴战略指出：乡村建设要分阶段实施，逐步达到乡村振兴2020、2035、2050奋斗目标，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4]的现代美丽乡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文化的发展总是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乡村文化发展滞后性更为明显。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是重要支撑和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乡村文化能够提振农民精气神，增强农民凝聚力，孕育社会好风尚。”“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文明新气象。”[5]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要“尊重农民的文化主体地位、重视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推动形成新的乡村文化”[6]。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助力乡村发展的利好政策，提振乡村经济，改善乡村发展环境，突出乡村文化特色。同时，随着全域旅游理念逐步渗入乡村，乡村文化建设进一步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
基于上述背景，笔者开展了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并与农业园区开展院区结对开展田间课堂教学、农民社区学院网络体系建设，与太仓市政府合作创建青年职业农民定向培养班[1]。经研究和探索实践，不断明确培养目标、体制机制、教学体系和培养路径，逐步形成了“校地联动、教产衔接、开放共享、终身学习”新型职业农民定向培养的苏南模式。
中国乡村文化“在近代以来古今中外文化持久而剧烈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中，既坚韧地保守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也吸纳了新的文化思想”[7]5。古典传统文化与近代革命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互交织，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化、当代信息文化相互碰撞，民俗文化与时尚文化、高雅文化并存，本来文化与外来文化、返乡文化互动，形成一幅“异常繁荣”的当代乡村文化景观。这种景观“有源于政府倡导和组织的文化‘输送’，有源于农民群众主体自发的文化‘播种’，有源于乡村知识分子和文化能人的文化‘孵育’”[7]9。特别是在国家经济转型、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的时代下，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文化建设与研究提供了大好机遇。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分类推进乡村发展[3]。未来村庄重组，集聚、融合、搬迁撤并，乡村文化所依赖的空间载体发生了变化，村庄文化、地域文化必然随之变迁。在现代乡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乡村文化应以整体面貌、新的视角来观察思考。
2 乡村文化“内卷化”模式分析
文化“外舒化”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一是选择性，指乡村文化主体能自主地选择与表达文化。乡村文化的主体是人，即文化拥有者，包括乡民、乡贤、乡村精英、乡村文化建设者。客体是乡村文化中的各种资源，主要是优秀传统文化，包括村落文化、民俗文化、民间艺术等。由于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势语境中，文化主体表达中的“权力”及经济上的弱势，文化主体依照文化旁观者的喜好而非自身的喜好来选择文化，是一种“被选择”的文化，导致文化主体失去选择的权利，表达能力被削弱，最终文化主、客体同时被扭曲和异化。“外舒化”强调尊重文化主体的选择权，即主体“自主选择文化资源，自由表达文化资源”的文化权利。这就是“外舒化”模式的“圆心”，突出文化主体选择的核心作用。这种选择性，在现实自然层面上，是以文化认同为驱动力，以文化自信为基础的，是一种扬弃的选择。乡村文化现代性转型就是要重塑乡村文化主体[9]202。在这种主体选择中，诸多传统文化可能被抛弃，但这是合乎文化发展规律的。在这种选择中，主体认同且自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能被传承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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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破解乡村文化存续理论思考的困境，学术界对乡村文化建设已尝试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学说。归纳起来主要有“替代说”“回归说”“同化说”等[14]，这些学说是乡村文化建设理论思考的有益尝试，阐述了在城市文化、现代文化的冲击下，乡村文化如何存续的问题。
3 乡村文化“外舒化”研究思路
乡村文化的“内卷化”是与现代化异质的。中国乡村文化根植于农耕文明，传统的农耕文明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内卷化”造就了“内卷化”的农业文明，乡村文化以其内部力量很难发生现代化转型[9]204。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已被忽视或抛弃，乡村文化已基本解体。从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乡村文化内卷化还会导致“内卷化人格”[13]——缺乏原创品质与激情，惯于模仿与跟风，缺乏主体性和主体意识，零和思维，悖论人格，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群体内部社会信任的崩溃。同时，诸多学者也承认，乡村文化“内卷化”与进化论相悖。“传统乡土文化既然只‘内卷’而不向外扩张发展，当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破碎、消亡和转型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更是合理的”[10]98。当然，乡村文化并没有消亡，仍然存在于或根植于中国的广大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学术研究者大都承认乡村文化的“内卷化”发展是与进化论相对立的模式，与现代化不相容，试图在这三者的关系中找出“内卷化”某种适用的场域。季中扬从反思现代性角度提出，现代性不完全等同于现代化，它与乡村文化之间并非决然对立，在文化现代性框架中，乡村文化可以实现其性质与功能的转换[9]202。高小康指出，“中国已经进入了‘进化’与‘内卷化’二元对立的生态文明发展阶段”[10]98，要转向进化与内卷统一的发展观。这里，进化与内卷统一的发展观和乡村文化现代性的分析，进一步说明当前中国乡村文化建设正面临着性质识别和方向选择的艰难与挣扎。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内卷化”的文化认识导致现代乡村文化建设存在诸多困难，乡村文化建设到了该反思和转向的时候了。同时，互联网文化快速渗入中国乡村，乡村文化生态环境改变。变换视角，重新理解乡村文化发展的方向，这无疑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大有帮助的。
二是延展性，即乡村文化本体的延展能力和伸展空间。乡村文化的产生、传承和发展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由中心向边缘扩张，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同时，乡村文化具有接受新鲜观念的意愿和向周边辐射的能力，这个过程也是缓慢的，即“缓慢地展开”。“舒展”的乡村文化具有空间开放性，可突破地域限制的文化空间，具有场域嵌入性。例如，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文化场域后，通过文化适应，表现出了“去内卷化”特征[16]。农民工适应着城市文化，同时也呼应着乡村文化。乡村文化空间能包容现代城市文化，但过程不是激进的。另外，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型城镇化”和“村落合并聚集”，进一步延展了乡村文化空间，乡村文化建设载体已“跨越村庄”。“舒展”的乡村文化也是一种连接共享的文化，现代信息科技手段特别是互联网涌入乡村，进一步增强了乡村文化的舒展张力。
中国乡村文化跟随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的变迁，历史地演化成为一种“内卷化”的文化。“内卷化”用来描述某一类文化模式，即“当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 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 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 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8]97。格尔茨后来将“内卷化”概念引入到农业经济研究，来解释农业经济的发展。“内化卷”农业“在资本、土地资源被限定的条件下, 劳动力持续地被吸收到农业中获取收益并使农业内部变得更精细、更复杂”[8]98。但“内卷化”模式并不排除发展，它仍按其既定的方式在内部复杂精细地变化着，是一种“渐进的复杂性, 即统一性内部的多样性和单调下的鉴赏性”。中国乡村文化是一种“内卷化”的文化[9]202，“只进行维持生存的劳作而没有扩张发展的文化”[10]97。“内卷化”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封闭性、稳定性、内部多样性与复杂性，从农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还包括边际效益递减[11]。在城乡一体化和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中国乡村已被边缘化，乡村主体被空心化，价值系统日趋多元化。乡村文化发展受到约束，表现出“文化环境的封闭性”“文化人格的依附性”“文化变革的滞后性”[12]。
基于乡村文化本位思考，考察其现实特点，这里提出“外舒化”的新概念。“外舒化”可描述为在主体自发状态下，由中心向边缘舒展，缓慢扩张而不断超越自我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个与“内卷化”完全相反的概念。由于“内卷化”的自我封闭、缠绕复杂、稳定精细而难以超越，这给我们在现代化背景下从整体层面来进行中国乡村文化建设带来了困难。文化“外舒化”强调主体的自我选择，突出文化本位的自发延展性和超越性。“外舒化”概念思想源于《内卷与外舒:乡村社会稳态式发展的一种机制解释框架——基于A村的十年观察》一文，蒋英州在文中采用新的范式来解释“一些自然资源不足且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止步不前的乡村社会却能长期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现象。这种新范式就是“内卷-外舒”机制框架，即“乡村政治精英的内部循环与普通村民的外部流动、乡村公共利益的内向配置与村民的外部收益、乡村社会的内生文化秩序与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外在强制”[15]。可以看出，这里的“内卷-外舒”可以理解为主体“内卷”与客体“外舒”，且“外舒”同“外输”，仅含“输入”和“输出”之意。显然，蒋英州所提的“外舒”与本文的“外舒”不是同一个概念。虽然蒋英州仍承认乡村文化“内卷化”发展，但可从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受到启发，来整体看待中国乡村文化的建设，笔者便产生了文化“外舒化”思想。文化“外舒化”突出文化主体的中心作用，强调的是一种以主体为圆心向周围多角度缓慢舒展、自我更新的文化。
王洪学：我国生物降解材料的主要技术瓶颈包括三方面。一是生物降解材料性能达不到传统聚乙烯地膜的水平，其加工性能普遍比聚烯烃差，在生产设备上难以加工成很薄的高强度、高断裂伸长率的地膜，水蒸气透过率高，保墒性能较差；二是生物降解地膜田间应用寿命过短，提前降解使其失去保墒、保温和除草的作用，满足不了作物生长的需求；三是成本过高成为应用推广的瓶颈。
三是超越性，即能突破自我、自发超越的可能性。从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可以看出，文化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自我创造性，也就是文化生命有其自我超越、自我生产与自我创造的特征[17]。乡村文化不可能以“复制”的方式来发展，而是以“再生产”的模式来维持和更新[18]。乡村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是它总在按着自己的方式“播种”或“孵育”文化，并自信地传播着这种文化。乡村文化还可超越时空，体现乡村文化的吸引力。未来的乡村社会生活方式可以提升为一种高级的文化生活方式[9]206。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中，由文化形态转向文化经济形态(文化产业)，可以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跃迁，进而实现乡村文化价值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递增。
民族舞蹈——巴山舞的起源、发展和创新历程较好地阐释了乡村文化“外舒化”建设的思路。巴山舞起源于湖北省长阳县土家族的传统民间歌舞——跳丧舞，又称“撒叶尔嗬”。“撒叶尔嗬”是土家族古老的丧葬仪式歌舞，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撒叶尔嗬”因其“丧”味，其表演、表现空间受到了很大限制，不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20世纪80年代，覃发池等民间舞蹈工作者[19]38吸收“撒叶尔嗬”的文化内核，大胆地借鉴、创新，编制出一套适合于群众自娱自乐的舞蹈——巴山舞。巴山舞在舞蹈结构、配乐和编创过程中，非常注重经典性、时代性、娱乐性和广泛接受性，受到广大民众的追捧。巴山舞从土家山寨走进县城，甚至涉足现代舞厅，大有与外来“迪斯科”“摇摆舞”一争高下之势。巴山舞成为新型的群众自娱舞蹈, 不仅具有娱乐、健身、社交的功能, 而且已成为土家文化产业的一个品牌[19]39。可以看出，从“撒叶尔嗬”到现代巴山舞的转型，体现了文化主体在自发选择和自由表达的情况下，围绕优秀传统文化“撒叶尔嗬”，不断延伸拓展，最后实现自我超越的文化传承过程。虽然形式变了，但其本质并没有变。长阳巴山舞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外舒化”传承发展与建设的成功例证。
4 结语
地域广袤、文化深厚的中国乡村，迎来了全面振兴的时代。中国农村已开启现代化建设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把乡村文化建设推向了新的高度。历史演变形成的文化“内卷化”研究模式已不能解释当代乡村文化的存续状况。“外舒化”的研究范式以整体观考察，坚持“主体选择，文化本位”的原则，强调乡村文化的“延展”和“超越”能力，体现了与现代社会的融合发展，看到了乡村文化的生命力。“外舒化”并不能完全解释一种文化物种的历史形成、演化、变迁的过程，仅是当前中国乡村文化存在的现象思考。在文化建设中遵循乡村文化“外舒化”的基本特征，以期针对性地进行理论研究和文化政策的制定，避免盲目投入和现代化建设。“外舒化”的思维范式为中国现代乡村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未来能否基于“外舒化”思想构建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新模式和新路径，有待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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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dea of Rural Culture Research in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juvenation
GAO Shan1,2, TAN Guoxin1
(1.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of Culture Industri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2.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445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ner-rolling development model of rural culture formed by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s no longer suitabl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nature of rural culture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inking limits of the inner-rolling mode of rural culture, and puts forward the research ideas of external unfolding of rural culture.External unfolding is a state that the subject continuously surpasses itself in the spontaneous state, stretching from the center to the edge and slowly expanding.The external unfolding of rural culture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e selectivity, ductility and transcendence.The use of the thought of external unfolding can explain the direction choice that rural culture is facing from a new perspective.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culture; research paradigm; “inner rolling”; “external unfolding”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3907(2019)11-0079-04
收稿日期： 2019-09-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MZ07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项目(CCNU18JCXK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860009)
作者简介： 高山(1977-)，男(土家族)，湖北长阳人，副编审，(常务)副主编，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产业管理与工程以及乡村文化研究；谈国新(1965-)，男，湖北武汉人，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乡村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柳 克
标签：乡村振兴论文; 乡村文化论文; 研究范式论文; “内卷化”论文; “外舒化”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论文;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