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工业化道路对昆河经济带社会经济的影响〔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经济论文,道路论文,论我国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发展的近现代进程中，工业化作为各种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总体，不仅起到了促进物质财富增长和积累的作用，而且奠定了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可是，由工业化促动的社会结构变革，却不是仅仅依靠社会集团或个人努力的自然累积就能以完成的。〔2〕因此， 我们要充分注意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参与行为。
在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对工业化的模式与道路的选择，有丰富的多样性表现。1949年前的中国，虽然早已蕴藏着工业化的因素，但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和条件严重制约和窒息。新中国建立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本质上要求实现经济结构的激变。但旧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使工业化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伴随着社会经济组织结构的改造，在强烈的赶超意识影响下，新中国选择了自己的国家工业化道路，从而开始了我国工业化的新纪元。
我国国家工业化道路的历史选择，是由新中国成立后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这条国家工业化道路，就是国家凭借其政权力量，通过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掌握，集中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点建设，加速资金积累，强化国家的经济参与行为，从而发挥国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保证工业化得以实现。据此，本文聚焦于昆河经济带，就我国工业化道路的推行对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一些分析。
一、政府为主体的投资行为
工业化中的投资活动，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我国国家工业化道路中的投资体制，是在高度集中的社会组织结构中所形成的。它是以政府为主体控制投资活动全过程的投资体制；即政府为唯一的投资主体，财政为主要投资渠道，投资决策权限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投资运行由中央计划分配和安排，并以单一的指令性计划为手段、以行政命令为方式进行直接管理。昆河经济带区域的投资行为，就处于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体制的运行之中。
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行为，主要表现在国家预算内投资是其最主要的投资来源。据统计，1950～1984年云南省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国家预算内投资所占比重高达70.9%。〔3〕以1952—1957 年红河州七县（市）基本建设完成投资额来看， 中央投资和省属投资占有极大比重，1952年为88.79%，1953年为95.95%，1957年为93.0%；而州属以下的投资只占很小的份额，1952年为11.21%，1953年为4.05%，1957 年为7.0%。再以云锡公司为例，自1950年以来， 其基本建设资金主要是国家预算拨款。 1950 —1980 年间， 国家对云锡公司的投资拨款累计为58699万元，〔4〕平均每年达1893.5万元。可见，国家工业化道路下区域的投资活动，运行于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体制中。
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行为，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解放前的昆河经济带地区，处于单一、落后的农业占主体的产业结构下，工业除锡矿开采和零星分散在各地的小食品加工及修理作坊外，稍具规模的工厂几乎一无所有，区域内自身积累的能力非常微弱，进行投资的资金十分短缺，区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得不到很好的开发利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迟缓。国家工业化道路的历史选择，给昆河经济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区域外的大量投资注入，给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生的血液，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区域内原有生产力极为落后、资金严重不足的局面，有利于区域资源的重点开发和专业化的形成，从而推动着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促使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区域内的十二县（市、区）1952年工业总产值为4314万元（缺屏边县数），1979年为38049万元，增长了7.82倍。与此相应， 区域内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952年，十二县（市、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8691万元（缺屏边县数），1979年为49246万元，增长了4.67倍。到1978年，区域工业总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1.03%，〔5〕产业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同样，在国家的重点投资扶持下，云锡公司成为全国有色金属行业中规模大、发展快、效益好的企业之一。到1988年，云锡公司形成了年采矿750万吨、选矿900万吨、冶炼精焊锡2 万吨的生产能力。〔6 〕正是在国家工业化道路下对区域内以锡为主的有色金属采冶业的大量投资，才使这一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显现出以锡为主的有色金属采冶业的专业化趋势。总之，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行为，成了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空前的大规模投入，增强了区域的积累能力。以区域内十二县（市、区）银行存款余额来看，1952年为1377万元（缺官渡、宜良数），1979年为27339万元，增长了18.85倍。
但是，由于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行为服从于国家工业化选择的重工业优先战略，基于区域内自然资源优势而集中于以锡为主的有色金属采冶部门所形成的片面专业化和重点开发，在不等价交换和扭曲的资源开发利益分配格局中，本质上是为了从这一地区获取全国经济发展所需原材料和资金积累。因此，这又形成了以政府为主体投资的经济力量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重点开发的“自我服务”运行体系和片面专业化不能带动区域社会经济与之协调发展。例如，拥着巨大生产能力和创造着大量积累的云锡公司，在个旧的运行基本上处于“自我服务”的封闭体系中，产品主要以初级产品的形式绝大部分调出省外，因而其贡献也主要表现为对域外工业发展的推动，与区域内农业、轻工业等产业部门的关联极弱。这种投资开发模式，直接导致了区域社会经济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锡都”的大工业机器生产与周围地区落后的传统农业生产相伴共存。同时，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行为，还直接引发了区域投资的不足和资源开发广度、深度的不够，从而制约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以个旧为例，1952年工业部门投资占总投资的90.55%，1957年为97.69%，1958年更上升到98.4%；而在1958年， 农林水气部门投资仅占总投资的0.49%。又如云锡公司，只是到1979年后，销售产品才“从单一锡产品发展到以锡为主的多系列产品，从粗加工产品发展到某些产品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产品”。〔7〕此外， 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行为，又使区域经济增长陷入被动的投资推动模式中，而对国家财政的依赖性极强；同时，还使投资处于一种低效益的运行状态，这更加削弱了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对区域经济成长的推动力。区域的投资很少以区域利益作为主体，形成了投资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脱节和分离。
二、区域积累的流失
如前所述，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行为，推动了昆河经济带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以有色金属采冶为主的大工业经济的增长，提高了区域内积累的能力。但与此同时，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资源开发中扭曲的利益分配格局等又使区域内积累大量流失。据初步估算，有色金属精、深加工产品价格与冶炼初级产品价格相比，其增值倍数锡为1.95倍，锌为3.94倍；而云南有色金属的70—80%正是以冶炼初级产品调出的，从而造成产量大则效益低的不利局面；1984年，上海有色金属成品的产量只为云南的55%，但云南每吨有色金属成品的利税只有上海的37.9%。〔8〕这样就必然使区域内的积累在跨区域的市场贸易中大量流失。云锡公司作为全国最大的锡生产基地，在1979年前，其产品主要是以精锡为主的单一锡粗加工产品。从60 年代中期起， 云锡公司就承担着全国80%以上的锡供应量，〔9 〕但其产品在省内市场的销售份额却极为有限，1973年仅占其国内市场总销售额的0.7%。〔10 〕而进行精深加工的部分，更是微不足道。区域大工业的发展由于缺乏精深加工初级产品的产业增值环节，因而处于以低价输出初级产品，又以高价购进制成品的双重损失之中，甚少在当地形成积累与沉淀。区域内积累由市场贸易渠道大量流失，在不合理的低原料高成品价格体系中又呈恶性循环之势，从而使区域经济发展的后劲日益不足。此外，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的统一定价排斥了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也造成了区域积累的流失。如云锡公司锡产品的价格在1950—1978年间都是由国家统一制定的，存在着“长期锡价偏低”〔11〕的不利局面。
区域积累的流失，还表现在以利润、税收的形式从财政渠道的流失。一方面是国家向昆河经济带地区大量投资，另一方面却是这一地区以远超过投资额的利税形式作为对国家的巨额“回报”而形成的区域性积累流失。工业企业作为积累的重要主体，以云锡公司、个旧市革新矿、个旧市鸡街冶炼厂、个旧市前进矿四个企业为例，1949—1984年间向国家上交的利税额累计为179774万元，为同期国家向这四个企业累计投资总额67973万元的2.64倍。〔12〕可见，区域工业增长所形成的积累，能够形成区域自我发展基础和能力的程度甚低。
区域积累的流失，虽根源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历史基础，但之所以会直接引发，却是国家工业化道路下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行为和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及扭曲的利益分配格局造成的。昆河经济带积累的流失，既加剧了这一地区发展的资金不足，又加深了这一地区对政府主体投入的依赖。投资形成的匮乏与区域资源开发广度、深度的不够形成强烈反差，区域社会经济陷入被动的发展模式中而日益显现出后劲的不足。区域积累的流失，还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也影响和制约着区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又成为实现工业化的障碍。
三、区域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分离
工业化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并不意味着仅仅是某种个别因素的突出增长，而是需要进行诸种因素的统一协调以完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13〕因此，国家工业化道路的历史选择，对昆河经济带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行为，即国家对区域大量的资金注入和重点开发，推动了这一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如前所述，到1978年时，区域产业的结构形式已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显现出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是，这种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是以对区域内有色金属采冶业的重点投资开发为基础的，是适应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需要的结果和缩影，因而只是片面的和单纯的工业增长。区域片面的专业化部门，处于“自我服务”的封闭状态中运行，并没有成为区域经济成长的核心；其产品向区外输出的远程辐射状态，又形成区域内明显的产业分割现象：有色金属采冶大工业的高强度资源掠夺式开发与区域内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基本脱节，工业的迅速发展与农业的滞缓成鲜明对比。区域内的昆明四县（区），工业总产值在1952—1979年间由522万元增长到10656万元，增长了19.41倍；但同期农业总产值却只增长了81.43%。〔14〕区域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建立在片面的专业化发展基础上，因此其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域外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推动。而区域积累的流失，更加剧了区域工业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形成域内工业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局面。
区域工业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分离，使昆河经济带地区的社会经济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先进的现代化大工厂与广大农村落后的传统农业生产形成两个相对封闭的运行体系，原始与现代共生，富裕与贫困同在；一边是云锡公司等大工业的机器生产和“自我服务”的经济体系运行，一边是就在厂矿周围及山区的传统农业生产经营。如前所述，工业总产值的迅速增长形成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农业却处于缓慢发展的境地，农民人均收入长期停留在极低的水平上。区域内的昆明四县（区），1957年农民年均纯收入为55.75元，1979年为111元，仅增长了99%；〔15〕在红河州，农民人均总收入在1971年为87.4元，1979年为102元，只增长了17%。〔16〕
区域工业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分离，直接导致了区域城市化进程的缓慢。城市化作为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与工业化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城市化的水平反映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状况。昆河经济带地区在建国后三十年的工业化发展中，城市化的进程异常缓慢。以区域内非农业人口的绝对数来看，1954年合计为284927人，1979年为485142人，增长了70.27%；1954年时，区域内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4.13%，而1979 年时也仅为14.49%，几乎没有增长。〔17 〕这与区域工业总产值的迅速增长所应体现的工业化水平形成强烈的反衬，城市化的发展严重地滞后于区域工业化进程。区域内除昆明是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和个旧是二十多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外，其余在历史上曾是滇南物资集散地的开远、蒙自、建水等都是十五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区域内不仅城市化的水平不高，而且城市结构也极不合理，从本质上体现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迟缓。区域内以有色金属采冶业为主的重点开发形成的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对区域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不大。农村人口比重依然偏大的局面，表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区域工业化增长的推动作用极为有限。城市化进程的缓慢，表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增长的分离。城市化水平不高，反映了区域工业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力极弱，区域工业化不过是一种片面、单纯的工业化。而反过来，区域工业化的发展又因城市化水平的制约而受到阻碍。
总之，昆河经济带地区工业化的突出增长并未能够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没有带动区域社会经济与之协调发展。而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分离导致了区域工业化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区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最终也使得工业化难以真正地实现。昆河经济带地区在国家工业化道路下几十年的工业化实践，只是给这一地区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使区域工业化具备一定的启动力量和条件，而带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完全工业化依然是这一地区尚未完成的现实主题。
注释：
〔1〕本文所论的昆河经济带， 是指以昆（明）——河（口）铁路为纽带的沿线地区，包括官渡、呈贡、宜良、路南、个旧、开远、蒙自、屏边、建水、石屏、弥勒、河口、澄江、华宁、通海、马关共十六个县（市、区）。
〔2〕〔13〕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148，356页。
〔3〕〔12〕《云南省情：1949—1984》，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6，548—549页。
〔4〕〔6〕〔7〕〔9〕〔10〕〔11〕《云锡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275、277、883、884、893页。
〔5〕据《云南统计年鉴·1988》（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 年版）第114—131页计算所得。
〔8〕张怀渝主编《云南省经济地理》，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 第200页。
〔14〕〔15〕昆明市统计局编《昆明奋进的四十年——社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8）》，第119—121，139页。
〔16〕红河州统计局编《云南省红河州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52—1980）》第一册，第218页。
〔17〕据《云南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8）》（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294页中有关数字计算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