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与通货膨胀——兼评近两年我国物价走势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论文,通货膨胀论文,近两年论文,快速增长论文,物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经济快速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理论界有争议的热点问题。我国自80年代中期以来，有四个年度出现经济快速增长与高通货膨胀伴行。其原因与西方国家不尽相同，带有体制性特点。本文分析了近两年我国物价走势与对策，认为抑制通货膨胀应从国情出发，对症下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提高宏观调控效率，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关键词 经济快速增长 通货膨胀 宏观调控政策 投资体制改革
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通货膨胀
关于经济快速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既是当前热点，又是理论界有争议的问题。其中有一些专家认为经济快速增长必然伴随通货膨胀，并主张用通货膨胀来支持经济高速增长。这种观点笔者不能赞同。为了更好搞清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应先搞清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
什么是通货膨胀？所谓“通货”就是货币，“膨胀”就是由于货币投放量超过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这种经济现象被称为通货膨胀。它在经济生活中表现为过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结果是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可见，货币投放多了，必然通过物价上涨表现出来。在这里通货超量，货币贬值是因，物价上涨是果。但却不能因此，把物价上涨等同于通货膨胀。因为导致物价上涨的因素很多，除了货币投放过量的因素之外，还有自然和人为的许多因素。例如，当某一年自然灾害或工业政策失误，造成农业或工业产品供给量锐减，社会总供给不足，即使一分钱都没有投放，也会因为原来社会流通的货币追逐特殊少的商品，而引起物价上涨。这就不是因为货币投放过量而引起的物价上涨，就不能称为通货膨胀，而只能称为物价上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后一种情况比较特殊，而前一种情况较普遍。西方国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采用了凯恩斯学说，认为通货膨胀能够刺激需求，有助于发展生产，扩大就业。有些西方国家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制订和执行通货膨胀政策，确实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但不能长久，否则带来负效应。深受通胀之害的西方国家，战后各个国家无一例外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与物价稳定双重目标，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国家没有实现这一愿望。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而来的往往是通货膨胀，例如，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GNP年增长率平均在5%左右，其中日本年均10%，60年代达到年均11%。与此同时，发达国家通货膨胀年均率为6.7%，最高达 15%。在发达国家中，唯有德国是低通货膨胀高增长的国家，长期以来都把通货膨胀控制在3%以下，甚至有的年份是负增长。亚洲四小龙在 60年代至80年代的30年中，年均经济增长8%以上。 其中韩国 1972 年至1981年年均经济增长7.3%，年均通货膨胀率达17.2%。 韩国由于高经济增长同高通货膨胀并存，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在80年代初陷入了困境，之后推行了紧缩财政和信贷政策，到8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率降到3 %，才使经济走上“稳定、均衡、效益”的道路。在四小龙中的其他三小龙，新加坡、台湾和香港都是低通货膨胀高经济增长的典范。他们一方面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又维持了物价稳定。例如，新加坡，有人形容为“神童经济”，地图上的“侏儒”，经济上的“巨人”，在60年代经济起飞，经济年均增长率为8.7%，1970年至1979年经济年均增长9.4%，其中1972年经济增长高达17%，70 年代中期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仍保持4—6%的增长率，到1975年就回升到9.3%。1984 年新加坡开始经济转型，加上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经济滑坡，即1985年的经济负增长，到了1987年就回升为8.8%，1988 年达11%的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时保持了低的通货膨胀率，70年代消费物价指数平均年增5.6%，80年代为2.7%，1990—1991年为3.4%。 台湾在1960年至1988年的28年间，除了1973年至1974年和1979年至1980年因受石油提价冲击而引起物价上涨之外，其余24年平均每年仅上升3.2 %。1991年台湾和新加坡的物价指数只比上年增长3.5%。巴西经济“奇迹”时期是在1968年至1974年，经济发展年递增10%，通货膨胀率是由1967年的30%逐年下降到1973年的12.7%。而在此之前，即1959年至1967年巴西通货膨胀率为30%至90%；进入80年代拉美各国走的是高增长、高投资、高通胀的道路，1989年通胀率高达1161%，经济增长也大幅度下降，形成高通胀高债务使巴西在内的整个拉美失去了80年代整整10年，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我国的经济学家根据94个国家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数据研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负相关关系，即通货膨胀越高经济增长越低。从上面几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回顾中，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并不一定必然伴随着通货膨胀。世界上曾有过高通货膨胀高经济增长经历的国家，如美国、日本、韩国、巴西等，也有低通货膨胀高经济增长的国家，如德国、新加坡等。一般说，物价涨幅是经济是否稳定的晴雨表。经济要持续快速增长，需要物价稳定的宽松环境。物价稳定是币值稳定、经济稳定、比例协调、效益提高的综合反映。市场经济只有币值稳定，人民购买力稳定增长，产品销路扩大，才能带动经济快速增长。因此，要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而不出现通货膨胀，是经济学家探讨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追求的理想目标。要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保持较低通胀，关键在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西德在历史上曾两次遭受通货膨胀的致命打击，战后长期以来都奉行严厉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把稳定物价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甚至为维持食品、煤炭等低价而给予财政补贴。新加坡是一种介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经济模式，政府的强有力的宏观调控长期维持了低通货膨胀高经济增长，这已引起了世界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和评价。
第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支持经济增长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有害的。通货膨胀政策在具备闲置资源和过剩生产力的条件下，对摆脱经济危机，刺激经济短期增长取得成效是有先例的，但是长此下去其负面效应会造成严重恶果。因此80年代以来深受“滞胀”之苦的西方国家公认通货膨胀是经济增长的大敌， 转而采取了低通胀稳经济增长的国策。 1994年发达国家普遍以紧缩货币政策预防通胀，是80年代以来最为成功的。由此可见，追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根据本国国情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可承受限度内，这个“度”在发展中国家一般认为在5—10%，10%以上视为红灯区，在发达国家是3—5%，5%以上为红灯区。根据不同的国情应该严格掌握。
我国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84年至1994年11年中年均增长10.26%，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增长也很明显， 年均增长9.6%。见表1。
表1 1984～1994年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
年份 经济增长率(GNP)(%) 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
198414.72.8
198512.88.8
19868.1 6.0
198710.97.3
198811.318.5
19894.4 17.8
19904.1 2.1
19918.2 2.9
199213.45.4
199313.213.2
199411.821.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
《国家统计局关于199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经济日报》1995年3月1日。
由表中可见，我国改革开放11年中，有4 个年度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同时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低于10%，特别是1984年和1992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4.7%和13.2%，而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仅分别为2.8%和5.4%。这表明经济高速增长不一定会出现通货膨胀。但是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都超过10%的也有4个年度， 而且，有三个年度物价上涨幅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率，表明物价涨幅过高。我国出现的物价涨幅过高，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经济体制性的内在冲动。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超过了国力和生产要素的实际供给能力，即“投资饥饿症”，这是引发通货膨胀的重要根源；二是信贷和货币投资量超过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引发总需求过旺，需求推动物价上涨；三是消费基金膨胀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增长，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四是物价改革的力度较大，必然引发物价上涨，这是理顺价格，推动发育市场必须付出的代价。上述四方面表现，除了价格改革之外，前三个都是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旧体制残余作用的结果。因此，在我国宏观调控，控制物价过高上涨的长期任务是继续改革体制。具体要控制住三个闸门。
一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闸门。我国不改革传统投资体制，“投资饥饿症”必然引发投资膨胀与经济超速增长与通货膨胀结伴而行，这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是在较长时间内只向社会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不向社会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在较长时间内是从“取走”和“不提供”两个方面扩大社会总需求，引发社会总需求过旺，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例如，从1984年至1994年的11年中，我国有7年投资率超过30%以上，在固定资产投资额中有40 %转化为消费基金，从而引发投资需求和生活需求加大。1993年需求大于供给，使供求差率达到二位数，超过了国际公认的±4—5%的正常供求差率。并导致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紧张，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迫使投资品、生活品价格上涨，所以投资规模过大是我国出现通货膨胀的病根，在投资体制上需要建立一种在公有经济中投资决策者对资金和投资效果承担责任的有效机制。否则“投资饥饿症”难以根除，它成为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根源。
二是控制住信贷和货币发行的闸门。信贷和货币发行过量，超过了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而造成货币供应过量的原因，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和消费基金膨胀，结果财政赤字增加。要实行适度从紧和量入而出的财政政策，努力增收节支，中央财政赤字逐年下降，地方财政坚持收支平衡。中央银行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量发行和信贷规模。
三是控制消费基金膨胀的闸门，这里包括社会集团购买力和工资增长幅度。据银行统计，1993年工资和对个人其他现金支出比1992年增长30.3%，1994年又比1993年增长40%以上。1995年上半年又比1994年增长24%。
二、近两年我国物价走势和对策
1994年我国经济增长11.8%，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升幅则达21.7%，这不仅是建国以来，而且是改革开放以来物价涨幅最高的一年。
1995年初，人们对1995年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的发展趋势有三种估计，第一种估计认为经济增长与物价双高。 也就是说， 经济增长率在1994年11.8%的基础点居高不下甚至进一步攀高，通货膨胀率不会回荡，甚至可能超过25%。第二种估计，经济发展速度大幅度回落，物价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1994年，通货膨胀率维持在20%以上，担心会出现“滞胀”。第三种估计，经济适度增长，物价明显回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10%的水平，通货膨胀率明显低于1994年21.7 %的水平。应该避免出现第一、二种情况，力争实现第三种情况。我国政府采取一切有力措施实现第三种可能，提出1995年保持适度增长速度，定为8—9%，物价涨幅控制在15%左右。这个目标能否实现？是人们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即近几年我国经济连续突破了二位数，这是不是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必然伴随着通货膨胀。也就是说1994年物价上涨过高，1995年能不能降下来，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很好分析1994年物价上涨特点和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四次物价较大幅度的增长：一次是1985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升8.8%；第二次是1988 年和1989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升分别为18.5%和17.8%；第三次是1993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升13.2%，第四次是1994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升高达21.7%，虽然每次物价上涨都有着各自的原因和特点，但是从总体上看，前三次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导致生产资料特别是投资品价格上升，成本推动价格上升传递到消费品的价格上涨。而1994年的价格上涨却表现出与前三次不同的特点：①食品价格涨势强劲，成为整个物价上涨的“牵头羊”，而生产资料价格反而没有上升还有所下降；②这次物价上升幅度农村高于城市，内地高于沿海，这与前三次呈现相反的态势；③1994年的物价上涨是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得到基本控制的情况下出现的，而不同于前三次是投资规模明显扩大引起的。
根据上述特点，正确分析1994年物价涨幅过高的原因和1995年控制物价上涨的利弊及对策是有意义的。
（一）原因
1.价格结构性调整是推动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1994年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棉花、原油等价格，总额达数百亿元，这是理顺价格付出的必要代价， 但是直接影响当年物价总水平上升约占13 个百分点， 这对1995年物价仍产生滞后影响。
2.农业近几年发展滞后是物价上涨的深层次的原因。农业发展滞后集中反映在粮食生产总量上，90年代以来出现新一轮农业徘徊，1990年粮食产量为8924亿斤，1991—1992年为8800亿斤，1993年达9130亿斤，而1994年又降为8890斤。1994年粮食总产减少主要是前两年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占地多，耕作面积减少5000万亩以上，加之1994年农业受灾面积较大，使粮食总量供求平衡趋紧，从过去的“卖粮难”，变为“买粮难”，由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如广东省的几个新建市过去一直是我国商品粮主要产区，素称稻米之乡，是粮食调出省，而近年成为粮食调入省。
3.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规模大是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1994年的投资规模虽然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但是由于前两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的滞后效应，使在建规模过大，全年全社会在建投资规模（包括超概算部分）高达4万多亿元。投资规模过大，势必推动物价上涨。 这是我国投资体制没有完成改革之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4.部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高，也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企业与市场有着密切的关系。企业经营首先要从市场上购买原材料和生活用品，把货币投入市场，经过一个生产周期，如果企业是集约型经营，自然是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高效益，产品质量好，投入市场后，可以收回当初投入市场的货币并有增值，这会使市场物价下降；相反，如果企业是粗放型经营，高投入，低产出，产品质量差，销售不出去，则企业当初投入在市场的货币，就会长期滞留在市场上，冲击物价，成为物价上涨的一个根源。
5.市场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管理法规不健全，造成流通中间环节乱涨价、乱收费，对物价上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6.1994年改革项目出台比较集中，除价格改革外，公务员制度、税制改革、金融外贸体制改革等。公务员制度和工资改革引起的工资支出增幅高达40%以上；外汇并轨，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币现金在这一渠道投放的金额达2500亿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物价上涨。
总之，上述是这次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产生这些原因的症结是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即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经济增长质量差，效益低，表现为高速度，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产出，低效益的“三高”与“三低”的情况，经济快速增长是靠大量投入和过量货币发行来支撑的，势必导致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大。
（二）对策
对症下药，力争把物价控制在15%左右的目标。
1.振兴农业，保证供给。保护耕地面积，加大农业投入，提高效益，强化农业基础。各省一把手抓“米袋子”、“菜篮子”保证社会有效供给。具体措施：
——实现中低产田改造工程。全国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约70%左右，如实现中低产田改造到本世纪末约增产1000亿斤粮食；
——实现饲料资源综合开发工程。我国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不到18%，而发达国家一般占60%左右，因此，充分开发绿色饲料资源是丰富“菜篮子”的物质基础。我国草地、草山、草坡三荒总面积是耕地面积的4倍。所以，从我国资源实际出发，走“以粮换肉”， “以草换肉”并举的路子，不仅能够促进畜牧业发展，而且可以改善我国人民膳食结构。
——实现科技兴农工程，粮食生产总量上新台阶，必须依靠科学，以良种、良法相配套，据测算，仅这一项本世纪末产量即可增加400 亿斤，棉花单产提高10公斤。
在改造工程实施的同时加快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向规模要效益；加快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争取达到粮食高产稳产。
2.当务之急是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制订相应法律。形成投资决策者对投资最终效果承担法律责任的机制。根除由传统投资体制引发的“投资饥饿症”。为此必须在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严加控制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防止投资规模再度膨胀的同时，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使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结构合理，投资率控制在30%之内，提高投资效益。
3.加强宏观上科学地监管价格。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价格机制对调节供求，优化资源配置是有效的，但却不是万能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90%以上的消费品价格，85%以上的生产资料价格都已放开，放开不等于放任。国家在宏观上对价格监控管理仍然是不可忽视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对石油、煤炭、公房、地价、大米、食盐等都由政府直接管理，何况我国市场发育尚不完善，更有必要对放开或尚未放开的价格实行科学管理。制订有关法规，加强市场管理秩序，减少中间环节，使产销直接见面，使城乡人民都得益。运用和完善价格调节的基金制度和重要商品物资的储备制度，健全价格宏观调控体系。
我们相信，通过上下共同努力， 把上述措施真正落实到位， 实现1995年物价控制在15%左右的目标是有希望的，可为1996年“九五”国民经济计划的实施创造一个较宽松的环境。
总之，一年来经过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宏观调控，物价涨幅逐月回落，通货膨胀的势头得到抑制，说明宏观调控已见实效。但是不容忽视的是，15%的价位还是比较高的，要把物价涨幅控制在较低水平上， 如8%—10%还需要做很大努力。应该看到，我国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使物价反弹的因素，如地方投资冲动强烈，在建项目资金缺口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市场经济体制发育不充分；法制不健全等。为此，还需要继续采取“软着陆”办法，在宏观总量上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可以对战略性支柱产业、基础产业适度放宽。紧紧抓住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个关键环节。使工农业经营方式，从粗放型即外延型扩大再生产转向集约型即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的进程，提高宏观和微观上的现代科学管理水平，切实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智力开发，这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关键，也是提高我国整体经济素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相匹配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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