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与不平衡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不平衡论文,不平等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018X （2001）01—0027—07
世界经济是一个以各民族国家为主要单位联结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不同开放程度的国家对它的认识和体会是不一样的。对开放程度高、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的国家来说，它既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又被各国经济内化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来说，它只是外部环境。与殖民主义时代的强迫和被强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不同，当代国家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并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目标自主参与世界经济联系，已成为铁定法则。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参与世界经济联系。在这一点上，开放程度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开放程度高的发达国家都是同一的。而现在通行的看法是，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因为只有利于发达国家，不利于落后国家，因而是不平等的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看法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没有辨清，其一，是没有辨清当代世界经济中，造成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不平衡现象的真正原因，而把造成不平衡现象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平等，忽视或不重视导致不平衡的内部原因；其二，是没有辨清世界经济体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呈现出的不同性质，把历史账记在已经发生进步变化的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上。平心而论，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也很想就这样笼统地声讨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平等，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新秩序击鼓扬威。但这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反而还会误导第三世界国家忽视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痼疾。看来，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各种问题后，曾担心“不发达国家把对国际新秩序的要求变为一种不必改革其内部治理方式的托辞”[1]（P156），是有道理的。有鉴于此， 本文拟对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与不平衡这个存很大争议的问题，尝试作一辨析，就教于方家。
一、作为外部环境的世界经济体系
第三世界国家获得独立后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一直是个令全世界高度关注的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关于落后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理论，已有很多流派，可谓观点纷呈。其中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对待现有世界经济体系方面，形成了决然对立的“融入论”和“脱钩论”两种观点。前者是由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提出的，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在现有世界经济体系中通过西方化、走西方国家的道路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后者是由依附论提出的， 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边陲periphery）必须斩断与中心（core）国家的联系， 与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脱钩，彻底摆脱成为中心国家发达的条件和前提的状态以实现自身的发展。（注：关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的总结，详见张琢主编《国外发展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lain
Wallace，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Routledge 1992.chap.10.等等）战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对这两条道路都作了试验，然而真正取得实效或者成功的只是少数国家和地区。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世界经济体系，作为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外部环境，对其发展并不起关键的作用。但要指出的是，这些少数国家和地区的成功，无一例是在与世界经济体系脱钩的封闭状态下取得的。这是否可以证明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为落后国家和地区创造了发展条件和空间呢？
现在，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面临两难处境：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则面临着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的陷阱；自外于世界经济体系，则要丧失很多机会和利益。正因为有这两难处境，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愿望也就越来越强烈，他们希望通过新秩序的建立，一劳永逸地解决广大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而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以及世人同情弱者的道德观，越来越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发达国家的让步问题上。以致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认为，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是落后国家获得发展的严重桎梏，因而把解决国际经济秩序问题视为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的先决条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作为事物变化根据的内部因素。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世界经济体系作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在其早期阶段确实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因为先发现代化的国家英、法、美以及后发追赶上来的现代化国家德、日、俄等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和实现现代化以后，都曾用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把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变成自己的殖民地附属国，为自己的快速发展提供支撑。由于先进国家是用武力征服和其他超经济手段迫使落后地区处于从属地位，于是落后国家和地区由原初的“未发展”或“不发展”状态被强制扭曲变成了“欠发展”[2]，不平等由此产生。对此，第6次联合国特别大会上通过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别，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成为独立国家时形成的”[3]（P334）。这一认识，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落后国家陆续取得独立，摆脱了宗主国的控制和统治，尽管战后还有新殖民主义者想要继续维持对落后国家的控制和影响，但独立国家自主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先进国家不再采用武力或其他超经济手段，强迫、胁迫落后国家进入世界经济体系，那么，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就是平等的或是朝平等方向进步的，不管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多大的经济差距。至于历史问题（指殖民主义对落后国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损失）应该是在独立时一揽子解决，哪怕是在独立时一下难以解决而定下协议，待日后按协议慢慢执行，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独立时不解决历史问题，现时以历史问题为根据，要求发达国家对现有世界经济体系进行有利于落后国家的革命性改造，几乎是没有什么可能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理性地正视这一问题。与其没完没了地抱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不合理，不如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一步一个脚印地把自己建设得强大、美好。
在当代世界政治环境下，由于缺乏统一权威的世界政府及其权力机关，世界经济发展、人间财富的分配，只能凭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因此，要求完全平等只能是一种理想。实际上，在联合国有关机构及其他一些国家经济组织的作用下，战后世界经济体系与战前任何时候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也为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创造了不少良好的条件[4]（注：参见刘力、章彰《经济全球化：福兮？ 祸兮》第244—246页表6—4“世界贸易组织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优惠待遇”，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东亚、拉美和南欧一系列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就已表明，战后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并不钳制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更有甚者，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还认为，即便在19世纪，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也不是如依附论所强调的那样，是中心限制边缘的发展。他认为，“‘依附论’所提出的问题已经在300 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贯穿于整个19世纪。然而，这并没有限制19世纪的后发国家在人均收入增长方面以高得多的速度赶上和从根本上超过先进国家的进程；对于设法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阶段的后发国家而言，缩小收入差距的过程持续于整个20世纪”[5]。当然，对罗斯托的观点， 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接受。19世纪一系列后发国家的快速发展确为事实，但是，包括这些后发国家在内的西方国家，对广大东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掠夺和压制，也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因此，罗斯托所说的情况，并不能否定或掩盖19世纪乃至二战以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压制和掠夺落后国家方面的不平等性。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从一开始就生成了。“依附论”关于“中心”与“外围”的理论观点就反映了当时的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后来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平等正是以这种不平衡为基础的。不平衡是指各国和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落差；不平等则是指连接各个经济单元的体系或体制的不公平或不公正。在怎样认识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平衡性与不平等性方面，人们总是注目于已经形成的巨大落差，倾向于从一般的或者普世的道德观念去评判它是否符合道德、是否合理，而无视世界经济体系的市场法则。如所周知，市场法则的核心是优胜劣汰，扶强抑弱，尽管这是与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观相悖的，但从经济发展层面来看，却是被几百年市场经济证实了的推动人类历史快速向前发展的不二法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60多个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中欧、东欧和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纷纷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以中国为代表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也已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凡此都有力地说明，市场经济具有挡不住的诱惑力。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有85%的人口卷入了市场经济[6]。 仅此可以说明，当代经济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在市场法则的控制下，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性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阶段性的。这就必然要引出一个问题，在这样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有没有绝对的平等存在？如果有的话，它的含义当如何厘定？如果没有的话，那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就不应该是一种虚妄的“绝对平等”。
二、世界经济体系的进步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
从二战前后的历史来看，当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高举独立大旗和要求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时候，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衡。
二战以前，以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论，由于各国的工业化处于扩张全盛时期，各国内部市场乃至整个发达国家的市场都难以满足工业化竞争的需要，因此发达国家需要不断地扩大与之有交换关系的外部市场，于是，争夺外部市场甚至为之兵戎相见，成为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主旋律；以发达国家与广大落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论，这一时期的落后国家和地区是发达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来源，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纺织业的发展与落后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中一斑见豹。整个18世纪，英国的海外贸易增长速度比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快，英国控制下的殖民地市场对英国的一些工业尤其是棉纺织业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7]，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言，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棉纺织业像一架滑翔机，是在它所依赖的殖民地贸易推动下起飞的”。在原料来源方面，“从18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棉纺织业在美国南部各州找到了原料供应基地，直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棉纺织业的命运就一直与它们联系在一起了。”[8]由此可见， 落后国家在这一时期对发达国家的重要性非同一般。也正因为如此，当20世纪初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英国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使尽了一切手段，花费了很大的代价来保住一些被视为“生命线”的殖民地。在这种经济背景下，落后国家争取平等的砝码是有分量的，因为发达国家必须依靠与落后国家之间的交换，否则，其工业“滑翔机”因缺乏推力而无法起飞。
二战以后，世界经济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使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在发达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急剧下降。
首先，由于发达国家间经济关系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世界市场扩张方向也随之发生了从外延扩张到内涵发掘的深刻变化，从而导致落后国家市场地位的相对下降。到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建立，全球每一个角落都被囊括进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地域扩张已经达到极限。从20世纪中期开始，世界市场的扩大转变为已有市场容量的扩大，而且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市场容量的扩大。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其市场容量则呈相对缩小的趋势。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史显示，支撑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结构提升的动力，从市场的角度讲，主要来自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容量的扩大。据统计，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国对工业国的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为44%左右，对非工业国的贸易占26%左右。而到60年代初，工业国对工业国的贸易增至58.1%，工业国对非工业国的贸易却下降至18.3%[3]（P47，表46）。即便是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就发达国家来说，约90%的消费品是国内生产的，90%的产品是在国内市场出售的”[9]， 与落后国家之间的交换关系不再是至关重要的了。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容量的扩大，不仅推动和支撑其本身的经济发展，而且还成为一批落后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的“市场吸收器”。这与二战以前特别是工业革命时期落后国家作为工业化国家的重要市场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正是这种反差，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地位呈现出明显的衰落。随着发达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市场地位还要继续衰退下去。
其次，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地位衰退的同时，除一部分盛产石油的国家和地区以外，其作为世界经济原料来源，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和作用也越来越缩小，因而越来越处于被世界经济体系抛弃或者忽略的境地。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人工合成材料的能力增强，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对原料的依赖不再局限于落后国家原产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从资源密集型向技术、服务密集型的深刻变化，产品的物耗减少，技术含量增加。这些变化，都极大地减弱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对落后国家原料的依赖性，使发达国家从落后国家和地区进口非农产原料的数量急剧减少。19世纪30年代至1963年，英国的非农产原料进口量占其总进口量的比重从31%下降到15.5%，19世纪70年代至1963年，法国的这一比重从64.7%下降到19.5%，20世纪初至1963年，美国的这一比重从34%下降到17.8%，日本从49.4%下降到25%[3]（P48，表47）。显而易见，在二战以后的世界经济结构中，不要说发达国家用武力掠夺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原料已没有必要，就算是落后国家出于发展自身经济的目的，想要大量出售自己的原料，主动把自己变成发达国家的原料来源地，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战后初级产品价格在世界市场的长期下降趋势，就反映了这一点。这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
第三，代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扩张，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困难。整个20世纪，落后国家和地区全力追求的目标是实现民族国家独立和工业化。二战以后，虽然在民族国家独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能以此为契机解决发展问题，独立与发展未能形成相得益彰格局。以致在20世纪这个工业化蓬勃发展、民族主义激昂高亢的世纪结束之时，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地位还没有完全巩固，就又遭到了新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甚至还没开始，就又面临着信息化的严峻挑战。
上述变化，无不向人们展示出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或不平衡将进一步扩大的长期趋势。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当代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差距的扩大，是在落后国家独立自主条件下，在世界经济体系不断给予落后国家越来越多的优惠待遇情况下发生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不平衡加剧的悖论，足以警醒那些将落后国家日趋落后的原因归咎于世界经济环境不平等的人，是到了该重视落后国家自身存在的问题的时候了。
三、落差扩大的内部原由
对于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落差，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不平等”加以评说，更不能借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之托辞，掩盖发展中国家本身的问题。而要深入分析导致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进一步拉大发展差距的各种内部原因。
关于不平衡的加剧，从发达国家方面来看，主要是由于其内部经济政策的适时调整，经济结构的提升，科学技术的进步等内部原因，使其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从而拉开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加凸现了不平衡。
从发展中国家方面来看，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不是造成广大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惟一根源。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认识可能一下子难以转过弯来，正如人们对于导致饥荒的原因的认识一样。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相信，饥荒源于食物供应不足，干旱、土地贫瘠等外界自然因素导致的庄稼欠收，是造成饥荒的根源。谁要是否认连小孩都懂的这一常识，遭到非议定是在所难免。但是，就有这么一种观点，为我们拓展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认为饥荒是由人类的选择尤其是关于如何组织社会的选择导致的结果（product of human decisions）[10]。这种从人类自身的行为、决策等活动中寻找饥荒根源的思路和方法，对我们深入认识落后国家发展缓慢的原因，具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它引导我们去关注发展中国家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它催促我们摈弃历史情结，丢掉幻想，扎扎实实纠正自己的弊端，搞好自身的发展。否则，由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不平衡这一外部因素永远存在，我们很可能会因为看不到内部的问题而永远沉湎于对外部环境的指责，这对落后国家的发展是不利的。
我以为，当前摆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如实总结广大落后国家独立后的发展史，深掘其中的教训。
从广大落后国家取得独立以后的发展情况来看，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不仅钳制了自身的发展，而且还影响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不可等闲视之。落后国家存在的主要问题，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掌握在上层阶级的杰出人物手中，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广泛存在，少数人集中了大量的国内财富。当占压倒多数的人们因分配不公而处于饥饿、疾病、死亡威胁时，少数富人却过着超过发达国家一般生活水准的享受型现代生活。不仅如此，就连外国提供的援助，也因“政府的安排”而只对富人有利，“结果是发达国家的穷人纳税去‘援助’不发达国家的富人。”[1]（P153）如此社会不公， 严重地限制和损害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损害了政府形象。以这种状态去高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发达国家已明了这只是有利于少数人。尽管发达国家“通常决不询问不发达国家是否需要在国内建立新秩序，以此来表示礼貌”[1]（P156）， 但这绝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对此不心存芥蒂。
第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其发展战略或经济政策严重违背或脱离本国的国情以及世界经济形势。有的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太深，封闭自我，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与世界经济环境脱钩；有的受全盘西化的影响，生搬硬套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在这一点上，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深刻经验和教训。现在，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值得广大落后国家认真借鉴。
第三，发展中国家内部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稳定、不团结，种族、部落、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冲突和战乱频繁，这也是严重制约发展的因素。这些冲突和战乱，不仅本身造成了对社会的威胁和经济的破坏，而且也是军人干政的社会土壤，更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把有限的资金和其他经济资源偏向发展军备，其结果是加重了发展的包袱和困难，恶化了发展的内部环境。
当然，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各个国家都面临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形成了正确的认识，才能以正常的心态面对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不平衡现象，并树立发展的信心。我们相信，世界经济体系的绝对不平衡性，为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后来居上，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收稿日期：200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