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空间的开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激情与辉煌。王晓明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的书序里说：“倘若不仅是出于谋生的需要，我们为什么有兴趣讲这门课？”“对今天的社会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90年代已经退回到“私人领域”和职业化的研究者也肯定不会提出这样多事的，甚或是多余的问题。正是因为王晓明先生还没有完全完成和适应这种转换，所以才会产生这种疑问。对于埋头于格式化之后的细密的分科研究之中的专家来说，普遍的学术规范和严格的学科分工将会为这种研究的意义作出充分的担保。事实上，他的困惑正是因为现代文学不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普遍永恒和客观合理的基础之上。正是从对于这样一种“普遍的”和“世界的”标准的执着出发，王晓明先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出了非常悲观的评价。“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无疑是最出色的一个，但以世界文学的标准衡量，他却还不能算是伟大的作家，尽管他本来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王晓明先生无疑已经在暗示着我们，鲁迅因为他的特殊性——他的中国的此在经验，他的中国书写，他的“中国的声音”妨碍了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妨碍了他上升到“普遍”的“世界”的标准。80年代，我们一个普遍的期望是“走向世界文学”。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问一问，所谓“世界”，它到底处身立足在何处？自从五四以来，我们就有一种预设，我们中国是被排除在“现代”之外的，也就是说，是被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的。可事实上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已经深刻地被卷入到了“现代世界”之中，成了全球化的现代世界体系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就已经“沦为”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成为了现代世界结构不可缺少的支撑。我们脱离不开现代化叙事的书写，不论我们是认同还是反抗现代化的叙事。
根据王晓明的说法，已经先期出版的三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不过是抛砖引玉。其实目的是为了推出另一本书。这一本书指的是《批评空间的开创》。这本书的书名取自李欧梵先生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批评空间”的开创》。所谓“批评空间的开创”是以对鲁迅的重新解读与批评出发的。李欧梵一方面轻描淡写地提到30年代“公共空间”的缩小，另一方面却把论述力量集中指向，或者说归结到鲁迅对“公共空间”的开创问题。李欧梵首先描述鲁迅雄视文坛：“他的杂文一篇篇刊出，禁了之后还能收于杂文（集）中，产量甚大，他的文字声音响彻了文坛！”然后下一转义：“然而我认为鲁迅的问题就在于他为了怕送掉性命而没有‘说开去’，我认为这不是说或不说的问题，而是如何说法，如何‘说开去’，如何找寻空隙，建立一个说话的新模式(discourse)，而不是从一个私人道德和个人恩怨的立场采取一种绝对的态度。”这样一种评述竟然出之于一位生长在戒严中的台湾岛的鲁迅专家之口，真是令人不胜惊异！我认为，公共空间的萎缩与丧失，并不是鲁迅有没有找到恰当的“说法”，而是在于“党国”对于言论的管理和控制。李欧梵谈到了《申报·自由谈》，却没有提到民初袁世凯以及北洋军阀是怎样扼杀和取消这种言论空间的。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在现代化与现代性的言谈憧憬中，并且在海外的启发之下，“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已经成为了一种公共的谈资。提起“公共空间”，我们当然会想起艾迪生及其《旁观者》杂志。然而，在现代中国，这样一种理想的公共空间，只有鲁迅及其同人的《语丝》杂志庶几近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语丝》提倡“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主张“任性而谈，无所顾忌”。然而，事实却是，它很快就被军阀政府封闭了。李欧梵在对30年代“公共空间”萎缩的评述中突出地揭露了鲁迅“驰骋”的毫无意义，然而却省略了“党国”的言论钳制（这在30年代已经被“合理化”成了图书检查制度），并且也省略了胡适等所谓“自由主义”文人是军阀“政府的诤友”（胡适的自述）的历史格局。
80年代，“重写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具有鲜明的和强烈的历史目的论和整体性色彩。80年代，我们是以“个人主体性”，是以审美目的论来“重写文学史”的。然而，实际上我们没有意识到，80年代“文学现代化”的叙事却又是历史地生成的，并且是被历史地规定了的。“文学独立”、“文学主体性”、“回到文学自身”等观念明显地是为了对抗作为政治规划的文学的具体历史语境与前提，是为了反抗政治规划的贫乏。可是，在今天，当文学已经成为了一种市场产品的时候，当“先锋文学”也必须以“联网”的形式来生产和销售的时候，它已经导致了一种新的匮乏。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有关文学的概念，并且对于文学的“本质”发生新的看法。文学并没有一个“金刚不坏”的“自身”，也并没有一个永恒的固定不变的“本质”。文学是在与其它有关知识的对照中不断地生成、不断地变化的一个历史的概念。在中国，我们必须在文／笔、骈／散、义理／考据／辞章的内烁不定的踪迹中来捕捉它的意义。胡适推崇章太炎《文学总略》“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的定义，它的上下文又抵于何处？只有纯粹的纯文学的文学观念才是“好的”文学观念吗？越是纯粹的文学史就越是“正确的”文学史吗？实际上，作为现代的“纯文学”概念是一个年轻的观念，是历史地生成的，是现代的产物。它既是科学、道德、艺术分治这种现代知识合理分化的结果，同时又与这种现代合理化充满了矛盾对立的紧张关系。现代的纯文学观念不仅可以追溯到康德、度勒的美学思想，而且是通过唯美主义，通过“为艺术而艺术”，反抗现代世俗化，反抗现代功利主义和商业文明，也就是说，通过反抗现代的合理主义而凸显出来的。并且，当现代化的叙事越来越走向合理化的同时，现代哲学和艺术却公开以“非理性”作为了自己的主题。“非理性”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理性。
80年代，我们提出了“回到文学自身”的口号。可是，90年代，我们眼看着文学已经消失于市场之中。然而，这种历史的悖论却并没有能够促使我们去反思文学，以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反思知识。从根本上说，时至今日，我们对于我们自身的立场与知识仍旧缺乏一种足够自觉的反思能力与立场。进入90年代以来，“世纪末”、“新世纪”、“跨世纪”、“世纪之交”这些名词尽管语义冲突不已，但仍然都是作为具有强烈目的论和意识形态色彩的修辞来使用的。当我们说“失范”、“失序”、“失语”的时候，只不过是声明旧的意义结构的表面的崩坏。然而，这际上，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同质化的意义结构却已经正在生长之中了。当我们说“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时候，实际上，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了支配我们的力量。当我们说“历史终结”的时候，实际上现实却在幻想它的永世长存。今天，我们宣称民间社会就是好的，市场经济就是好的。今天自由主义借以自由的论述，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却不过是资本的自由，是权力与资本的自由贸易。韩毓海在《从文学史到思想史》一文中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批判一种权力和权力化的知识的时候，总是依附于另一种同样鲜明的权力和知识的权力，结果是，知识与权力的这种依附关系，总是在新的形式下被遮蔽。”他既体现了对于制度化的知识的尖刻的怀疑，同时也反映了一种对于现代的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不是将现代作为一种不断进步的历史目的来推动，而是把现代作为一种不可克服的矛盾来理解。他不是将现代作为一种普遍的目的来宣示，而是把现代作为特殊的具体的历史实践来理解。他是自觉地从一种矛盾的立场与方法来理解现代性的。他说：“我并不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批评‘现代’，而是站在一个矛盾的现代的立场上批评福山的‘无矛盾的现代’。”他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总是力求回到中国现代性的具体历史实践中去。他认为，中国现代的矛盾不是在传统／现代之间展开的，而是在现代内部展开的，中国的现代思想不仅是“现代”的，而且是现代思想的异端，并且因此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
我们必须具体考察“现代”进入中国的路线与过程。诸如，在我们宣称“告别革命”之前，我们必须提问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为什么是以“革命”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它为什么支配了20世纪中国的释义方式，以致90年代我们必须把“改革开放”也称作是一场“革命”？甚至于像韩毓海先生所说的，90年代的“告别革命”正是采取了一种“革命”的表述方式？为什么像“自由主义”这样美好的冠冕堂皇的名词却与中国现代的思想无缘？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的启蒙主义并不是一种被固定化了的启蒙主义，而是活生生的现代中国的启蒙主义，它并不是像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所宣称的那样是对于西方知识的简单的挪用。它并不是一种可以被普遍化的启蒙主义，它恰恰既是启蒙的又是后启蒙的复杂化了的思想。为什么中国的启蒙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宣扬个性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例如五四时期，即使胡适也把它表述为“易卜生主义”，只是五四以后才提出“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即使是在鲁迅早期的思想中，也并不是18世纪的理性思想，而是尼采的非理性思想占据了突出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学公认的奠基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一开始就充满了无法克服的困境意识与反讽意味。在五四时期，即使鲁迅具有明晰的一面——“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但是鲁迅从来不能像胡适一样简约化为一个现代化主义者。“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中国的现代性是在一种强烈的困境意识之中展开的，是一条痛苦而漫长的“反抗绝望”之路。我们只有深入章太炎、鲁迅和毛泽东的世界，我们只有深入章太炎、鲁迅的学术与文学，以及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理解作为特殊性的中国现代性，才能理解中国现代实践的矛盾与困境。对于章太炎、鲁迅和毛泽东来说，中国所面临的并不是简单的克服传统，跨入现代的问题。中国现代性的生长吸纳了丰富的内容，指向不同的方向与层次。在晚清，章太炎和《国粹学报》名为“国学”，然而，实际上它恰恰不是作为正统官学的“国学”，而是相反从文化的合法性来否定满清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它所阐述的是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其目的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章太炎的“国学”一方面既是与西方文明相对而言，同时另一方面也是与满清朝廷统治的意识形态相对而言。它是与打着西方“新学”的幌子来强化满清政权的统治的知识相对而言。这样一些知
识以“公理”、“平等”、“进步”、“立宪”的名义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与控制。章太炎那些怪异的思想正是针对利用西方现代的话语来加强对于人民的控制和管理的体制化知识的批判。相对那些“合理”的知识而言，章太炎的思想无疑是极端“怪异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我们的生活在不断地“合理化”，比起北洋军阀政权的混乱来，国民党的统治无疑已经“合理化”了：针对出版的书报检查制度、学校的党化教育、政治上的政常统治与训政、以及使这种“合理化”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的“新生活运动”。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就描写了“新生活运动”下乡的戏剧性事件。到了延安时期，从公共生活到私人生活，都已经高度合理化了。透过夜校、扫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全面动员和高度合理化的“组织起来”的过程，以至于最终把全国变成了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我们可以对照福柯有关医院、学校、监狱等典型的现代文明及其建制来解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文明”在中国传播的线索与方式。也因此，丁玲的《在医院中》尤其是一个有关现代化的戏剧性寓言）我们常常说“农村包围城市”，我们普遍地把文化大革命叙述成为封建主义。然而，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变成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严格的合理化管理体制，文学从生产到消费（从创作到出版）都已经被高度合理地管理起来了。作家协会的建立、院系调整，都应当置放到现代合理化进程中来思考。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指的是工科大学。人文学科是不能被合理化的。然而，文学的目的是追求合理化吗？人文学科是以合理化作为自己的目的和合法性依据吗？
我觉得，在后发展的民族国家里，有两个明显的现象没有引起注意，却特别值得研究，一个是“党国”，一个是“标语”。这是两个明显的和典型的现代现象。它们充分反映了现代化高度的社会动员和以效率为目标的组织。标语和中国现代化有着密切的然而又是戏剧性的关系。标语和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中国现代社会生活合理化的生动见证。中国现代标语的踪迹是一部极好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中国现代的历史简直可以说是一部标语的“长征”，如果借用毛泽东对于长征的描述则是，标语是宣言书，标语是播种机，标语是宣传队。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标语吗？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鼓民力，新民德，开民智”、“三好学生”、“五好家庭”、“三反五反”、“三要三不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五讲四美三热爱”……，标语的发家史是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运动化史。现代性是现代的雅努斯，是解放与压抑的奇妙统一，现代在解放了个人的同时建立了对于个人的全面控制与管理。现代性一直以解放和进步的名义来达到控制和管理的目的。现代化的发展与启蒙主义理想之间的矛盾，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早已经是昭明彰著、剑拔弩张了。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说：“如果晚清的确有启蒙，那也不是梁启超时代的知识分子及其五四同人希望我们相信的启蒙。晚清小说的现代性既不表现于严复心目中的载道理论，也不表现于梁启超的末世想象；它其实是由严及梁所贬抑的‘颓废’气质中迂回而生的。”王德威所谓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所指向的是科幻小说、狭邪小说、黑幕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新感觉派小说、批判抒情，以及侠义小说等文类。然而，问题是，是哪一种现代性？并且，更主要的问题是，这些现代性为什么被压抑了？我注意到，王德威没有谈到《月球殖民地》等殖民小说，没有谈到晚清小说中的这种殖民想象。这种殖民想象，在我看来，才是最充分地体现了现代化的本质。现代化把地球变成了“世界”。现代化不单纯是一种时间的对比，同时，现代化也是一种空间关系，是一种东西方不平衡的结构。现代化是一个在不断地推演的文明结构和权力关系。然而，我们更经常地按照西方的解说把这种空间关系时间化了，把它们表述成为一种时间的差异，表述为传统／现代的对照。从根本上来说，现代化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乡村对于城市，东方对于西方的屈服。冯友兰曾经说过，我们不谈科学与民主（现代性）
，也许我们迟早会搞出一个实实在在的现代化来？意思是说，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地搞“洋务运动”就行了，反过来，也就是说，正是我们的现代性耽误了我们的现代化。可是问题却是，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使得我们必须直面已经格式化了的现代性，使我们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必须深入到现代化结构内部，必须深入到现代化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与矛盾之中，也就是说，必须深入到作为国际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作为国内的社会阶段之间的矛盾之中去，西方／东方、沿海／内地、城市／乡村、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一种不断地逻辑性地推衍的同构化的权力关系。
鸳鸯蝴蝶派无疑是现代的，它表达的是资产阶级市侩的世俗价值观念和理想。它与五四的个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价值追求形成了明显的对照。80年代以来，通俗文学得到了越来越高的评价。张恨水等现代通俗文学与作为古典范畴的通俗文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在古典文学的范畴中，从文言／白话的格局来说，民初以来的所谓通俗文学恰恰不是“俗”的，而是相反是“雅”的。然而，在现代白话文运动中生长起来的新文学颠覆掉了传统的文言／白话的等级秩序，新文学将古典文学的俗／雅对比消解并且重新表述成为了传统／现代的对立。张恨水等人的现代“通俗文学”是大量生产的，是和文化的工业化生产相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雅文学／俗文学，而是新文学／旧文学的对比，新文学作为先锋文学，通俗文学作为大众文学，构成了一种新的互动结构。在五四时期，鸳鸯蝴蝶派的资产阶级的世俗市侩的现代性与新文学的批判现代性成为了现代性内部的复杂关系。也正是这样，同样是在那样一种现代性和通俗文学视野里，我们在否定了赵树理的同时，却似乎必然地抬高了张恨水。90年代以来的“学术规范”的提倡，把学术规范作为中性的，作为一种客观普遍的标准。其实不然，正如不存在一种所谓的“世界文学”一样，同样也不存在一种普遍永恒、客观中立的学术规范。我们今天对于叙事的排斥掩盖着叙事，对于思想的排斥掩盖着思想，正如自由主义把市场经济、把私有财产自然化和永恒化一样，知识分子也把学术规范自然化和普遍化了。然而，正如市场是生成的一样，学术规范也是生成的。它同样是有它的历史，有它的上下文的。作为反思的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反思的知识，恰恰应该是不断地揭露知识合理化的不合理状态，揭露知识与知识制度的基础，揭露知识与叙述无法剥离的关系，使知识和制度回到它们的背景关系之中。也就是说，掘发它们的立足点，它们建立在何处？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只有这样，通过不断地破除它们中立的、自然的幻觉，通过不断的对于知识以及知识制度的反省，才能重新激励创造新的文化想象。
中国的现代性建立在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之中，孙中山、毛泽东都表现了一种克服和超越现代性的巨大努力。这也是后发展国家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帝国主义已经将世界殖民地瓜分完毕，并且按照现代性逻辑的推展发生了世界大战。中国和东方在这种现代性结构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得他们不得不去反思这种现代性本身的逻辑。于是反思现代性的思想一开始就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力量。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必然的，这正如中国在1840的“自由贸易”中所遭受到的失败一样。自由主义的胜利只能是英国以及列强的胜利。法国、德国、俄国、中国必须另辟蹊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列宁对于东方殖民地的政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毛泽东思想，都有力地打破了现代世界体系与现代世界的结构，建立了反思现代性的新的“批评空间”。然而，奉行“不干涉主义”的自由主义却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于苏联的武装干涉，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封锁，以及对于东方社会主义的“冷战”。如果说帝国主义对于苏联、中国的战争是一场必然的意识形态之战的话，为什么帝国主义也一再地抛弃孙中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支持满清朝廷反动的封建统治呢？当自由主义为苏联的崩溃解体，为社会主义链条的断裂和自由主义的胜利而欢呼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当初却并没有为孙中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而欢呼呢？因此，归根到底，他们所拥护的并不是抽象的“自由主义”，而是为了维护这种现代化的结构，也就是说，为了防止这种东西方结构的崩裂和颠覆。现代化是一个有关时间的叙事，然而，现代化也是一种空间关系，是西方殖民化的过程，是西方的不断“殖民”，是西方对于东方的不断征服。西方／东方、城市／乡村的这种不平衡关系，已经成为了现代化的经典书写。
如果说现代化已经被我们普遍化和目的化了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努力使现代性复杂化。90年代后现代主义对于“主体”的质询，曾经为无主体的“大众”的出场做好了准备。“看不见的手”、“学术规范”、“市场经济”这些“中性化”、“客观化”的制度代替了人的统治。在他们宣称要建立慝名的学术和知识审查制度的时候，在他们宣称要建立公正客观的学术和知识审查制度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反思，事实上，这种普遍的、永恒的、客观的、中立的制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有意思的是，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一方面把自由（市场）经济描绘为“自然的”和“人性的”，另一方面又把市场经济描绘为“规范的”和“制度的”。陈思和先生说：“本世纪以来，学术文化裂为三分天下：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和保存于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自现代以来，满清小朝廷“宁与外人，不与家奴”，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它们一直没有能够真正建立起合理合法的统治。然而另一方面，民间社会决不是无辜的。南京政权就是大官僚权力、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民间社会（黑社会）势力的结合。知识分子也并不是局外人，他们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分离的力量。当一夜之间我们都转变成为了自由主义的时候，当自由主义推倒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把中国没有现代化归之于没有神圣的私有财产观念的时候，我以为，重要的是建立一种反思的可能性，建立一种反思的知识，创造一个“批评空间”，发掘自然之物的后设性，将那些宣称是自然的东西还给它们的造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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