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碳光环”效应对我国节能减碳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光环论文,效应论文,节能论文,我国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15)08-0003-10 我国开始进入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经济新常态，对外开放也将形成新格局，即更高质量地利用外资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但是我国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凸显，进一步着力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是必然趋势。因此在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的新格局下，跟踪研究如何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先动优势”，提高利用外资在我国节能减碳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于利用外资与东道国碳排放关系的研究，形成跟踪研究的主线是FDI是否存在跨境环境污染→FDI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FDI与碳排放关系的分析。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跟踪分析研究。 (1)FDI与东道国生态环境关系问题研究。关于FDI对东道国生态环境的影响，少数国外文献和多数国内文献认为FDI规模的扩大加强了东道国生态环境的退化程度，并且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较好地解释了国家间污染产业转移的根源(Walter和Vgelow，1979；Walter 1982；Blackhurst 1992；Markusen 1995；Kolstad，1996；Baumol和Oates，1998；Porter 1999；夏友富1999；潘申彪等2005；沙文兵等2006；赵玉焕2006；张德强等2006；陈红蕾2006；包群等2010)。也有多数国外文献和少数国内文献认为FDI有助于东道国生态环境的改善。由于外资带来的技术通常比东道国更为先进，因而对环境的损害较小。比如Blackman和Wu(1998)、Christman和Taylor(2001)、Frankel(2003)、赵细康(2003)、杨海生等(2006)认为环境保护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利互惠关系，FDI有利于全球整体环境质量的提高。可见，FDI是一把“双刃剑”，FDI的生态效应具有两面性。 (2)关于FDI与东道国碳排放关系的分析研究。随着低碳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学术界对FDI与生态环境的研究，转向FDI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FDI的这种“双刃剑”性质，同样在探讨此问题中得以体现。一部分学者如Acharkyya(2009)分析表明大部分国家FDI对东道国的碳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影响。由于直接碳排放数据的缺失，国内文献直接进行FDI与
排放的相关性研究较少，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近几年内，基本上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论证FDI与
排放的相关关系。比如牛海霞等(2011)实证分析认为FDI与
排放显著相关并呈长期的负向协整关系，李子豪等(2011)针对不同地区的分析，得出FDI通过GDP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显著增加
排放，FDI的技术效应降低
排放的结论。 但是，与探讨FDI与生态环境关系不同的是，在探讨FDI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中，多数成果研究结论认为FDI实际上有利于我国碳减排。一方面说明我国近几年来提高了对FDI进入的环境门槛，利用外资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FDI本身具有在减碳中的先动优势，如果加以引导和利用，将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正向效应，进而形成FDI的“碳光环”效应。 (3)关于FDI的“碳光环”效应的分析研究。多数研究结果表明FDI实际上对我国节能减碳产生了正效应。具体而言，一是关于FDI对碳排放的静态正效应的论证。认为FDI的进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完善东道国环境政策法规等途径对东道国生态环境产生正影响。比如，Blackman和Wu(1998)通过研究我国FDI在电力行业的环境效益，发现FDI提高了我国电力行业的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减低
排放；Zarsky(1999)通过研究行业内FDI表明外资的进入有利于提高专业化分工程度，使生产活动和污染治理活动都呈规模效益递增；也有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解释FDI对东道国环境形成的影响，并认为FDI的技术效应对东道国的环境保护具有积极作用，先进技术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促使其实现清洁生产和低碳生产(Grossman和Krueger，1991；Selden.T和Song，1994；Frankel，2003等)；OECD(2002)则指出FDI有利于促进当地节能减碳等环境立法的完善，促使政府的环保力度增强；陈继勇等(2011)分析表明FDI对以碳强度衡量的生态环境具有正影响；盛斌等(2012)也通过实证得出FDI通过技术引进与扩散带来的正技术效应超过了负的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因为外资企业通过后向关联的技术外溢有利于工业碳减排，而前向关联的技术外溢短期内也有利于促进工业碳减排。同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东道国高碳排放企业的“示范”、“挤出”作用大于其所带来的碳排放的增加效应，即FDI的技术效应对环境的积极作用大于规模负效应(蒋庚华等，2013)[1]。 二是关于FDI对碳排放的动态正效应的验证。主要强调随着东道国经济转型和利用外资政策的调整，FDI对节能减碳的作用也在变化。比如在探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FDI与
的关系时，得出低收入国家FDI与
的排放存在因果关系，而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并不显著(Hoffman等，2005)。也有认为FDI对碳排放在短期内存在显著负影响，而中长期内则不显著(Chew Ging Lee，2009；杨丽，2012)。易艳春(2011)研究发现FDI与我国能源结构碳排放强度和能源消费强度存在长期的负向协整关系，脉冲动态效果显示FDI对能源结构碳强度和能耗强度呈负向冲击，说明FDI有利于我国能源结构碳排放强度和能源消费强度的降低，FDI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有助于减缓我国的
排放。汪滢等(2011)、姚奕(2011)的分析也得出类似结论，说明FDI越来越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发展。 就上述对目前研究状况的梳理而言，以往多数研究主要集中讨论FDI的环境污染效应，而关注FDI“碳光环”效应以及作用程度的研究仍然需要不断加强，意义在于不断引导和发挥FDI在节能减碳中的作用，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因此需要不断跟踪分析FDI节能减碳正效应产生的机理与路径、判研其影响作用程度。 二、FDI“碳光环”效应形成机理及现实分析 FDI“碳光环”效应形成和作用的主要路径是通过FDI的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区域布局、投资来源等方面体现FDI对碳排放的影响。其作用机理表现如下。 (1)FDI碳排放规模效应。在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FDI投资规模越大，其排放量也越大。同时如图1所示短期内FDI规模增加使
排量增加，表现为碳排放的边际增长率较高，而在长期内碳排放的边际增长率呈下降趋势，最终将有利于节能减碳效应的发挥。
图1 FDI对节能减碳的规模效应 (2)FDI碳排放结构效应。如果在技术效应不变的情况下，FDI投资于不可持续性的生产领域和高碳排放行业，那么，FDI投资结构会增加排放量，则FDI的结构效应为负，即不利于节能减碳。如果所投资的行业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或本身属于清洁生产和碳减排的行业，说明其投资结构具有节能减碳的性质，从而有利于碳排放量减少。由于第二产业是消耗资源和碳排放最大的产业，因此，合理优化引进外资的投资结构，使FDI投资结构也由过去的“二、三、一”向“三、二、一”结构类型转变(见图2)，将有利于FDI节能减碳效用的发挥。此外，产业内部的行业投资结构也是传导碳效应的路径之一，如果FDI偏好投资于低碳排行业则有利于FDI节能减碳效应的发挥(见图3)。
图2 FDI投资结构的碳效应
图3 产业发展阶段的碳效应 以往的现实是我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忽视了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问题，以招商引资为利用外资的目标。表1可见，FDI大多流向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是排放
占比最大的产业，第二产业的FDI与第二产业的碳排放存在相关关系。虽然近几年来第二产业的FDI占比有下降趋势，但是
排放量的变化并不显著，始终保持在90%以上，说明FDI与第二产业的碳排放的关系不显著。比如2010年流入第二产业的FDI减少到50%以下，但碳排放比重仍达到91.28%，与2009年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表明FDI的结构正效应正在显现。而伴随着FDI流入第三产业的规模增加，有利于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有利于我国节能减排。 (3)FDI节能减碳技术效应。一般而言，由于技术进步具有不可逆性，即技术进步呈现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过程。因此，从动态化角度判断，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直接具有提高要素生产率水平和碳减排能力的作用。随着我国日趋严格的环境管制，所形成的环境倒逼机制，使一些拥有较高减碳技术的FDI发挥其技术进步效应，有助于提高我国减碳技术水平。所发挥的技术效应一方面来自于FDI所具有的节能环保技术，另一方面来自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而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对节能减碳起到了直接作用，同时由FDI带来的先进技术有利于改善粗放式的生产方式，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率，有利于降低
的排放，从而间接体现FDI节能减碳效应的发挥。因此，FDI具有弥补技术差距，促进节能减排的作用。 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单位资本的产出，即减少单位资源的消耗，减低
的排放。从表2可见，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产出率相对高于内资，因此，在合资合作企业中具有一定的技术示范和传导作用，有利于这些行业的碳排放强度降低。 (4)FDI节能减碳政策效应。以往由于我国环保政策的不完善及环保法规的不健全，会使FDI偏向环境门槛低、碳排放程度高的行业投资，形成FDI碳排放增加效应，致使“污染避难所”现象存在，说明FDI碳排放状况与环境规制的程度密切相关。在全球“温室效应”危机下，大力实施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各国的必然举措。我国也开始着手从实施选择外资进入的政策，提高环境门槛等方面试图从制度约束上提高FDI节能减碳效应。可见，提高环境规制代表着我国今后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导向，这一方面表现为我国对大气污染的反思和应对之策，另一方面也是来自国际环境关系的压力。所以说，制度倒逼FDI环境保护的程度和能力，不仅是保证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环境问题国际化的必然趋势。 表1 2000-2013年我国分产业吸收FDI及碳排放总量
数据来源：由2001-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我国的外资环境管制政策主要体现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上，从1997年第1版指导目录到2011年版，先后历经4次修订完善。“哥本哈根”环发会后，我国政府逐渐加大环境管制的力度，环境管制对污染密集型外资的流入起到了抑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碳排放量。特别是2011年版目录中将技术高端性产业列为重点鼓励领域，对一些制造业比如汽车制造业从鼓励类项目中删除，主要将鼓励项目引向技术高端型、节能环保型、能源节约型的新兴战略产业中。刚刚公布的对我国外商投资指导上放宽外资准入，即鼓励FDI主要投资于现代农业、节能环保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先进制造业、新能源，以及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尤其是加大服务业的开放，并推进引资、引技、引智的融合。可见，其不断完善的宗旨就是努力使FDI与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高度适应。 表2 2011年部分行业FDI与国内资本产出水平
数据来源：由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总之，随着FDI结构调整和我国环境规制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FDI节能减碳的正效应会不断得到发挥。 三、FDI“碳光环”效应对我国节能减碳影响的实证分析 到底FDI对我国节能减碳的影响作用程度如何，是否存在“碳光环”效应，显然需要进一步跟踪论证。本文将影响“碳光环”效应的因素纳入分析模型，以考量FDI碳效应的影响作用及作用程度的差异性，判断FDI“碳光环”效应的存在问题。 (一)数据说明和计量方法的确定 根据上述对FDI“碳光环”效应的机理分析可以看出，FDI对节能减碳的影响作用至少从GDP、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及政策监管等方面的作用途径加以体现，而这些作用渠道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机制。比如环境监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参考行业节能环保技术水平和环境污染程度而制定，而环境监管政策的调整会影响FDI流入的行业走向，从而影响行业与产业结构的调整程度。由于行业的技术水平体现着行业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不能从单一层面判研FDI的节能减碳效应，同时由于各效应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也可能形成内生性而影响检验结果。因此，基于FDI与影响节能减碳的因素存在相关性的现实状况，参考已有文献选用的联立方程模型，继续通过构建包括FDI规模效应、投资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以及政策效应方程在内的联立方程组，不断进行跟踪判研其是否存在“碳光环”效应以及形成的影响作用程度。本文建立联立方程组如下
由于方程可能的异方差，因此均以对数形式给出各方程，以减少和消除异方差。式中下标t代表年份；C表示
排放量；FDI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则分别用GDP、S、T和POL表示。
表3 相关数据说明及预期结果
上述方程(1)为定义方程，方程(2)～(6)分别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效应方程、投资结构效应方程、技术效应方程、FDI区位选择方程及规制政策效应方程。方程组中内生变量包括：
等5个，而前定变量包括外生变量和之后的内生变量有：
等10个。本文将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LSL)，由于选取数据和样本较多，在大样本过度识别方程中由于3LSL方法比2LSL方法更有效，因此选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二)FDI“碳光环”效应计量结果及分析 1.计量结果 利用Eviews6.0，以及1993-2013年间的各变量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得到以下估计方程组，并且各方程的检验结果为
表4 方程组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数字表示T统计量值，“*、**、***”分别表示T检验值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表4中的检验结果表明5个方程的估值均基本合理，数据的拟合系数均较高，因此方程能够较好地估计FDI在不同作用途径中的碳效应。 2.FDI“碳光环”效应方程的含义分析 一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效应分析。构成规模效应的4个变量整体显著性较好，其中，FDI、资本和劳动都与GDP规模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约为0.64、0.16和4.17，说明FDI、资本、劳动这些要素的增加，使GDP按照不同比例得到增加。其中，劳动力因素对GDP的影响最大，外商直接投资次之，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以往主要是靠人力要素推动，而
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导致GDP减少0.089个百分点，说明任何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均导致CO[，2]排放量增加，则使GDP呈下降趋势。所以，今后无论内外资都应以节能减碳为目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 二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效应分析。检验显示FDI的结构效应方程中的各变量整体显著性较好，利用外资结构、利用外资政策均开始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即利用外资规模、技术水平及利用外资政策等变量平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分别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约0.118、0.143和0.35个百分点。相比较而言，利用外资政策的变化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程度较高，即我国引资政策的生态化，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更多流向第三产业等低碳行业，则有利于节能减碳。 三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分析。技术效应方程中的GDP与FDI规模表现较显著，GDP与FDI每提高1个百分点，有利于技术效应增长0.47个百分点和0.29个百分点，表明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又有利于推进结构优化和技术升级，可见技术进步的动力源作用越来越显著。同时，也表明利用外资获取先进技术的目的日益显现，则意味着FDI有利于减低碳排放强度，即外商投资的技术效应提升，而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节能减碳，有利于促进低碳行业的发展。 四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效应分析。模型表明我国转型升级对外商投资的引导，即产业发展水平越高，对FDI的吸引作用越强。比如政府投入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对FDI具有吸引力，即政府投资对FDI的影响系数约为0.50。同时模型还显示出，工资水平的提高增加了生产成本，影响利用外资，即工资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使FDI减少0.31个百分点，与目前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实相符。 五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分析。模型结果显示除变量log
以外，政策效应中其他变量均较显著，说明我国利用外资提高了国内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同时，利用外资政策中环境门槛的提高也起到减碳作用，并形成相互影响作用格局，即技术进步和利用外资每提高1个百分点，有利于政策效应分别提高约0.055个百分点和0.164个百分点。 (三)FDI的“碳光环”综合效用分析 以上回归分析检验了FDI与节能减碳的关系。由于各变量间存在内部联系，因此，需要再进一步估计FDI对节能减碳的总效应，并仍然分解出FDI与碳排放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 参考杨博琼(2011)使用的FDI弹性分析法等类似方法进行综合效应分析，计算每个效应方程中FDI的弹性大小，并带入总效应方程中解方程组，计算每增加1%的FDI的各种效应变化的百分比。
将式(2)、(3)、(4)和(5)带入式(1)，省去中间推导处理过程，并带入数据计算得出总效应为
各分效应估计结果如下
方程(2)～(5)分别是FDI规模效应方程、FDI结构效应、FDI技术效应与政策效应方程，所得影响系数分别约为0.627、-0.013、-0.604和-0.13，表明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外商投资，其投资结构、技术与政策效应有利于促进碳排放减少约0.013%、0.604%和0.13%。同时进一步证实了外商投资规模与碳排放呈同向关系，即FDI平均每增加1%会增加0.63%的
。但是上述有利于碳减排的效应之和显然大于不利于碳减排的规模效应，即FDI总规模效应每增加1个百分点，使我国
排放量减少约为0.127个百分点，说明FDI总体上对我国具有节能减碳作用，这是我国坚定利用外资并不断调整利用外资政策导向的效应所在。 (1)本文对FDI与节能减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运用联立方程组方法，分别从FDI的规模、投资结构、技术与投资东道国的政策规制调整对FDI节能减碳的影响作用程度进行实证分析。总体上看，FDI对我国节能减碳发挥出具有的“碳光环”效应，尤其显示如果FDI投资结构优化，则投资结构及技术进步的节能减碳效应不断提高。事实上，自2011年起外商投资于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比重，而呈现投资结构呈“三、二、一”产业结构类型，FDI形成这种转变也体现出我国利用外资政策调整的引导作用凸显。表明我国FDI的投资流向和投资结构在引资政策的低碳化引导下，正在朝着节能减碳的方向发展。所以，今后我国在利用外资中要充分考虑如何挖掘与发挥FDI的“碳光环”效应。 (2)上述从FDI的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来源、区域布局等多维度反映和比较FDI的碳效应的影响作用及作用程度，可见FDI对低碳经济的影响轨迹、影响程度和演变格局。说明只要我国利用外资政策能够真正从“以环境退化换取投资”的“招商引资”战略，转变到“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招商选资”战略上来，就能充分挖掘FDI所具有的低碳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碳管理”能力，减少FDI“碳泄露”的负效应，提高FDI“碳光环”的正效应。 (3)不断将影响“碳光环”效应的因素纳入分析模型，分析判研FDI“碳光环”效应的影响作用程度，探讨FDI与低碳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和实现节能减碳路径，为不断进行引资政策、引资模式的调整，更清楚的厘清FDI“碳光环”效应发挥作用的路径提供决策依据。 (4)实证表明环境规制政策调整的节能减碳作用较强，因此今后可以继续加强和提高引资的环境门槛，引导FDI主动适应我国向低碳经济发展转变的要求，有利于倒逼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发挥其环境保护方面的“先动优势”，提高FDI的“碳光环”效应，以促进FDI与我国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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