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赋论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唐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08)01-0012-05
唐代，赋的创作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赋论则相对迟滞。这一时期，赋论的内容比较集中在对汉魏六朝古赋及唐代新体律赋的争议评价上面，是当时文学批评领域不同思想主张之争的重要方面；形式上较少专门论著，而大多是散见于各类著述中的言论。但唐代赋论中，白居易等中晚唐批评家的律赋理论，《赋谱》及赋格书的出现，却是具有时代特点的新成果。此外，唐人诗论、笔记及赋序赋集中的赋论思想，也值得总结探究。本文拟分四个方面予以论述。
一、唐代史家与古文家关于古赋的论争
唐代赋论，是伴随着对齐梁文学风尚的激烈批判而开始的。早在隋文帝时，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就很不满建安以后“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的文坛风尚。入唐以来，南北朝赋更被放在诗文革新的对立面上受到贬抑和批评。唐初开设史馆大修史书，唐太宗谓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扬雄《甘泉》 《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戒，何暇书之史策？”(刘肃《大唐新语》卷之九)
在唐太宗眼里，那些“既文体浮华”又“无益劝戒”的汉赋，根本就没有必要载入史书。这种尚用轻文的态度，实际上代表了唐初文人一般的赋论观点。
唐初史家大多对南北朝赋有不同程度的批评。如令狐德棻基于尚用、美刺的儒家文学观，肯定屈原、荀况、贾谊的辞赋作品有“恻隐之美”和“讽谕之义”，却批判庾信赋“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斯又词赋之罪人也”(《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庾信之赋，不一定都是淫放、轻险的，但令狐氏着重批评他早年创作中的这种倾向，主要还是针对齐梁以来华靡文风而发的。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亦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南北朝徐陵、庾信等“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作赋沿袭六朝体格，但其论文却反对六朝文风，进而对屈原以来的辞赋多所不满。如他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就指斥“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扬炯在其《王勃集序》中也批评“贾、马蔚兴，已亏于雅颂；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唐玄宗时史学家刘知几，在所著《史通·自序篇》中曾说：“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明确表示了对诗赋的轻视。因此，他在《史通·载文篇》批评《子虚》《上林》、《甘泉》《羽猎》、《两都》诸汉大赋：“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并认为： “前后《史》、《汉》皆书列传”是荒谬之举。
刘知几的上述主张，前承唐太宗、令狐德棻、魏征诸人，后启唐古文运动的前驱者如萧颖士、李华、独狐及、贾至、柳冕等对赋的批判之风。如萧颖士批评“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枚乘、司马相如亦瑰丽才士而不近风雅”(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引述)；贾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说“洎骚人怨靡，扬、马诡丽，班、张、崔、蔡，曹、王、潘、陆，扬波扇飚，大变风雅。宋、齐、梁、隋，荡而不返。”萧颖士等人，皆宗经立论，非经非雅的屈宋以至南朝辞赋几乎都在其批判之列。
柳冕论文，同样强调教化作用，他强烈地批评屈宋以后辞赋和魏晋南北朝文学说：
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虽扬、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则是一技，君子不为也。(《与徐给事论文书》)
这比汉人及萧颖士等人更为偏激。扬雄只说：“辞人之赋丽以淫”，《汉书·艺文志》也只说：“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柳冕却将屈原以下一概目为“淫丽”，斥为“亡国之音”。表现出一种不顾实际、不加分析地一律否定的极端偏见。
唐初史家乃至盛唐古文运动的前驱者们，站在尊经尚用的狭隘功利立场上否定辞赋作品的非科学批评，当然也会引起有识之士的反对。如卢藏用在其《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就对汉晋赋家如长卿、子云等都比较肯定，认为“虽大雅不足，其遗风余烈，尚有典型”。杜甫更不满人们对庾信诗赋不加分析的否定态度，而以其诗句赞美庾信诗赋的艺术价值、辛辣嘲讽“嗤点”庾信赋的“今人”：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戏为六绝句》)。
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及韩门弟子皇甫湜等，对秦汉散文与楚汉赋家同样重视，且发表了不少与其先驱者们不同的新见解。如韩愈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答刘正夫书》)，“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送孟东野序》)；柳宗元《西汉文类序》云：“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皇甫湜《答李生第二书》说：“秦汉以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这些意见显然都是包括汉赋作品而言的。
至此，唐代由隋唐之际开始的对齐梁文风和汉魏以来辞赋的论争，大体已告一段落。从中可以看出，唐代文学批评中两种思想、两种赋论的论争情形。
中唐后期白居易主张辞赋与诗一样，要“合炯戒讽谕”(《议文章碑碣词赋》)。至晚唐时，受韩愈和白居易文学思想影响的皮日休也发表了有进步意义的论赋意见。如其《文薮序》说：
“伤前王太佚，作《忧赋》；虑民道难济，作《河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悯寒士道雍，作《桃花赋》……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又《桃花赋序》云：“状花卉，体风物，非有所讽，则抑而不发。”皮日休在这里强调：自己作赋不尚“空言”，而是针对现实，“有所讽”、有所感才有所发的。
二、白居易的《赋赋》及中晚唐人的律赋观
(一)中晚唐人的律赋观
“律赋”之名，不知起自何时。这种因唐代科举试赋取士制度而兴、讲求对偶声律限韵的律赋，在当时称为“甲赋”或“新体”，律赋一名的出现可能迟在晚唐五代。现知较早记载“律赋”之名的古代文献，当是北宋王铚的《四六话序》：“唐天宝十二载，始诏举人策问，外试诗赋各一首，自此八韵律赋始盛。”后南宋洪迈也多次提到这个名称，如其《容斋随笔》四笔卷七“黄文江赋”条云：“晚唐士人作律赋，多以古事为题，寓悲伤之旨”。
唐代律赋的形成发展，大致经历了唐前期(高祖至玄宗天宝末年)的“初起”、中唐时期(肃宗至武宗末年)的“中兴”和晚唐时期(宣宗至唐末)的“晚变”这样三个阶段[1](p.163)，而自中唐大历、贞元之后进入它的鼎盛期。律赋是现存唐赋最多的一体，仅宋人所编《文苑英华》所收一千多篇唐赋中就有2/3是律赋。诸如王勃(其《寒梧栖凤赋》以“孤清夜月”为韵，被认为是最早的律赋)、顾况、李程、张仲素、王起、元稹、白居易、蒋防、裴度、韩愈、刘禹锡、柳宗元、吴融、黄滔、王棨、徐寅、宋言等，都是律赋名家或有影响的作者。
唐人关于律赋的理论批评，内容上主要是围绕科举试赋制度及对律赋的态度而展开思想论争，形式上除了那些用于指导作赋的《赋谱》、《赋格》以及白居易的《赋赋》外，少有专门的论述而多是零散的言论。如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赵匡批评进士试诗赋：“不唯无益于用，实亦防其正习，不唯浇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选举议》)；其后，杨绾《条奏选举疏》及贾至《议杨绾条奏选举疏》又斥诗赋取士“积弊成俗”，“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复古学者的强烈反对并没能扭转唐中叶以来科举试赋的风潮，相反，律赋在大历、贞元之后更趋兴盛。于是，中晚唐时期，“作为唐赋正宗的律体派代表人物元稹、白居易等，他们不仅赞同诗赋制度，而且自觉从事律赋创作”；“古体派”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等也不盲目排斥律赋[2 ](p242)。然而，从总体上看，中晚唐论律赋者很少有对律赋的系统论述，也很少有理论上的创新和建树；相对而言，白居易的《赋赋》及有关言论较值得注意。
(二)白居易《赋赋》
作为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和重要的文学批评家，白居易继承并发展了过去儒家的诗乐理论，对文学的社会作用十分重视。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使命(参见《与元九书》)，并在其《新乐府序》中提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白居易大力提倡：“美刺兴比”和写作讽谕诗。他在《新乐府五十首》末篇《采诗官》中说：“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他编集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最重视的也是讽谕诗。这样重视政治功用、重视美刺讽谕的文学观念，也十分明显地表现在他的赋论中。
白居易所作《赋赋》(以“赋有古诗之风”为韵)，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律赋观。赋云：
赋者，古诗之流也。始草创于荀、宋，渐恢张于贾、马。冰生乎水，初变本于《典》、《坟》；青出于蓝，复增华于《凤》、《雅》。而后谐四声，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我国家恐文道寝衰，颂声凌迟，乃举多士，命有司。酌遗风于三代，详变雅于一时。全取其名，则号之为赋；杂用其体，亦不违乎《诗》。“四始”尽在，“六艺”无遗。是谓艺文之警策，述作之元龟。
观夫义类错综，词彩分布，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雅音浏亮，必先体物以成章；逸思飘飖，不独登高而能赋。其工者，究精微，穷旨趣，何惭《两京》于班固？其妙者，抽秘思，骋妍词，岂谢《三都》于左思？掩黄绢之丽藻，吐白凤之奇姿，振金声于寰海，增纸价于京师。则《长扬》、《羽猎》之徒胡可比也！《景福》、《灵光》之作，未足多之。
所谓立意为先，能文为主。炳如绩素，铿若钟鼓。郁郁哉，溢目之黼黻；洋洋乎，盈耳之《韶》《武》。信可以凌轹风、骚，超逸今古者也！今吾君网罗六艺，澄汰九流，微才无忽，片善是求；况赋者， 《雅》之列，《颂》之俦，可以润色鸿业，可以发挥皇猷，客有自谓握灵蛇之珠者，岂斯文而不收？(《历代赋汇》)
这是第一篇以律赋形式写成的论赋赋①。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的：
第一，论赋的起源。白氏继承班固《两都赋序》的说法，认为赋为“古诗之流”，是从《诗经》的风、雅、颂发展而来的。继而指出：赋始草创于楚之荀况、宋玉，发展于汉时贾谊、相如，而将屈原楚辞作品排除在赋之外。这样的认识较有新意，是赋学史上较早区分骚与赋的主张之一。
第二，强调赋的政治功用与讽喻价值。白居易在赋中，明确地指出赋为《诗经》雅、颂之列，具有“润色鸿业”、“发挥皇猷”的政治功利作用，有为国家发“颂声”的责任：是所谓“艺文之警策，述作之元龟”。如此重视赋的政治功利价值，既是白居易整个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他在另一篇《议文章碑碣辞赋》(《策林》六十八)中的观点相一致。如云：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炳，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只要合于炯戒讽谕，即使“虽质虽野”，也应“采而奖之”；反之，虽然华丽，亦应“禁绝”。
可见，白居易是把有无讽谕的价值，作为辞赋批评的重要标准。
第三，对课赋取士制度和唐律赋的价值、思想艺术特征，作了肯定性的说明。白居易说朝廷课赋取士，是国家“文道”振兴的需要。律赋创作，要有适度的声律之美、辞藻之丽，所谓“义类错综，词彩舒布，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又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 “所谓立意为先，能文为主”；并且以为律赋“其工”、“其妙”者，其价值不减汉晋名家名作：“信可以凌轹风骚，超逸古今者也”！所以朝廷大力提倡，文士自应积极制作。由此可知，白居易对于赋包括律赋都是重视的，溢美之情现于言表。
白居易论赋，强调美刺讽谕作用，要求赋作家关注现实，有感而发，要创作有思想性、有内容的作品，这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观念。其不足之处，主要是过高地估价了文学对政治、伦理的影响能力，所谓“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当然也就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作品应有的艺术性，所谓“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白居易赋论的这些特点，与他的诗论相类。白居易的赋论，也是其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佚名氏《赋谱》及其他唐五代赋格书
(一)唐五代的赋格书
唐代中晚期以来，律赋成为士人通过科举考试的晋身之阶。因此，律赋流行于世。而律赋的制作，需讲究格律声韵。于是，自中晚唐直至五代、两宋，大量专论律赋格律、作法的赋格著作应运而生。
据有关文献，现可考知的唐五代赋格书，有唐张仲素《赋枢》、范传正《赋诀》、浩虚舟《赋门》、白行简《赋要》、纥干俞《赋格》，五代和凝《赋格》、丘昶《宾朋晏话》。这些赋格书今多亡佚不传，具体情况难以知晓。但推其体例内容，其中如论赋之作法、格诀、源流等，或与后来赋话有些相通之处。现分别考述如下。
张仲素《赋枢》。仲素字绘之，河间人。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与李翱、吕温同榜中进士，宪宗时拜中书舍人。《全唐文》录其赋20篇。《新唐书·艺文志》总集类，《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文史类均著录《赋枢》为3卷；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及《宋史·艺文志》则著录为1卷。《唐才子传》有传云“《赋枢》三卷，今传。”李调元《赋话》及雷琳、张杏滨《赋钞笺略》误作“赋格”。此书今佚。
范传正《赋诀》。传正字西老，顺阳人。宪宗时在世。举进士，又登甲科，授集贤殿校书郎。历歙、湖、苏三州刺史，有殊政，后以风瘴卒。《旧唐书·良吏传》、《新唐书·于王二杜范传》有传。著有《西陲要略》，《全唐文》录其《进善旌赋)等。《赋诀》1卷，《新唐书·艺文志》总集类，《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及《宋史·艺文志》文史类著录。此书今佚。
浩虚舟《赋门》。隰州刺史浩聿之子，中宏词科。生平事迹不详。《全唐文》录其《解议围赋》等8首。其《赋门》一卷，《新唐书·艺文志》总集类及《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文史类均于著录，现已亡佚。又现存于日本东京五岛美术馆的唐无名氏《赋谱》一卷，有学者以为即是此浩虚舟《赋门》一卷(详后)。
白行简《赋要》。行简字知退，白居易之弟。宪宗元和初年(一说德宗末年)进士，历官左拾遗、主客郎中等职。原有集12卷，已佚。所作传奇小说《李娃传》尤著名。又善辞赋，唐人《因话录》说他与白居易、张仲素等为“场中词赋之最”。《全唐文》录其《文王葬枯骨赋》等18首。《赋要》一卷，唯见《宋史·艺文志》文史类著录，今佚。
纥干俞《赋格》。干俞生平事迹不详。《通志·艺文略》云为“渭南尉”，《全唐文》卷723小传云：“俞，元和中进士。”据此可知其于元和(806—820年)前后在世。《全唐文》录其《至人用心若镜赋》等律赋共7篇。《赋格》一卷，《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及《宋史·艺文志》均在文史类著录，现已亡佚。
和凝《赋格》。和凝(776—826年)，字成绩，五代郓州须昌(今山东平阴、汶上)人。后梁贞明二年(916年)登进士第，历翰林学士、中书侍郎、太子太傅，封鲁国公。长于短歌艳曲，时人号为曲子相公，诗有《宫词》百首。新、旧《五代史》均有传。《梦溪笔谈》及《全唐诗话》、《韵语阳秋》，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等，有对于其《香奁集》的考辨。《赋格》一卷，《宋史·艺文志》文史类著录，今佚。
丘昶《宾朋晏话》。丘昶字孟阳。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宾朋晏话》叙录云：“太子中舍致仕、贵溪丘昶盂阳撰。南唐进士，归朝宰数邑。著此书十五篇，叙唐以来诗赋源流。天禧辛酉，邓贺为序。”天禧辛酉，为北宋真宗天禧五年，此书至宋仍有邓贺为之序，可见其流传及影响。《直斋书录解题》及《文献通考·经籍考》文史类，均著录此书为3卷。后亦佚。
(二)佚名氏《赋谱》
《赋谱》抄本是现存唯一已经知见的唐代赋格书。原本于1941年由日本人伊藤有不为在其家藏图书中发现，现存于日本东京五岛美术馆。
最早述及《赋谱》的是日人小西甚一的《文镜秘府考论》(1948年)，此后有中泽西南的《赋谱校笺》(1967年)，香港大学饶宗颐先生《选堂赋话》亦提及《赋谱》(1975年)，还有美国学者柏夷(Stephen Bokenkamp)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赋谱》的博士论文The ledger on the Rhapsody：Studies in the art of the T’ang Fu(1980)等。1992年，柏夷《赋谱略述》中译稿并附《赋谱》原文在《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发表，这可能是《赋谱》在中国内地的最早传入；此后则有詹杭伦《唐抄本〈赋谱〉初探》(1993年)、张伯伟《全唐诗格考校》中的《赋谱》考校(1996年)、香港大学陈万忱《〈赋谱〉与唐赋的演变》(1998年)等文著陆续发表。
关于《赋谱》的写作年代，饶宗颐《选堂赋话》以为“似作于贞元太和之间”。柏夷《赋谱略述》根据对《赋谱》所引38篇唐赋进行的分析，确认时间最晚者是浩虚舟作于长庆二年(822年)就进士试的《木鸡赋》。因而认为：“《赋谱》当成于浩虚舟就进士试的822年以后不久。”其作者，“有可能《赋谱》就是《赋门》，只是用了另外一个题目”；“《赋谱》即便不是浩虚舟之作，撰成年代也不会晚于850年”；至于《赋谱》如何流入日本，柏夷则说：“可能是由838—847年间入唐的另一名僧圆仁(796—864年)携回”[3](pp.152-155)。张伯伟《全唐诗格考校》认为当在太和、开成年间。詹杭伦、陈万忱等大体赞同柏夷说。综合上述诸家之说，当可将《赋谱》的撰成时间定在中晚唐之际的长庆至大中年间，这正是律赋兴盛、赋格著作流行的时期。
《赋谱》一卷，共2500余字，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论“赋句”。《赋谱》首段开篇即言：
凡赋句，有壮、紧、长、隔、漫、发、(送)，合织成，不可偏舍。
《赋谱》在这里先列出描述各类赋句的术语，然后作了举例说明。所谓“壮”，是三字句，如“水流湿、火就燥”之类；“紧”是四字句，若“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之类；“长”是五、六、七、八、九字等长字句；“隔”指隔句对；“漫”指不对句；“发”是发语，指“原夫”、“若夫”、“然则”、“嗟乎”之类提引、起寓之词；“送”指语终之词，皆用虚字“也”、“而已”、“哉”之类。
《赋谱》作者对上述律赋句式的特点、用法，还有具体的提示和说明。如说三字句(壮)“缀发语之下为便，不要常用”；四字句(紧)“亦缀发语之下为便，至今所常用也。”并且认为“凡句字少者居上，多者居下。紧、长、隔以次相随。但长句有是六、七字者、八九字者，相连不要以八九字者，似隔故也。”然后，以人的身体作比喻总结道：
凡赋以隔为身体，紧为耳目，长为手足，发为唇舌，壮为粉黛，漫为冠履。苟手足护其身，唇舌叶其度，身体在中而肥健，耳目在上而清明，粉黛待其时而必施，冠履得其美而即用，则赋之神妙也。
这是对律赋赋句运用提出的总体要求和理想目标，主张以隔对句为重心，各种赋句综合运用、恰当安排，以使整个赋篇成为一个有如人体一样“神妙”的有机整体，给人以自然和谐、浓淡相宜的美的感受。
第二个段落是论“赋体分段”。《赋谱》说“凡赋体分段，各有所归。”但作者区分了“古赋”与中晚唐时律赋的不同形制，认为“古赋段或多或少”，而“新体”律赋则应分为头、项、腹、尾四段：“约三十字为头”，“约四十字为项”，“次二百字为腹”，“最末约四十字为尾”；而“腹段”更分为“胸”、“上腹”、“中腹”‘下腹”和“腰”五段。一篇律赋总共应有八段，约310字，这就是《赋谱》所描述的当时新体赋的标准范式。
第三个段落是论“赋题”。《赋谱》曰：“凡赋题，有虚实、古今、比喻、双关，当量其体势，乃制裁之。”然后，则具体分析了何为“虚、实、古、今、比喻(明比喻、暗比喻)、双关”赋题，及如何因题制赋的方法技巧。《赋谱》最后还讨论了律赋与古赋在叙述层次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如所谓：“新赋之体、项者，古赋之头也。”并举例说明，古赋如谢惠莲《雪赋》开头“欲近雪，先叙时候物候也”，新体赋如《瑞雪赋》则开头就“先近瑞雪了”；又如古赋“多假设之词”，贞元以来的新体律赋就“不用假设”。
总之，《赋谱》以中晚唐律赋篇章的具体实例，对句式、字数、段落、赋题等律赋形式上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从理论上讨论了当时律赋的标准范式，既是当时士子应科举考试作律赋用的指南，也提供了评价律赋作品的标尺，反映了中晚唐赋体的美学观。
四、唐人诗论、笔记中的赋论
在唐人为数不多的诗论、笔记中，有关话赋、论赋的言论也时有记载，从而成为唐代赋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唐人诗论中的赋论
唐代，专门的诗论著作不多。但如日本僧人遍照金刚所辑的《文镜秘府论》，被现代学者视为诗话前身的孟棨的《本事诗》等，仍载有当时人话赋、论赋的资料。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保存有皎然和王昌龄的论赋文字：
二曰赋。皎云： “赋者，布也。匠事布文，以写情也。”王云：“赋者，错杂万物，谓之赋也。”(东卷《六义》)
夫诗格律，须如金石之声。《谏猎书》，甚简小直置，似不用事，而句句皆有事，甚善甚善； 《海赋》太能；《服鸟赋》等，皆直把无头尾；《天台山赋》能律声，有金石声，孙公云“掷地有声”，此之谓也；《芜城赋》，大才子有不足处，一歇哀伤便已，无有自宽知道之意。(南卷《论文意》)
第一则是皎然、王昌龄对“赋”的解释，分别指出了赋体铺“物”写“情”的特点；第二则文字，也应是王昌龄的言论，是从格律、文意的角度，对贾谊、木华、孙绰、鲍照等汉晋六朝名赋的评论。
孟棨《本事诗》，罗根泽先生在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二)中说“是‘诗话’的前身，其来源则与笔记小说有关。”其中也载有关于赋的内容。如云：
范阳卢献卿，大中中举进士，辞藻为同流所推。作《愍征赋》数千言，时人以为庾子山《哀江南》之亚。今谏议大夫司空图为之注。
宋武帝尝吟谢庄《月赋》，称叹良久，谓颜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昔陈王何足尚邪！”延之对曰：“诚如圣旨。然其曰‘美人迈兮音信阔，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为然。”
唐人卢献卿所作《愍征赋》数千言，是一篇颇为时人重视的赋作，但今不见存，故《本事诗》所记就显得很有价值；第二则叙载南朝宋武帝与颜延之吟评谢庄《月赋》时的情景，既生动有趣又耐人深思。
(二)唐人笔记中的赋论
中唐以来的笔记，如李肇《唐国史补》、赵璘《因话录》、刘肃《大唐新语》、郑棨《开天传信录》、曹邺《梅妃传》，五代王定保《唐摭言》等，承六朝笔记的传统，对叙载有关作赋论赋的史料颇有注重。其所载内容，可大致分成三类。
第一，对某些赋篇的评说或赏析。如：
李华《含元殿赋》初成，萧颖士见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李华为《哀节妇赋》，行于当代；张登长于小赋，气宏而壮，间不容发，有织成隐起往往蹙金之状。(《唐国史补》)
进士李为作《泪赋》，及《轻》、《薄》、《暗》、《小》四赋。李贺作乐府，多属意花草蜂蝶之间。二子竟不远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优劣矣。(《因话录》)
天宝初，上游华清宫。有刘朝霞者，献《驾幸温泉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帝览而奇之，将加殊赏。”(《开天传信录》)
萧颖士以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和何晏《景福殿赋》比较时人李华的《含元殿赋》，说明汉魏大赋作品在当时赋坛上仍有较大的影响，而与前述《大唐新语》所载唐太宗评汉赋“既文体浮华”，又“无益劝诫”的赋论有所不同；若将对张登小赋“气宏而壮”的赞赏，与对“二李”小赋、乐府“多属意花草蜂蝶之间”而“竟不远大”的批评相对照，读者或许又不难理解他们尚用轻文和追求宏远壮大风格的诗赋观念；而说“李华为《哀节妇赋》行于当代”和刘朝霞《驾幸温泉赋》“词调倜傥”，“帝览而奇之”，当然也应看作是一种肯定性的评价。
第二，载记作赋史料。如：
晋公，贞元中，作《铸剑戟为农器赋》。(《因话录》)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性喜梅……上以其所好，戏名曰“梅妃”。妃有《萧兰》、《梨园》、《梅花》、《凤笛》、《玻杯》、《剪刀》、《绮窗》七赋”。(《梅妃传》)周缄者，湖南人也。咸通初以辞赋擅名。缄尝为《角抵赋》，略曰：“前冲后敌，无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挐，尽是用拳之手。”或非缄善角牴。何涓，湖南人也，业辞。尝为《潇湘赋》，天下传写。少游国学，同时潘纬者，以《古镜》诗著名，或曰：“潘纬十年吟《古镜》，何涓一夜赋《潇湘》。”(《唐摭言》)
以上所载裴度作《铸剑戟为农器赋》，唐玄宗宠妃江采萍作七赋，周缄为《角抵赋》与“何涓一夜赋《潇湘》”，均可为赋史研究者参考。其中如周缄、何涓之赋，今已未见或不存，更赖其记载而略知其意。
第三，叙写试赋故事或试场情形。如：
宋济老于文场，举止可笑，尝试赋，误失官韵，乃抚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是大著名。后礼部上甲乙名，德宗先问曰：“宋五免坦率乎？”(《唐国史补》)
李相国程、王仆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因话录》)
除这两则文字外，王定保《唐摭言》卷八与卷十三两卷内，关于贞元间著名律赋家李程(缪公)试《日五色赋》破题与及第情形的记载，兼及对李程赋与浩虚舟同题之赋的评论，亦与此同类。通过这些记载，可以使后世读者了解唐代士人试赋故事及考场情景，认识破题在律赋创作中的作用和当时人对律赋的重视。
注释：
①此前有晋陆机作《文赋》，吴杨泉作《草书赋》，齐王僧虔作《书赋》，唐荆浩作《画山水赋》，其后有司空图作《诗赋》等论文学艺术的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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