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日本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后，在小泉和安倍内阁的主导下，日本的安全防卫政策在短短数年内发生了惊人的嬗变，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二战后半个多世纪该领域的变量总和。可以说，两任首相推动实现了以往历届自民党政权在安全防卫领域的诉求目标，取得了否定日本战后国家发展路线的突破性成果。由此，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趋势实际已经无法避免，其实现步伐也只会迈得更快更远。
其总体背景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走“普通国家”化道路、争当世界政治和军事大国上升为新世纪的总体国家战略，日本决策层更加倾力注重安全防卫政策的调整和改造。原因有二。首先，对它们来说，所谓普通国家的话语前提就是“日本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而这种“不普通”主要表现之一就在于安全防卫领域，即日本不甘于没有拥有与经济实力相符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为了同这种自我期许的“国家角色”相配套，需要按照新的原则和步骤推动针对国防性质、体制和力量等的调整和变革。其次，它们在对本国安全战略的审视过程中，面对“9·11”事件以来美国军事变革的巨大效应，面对中国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认为必须大幅提升军事因素在对外战略中的分量，希望藉此作为国际斗争的直接手段和实现大国化目标的有效资本。
日本的政治气候——主要是执政当局政治理念的蜕变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在战后日本的政治生活中，自民党几乎独占政权，推行的是现代资产阶级保守政党和平稳健的执政路线。但是，自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以自民党的执政理念为中心，日本主流政治的总体价值取向日益呈现“激进、强权、非和平、民族自私”的国家主义倾向，已经远非传统的保守主义政党理念可以一言以蔽之，甚至也非20世纪90年代显现的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这一概念能够加以解释的。这种姑且称之为“民族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潮——即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保守政治的系统理论和主张”①，通过小泉和安倍内阁的执政理念迅猛转化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政策，成为衍生现阶段日本国家安全防卫战略设计的底蕴。
一、总体安全保障思想的变质
进入新世纪后，日本决策层在国家安全战略上首先做的是急于改变和否定战后日本“重经济、轻军备”的和平主义发展路线，确立以军事实力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恢复行使战争权为前提的安全保障思想和路线，为成就政治和军事大国扫除障碍。二战后，日本在安全领域长期宣称遵守“和平宪法”精神、奉行“专守防卫”方针。战后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实现经济腾飞，靠的也是一条和平发展路线，其战后宪法就是这一路线的法律保障，而第九条“放弃战争”条款是该宪法的最大特色。
长期以来，日本政界虽然总有股势力意欲埋葬“和平宪法”、摆脱第九条的束缚，但因受多重制约而始终未能如愿，只能通过“解释宪法”和“另行立法”来变相推动。但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的修宪动作明显加快。2000年初，日本国会参众两院均设立了“宪法调查会”，讨论修宪提上日程。之后，在小泉内阁大量准备工作的推动下，2005年两院调查会公布了修宪《最终报告书》，结束了“论宪”阶段，朝着实质性修宪迈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两院《报告书》在对第九条的修改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尽管对坚持第一款“放弃战争”达成共识，但多数意见赞成修改第九条第二款，即允许日本在海外行使武力和集体自卫权，如此实际是架空了第一条的存在。紧接其后，2005年11月，日本自民党在纪念成立50周年时正式提出“新宪法草案”，其中维持现行宪法第九条第一款内容暂时不变，而将第二款内容删改为：保持以内阁总理大臣为最高指挥官的自卫军；自卫军可以从事“国际活动”、在海外行使武力等。新草案实际上在为日本在海外行使武力开辟道路，使日本成为一个能进行战争的“普通国家”。
安倍上台前后一直将修宪作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安倍在竞选纲领中曾明确提出“要发挥应有的政治主导力，将修宪尽早提上政治日程”，当选首相后又宣布“我将考虑在任内完成修改宪法”，“修宪是本届内阁的目标”。安倍推动修宪的执着信念很大部分来自家族以及自民党传统的“民族主义精神”基因。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当年针对日本“对美从属”的现实，率先提出日本应拥有主权国家的防卫力量，并为此执着地主张修改宪法和重整军备。舆论普遍认为，安倍在政治理念上很大一部分继承了岸信介的基因，事实上也是如此。安倍公然主张的修宪逻辑就是，日本当今宪法是被占领时期制订的非自主宪法，特别是没有自卫权、不能进行战争的宪法。可见其中充满了民族主义的复权思想，而如此“大和复国主义”式的“悲情呼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国民的修宪心态。安倍内阁为走向修宪铺路，在2007年5月推出了《国民投票法》，《读卖新闻》同期调查显示57％的日本国民对该法给予了很好与较好的评价。
宪法是决定国家发展道路的根本大法，日本以“和平宪法”为基础，形成了“专守防卫”的国防基本方针以及不行使“集体自卫权”和“无核三原则”等具体原则。修宪将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国家延续60多年的和平理念和相关宪政形式，为其“强军、派兵”打开方便之门，使日本消除走向“普通国家”中的“最不普通因素”并加速走向军事大国。安倍推动修宪的结果将使日本安全防卫政策的总体思想和方向发生重大转变，日本未来的安全战略走向将因此变得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在对当年的破坏和平罪和反人类罪尚未认真反省的前提下，在不断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背景下，日本这种不断架空和突破“和平宪法”的做法不能不引起当年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警觉。
二、防卫基本方针的改变
二战以后，日本基于和平宪法精神形成了“专守防卫”的国防基本方针。日本政府对此的解释是：“所谓专守防卫，是指基于宪法精神之上的被动的防卫战略姿态，即只有受到对方的武力攻击时才使用防卫力量，其防卫力量的使用方式也仅限于自卫所需的最小限度之内，而且所保持的防卫力量也仅限于自卫所需的最小限度之内。这是我国的防卫基本方针。”②
根据以上界定，“专守防卫”基本方针至少包含如下两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日本应不拥有战略进攻性武器以及不保持攻击性军事态势。然而，经过多年的建设经营，日本自卫队尤其是海空自卫队早已成为一支装备精良、实力雄厚的武装力量，军费预算位居世界前列，拥有在世界武器系统中性能排名前列的先进常规武器。特别是近年来，在小泉、安倍内阁的推动下，自卫队武器装备向“远程化、大型化、精尖化”方向发展，装备了空中加油机、大型预警机、全球间谍卫星系统、“宙斯盾”驱逐舰、轻型航母类的大型运输舰等装备。除此之外，还参与研发并部署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图谋发展远程战略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其中，日本推动构筑日美导弹防御系统的动向尤为值得关注。1999年日美两国达成开始联合研发的协议，2003年两国首脑就加快和深化导弹防御合作达成一致，日本政府随后决定从2004年起从美国引进导弹防御系统。其后，日本于2007年度开始部署陆基爱国者Ⅲ型和海基标准Ⅲ型反导导弹，并借口朝鲜核试验进一步加快了部署步伐，计划于2010年提前完成。内阁官房长官盐崎恭久在2006年11月则更表明视“政府讨论的结果”可以考虑修改2003年关于日本的导弹防御不用于保卫他国、不产生集团自卫权问题的“福田谈话”。当今世界已进入高科技战争阶段，几无前方与后方的区别，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可以使自卫队攻防兼备，放手派兵海外；同时将有利于日本获得关键技术，开发出远程战略打击力量。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为履行“专守防卫”方针而承诺的一些约束性原则也趋于名存实亡。例如，2004年12月1日，为了推动日美联合研制导弹防御合作系统，日本内阁会议和安全保障会议决定部分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这一决定突破了日本坚持近40年之久的武器出口禁令，为日本防卫产业今后对外出口武器预设了铺垫。又如，一些右翼鹰派政客甚至不时暗示进行核武装的可能性，公然挑战“无核三原则”。这种“逆流”活动在2006年由于朝鲜核试验的“刺激”出现了一个高峰期，不仅麻生太郎、中川昭一等表示“日本应公开讨论是否拥有核武器”，甚至日本内阁会议在2006年11月通过的国会答辩书也声称，如果以自卫为目的，日本拥有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核武器未必违反宪法③。
其次，“专守防卫”的政策基础是不向“海外派兵”，不行使“集体自卫权”，不实施“先发制人”式攻击。然而实际情况是，日本以“为国际安全做贡献”和协助美国全球军事行动为名，已经变相地实施了“海外派兵”、行使了“集体自卫权”。“专守防卫”政策已转变为可以实施“主动先发制人”的对外干预性战略。
进入21世纪以来，小泉和安倍政权以“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为契机推动相关立法的行动显得空前迅疾和富有“自主性”。“9·11事件”之后一个多月，日本众参两院便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反恐特别措施法》，将自卫队派兵范围一举由20世纪90年代的太平洋扩展到了印度洋，日本这一“自主决定”的速度和幅度甚至超乎美国的预料和要求。而2003年和2004年是日本取得安全防卫立法“丰硕成果”的年份：2003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等“有事相关三法案”；2004年6月，又通过了《支援美军行动措施法》等七项“紧急事态基本法案”。根据上述法案，日本不仅可以在受到攻击时进行防卫作战，还可以在“可预见的武力攻击事态”时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至此，日本确立了一个梦寐已久的完整的战争应急法制体系。另外，2003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后，12月小泉政府便向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伊拉克派遣了自卫队，以“为国际做贡献”为名实现了向全球派兵和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实质性突破。
与此动向相呼应，日本2004年版新《防卫计划大纲》提出了新的安全战略方针，首次把“改善国际安全环境”与“保卫本土安全”并列为安全战略的两大目标，把“有效应对新型威胁与多种事态”和“主动积极地致力于改善国际安全环境”与“预防对日本的直接侵略”一道确立为自卫队的基本职能，并将自卫队的“维持国际和平活动”由“附属任务”上升为“本来任务”。该方针的提出表明，日本已放弃了“被动对抗”而采用了“主动应对”的战略思想，即要主动先发制人地防止和排除它自己认为需要应对的“威胁事态”，以及需要确保的“国际安全环境”。
需要注意的是，安倍上台执政后，针对修宪尚需时日而行使“集体自卫权”“迫在眉睫”的形势，加快了相关可能性的研究。2007年5月，安倍指示成立了首相咨询机构“关于重新构筑安全保障法制基础的恳谈会”，来讨论日本即使不修宪也可行使“集体自卫权”和扩大自卫队对外行动范围的途径，并亲自提出了四种“需要根据时代新状况重新构筑日本安全政策”的情况④。其主旨很明显地是要加速推动自卫队职能的转变以及发挥对外军事作用，以便在“海外派兵、集体自卫权”等关键事项上尽快突破“专守防卫”禁区。
三、日美安全同盟的调整
进入21世纪后，日美同盟最主要的变化是其迅速全球化、共谋世界霸权的取向。2003年，两国首脑就确认并加强“世界中的日美同盟”达成一致，正式启动驻日美军调整进程。经过日美双方三年多的磋商，终于在2006年5月签署了名为《驻日美军整编路线图》的协议，最终确定了“整编”的具体日程和详细计划，并在随后举行的日美峰会上以《世界中的日美同盟》联合宣言的形式加以确认。这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推动的日美同盟“再定义”进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透射出日本决策层正在谋求借助美军变革及其全球调整、驻日美军整编之机积极调整其自身安全战略的意图。从内容上看，此轮日美同盟调整幅度之大，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是对该同盟的新“再‘再定义’”。整编的主要内容有强化日美司令部之间的协作功能、整理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及其基地、共同构筑导弹防御系统，等等。这一动向，意味着日美军事同盟正式踏上“全球化”路线图，其适用范围从此前的远东、亚太扩张到了全世界，日美将联手干预国际军事安全事务，日本希望借此发挥更大的国际安全作用。
小泉内阁之所以最终做出政治决断并积极推动“整编”，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有“反恐、维和”以及所谓的“维持驻日美军威慑力”⑤。从结果看，日本无疑更加重视“维持威慑力”中暗藏的玄机。简言之，就是日本找到了借“美军整编之机”来强化日美同盟、增强其对周边邻国遏制能力并推进其大国战略的“合理逻辑”。冷战结束以来，随着“走向政治大国”日益成为其明确的国家战略，日本加紧推行强军路线。小泉上台以来，一直加紧调整日本的安全防卫战略，其意在于搭乘驻日美军整编和日美同盟强化的便车，为加速提升其大国地位铺平道路。其具体着眼点在于：
第一，加速走向军事大国，积极谋求“军事崛起”。在“整编”协商过程中，小泉反复向美方表示：日方要与美军基地整缩连动，增强自卫队的作用及任务，应对自身的安全承担更多责任⑥。防卫厅长官额贺则言明自卫队要随着美军整编而变革。按照“整编”协议，自卫队除利用与美军联合训练、共筑导弹防御系统等手段提升军力外，还将部分接收和填补美军撤出后留下的基地及战区空白。
第二，提升其在日美同盟中的军事地位与作用，借以提高和发挥国际影响力，谋求政治大国资本。在支援美军全球战略的名义下，日本力图提升其干预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的能力。“整编”协议加强了日美司令部协作功能，极大提高了双方的联合指挥和作战能力，从而加速了日美军事一体化进程。日本旨在创造条件使自卫队在支援美军、日美一体化的名义下提高对外投放能力，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地区乃至全球军事行动。
第三，通过“挟美”以求“抑华”，构筑防范中国体系，争夺东亚地区主导地位。在“整编”协议中，中国和台海问题被列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干预台海、制衡中国”成为日美同盟的关注重点和战略指向。这也清晰地昭示着日本防卫战略中的一个“质变”，即日美共同干预台海问题、遏制中国的双边机制演进到了一个由“模糊”转向“清晰”的新阶段。
基于以上目的，小泉和安倍内阁曾采取加紧编制预算、制订法制以及说服地方政府等措施，来竭力支持“整编”计划，满足美方的现实战略需求。2007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美军整编推进法案”，使驻日美军与日本地方自治体的关系得到了制度保障。可以预见，日本还将把加强对美同盟关系作为长期的安全战略目标。
但是，日本可能想不到，以日美不对称的同盟架构及军力关系来看，军事一体化程度越深、合作机制越紧密，美国支配日本自卫队的能力也就越高。通过“整编”，双方司令部指挥体系将实现部分密切结合，加上旨在强化“共同运用”的计划制订、设施共用、训练协同、反导合作、情报共有等实际举措，自卫队无疑将让渡出部分指挥权而遭“变相收编”，未来美军对自卫队的指挥协调权将大为增强。在未来时期内，日本将被作为美国亚洲战略第一线堡垒加以定位和使用，自卫队则会被更紧地绑在美军的战车上。日本想通过“整编”协商、强化日美同盟来推动其安全战略调整和实现军政目标，但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四、对华“防范”的安全政策
如何应对中国的发展，被认为是21世纪初日本对外关系中的最重要课题。而如何从安全角度看待中国，是冷战后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内部讨论最多的国际问题，甚至是牵涉到“内政”和“内争”的问题之一。
日本当局对待中国发展和日中关系的心态可谓极其复杂和矛盾：一方面肯定中国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日本来说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尤其是“政军大国化”路线构成潜在威胁。他们认为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存在的日中结构性矛盾，经过其片面追求民族利益最大化情结的发酵处理，就变成了一剂“疑华、制华”的宿命论处方，从而始终无法将中国的战略位置摆正。因而，他们无视“和平、合作、发展”的时代潮流，系基于以邻为壑的心理而固执于民族自私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情绪。在这种思维定势支配下，他们奉行对华两面性政策，在经济上保持和利用“合作和来往”，在安全关系上采取“防范与制衡”。所以，无论在近年日本安全战略的调整、军事管理部门的整改，还是在加强军力建设抑或推进日美军事一体化进程中，“中国因素”都成为日本方面的重点考虑事项，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着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意图和成分。
日本在安全领域对华疑虑和防范的典型现象，就是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煽动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制造政治不信任和安全猜疑。其2004年新《防卫计划大纲》首次明确将中国视为防范对象，提出要关注中国的军事动向；而2004年至今的《防卫白皮书》一直以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军力增强、国防开支的增长和透明度等“问题”为理由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这是冷战结束进入21世纪后日本公开把中国作为取代俄罗斯的重要威胁，并使安全防范对象“明晰化”的一个重要信号。2005年以来，日本从首相到外相再到防卫厅长官，都在国内外不同程度上散布“中国威胁论”或“防范遏制论”。安倍在就任后的施政演说声称，“中国国防开支迅速增大、缺乏透明度、存在不确定性”，而额贺福志郎和久间章生这两位新老防卫厅长官也在2006，年先后散布“中国威胁论”，声称中国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对日本构成了威胁。
以此为由，日本决策层开始操作针对中国的具体军事部署，包括在冷战后把作战部署重点由西北转向西南方向，频繁举行针对中国的“夺岛”行动等联合军演，强化日美同盟并利用台湾问题构筑对华军事遏制态势，等等。尤其是在插手并利用台湾问题上，包括在2005年的日美“2+2”会议上积极主动地提议将台湾问题作为亚太地区共同战略目标，其姿态比美国方面还要激进；其深化扩展日台安全关系、构筑日台准军事同盟的企图，又有可能导致美日台军事联防体制“并联”成功。这些动向，将对中日安全关系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同时，他们还利用地缘战略因素和意识形态色彩来推动国际军事外交，构筑对中国的安全包围网，包括游说欧盟各国不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从2006年起与印度定期举行“日印安全对话”，与澳大利亚签署《日澳安全保障宣言》并举行日澳“2+2会议”等。
这些事实和动向进一步反映了新世纪日本决策层疑惧中国强大，有意制造“假想敌”和渲染“安全威胁”，从而达到试图遏制中国并为其走向军事大国寻找借口的战略意图。如此，当然会导致中日之间难以达成真正的政治和解与安全互信的良性关系。这种局面无疑将给亚太局势增添新的变数，给东亚安全环境带来新的压力和隐忧。
注释：
①高洪：《试论当代日本政治中的“民族保守主义”》，《日本学刊》2006年第1期；吕耀东：《试析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及其特性》，《日本学刊》2006年第5期。
②[日]外务省《安全保障手册》1991年版，151页。
③[日]《每日新闻》2003年3月28日。
④[日]《朝日新闻》2007年5月18日。
⑤[日]《产经新闻》2006年5月30日。
⑥[日]《产经新闻》2003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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