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通往文学新世纪不可逾越的话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可逾越论文,话题论文,世纪论文,文学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约为80年代的作家所始料未及，我们的文学在经历了一个时期轰轰烈烈的繁荣之后，竟不期然地走到了如此令人堪忧的境地。如果我们不再沿用多年来承袭不变的判断方式，用成绩即主流的套语自抚自慰（这种源之于机械的历史进化论的观念，既可以正确反映历史，给人以信心；又可以毫不费力地脱离历史现实，使人丧失观察历史的敏锐力，从而导致盲目的廉价的乐观主义），面对近几年的文坛现状，就不能不象一些有识之士那样，由忧愤而发出由衷的浩叹。只要我们还没有泯灭文学的良知，就随时随处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文学在金钱和情欲的蚀坏下，已经发展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尽管我们并不否认某些正直的文学家所做出的种种贡献，但铺天盖地而来的出版物所呈现出来的，却大多是趣味平庸之作，有的简直就是精神的垃圾，它们已经损伤到了人类的健康和尊严。堂而皇之地展示个人丑恶的私欲，无滋无味没完没了地咀嚼于人于己都无意义的身边琐事，倘若这些也可以成为一代的文学时尚，那岂不是前有负于古人，后有愧于来者！
现在，历史已步入两个世纪之交。遥想本世纪初，20世纪的文学先驱们曾对本世纪的文学发展寄予了何等殷切的厚望，我们总不能给开创并发展了新文学的本世纪划上这样一个黯淡的句号；展望21世纪，对于文学来讲也当是一个更为辉煌的世纪，我们也总不能为人人企盼的文学新世纪提供这样一个不争气的起点。值得庆幸的是，时下已有不少人不同程度地意识到这一既显见又深在的危机，企图从文化和文学的角度做出同一指向的努力，意欲挽狂澜于既倒，使人们生存发展不可须臾稍离的人文精神再放光华。只是惜乎学者们讨论人文精神时常常陷入缺乏现实感的玄谈，而有些作家在做精神坚持的不无悲怆的努力时，则又似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认识的偏执和极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和抹煞这种种努力的现实警示作用，但又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它们在现实的可效法性方面又是多么地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力和实践上个体存在之外的范本价值。编辑出版界固然也在做着种种努力，或由作家们结盟倡议，或由编辑们苦心策划，近年来抛出的话题和亮出的旗号可谓多矣，可是多数带有浓重的商业策划色彩，虽不断花样翻新，但如积木重排，真正的新意和富有实质性的拓展并没有多少。我们同样也不想轻易地否定这些努力，在集结作家和局部表现对象的开拓上，它们确也或多或少地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实践检验的结果与倡导者宣言的大相径庭，却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面对文坛的此情此景，在如何补偏救弊和开拓发展的问题上，人们或许会见仁见智，有不同的见解和主张，但在我则以为，当务之急和关键之举却应该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进行反思，找回并发扬光大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重培文学的生命之根。
现实主义是一个早已被人们熟悉、甚至难免被认为陈旧过时的一个字眼，因为一说到它，就必然会联想到朴素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等分属于过去不同时代的文学模式。长期以来，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过分地强调了某种文学精神与阶段性文学模式的一致性，二者之间粘附关系的高度强化，必然导致下述两种状况的出现：一是扬弃某种文学模式时污水婴儿一起泼，从而伤害了文学的血脉之根；一是因片面地理解文学精神而固守某种属于已逝时代的文学范式，从而遏抑了文学的生力和发展。岂不知文学精神和文学范式之间既有内在的互为制约的关系，又有彼此不可取代的区别，不能将其混为一谈。当然，某种文学精神，就如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也会因不同历史阶段具体历史形态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和风貌，比方有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精神、革命现实主义精神等，但这些，都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具体呈现，并不足以说明，随着历史的发展，某一阶段所特有的现实主义精神内涵和风貌的改变，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即荡然无存。过去，我们讳言这种似乎抽象的历史继承，讵知这样做的结果却是否定了精神发展深层本质的一致性。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都表明，某一种具体形态的现实主义文学范式，既可以让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新的发挥和拓展，同时又会成为它展示和发展的桎梏。19世纪崛起于欧洲并一度雄踞文坛的批判现实主义，曾把文学的批判力量推向极致，并使一代大师均以能够胜过历史家的记述而引为自豪。其间，文学对现实的“历史”性洞察和对“真实”与“本质”的崇尚，可谓前无古人，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这方面得到了高度的发挥。可是，当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尤其如巴尔扎克这等杰出的代表，深深迷恋于这种“历史”的“书记”的角色自认，并执著于对于恶的不无夸张的细节描绘和态度鲜明的鞭挞时，现实人生中历史内涵的更为丰富的复杂性却被相对地简化了。这种状况到托尔斯泰才有了明显的改变。过去，我们对批判现实主义的一贯指责，是它在鞭笞社会黑暗时不能为读者开辟出一条正确的通达理想之路，这不仅未免苛求于古人，而且对文学表现内容的多样性来说，也未免作过于划一的苛求了。其实，从文学的本体性要求来看，巴尔扎克式批判现实主义的真正缺憾，应如以上所言。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定历史内容和精神特征，它们必定对各种文学精神有所选择，并会于作家自觉不自觉之间与之形成一种约定，一种规范。于是，一种文学精神一定会具体地呈现为不同的阶段性形态和范式。不仅如此，在文学精神和创作方法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道理。一种文学精神的具体实现，常常是集中地表现为相关的文学创作方法，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这些方法都表现为一定的原则，它们都会因其对象世界的选择、把握世界的方式和语言营造的不同，因对生活的感受和艺术理解的不同，而形成一种特定的取向、特定的框架。这已是常识性的不争之论。我们要说的是，长期以来，在我们过分地强调文学精神与具体的阶段性形态的不可分性时，对文学精神与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也作了同样的强调，而且以此作为上一个问题具体展开。这样做的结果，正面的作用是强化了某种文学精神的主要实践性导向和规范，而负面的作用则是忽略和抑制了文学精神在创作方法方面的超边界性，并从而影响到文学更富生气的创造。一个成功的作家或艺术家，他之所以能独步文坛甚至独领风骚，是因为，他既能在对某一创作原则的理解和表现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又能在创造性的运用这一原则时敢于超越边界，作出新的开拓。对那些成功的作家、艺术家，是很难用一个某某方法的标签就能作出正确阐释的。
进行以上两层意思的辨析或曰两种角度的对象剥离，意在明确本文所着力强调的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不同于历史上某一种具体的文字形态，而是一种文学与人类生存之间永久性的关系和承诺。信守这种关系和承诺，文学就有了生命之根。在不同的时代，它因不同雨露的滋润而蔚成各呈异彩的文学景观；而唯其有了这一恒久的生命之根，无论哪一时代的优秀之作都会成为长青之树，经久不凋。文学艺术的创造，无论什么时候，它都既是一种文学艺术家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类生命存在的共同需要；它既是个人的诉说，也是与外部世界的对话。就是这样一个恒久的关系，决定了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恒久的基本要求。只要人类还存在，只要天不老地不荒，它就不应被轻蔑，不应该被拒绝。不同时代文学的发展，变的只是因社会群体生存内容和方式的改变而必然反映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的具体理解、具体内容和具体方法。文学要想还成其为文学，要想在人们的社会性生存中还能成为有价值、有生命力的存在，它就应该信守承诺，并通过无尽头的创造将它实现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当然，文学艺术的活力来自于创造，我们所强调的文学现实主义精神也必须在不断更新实践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表现，僵死的教条主义和呆板的临摹仿制，不仅是艺术创新的天敌，同时也是扼杀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囹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学艺术创新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无原则的创新是无生命力的，这也该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否则，所谓的创新只能是徒劳，至多只能在一时收到哗众取宠之效。如果再受动于金钱与情欲的支配，那所“创”出来的就非但没有价值，还要贻害四方，因为它们只能要么是沉滓的泛起，要么是新造的垃圾。
对于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往的论者往往是结合具体的创作方法和阶段性文学形态谈论得较多，而时下需要着重强调的，则应是其最基本的原则。自然，就其基本原则来讲，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不同的归纳，在我则以为，最为切要者莫过于以下三端：第一，对于完善人类生存的特殊责任感。这一条是为作为人类生存内容或生存方式之一的文学，在人类生存的社会性意义存在中定位。文学，无论从创造的角度还是从接受的角度来看，它都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作为一种人的生命存在的特殊需要和智力与情感的特殊表现方式，文学既是独特的更富有个性创造特色的生命现象，也是在社会中存在并发生作用的。文学的创造，应该是有“我”，也有“他”，不能将文学从人类的社会性存在中剥离出来。诚然，文学的作用明显有别于其他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科学的等诸种社会性行为，但即使说到娱乐和审美陶冶方面，它也同样表现在人们的社会性群体关联之中，而不纯然是自娱的工具。正因为文学艺术所起到的是一种特殊的作用，才使其在完善人类生存方面更具有了无可替代的地位。这种文学艺术的“天”赋之权，表现为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深切关注、对危害人类生存的丑行恶德的批判、向善的引导和提供健康的审美娱悦。它既不能被剥夺，也不应自我放弃，否则，即为失职。第二，对于人类的宽厚的爱心。这一条是为文学与人类生存之间的特殊关联与沟通方式定位的。文学与人们之间的对话，固然也要靠语言，固然有着极为丰富的传达内涵（这一点是任何理性的表述和知识的传达都无法比拟的），但是，“艺术活动建立在人们能够受别人感情的感染这一基础上”，〔1 〕这就使之与同样需要语言的思想传达不同，成了一种特殊的关联与沟通方式。因此，文学家作为艺术活动中的情感输出者，作为与人类之间特殊沟通的情感信息源，他们本身必须具有崇高的情操和健康的感情，对于艰难生存的人类，必须有宽厚的爱心。从这一点来说，文学既是有“私”也是无私的。所谓有“私”，是指文学家的感受和感情的个性化内涵与方式，不是无边的私欲。所谓无私，是指对于人类的力戒偏见与浅薄的真诚和挚爱。总之，只有作家懂得了“爱人”，他及其作品才能被人爱。第三，对于人类生存现实的独特关注与表现。这一条是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和表现的基本原则定位的。从反映与被反映的终极意义上来说，无论怎样，文学作品都是生活的反映，但这一条的立论，却并不满足于这样一种宽泛的理解。它所强调的是，在表现对象和表现原则上对人类生存现状的充分关注和重视。当一个作家将眼睛从人们社会性即群体性生存的基本现实移开，而仅满足于主观臆造或对生活碎片的无意义铺陈，抑或仅陶醉于个人私欲的无节制的展示时，这条原则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坚持这条原则的文学，尽管可以进行充分的想象和虚构，不必拘于一格，但是人类生存现实的客观真实性，其中既包括其深在的意义内蕴又包括其现象层面的细节生成，都是不应该被违背的。我们说“独特的关注与表现”，不仅是为了区别文学和其他如政治、思想、文化等对现实的关注与表现形式的不同，更重要的还是意在强调文学在关注和表现现实方面，不同于把它仅作远背景解释的文学理解的特殊要求与规范。
从以上理解可以见出，我们所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显然并不仅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独家规范和要求。只要是有生命力的文学，不管是什么主义，都不会在最根本处背离它。当然，勿庸讳言，这种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尤其是将第三条与前两项结合起来作强化理解，它最集中、最突出地却还是表现在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之中。因此，在张扬一种人类精神、表现思想情感的冲决力量时，诚然是浪漫主义文学要胜过一筹；然而在真实而集中地再现人类生存的矛盾、痛苦和向往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方面，现实主义文学却是更要独得风骚的。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数千年的中外历史中，现实主义文学在发挥这一作用方面会一直得到人们的钟爱。特别是当人类生存的现实性问题成为一种郁结而要求文学给以真实而真诚的表现时，它更会以一种特定的精神形态和审美形式，形成为一段历史的骄傲。
但是，如同表现为人类生存其他内容的历史发展的曲折一样，文学的历史发展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人类生存的发展，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定内容，与此相关，作为精神活动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要求也不会停滞不变。但在变中，有得也会有失，有时甚至会走一段弯路，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认识，重新调整。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有许多实证。按照本文逻辑的运演，当我们把思路拉回到文章开头所描述的文坛现状，认真思考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严重迷失时，我们就有必要对导致这种状况产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作出冷静的分析。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来看，时下的文坛与上一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新文学倡导构成呼应的首尾。对于古代文学来说，近百年来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便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如果我们对20世纪即近百年来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一简要的总结，那么对于认识问题将不无好处。
众所周知，贯穿于20世纪中国文学并被认定为与历史的需要最为契合的主潮性文学形态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的文学形式，被视为二者不可分割的一体化存在，同时得到尊崇。以致于其影响力与统摄力在长时期内几乎可以笼罩文坛，使其他形式的文学诸如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都难以得到持续的充分的发展。如果单纯地仅做文学形式发展的比较，就不难发现，在旋转流动的文坛情势中，文学形式的变异和否定性发展更多地表现在现代主义甚至是浪漫主义上。要追究其中的是非功过，这原本不是一桩文学自身的公案。倘若有谁企图摆脱这段诱人而又恼人的历史，单从文学发展的内部去寻求答案，那只能表现为一厢情愿的天真。我们只有用力去捉住在背后拨转这一切的历史的巨手，问题才会豁然而解。与以往相比，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人的历史危机感和救亡图治的使命意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过去，四周皆诸小“蛮夷”环伺，虽时有侵扰，但无损于老大帝国的中心优越感。即使江山半壁沦丧，或一时臣服于异族统治，至少文化上的至高地位也没有被真正动摇过。然而这时不同了，西方列强依仗“船坚炮利”强行打开中国封闭的国门之后，其倚势亡我之心连同其政治、经济、文化全面优势的展现，深刻震动了整个中华民族。国门的打开，也拓宽了国人的历史视野。传统的那种只将政治（主要是政权变易及军事行为）看作历史主要内容而相对忽略经济、科技和文化的观念受到强烈冲击，科技和实业、政治制度（在政治中突出了制度的内容，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文化被相继凸现出来，都成了历史性观照的内容。梁启超所总结的国人认识的三阶段，即“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到“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又到“从文化上感觉不足”，〔2 〕它既是人们认识的深化过程，又何尝不是中国历史近代化过程中三项内容的相继凸现？尤其是文化，曾被认为是历史能否进展的深层症结所在，使之从传统的化民治国的手段一改而为阶段性历史的目的。历史的这种特征，势在必然地导致人们在主动承受历史责任时对“现世”或“现实”精神高张，和对历史价值认识范畴的无限延展，使泛历史意识成了不仅近代而且几乎含纳整个20世纪的精神特征。它始终支配着历史活动的中心话语，并力图覆盖所有的文化和审美领域。在这种历史的背景和规约中，一方面必然选择现实主义，把它作为承载现世性历史要求的最佳文学形式；同时也必然赋予它“工具性”特征，要求它成为历史巨手操作中的或一工具。这样，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被作了现世和浅近的理解，并与阶段性现实主义的文学形式毫无空隙地粘贴在一起。这就势必造成对文学现实主义精神某些深在要求的忽略或拒斥，从而对那些应该被文学充分重视的，超越阶段性历史话语赋予文学的认识和形式规范的深层人类生存内容，缺乏必要的开掘和表现。文学的形式和精神理解一起，很容易随着阶段性历史话语的极端化强调而走向教条和僵化。反之，当历史超越了某一阶段而进入新的时期，文学变更的要求也被历史推拥而出时，又会常常在突破既成文学形式和理解时，同样表现为对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冷落或忽视。
中国历史近现代化过程中几项基本内容的结构特征，也深刻地制约和影响着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解和发展。上文所及梁启超谈到的三种认识的进展，实际上涉及到了中国近现代过程无法逾越的三项历史内容。这三项内容虽然在历史的深层要求和近现代化的全面实现上是统一的，但在历史运作的实际过程里却呈现为悖论状态，并由此而影响到人们的思维和行为。〔3〕其中， 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启蒙与救亡之间的悖论性存在了。尤其是当历史由近代而入现代之后，二者的悖论性对立与必然转换更成了历史的现实性难题和知识者内心痛苦的纠葛。中国近代史颇为可贵的一点是几经探索为现代革命提供了两个必备的起点，即文化启蒙和民族救亡，然而两者一经设置便成了一种两难性存在。要文化启蒙就必须反传统文化，而要救亡又必须高扬民族精神，何况在现代时期救亡的内容又不止于民族解放，还增添了或者说更深刻的地表现为阶级之间关于政权、制度的暴力斗争。这两者，在变革对象和文化价值取向上都是很不相同的。关于启蒙与救亡之间同为悖论性关系，已多为学人所感知，而对作为中国近现代第三项历史内容的经济即实业的发展与启蒙和救亡之间的悖论的关系，则没有给予相应的关注。殊不知，从真正改变人们的生存条件和全面实现现代化来说，经济的发展是最为重要的基础，如果仅有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而无经济革命的话，那一切都会归之于虚空。可是，在近现代提供的历史情景中，它又无法实现。历史发展的现实性展开，很难顾及逻辑论证的全面性，它只能在条件的不断实现中曲折前行。而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施加影响的，也不是事后才能得出的逻辑结论，只能是历史的现实进程。我们要说的是，正是前述各项历史内容的现实性悖论设置，使人们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解因依附于某一单项的历史需要，而在表现和批判对象上表现为不同的单向指涉，并使之成为对抗性的分流发展，如启蒙现实主义、政治现实主义等。经济变革的内容，因只是到了80年代才成为历史的主潮，在前此的历史时期内还不可能对文学的主潮构成大的影响。再说，经济的变革也不可能以其经济学的内容直接进入文学，它必须被作为人生内容观照，并在被作家以超越经济利益的体认充分酿制之后，才能反映在文学之中。不然，反而会使一些人迷失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就如时下的文坛那样。与启蒙现实主义、政治现实主义相抗衡并企图超越它们的，是可以称之为生存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解和实践。只不过它出现稍晚，是在前两者的对立与转换中所作的另一种努力。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政治现实主义它是一种存活时间最长、发展最为充分并最后被推向极端的文学形态。早在本世纪初，大举向中心文体位置进军、被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的众多小说作品，实际上即构成了本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晚清社会政治的极度黑暗和腐败，使“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4〕与当时社会的基本历史趋向一致， 这些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现实的倾向。而其攻击批判的主要对象，则是其时的政治制度，所以我们有理由把它归入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范畴。这种特色，在梁启超等社会革命家所写的诸多“政治小说”中尤为明显。与后来的政治现实主义相比，这时的“政治”所指涉的对象主要还是制度而非阶级的政治，而且仅仅限于笼统的批判和否定而已。到了20年代初期，因启蒙现实主义崛起并领风头之先，政治现实主义相对沉寂。待到“革命文学”倡导之后，政治现实主义重新主宰文坛，并以阶级政治为全新的内含构成了它的第二个阶段。从30年代初期开始趋于成熟，到40年代初在理论上形成系统的规约，一直到60年代初期，在长达30年余年的时间内它一直紧跟历史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成为文学的主流。从60年代初期开始，已经日渐枯僵的文学又被极左思潮一步步推向极端，并终于使其彻底地全面背离了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这就是政治现实主义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它的未期。政治现实主义曾把文学的工具性特征发挥到极致，但又必然地把它导入了末途。启蒙现实主义突出的是文化启蒙的主题，其批判的锋芒所向在于已胶着在国民心理深层的传统文化意识，解决的是愚昧国民的文化觉悟，即“国民性”问题。虽然中国近代的文化启蒙实际上发萌于世纪初梁启超的时代，他及其同代人关于自由主义思潮的提倡和对于开启“民智”的重视，对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没有在根本性质上表现为一代文学的表征。真正的启蒙现实主义，勃起于这之后的文化批判运动，构成了20年代中前期的特殊文学景观。启蒙主义文学由于单方面对文化作用的强调，不久便使其在沉重的现实面前困惑莫解，而不得不或放弃或坚持，都得向有更丰富内涵的社会现实靠拢。由于文化启蒙主义者也把启蒙视为手段，诚如鲁迅所说，他从来都是把写小说看作用来改良社会的工具，〔5 〕所以在关于历史目的的深层意识中与“救亡”并无根本上的不同，视点的转移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因为通达目的的途径不同，批判对象和文化价值取向的近乎背道而反，而致使作家们在转变过程中不得不经历长时间痛苦的心灵蜕变。有的作家如老舍等，在他们将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结合起来时，并没有转向政治现实主义，所以还终于使文化启蒙的余脉未断，然而其内涵已远较以前扩大，与后文将要说到的生存现实主义已经比较接近或相似了。启蒙主义文学的真正大规模复苏并成为富有冲击力的文学主潮，那是到了新时期初期即80年代的中前期。企图把被遗落的历史任务重新在“五四”启蒙主义的底座上作出补偿性努力，曾使深富历史感的这一代作家深感神圣与自豪，个性和人道主义的张杨也成了文学的当然旗帜。但是为时不久，由于西方现代社会现实和现代文化的强烈诱引，由于我国的社会现实在历史活动重点转移后富有实绩的大幅度改观，启蒙主义文学便被新潮文学、先锋文学冲击得几近风流尽失了。所谓生存现实主义，是我姑妄名之的一种称谓，实则是指既不臣服于政治对文学的工具性要求，又不完全心仪文化启蒙现实主义的那种以表现人类某种生存状态为旨归的文学创作。30年代沈从文一类作家的作品，似乎即可归于这一类。沈从文作品中表现了一种人性被理想主义地实现后的生存状态，并据这种理想主义人性生存的要求，对腐朽的传统文化和恶浊的现代都市文明实施双重拒斥。40年代的钱钟书、张爱玲等人综合吸纳了现代主义的许多哲学与文学的营养，但要说他们的创作还表现出了某种现实主义文学内涵和面目的话，也便是一种生存现实主义。张爱玲表现的是被文化和欲望支配和制约下的那种畸变了的生存状态，而钱钟书表达的则是人生如出入围城的悖论性主题。建国后这种文学几近绝迹，到了80年代后期才又一度辉煌，而且成为彪炳于文坛的主流性文学形态。人们习惯于把它称之为“新写实主义”，其实，其所谓“新”，也就新在它从政治的、文化启蒙的两种现代传统现实主义的功利性束缚中突围出来，对内蕴极为丰厚的人类生存状况作了文学的观照和表现罢了，因此称之为生存现实主义亦无不妥。然而不幸的是，当其风头正健之时，它却失去操持，竟竞相追求起什么“无意义”和什么“情感的零度介入”来。岂不知当其将生活表现为一堆无意义的琐碎堆积时，它作为文学的意义也就丧失殆尽了。
不可否认，现实主义文学曾经作为社会斗争的重要一翼，在中国历史的近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不可否认，在长期艰巨而残酷的斗争生活的真切体验中，一代代作家创作出迄今仍感人至深的成功作品，即使在审美创造上也堪称独步。而这正是现实主义文学与历史的更为密切的亲缘关系被充分认可和高度发挥的结果。但是，从上面的简要回顾和剖析来看，对其理解的片面性和窄狭的约束也是显而易见的。当它被作为工具高高举起，并用单项历史选择把它紧紧约束起来的时候，它背离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必然性也就随即显现出来。政治现实主义要求把社会的、阶级的群体原则作为文学的旗帜，为现实主义文学所推重的人们的个性就会面临被消融的命运；启蒙现实主义倒是强调人的个性主义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又被制约在文化的认识之中，难以对人的生存现实作更全面、本真地表现；生存现实主义也因其对现实功利性目的的拒绝，而过分地疏远了历史的现实要求。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对于新时期的文坛来说，由历史长期形成的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片面的狭隘的理解和规范，尤其是在其间形成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和简单机械的判断方式，都将一古脑儿地成为历史设置的起点。在简单的逆反心理支配下，文学的超越必然伴生着种种误解甚至会从一个片面走向另一个片面。
目前，支配着作家创作的一些貌似“新潮”的观点，实际上就裹挟着诸多误解。这些误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文学作为一种对生活的审美观照，不能等同于历史，也不能被简单地用作社会斗争的工具，但当我们的文学在对与历史关系的简单化理解实行突围时，却不能将自己放逐于历史的责任和历史的现实规约之外。所谓历史无非是人类生存发展的过程性展现，它不仅属于历史学家，同时也属于文学家，只不过彼此观察的角度、内容和认识及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很明显，文学中的历史与历史学中的历史不是一回事，即使如巴尔扎克，也是这样解释他的创作的：“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6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富有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作品，要赢得历史内涵，要对社会尽责，就不能拒绝“意义”。其实，作家们无须担心，不要以为只要有了理性的参与，只要有了表现历史的责任，就会削弱或取消文学的独立品格，而成为历史学的附庸。托尔斯泰在讲到他创作《战争与和平》时说：“我开始写一部关于过去历史的书。在描写的时候，我发现，这段历史的真相不仅是没有人知道，而且人们所知道的和所记载的完全与史实相反。”〔7〕这段话不是很有启发吗？虽然这些话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但其中包含的精神却是永不过时的。
第二，关于文学与理想。长期虚伪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文学制作导致了当今文坛对于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逆反心态。当然，形成无理想力量的文学状态的原因，表现为多方面因素的复杂作用，但无论如何，文学都不能成为毁灭人类生存希望的一种东西。尽管现代人感受着诸多迷惘和痛苦，文学也应该给以真切的表现，然而这却不能成为摒弃理想的合理依据。虚假理想的幻灭，正是社会的进步，生存发展的真正希望由此而生。决不能把仅停滞于幻灭感、虚无感的表现，视之为文学先锋性的感应。第三，文学与人物个性。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三种偏向：一种是相对于过去以社会性抹平个性的倾向，将人物个性作超越社会规范的对立性强调；一种是相对于过去对人物塑造典型性的片面理解，而否定典型性在文学创造中仍然存在的必要性；还有一种是对人物个性内涵的理解和表现中，过分地热衷并无节制地展示非理性的、生物性的内容。至于这三种倾向的偏颇或谬误，当我们将它作了以上归纳提出时，便不言自明了。第四，文学和情感。文学创作不能没有情感投入，文学作品不能没有感情传达，这是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的理论。所谓“感情的零度介入”，只要创作的是文学，这种说法就只能是天方夜谭。作家可以尽力不以自己的好恶去影响表现的客观性，但不要说作家，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参与生活，也决做不到使感情始终处于“零度状态”。对此无须多说。更严重的问题是作家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不真诚和精神的贵族化问题。情感的不真诚表现在既不尊重别人也不自重的调侃和故作“现代”的矫情表达上。精神的贵族化表现在缺乏平等和平民意识、缺乏宽厚而质朴的人类间的同情和友爱，和创作中居高临下的主体性投入上。在这里，我不能不又想起那位曾为人类创造出巨大文学财富而死后连墓碑也不要的老托尔斯泰。在毕其一生的创作生涯中，他在以批判的笔触描绘美丑杂陈的生活时，总是把自己作为反省对象投入他要思索和表现的世界。身为贵族的他，在面对人生苦难和表达深挚之爱时，反而没有了什么贵族气。难道身为现代的文学家，却可以反其道而行？第五，关于新与旧。文学需要创新，这是自古已然的道理，谁也没有异议。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思维方法的形而上学，新时期以来，将“新”与“旧”截然对立起来，并且不经认真消化地盲目逐“新”，这种现象在不少作家身上还是表现得相当明显的。
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除自觉不自觉地承继了传统文学精神外，更突出的还是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在新时期以前，由于历史任务对文学的明确规约，使之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难以成为主流性行为，并难以以原型移植的引进方式长期存活。到了新时期的中期以后，由于文化和文学得到相对自由的发展，现代主义的引进不仅成为可能，而且还势头夺人，影响和牵动着整个文坛。在此种情势下，我们的文学在实现着新的开拓的同时，也在未加细审深思的引进中产生着误解，而且正好借叛离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逆反性心理，得以存在甚至是发展。我们并不否定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于文学的诸多新的拓展，成功的现代主义作品也并没有斩断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之根。例如《尤利西斯》，是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品，但却有一些“很有才智的读者赞扬乔伊斯这个作品的现实主义。不是说，他们把写作方法作为现实主义的来赞扬（有些语言是矫揉造作的），但他们觉得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内容”。〔8 〕但是，第一，现代主义乃至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是在西方特定的社会历史基础和文化基础上孽生发展起来的，能否与我们的现实状况和文化基础协调一致？第二，不可否认，西方现代主义是反叛传统文学的产物，尽管它并未完全丢弃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毕竟表现出削弱现实的客观性的倾向。“否认历史，否认发展”，和表现“变态心理”〔9〕等， 这能否作为文学的方向？即便是表现为西方文学发展中的阶段性合理性，是否不同区域的文学不管情况如何都必须追上并经历相同的过程？第三，文学发展的“世界化”应如何实现，能否一切均以西方文学为圭臬？等等，对这些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还没有科学地解决，随之而生的负面作用也就在所难免了。
文章结束前，似乎还要重新强调，我们倡导发扬光大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并不意味着对某种旧有现实主义形式的重新肯定，也不意味着对文学形式多元性存在和发展的否定和排斥，而恰恰相反，倡导的目的正是为了实现有效的超越和文学更有生力的发展繁荣。其中深意，定能为识者所察。
注释：
〔1〕托尔斯泰：《艺术论》。
〔2〕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3〕参见拙作《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二个问题》， 《文学世界》1995年第2期。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5〕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6〕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 《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上）。
〔7〕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跋》（草稿片断）， 《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1期。
〔8〕贝·布莱希特：《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下）。
〔9〕盖·卢卡契：《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 《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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