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可淡忘“文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名肆虐神州十年，造成全民族巨大灾难的那场政治大风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那场史无前例大风暴的亲历者，一些人是带着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时刻难以忘却；另一些人则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兴奋点的转移，而逐渐淡忘。至于“文革”后的出生者，包括年轻的大学生们，对那场大风暴所知甚少，视为难以理解的笑话，甚至不知“文化大革命”为何物者，亦非个别现象。对于这样一种状况，一些人视为正常，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历史是一种普遍现象；一些人则衷心希望把这段灾难史尽快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而且唯恐其不快，并尽力去促成对其淡忘，例如不准讲，不准发表文章之类；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迅速淡忘的状况很不应该，很不正常，甚至发出痛心疾首的强烈呼吁，要求从大灾难中充分吸取教训，充分发挥以史为鉴的功能，切莫轻易地把“文革”淡忘掉。这种尖锐对立的不同见解，表达着对当今研究“文革”史意义的不同认识和判断，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一种强烈而深沉的呼声
让我们首先听听那些饱经风霜而又充满社会责任感的长者们的严肃思考吧！
中国文坛泰斗，老作家巴金在自己的回忆录《十年一梦》中说：“有人说：‘我们应该忘记过去’，有人把一切都推给‘文革’，有人想一笔勾销‘文革’，还有人想再搞一次‘文革’；有人让‘文革’弄得家破人亡，满身创伤，有人从‘文革’得到好处，至今还在重温旧梦，希望再有机会施展魔法，让人变‘牛’。所以听见唱‘样板戏’有人连连鼓掌，有人却浑身战慄。拿我们来说，二十年之后痛定思痛，总得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严肃地对待自己，想想究竟我们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大家都应该来一个总结。最好建立一个博物馆，一个‘文革’博物馆。”
“应该把那一切丑恶的、阴暗的、残酷的、可怕的、血淋淋的东西集中起来，展览出来，毫不掩饰，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牢牢记住。不能允许再发生那样的事。”
“为了那可怕的十年，我们也应该对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有一个交代。”
学术界的一代宗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这样说：
“蹲过牛棚，有这种经验而又能提笔写的人无虑百千。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这样下去，等这一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可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随之而消泯得无影无踪。对人类全体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了。”（5页）
“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百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想再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6页）
“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说，寻求知识，得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可是，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吸取了一点，但是还不够。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209-210页）
作家与学者观察问题和阐述观点的角度和方式是有所不同的，但关心的问题和集点则是完全一致的。巴金先生和季羡林先生共同反映了思想界的老前辈对“文化大革命”亲身经历的强烈感受，也反映了他们忧国忧民的高尚的社会责任感。
如果说上边两位老先生的话还表述得比较委婉，那么，著名社会科学家于光远的话则直截了当一些。他尖锐地说：“像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教训实在不应该忘记。我一直主张把文革这段历史讲透彻，讲充分，不要有一点含糊，更不要有一点粉饰。”（《文革中的我》第134页）他还说：“人是不能不懂得历史的，一切科学判断都是从历史研究中总结出来的。就是在对当前现实问题的研究中，考察的事实都是过去了的东西，都是在此时此刻这个时点之前的。严格说来也已经是‘历史’。淡化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不能使这种淡化太过份了。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和历史知识的传播工作，就是防止淡化得过份。而现在文革这段历史淡化得太快了，是不利于我国的事业的。”（同上书，第154页）我对于先生的论断甚有同感。
本来引述了三位名家上述的话，作为一种观点和呼声的说明，似已足够了。但还有一些精彩的表述，我很不愿意它们被埋没，所以下边再引用一段：
“至今牵绊改革双足的，仍有许多是深远的来自‘文革’的结实的丝缕，不管是看得见的体制上的，还是看不见却牢牢潜在人们意识里的，而一切看得见的都存在于看不见的之中。我们民族也许苦难太久太深，总是避讳言之不吉，而放弃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第430页）那么，怎么办呢？这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想真正的进步，必须永远不忘记“文革”这个历史怪物和政治怪物，正视它、反省它、唾弃它。尽管“文革”已被处死，它的幽灵尤存未泯。只要产生“文革”的土壤未被铲除，谁也无法保证“文革”永不再来。这是作家冯骥才的大声疾呼。虽然在某些人看来，这也可能是危言耸听，但是，谁能说这种看法没有一定的道理呢？谁又敢断言，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已经清除干净了呢？！
应取何种态度
如果人们对“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的认识，都像上边几位那样，“文革”史的研究和“文革”教训的汲取绝不会是今日之状况。可惜，在事实上还存在着另外的一种看法。为什么叫事实上？因为在报刊文章以至内部文件上很少看见这种看法的公开系统表述，若想找一些文章来摘录一下是很难做到的。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另外的看法又确实存在着，而且实实在在地发挥着作用，甚至给“文革”史的正常研究和探讨造成了某种无形的但又是沉重的压力。不过，不管有形还是无形，系统论述还是只言片语，既然客观上存在着这种看法，那总是可以大体上加以概括的。
据说，可以堂而皇之地讲出来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党史教育要以正面宣传为主。在他们看来，正面宣传就是讲成绩，讲伟大、光荣、正确，而不能讲缺点错误、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是党犯错误的时期，成绩很少，灾难甚多，不属于正面宣传的范围。讲多了，反而会给党“抹黑”。因此，自然以少讲为宜，不讲为佳。另一条是：稳定在当前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讲成绩可以鼓舞人心，有助于稳定；讲缺点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容易引发不安定的因素。至于在这些公开理由的背后，有没有别的考虑，内心深处到底是怎么样的，就难以准确地去探知了。有人说：“文革的历史至今不能进行充分研究，文革史著作难得公开发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人头上有见不得人的疮疤。”（《百年潮》1998年第3期，第63页）这样的问题自然是存在的，但就普遍性说，恐怕也不尽然。
“党史教育要以正面宣传为主”，这话当然是不错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七十多年的历史，从总体上说是光荣伟大的，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丰功伟绩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讲党史不讲这些就是忽略了历史的主体，歪曲了客观史实，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为主并不等于唯一。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正确有错误，有红了也有黑。而正面和反面，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可以转化的，并非永久对立，永远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反映它，而不附加任何外来成份。所以，只讲成绩一面，就不能说是符合实际，也难以令人信服。
何况研究历史的目的，最根本的是通过以往的历史实践去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能力，以鉴往知来，指导当前和今后的工作，并充分发挥以史育人的作用。而要达此目的，仅仅局限于正面经验的总结和成绩的宣传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只有正面的成功的经验，而没有反面的失败的教训，还不是完全的经验，还不可能全面地认识客观规律。毛泽东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讲话中说：“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这就是说，在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中，犯错误的经验是必不可少的，失败也确是成功之母。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危害极大的严重错误，邓小平同志也说它还有一“功”。什么“功”呢？邓小平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
以往的种种经验教训充分证明，离开了对党在历史上挫折失败教训的充分研究和认真总结，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也不能充分发挥党中科学的鉴往知来，以史育人的作用。因此，把错误失败比作“黑”，虽然很形象，但未免过于简单化了。至于认为讲错误会给党的历史“抹黑”，更是没有道理的强加。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其中包括的成绩和错误都是客观存在的。你讲，它也存在；你不讲，它照样存在。以为只要不讲它就会消失，那只是一厢情愿的主观幻想。而且，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都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却故意不讲，甚至不允许讲，那只能破坏历史的真实性，破坏群众对党史的信任感，也破坏了正面教育的效果。相反，只有认真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经常讲，才能变坏事为好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还是毛泽东讲得对，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前正处于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强调稳定当然是正确的明智的。不过，认为讲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讲缺点错误，就会有害于稳定，是缺乏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的。有人说，不能讲“文化大革命”，讲了就会惹一些人不高兴，就会产生不安定的因素，则未免属于一种过虑或失于片面。历史教训是不是应该经常总结？恐怕没有人说不应该。毛泽东是强调历史经验要经常讲的，邓小平也是经常总结的。翻开《邓小平文选》第3卷，几乎每次同外宾谈话中，邓小平都要介绍中国党的历史经验，既讲成功，又讲挫折失误，胸襟坦荡，毫不隐讳，充分表现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不仅指导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也有助于中国的发展和稳定。谁能说这些总结历史经验的话不该讲呢！
历史经验证明，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不仅不会妨碍安定团结，反而有助于加强团结和稳定。延安整风是党的历史上揭露缺点错误最彻底，斗争最激烈，触及思想最深刻的一次。结果不仅没有造成混乱和不安定，反而使全党达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空前的团结统一，为全国革命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至今很少听到有人说，讲延安整风、揭露王明路线是给党“抹黑”，反而一致认为是“擦黑”，保证了全党在正确的、健康的道路上前进。
也许有人会说，“文化大革命”与延安整风不一样。“文化大革命”规模大、时间长，离现在又近，牵涉的人很多，许多当事人还在，弄不好会出麻烦，增加不安定的因素。这种情况当然应该考虑。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放着那样难得的反面教员不去求教，交了高昂的学费而不努力去学到应有的东西，岂不是太可惜了吗？再说，“弄不好会出麻烦”，我们也可以想办法尽量弄好一点，领导者的责任不也正在这里嘛。至于说到出麻烦，即使弄得再好，麻烦也不可能一点不出，那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有麻烦，正说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在某些人的头脑里还没有弄清楚，还不能正确对待。这从另一方面证明，需要加强“文革”史的研究和宣传，帮助他们把问题搞清楚，把思想搞端正。采取回避政策或驼鸟政策是不合适的。
总之，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充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充分发挥“文化大革命”这段独特历史的独特教育作用，发挥以史为鉴，以史育人的作用；另一种是在种种口实下，不准（或限制）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文化大革命”史，特别是不准讲错误，以致损害历史科学的威望和教育功能。我认为，应该采取前一种态度，而不应该持后一种态度。
五点独特意义
“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除了一般历史科学的共同性功能和意义外，还有其它专史或断代史所不具备的特殊功能和意义。仅就个人所见，概括为以下五点：
（一）“文革”史是了解当代中国国情的最好教科书。
“从国情出发”，这在今日的中国已是大众的共识和日常的口头禅。如何认识国情？为什么说，“文革”史是认识国情“最好的教科书”呢？根据之点在于大动乱年代较之和平年代，更少粉饰，易露真情，便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国情的本质。在“文革”中，几乎每个成年人（包括一些红小兵）都不得不登上各种大大小小的舞台，自愿或被迫地表演一番。而“文化大革命”又被称作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异常激烈而极端的形态。这就在客观上为认清中国国情提供了大量生动翔实的资料和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这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同于建国后其它历史时期的地方。
（二）“文革”史是解剖“左”的错误的完备典型。
“左”的错误中国共产党犯过多次。环顾全球，其它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执政党，大多犯过“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流行病。但比较国内外各个共产党犯过的“左”的错误，似没有一次能够赶上和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过去曾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实践证明这种评价是错误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倒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当代“左”倾错误的顶峰。因此，它也具备了作为完备典型供解剖的资格。
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是“左”的完备典型？
首先，它的理论形态完备。这就是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仅有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而且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试金石和分水岭。在中国受到不遗余力的吹捧和宣传，在全世界也发生很大影响，一时迷惑了很多人。
其次，它的组织形态完备。不仅在“毛泽东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这样的逻辑下，借用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和威望，而且建立了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特殊的明文规定的指挥机构，这是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路线时都没有过的。就是被称作形态最完备的王明路线，那所谓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都是谁？很多人都不知道，可见当时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形态。至于“文革”时蜂拥而起的各种名称的造反派组织，那种奇异景观更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
第三，它的革命动力和对象完整。这是有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和其它文件明文规定的。革命动力虽然规定的是工农兵和红卫兵小将，但如果“站错了队”那就要另当别论的，甚至会被划入专政对象的行列。而革命对象之多，是中国革命各个历史阶段都没有过的。不仅有国内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各种牛鬼蛇神，还有国际上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世界革命的历史重任似乎全部由中国的工农兵来承担了。虽然狂热沸腾、勇气可嘉，但打倒一切的结果只能是自己的极端孤立。
第四，它的活动方式也“左”到无以复加。当时流行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大批判、大武斗；“打、砸、抢、抄、抓”；游街示众，戴高帽、挂黑牌、关牛棚、涂黑脸、剪阴阳头；破坏文物，焚烧图书，破坏庙宇，严刑逼供……如此等等。总之，古今中外各种暴烈的、偏激的、侮辱人格的、非人道的形式和手段，甚至包括中美特务合作的重庆渣滓洞中的各种酷刑，都被搬出来使用了。在最革命的口号下，使用最残酷、最卑劣的手段。何以至此，令人百思莫解。
“左”的发展是有自己的逻辑的。有一篇文章概括而形象地描述了“左”在文艺界的发展：“解放初期还是文坛左派的人物，1957年一批批成了右派；57年还是反右的领导者，64年又成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十七年一直是文艺路线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一批老同志，到文化大革命，也在‘反修’、‘反右’的大旗下，被当作文艺黑线的大小头目给打了下去，成了阶下囚。最后，只剩下林彪、‘四人帮’一伙极左派。”（《文艺理论与美学问题综述》第127页）最终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极左派的彻底灭亡，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彻底平反。
据说搞生物解剖时，不必把每个进化阶段的生物都作解剖，只要把进化阶段最高的生物解剖，一切就都会清楚了。这个规律也应该适用于政治学。因此，要研究“左”，只要把“文化大革命”这个形态最完备，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表演最充分，危害最严重的“左”倾高级典型彻底解剖，就会极大地提高我们对“左”倾错误的识别能力和水平，再没有任何“左”的东西可以轻易地蒙混过关了。
（三）“文革”史的研究可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最贴近的反面教员和最丰富的实际参考资料。
中国有句成语：“穷则变，变则通”。它反映事物发展的共性，也有助于了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文化大革命”之间联系的辩证法。“穷”就是走到了尽头，穷途末路。“文化大革命”确实把中国带到了山穷水尽的地点。中国再不变，再不改革，确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很难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在这样的危难时刻，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建国以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认真而清醒地观察世界大局，毅然率领全党改弦更张，走上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毛泽东正确的东西被继承、坚持和发展了，晚年错误的东西，则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坚决予以纠正。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纲”被废除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明确树立了；个人专断的僵化政治体制被逐步改革了，正在逐步地走上发扬民主与依法治国的正确道路；封闭落后的单一的经济体制正在被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体制所取代；中国经济正适应全球经济发展大潮而改革，并日益同国际经济接轨；如此等等。而所有这一切，无不以“文化大革命”作为最切近的反面教材。这是大家都有亲身经历和体会的。
邓小平在同美国记者谈到改革开放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时说：“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
（四）“文革”史为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和社会心理提供了最生动形象又最充分的可靠资料。
经过十年动乱对民族文化积淀和社会心理获得的最新认识，恐怕是对封建残余的严重性和清除封建余毒的艰巨性有了新的估量。这种封建残余的状态，远不是五六十年代估量的那般轻松和乐观。很多人在研究“文革”的著述中都强调了这一点。如一篇文章说：“从文革表现出来的总体精神看，那些貌似革命的红色油彩，折射出的恰好是周秦至明清的封建灵光：个人崇拜、造神礼仪、党同伐异、血统论、抄家术、关牛棚、语录歌、忠字舞……光怪陆离，种种滑稽，并非资本主义的复辟，却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演化物。”
针对有人把这种封建演化物的出现完全归罪于林彪、“四人帮”一伙，老作家巴金提出了不同的认识。他说：“我经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封建毒素并不是林彪和‘四人帮’带来的，也不曾让他们完全带走。我们绝不能带着封建流毒进入四个现代化的社会。”这话说得何等好啊！
所以有人说：“不懂文革，就根本不懂中国。不懂文革，就根本不懂中国人。”诚哉斯言。
（五）“文革”史研究可以加深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遵守客观规律和防止受客观规律惩罚的自觉性。
“文革”期间曾在党内流传一种观点，认为：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执政的苏联共产党，由于没有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改变了颜色。中国由于有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色江山得到了巩固，可以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这就证明了“文化大革命”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当时的权威说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开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它的基本经验，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人民日报》1967年11月6日）可惜，十年的惨痛实践彻底打碎了这种自吹自擂、自我编造的神话。现在，恐怕全中国和全世界都不会有什么人还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通过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巩固和不改变颜色的那一套绝顶荒唐的神话了。
不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却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教训。特别是告诉了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这样做是不行的，是要受惩罚的。这种实践经验是中国独特的，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党都没有的。因此，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深入的总结，写出系统性的理论性的成果，不仅可以指导今日以至今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可以为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任何其它专史的研究都难以代替的。这方面的意义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