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政策价值及其制度培育的必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要性论文,话语论文,价值论文,制度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共话语空间”作为交往行为理论向话语政治学过渡的中介性概念，源于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概念的界定。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公共意见载体的公众形成了。”①就公共领域而言，指公民能以公众的身份，就社会事务展开自由、集中的理性讨论，并借以达成共识，产生公共意见。在当代中国，构建网络公共话语空间，有利于促进政府对公共政策问题的察觉和判断，推进公共政策决策的民主化进程。
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观点表达、利益诉求及其话语格局，对社会问题转变为公共政策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公共政策问题的形成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该问题已经被社会大多数人所察觉；二是该问题使人们有强烈的需求或者有受到剥夺的感觉，为此有必要采取行动来改变这种状况；三是社会公众认为，该问题必须由政府采取相应的行动来加以解决②。这实质上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相互分歧的意见中，连续、反复地探究问题的阶段。在特定语境中，媒介话语以网络为载体，为利益相关者提供认知和交流的平台，即构成了网络话语空间。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媒介参与主体凭借特定的栏目和议题，单向度或情绪化表达利益诉求的大众话语空间；二是建立在公共理性与协商机制之上，以某一社会问题为中心，通过逻辑表述，对该问题的理解达成共识，并影响政策构建的公共话语空间。这内在地规定了网络公共话语空间，拥有不同于大众话语空间的基本特征。
首先，网络公共话语空间是一个由公众集合而形成的公共领域。当公众出于对社会问题的共同关注，汇集到一个特定的场所，并展开理性商讨时，就形成了公共话语空间。但是，这种公共话语空间中的“公众”，与市民社会“原子式”的个人有本质的区别，他们汇聚在一起，是为了就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展开理性商谈，并试图对该问题的理解达成理性共识。其次，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以理性规则为指导，来构建公共舆论价值生成的运行机制。“公共话语空间是为个性而保留的，它是人们能够显示出真我风采以及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唯一一块地方”③。然而，“当人们只从一个角度去看世界，当人们只允许世界从一个角度展现自己时，公共话语空间就走到了尽头”④。民主政治承认并尊重个性，同时，也对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观点表示宽容，承认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但是，有关社会问题的商谈必须接受公共理性的指导。最后，网络公共话语空间，要求每一个公民参与社会问题讨论时，也必须接受公共理性的指导和制约。公共话语空间不是纯粹任意的情感表达，而是“有判断能力的公众所从事的批判活动”，是在“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是“对社会秩序的自然规律的概括”⑤。
当代中国构建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政策价值在于，通过以网络为载体的“部分人的对话”强化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合法性。由于任何政治制度及其所由以规定的公共政策，在运行过程中，都必然要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提供思想和理论根据，检视西方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我们看到，与既往政治制度不同，现代政治制度在构建自身合法性的依据中，将政道(关于政权的道理)与治道(关于治权的道理)加以分离，这直接导致了作为治道层面的政治制度及其运行形式(公共政策)，比以往的政治制度更加依赖科学技术，从而使人们衡量制度与政策合法性的价值认同，是看其是否符合“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以及是否能够充分体现这种客观规律的公共利益。
基于“政治是实践和说话能力在其中共同形成的领域。说话是一种政治实践的形式”⑥，可以判定，构建网络公共话语空间，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费伦曾指出，“公共讨论而不是遵循更机械的投票程序，可能会鼓励具有公共精神的理由和建议，它们将有助于促进所有人的利益。”⑦罗尔斯亦认为，“在立法阶段中，我们必须依赖立法阶段的实际讨论过程，而在允许的范围内选择一个政策。”⑧而哈贝马斯则直接提出了话语民主理论，即人们围绕公共事务展开对话并最终形成政治共识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议会中的商谈制度形式，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治公共领域交往系统中的商谈制度形式。这些无主体的交往，无论是在做出决策的政治实体之外或之内，都构成了一个舞台，好让关于整个社会重大议题和需要管理的内容的意见与意志能够形成，并且多少具有合理性”⑨。
此后，福克斯和米勒通过对现实存在的政策对话案例进行分析，指出网络政策对话的三种形式是“少数人的对话”、“多数人的对话”和“部分人的对话”。其中，“部分人的对话”经由“公共能量场”，为实现公共政策对话的正当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虽然部分人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主体的自由参与，但是，“它针对特定语境的话语，切合情境的意向性和真诚性的提高，大大超过了它的缺点”⑩。所以，福克斯和米勒认为，实现公共政策中“部分人的对话”，是改造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最值得倡导的途径，因为“对话和协商的结合能够促进相互理解，并将个人与公共问题联系起来。人们利用这种公开交流——我们称之为协商对话——建立关系，解决公共问题，以便处理政策议题”(11)。
我们遵循媒介话语空间修辞框架的一般分析原理，从“信息来源—修辞倾向—话语形态”三个方面入手(12)来分析当代中国网络话语空间的修辞框架。其中，信息来源指社会议题所影响到的利益相关群体和分布格局；修辞倾向指利益相关者或公共参与者在评述社会议题时，所采用的修辞基调，包括褒义、中立和批评；话语形态指参与媒介表述的个体，对社会议题的语义指向，如提出政策建议或观点、明显情绪化的意见和自身利益受损后的诉求表达等。我们从2010年11月360(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腾讯QQ(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3Q)之争所引发的话语空间，可以看到：
第一，在参与者的信息来源上，由于本次“3Q之争”，直接涉及的主题之一是私人计算机软件使用的商业侵权问题。因而，参与本次话语表达的网民，多为独立拥有计算机产权或个体专属使用权的社会中间层，知识存量和生活质量相对较高，具备参与社会议题讨论的基本素质。
第二，在参与者的修辞倾向上，以2010年11月6日网易公布的二十几万人数为基础，修辞倾向采用褒义的网民占3％，其质性是——两大IT巨头的短兵相接，有望强化行业竞争的政策规制；修辞倾向采用中立的网民占36％，其质性是——毫无意义，希望两家尽快罢手言和；修辞倾向采用批评的网民占61％，其质性是——已超出行业竞争的道德底线。
第三，在参与者的语义指向上，提出政策建议或观点的比例是12％；明显情绪化意见的比例是29％；自身利益受损后的诉求的比例是59％。
这一话语表达的修辞框架表明，广大网民对“3Q之争”的认识，仅局限于大众话语空间的表达层面，没有上升到公共话语空间的水平。主要表现为：(1)广大网民对整个事件的关注点，仅局限于个体维权与道义愤慨的表达层面，在分析双方恶性竞争的商战中，49％的网民希望两败俱伤的修辞结果，表明广大网民在拒斥行业竞争非正当性的同时，也否定了两大IT企业的社会贡献。(2)没有将“3Q之争”的表象，纳入促进中国IT行业竞争秩序有序生成的制度构建之中，并进入公共政策问题的关注视野，从而推动公共话语空间的渐进生成。(3)社会中产阶层中88％的网民，基本没有基于理性自觉的话语形态来正确看待双方竞争结果的双向效应，也未做出体现现代公民意识的责任判断。这折射出我国网络话语空间对社会问题表达的浅表性，深层理性的公民意识尚未发育成熟。
近年来，有关媒介公共话语空间对政策议程的影响，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密切关注。萨巴蒂尔提出的“支持联盟框架”理论，就把“公共舆论的变化”从以往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区分出来，以期政策相关者从政策议程和政策制定的角度“对公共舆论有更高程度的重视”(13)。约翰·金登也将政策议程的设置看作一个连续过程，并解释了“为什么决策者所关注的是这件事情而非另一件事情”的原因，其中“媒介公共话语空间的参与起着一定的作用”(14)。王绍光则直接把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分为“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三大类(15)。这表明，在公共政策议程中，政策语言、学术语言、公众语言和媒体语言通常相互交织在一起，由此造成了媒介话语空间的复杂性。媒介话语空间，不仅是政策语言和学术语言进行政策宣传和政策分析的平台，也是广大公民表达利益诉求，提供政策问题动向的话语平台。
然而，当代中国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缺失状态使得，一方面，人们关于社会问题的自由交谈，因缺乏共同的目标和理性的修辞框架而陷入无休止的杂谈之中，不仅不能促使公众讨论的社会问题进入公共政策视野，而且还会放大网民在虚拟空间中的偏执情绪，导致“愤青式”漫骂的话语形态大量充斥在公共讨论的社会议题之中；另一方面，由于网络话语空间的平民性和开放性，也容易强化“差异化利益偏好”的扩张性诉求，并借以汇聚成多元社会力量，影响社会稳定。正如卡斯特所说，“网络媒介从组织性的商务工具和沟通媒介，变成了社会转变的杠杆——尽管常常不符合社会运动的要求或没有捍卫你我必然共有的价值观。”(16)因此，通过“行政吸纳政治”(17)的制度构建培育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理性修辞框架，以促进政府决策体制与公民政治参与之间的动态均衡势在必行。
第一，完善政府网站建设，在政府网站中设置公共话语空间的互动平台，使其成为收集和回应网络民意、察觉政策问题的有效渠道。据工信部统计，目前我国中央部委政府网站的普及率达96.1％，省市政府网站普及率达100％，地市级政府网站普及率达99.1％。但是，如此高的普及率却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用(18)。据调查，96.8％的网友认为政府社情民意通道不畅，其中“反馈不及时、遭遇推诿塞责、沟通渠道形同虚设”，是网友反映最强烈的问题(19)。究其原因，“各级政府都使用互联网，主要是作为张贴信息的电子公告牌，却没有真正在互动与信息交往上下工夫”(20)。公共政策问题的察觉，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重要的是主客体之间借助公共话语空间彼此互动。
第二，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对各种网络热点信息进行收集，及时掌握民意，引领网络空间的话语修辞框架。分析当代中国网络空间话语的一般修辞框架，我们看到利益相关者作为结构化网络话语空间的参与主体，其话语表达的语义指向是以弱势语调的陈述方式，放大有利因素，缩小不利因素，以实现公众支持自身利益的修辞效果；自由参与者作为民间网络话语空间的参与主体，其话语表达的语义指向是依据情感偏好，以肯定或否定的修辞基调，随意判断事实，修辞效果体现为以偏概全；学者作为主流网络话语空间的参与主体，其话语表达的语义指向则体现为“中性话语基调、中肯分析问题或提出参考性解决方案”，修辞效果容易接受，但却不具备实时性。可见，在网络话语空间中，由于参与主体的修辞基调及修辞效果各不相同，这必然加大政府及时获取信息、了解网络民意、做出回应的难度。为此，政府应设置专门机构，负责民间网络信息的日常收集，做出选择性回应，以促进大众话语与公共话语的互动交往，引领大众话语进入公共话语空间的理性表述。
第三，培育大众话语空间中的“议题领袖”，以增进主流话语中公共理性语境对网络空间的实时影响，促进公共话语空间在民间网站的渐进生成。各级政府政策研究机构，要依据议题所涉及的专业领域，聘请专家，实时介入社会问题的网络讨论。通过专业学者以隐匿的身份、中性话语、中肯分析社会问题，阐述参考性解决方案的修辞基调，来构建网络空间的“议题领袖”，引领大众的话语表达，使其自觉进入公共理性的语境之中。
总之，“政策分析过程并非一开始就明确地提出问题，而是源于一种扩散的忧虑和初始的紧张迹象。这些忧虑和紧张并不是问题，而是由政策分析人员、决策者及利益相关者感受到的问题情势”(21)。因此，政策问题的构建，是一种从对客观事实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渡。而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制度培育——通过政府创设一种关注现实并解决矛盾的网络制度环境，不仅有助于决策者对公共政策问题做出界定，而且有助于促成一种“有管理的自治”的话语平台，以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难题。
注释：
①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②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第117页。
③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35页。
④汉娜·阿伦特：《论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2页。
⑥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刘利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⑦陈家刚编：《协商民主》，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3页。
⑧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62页。
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301页。
⑩福克斯、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楚艳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11)转引自陈家刚编《协商民主》，第104页。
(12)Kim Chul Woo,Framing the News of North and South Korea in the Post-Cold War Era：A Compar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Five Newspapers with Semantic Networks,Dissertation of Ph.D.i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1999.
(13)萨巴蒂尔编：《政策过程理论》，彭宗超等译，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6～212页。
(14)约翰·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丁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4页。
(15)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6)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郑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17)“行政吸纳政治”源于金耀基的《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指通过行政渠道将社会各种利益要求和利益表达汇聚起来，大家共同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通过这一模式，行政决策呈现出开放性与参与性。
(18)邓子庆：《政府网站不作为设来何用》，《光明日报》2010年10月12日。
(19)肖红慧：《网络论坛的价值》，新华网，2009年2月10日。
(20)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第169页。
(21)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谢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