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立场的转变：应对崛起的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中国论文,立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印中关系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是不顺畅的。近几年来，世界两个人口大国之间的差异在拉大，结果导致关系越来越复杂。2010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印之前，中国驻新德里大使在采访中承认了这种状态，认为两国关系处在需要呵护的“脆弱”状态。但在解决政治上无法预见、使印中关系脆弱不堪的一系列问题上，进展却甚微。因此，在访问期间，温家宝总理“我们是伙伴，不是竞争对手”的讲话着眼于未来，并非描述当前的现实。两国在经济和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的确有合作，但困扰两国关系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增多。2005年两国宣布“印中和平与繁荣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设想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依然没有多少进展，事实也证明是很难实现的。
对于过去20年的对华关系，印度外交政策的主基调是避免安全问题上的对抗，保持外交会谈，尽可能做出调整，希望中国体谅印度所关心的问题。
中印的领土纠纷，中巴之间的联盟与积极的导弹和军事合作，中国与流亡印度的中国西藏群体之间缺乏任何共识，这些现象都使印度非常担忧。印度选民也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冲突。然而，对中国及重要问题的解决前景，印度政界的看法比2005年时更悲观。
2010年，“皮尤全球态度项目”发现，在2005—2010年间，随着中国的自信日益增强，接受调查的亲华印度人百分比持续下降。2005年这一比例是56％，2006年是47％，2007年、2008年和2009年都是46％，2010年急速下降到34％。2010年，持负面态度的百分比上升到52％，在亚洲超过这个数字的只有韩国(56％)和日本(69％)。政府反映变化的民意，近两年印度在重大利益问题上的立场开始强硬起来。如今政界日益形成这样的共识：过去的缓和与退让政策已不起作用，在核心问题上与中国的关系必须坚持互惠。
崛起的邻国
目前的现实必须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中才能理解关系的动态变化。20多年前，冷战行将结束和世界发生根本变化之际，印度和中国开始构建一个交往框架。从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在北京同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突破性会谈开始(那是34年来印度领导人首次访华)，在之后的8年里，总理拉奥(Narasimha Rao)于1993年同李鹏总理会谈，江泽民主席于1996年访问新德里并举行重要会谈，双方提出了一个改善关系的积极计划。它包括恢复高层政治交往和峰会，建立两军之间的互信，维持领土问题现状，扩大贸易和经济联系，旅游正常化，鼓励文化和知识交流，展开对等讨论，寻找解决争端之法。这个计划有助于在此后的20年里大大改变相互关系的内容和主基调，维护了和平。在2003年和2005年峰会达成的协议中，两国在扩大贸易和解决领土争端上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但从那以后，实力的变化，相异甚至对抗的战略愿景，以及全球战略环境的巨变，都影响了这个框架。原苏联解体了，日本和欧洲面临深层的经济和人口问题，世界霸主美国在经济上步履维艰，处在相对衰退之中。与此同时，中国的实力大大增强了。
中国日益自信的民族主义者对全球变化非常敏感，觉得达成某些领土、安全和经济目标的时机已经来临。邓小平曾要求把快速现代化放在首位，对民族主义要求进行了政治上的克制。“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的呼吁是胡温时代的对外政策口号，这个口号确保了与主要大国的良好关系。现在似乎看来不合适了。这种情绪变化反映在近两年中国与亚洲东北部、东南部和南部邻国的外交姿态和军事活动中，也反映在与美国的关系中。
在中印关系上，渴望强硬的讨价还价使得解决争端(这是1988年、2003年和2005年协议的重要目标)困难重重。对领土要求的分歧，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始终致力于抗衡印度，对印美合作的负面感觉，这一切不仅在两国关系上投下了阴影，而且产生了新的摩擦。由于政治分歧，纵然经贸联系在不断扩大也无法缓解新的外交政策的复杂性。的确，印度逐渐上升的贸易赤字以及出口障碍成了新的问题，结果使得两国关系进一步受损。
印度的崛起及其正在改变的国际地位也影响了两国关系的主基调。
近10年来，国际社会对印度的感觉在变化，印度的外交目标扩大了，同主要大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印度的经济、军事和综合国力在增强，外交地位改变了。中国对不断变化的国际权力均势始终非常敏感，影响到了双边关系和外交领域。印度的崛起及其与美国和日本的联系，使中国对潜在的战略后果很是不安。
颇为讽刺的是，结果是中国在对印态度上更为自信，而不是迁就。大国喜欢在享有巨大不对称权力优势的前提下形成外交政策，权力优势能转化为外交杠杆。中国始终认为印度是亚洲的另一个权力中心，但这个中心受制于不稳定的南亚邻国，因此印度不是中国在整个亚洲和全球的重要挑战者。这个感觉在逐渐变化，中国对于如何应对印度崛起似乎不能确定。在全球问题上它谋求与印度的合作，如气候变化等，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分歧主要是针对美国的，中国希望得到印度市场日益增长的好处，但似乎不想改变战略方向，不放弃地缘政治目标。中国选择自行其是，但也不希望回到敌对状态。因此，中国战略目标与行为的差异是明显的，这样就产生了战略的不确定性。
多年来，辛格总理一直说，一个不断变化的亚洲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无需冲突和对抗。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12月访印时也表示赞同这一说法。但是，事实上很难把这种情绪融入中印的外交政策中，因为这个外交政策的方向依然是构建一种战略环境，能让中国的安全不仅通过贸易和交往得到保证，而且通过谋求优势和权力均衡来加以确保。这是一种会引起紧张的态度，因为印度不太可能接受这样一种不平等关系。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没有同任何大国有过这样的关系。
问题所在
印中关系从目前看取决于一系列关键问题。有些问题由来已久，有些是新产生的，但所有问题都在变化纠缠，只能从安全困境和潜在战略竞争的角度才能理解。这些问题是领土争端、流亡印度的藏人、北京要在雅鲁藏布江建水坝、旨在制衡印度的中巴全面合作，以及印美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动态变化。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印度采取了双轨政策。一方面，为缓和紧张关系，促进出口，打开印度市场，中国坚持高层政治对话，开拓军方联系，建立互信。另一方面，中国坚持领土主权，在该地区追求权力平衡目标。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公开宣布对“阿鲁纳恰尔地区”(即中国藏南地区——编注)的领土主权，使这个问题在印度成为具有政治爆炸力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积极参与巴属克什米尔的一些重大项目。印度对这个地区有主权要求，但中巴签署了1963年边界协议，划定了巴属克什米尔与中国新疆的领土边界，因此中国不接受印度的要求。印度认为这个协议是非法的。但巴属克什米尔的形势由于中国的活动而进一步不利于印度，如修建道路和基础设施、军事运输等。
2009年，中国要求禁止达赖前往中国藏南地区的达旺，这一要求遭印度拒绝，被认为是新的干涉举动。达赖自1959年后流亡印度，到过印度各地。中国多年来对达赖同印度领导人的会面非常敏感。印度于1954年单方面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印度还承诺在印藏人不能越界从事反华活动。
中国明确表示，只要达赖离开印度，问题自然消失。由于问题很复杂，这个想法是需谨慎考虑的。中国继续怀疑印度，没有承担起对公民的必要责任，这极大伤害了印度50年来的巨大人道主义作用，印度承受着北京政策的重压。
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促成了另一个摩擦。北京一直认为，巴基斯坦对中国而言就像以色列之于美国。中国与伊斯兰堡的准联盟，包括军事方面的合作。
中国青睐巴基斯坦。中国继续对战略盟友巴基斯坦表示宽容，这个姿态不能令印度对中国宣称的立场和意图产生信任。
中国对正在形成的印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直持批评态度，反对印美民用核协定以及核供应集团给予印度核能商业特殊地位。中国显然对印度与美国和日本双边关系的日益增强感到不安。
正在加强的印日战略合作关系建立于2006年，推动力是经济和政治的互利。但两国面临着中国日益增加的压力，地区安全也是两国纽带的动力。
政策与战略
关于如何更好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挑战及其对印度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还有更广泛的亚洲战略与安全环境诸问题，印度和许多民主国家意见不一。但大多数人认为，成为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的国家是保证安全的前提。在民众眼里，中国是最重要的战略挑战，但印度商界却认为进口中国廉价设备事关盈利。政府希望扩大理解和交往的范围，以期解决争端，建立建设性的长期稳定关系，但却受挫于现实。甚至一贯谨言慎行的辛格总理在2010年9月接受《印度时报》的一次重要采访中不得不说，看来中国试图让印度处在“低水平的平衡状态”。
近20年来，印度的政策主张对中国采取三管齐下：交往、抗衡、支持亚洲稳定的安全环境。新德里支持北京进行更广泛的地区参与，自己也设法参与新兴的地区机构。
交往并制衡中国
近20年来，印中两国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分歧严重，但仍都极力避免形成敌对关系。作为交往战略的组成部分，印度扩大了同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印度允许中国获得印度的市场份额，投资于印度快速发展的经济，希望这样做能产生积极影响，改变相互的看法。印中贸易在过去10年发展迅速，2010年达到617亿美元，对中国的一些制造商(锅炉和电力设备)而言，印度是重要的市场。随着印度经济的增长，印度将来可能是中国许多产品的重要市场。但是，双方的贸易并不平衡，存在巨额贸易赤字。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非关税性贸易壁垒，以及印度出口商在中国遇到的困难，都是印中关系中新出现的问题，北京的贸易和货币政策取得了政策优势。管理这种复杂关系是新德里对外政策的主要挑战。不断发展的贸易能否缓解安全窘境和战略竞争？中国迅速壮大的军队，对印度的安全具有广泛的含义。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准联盟，对伊斯兰堡的武器转让，也给安全投下了阴影。
单单交好并不合适，因此制衡依然是印度政策的另一个基石。虽然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军事建设上明显领先，但印度的崛起也是明显的。印度的外交姿态越来越自信，在挑战面前维护关键利益的决心大为增强。例如，在2010年12月辛格总理与温家宝总理两轮会谈形成的联合声明中，提到在“对相互关心问题保持敏感”的基础上加深双边关系，这是新的妥协构想。
提升制衡能力
为了更好地制衡中国20年来日益强盛的国力和战略影响，印度加强了贸易和投资联系，开始经济改革，扩大外交，试验核武器和中程导弹，强化海空力量，投入空间技术，并加强山地作战能力。显然，这并非只是为了制衡中国，印度始终有着全球愿景。
独立之初，印度就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重要行为者。印度的亚洲主义或国际主义在独立后的最初几十年没有得到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印度对外开放以来，外交呈现多样化，比以前强硬得多。新德里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积极追求政治、经济和安全目标。印度外长普拉纳·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在2007年3月的简短讲话中抓住了新印度的这种精神：印度在世界的作用从“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战士，以及为摆脱殖民、争取自由平等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领袖”，转变到“标志印度时代到来的经济和战略力量增强”的一个重要行为者。他还说道：“我们今天有信心有热情参与国际事务的基础不是晦涩的概念，而是实在的成就。伴随这些成就的同时是与所有大国改善关系的坚定努力。我们已经迅速取得了一个和平的邻国环境，我们的努力是为了整个地区人民的福祉。我们也走出去，深化同拉美、非洲和东亚等地区的关系。”
与东亚的关系建设
虽然印度在过去10年对东亚推行的涵盖政治、战略、技术、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外交没有中国外交那样厚实和具有前瞻性，但冷战结束后也迈出了大步。印度的外交之杯已经外溢了。尽管政府有时在战略形成及其迅速执行上动作迟缓，损害了印度的利益，但总体框架已经设定：印度正走上一条改革的自由国际主义之路，包括在快速变化的21世纪环境中建设推进自身利益的综合能力。
1991年，印度在对外开放、实行新的经济战略后不久，也开始重新制定对外政策，谋求全球伙伴。印度的“东望”政策启动于1992年，基本是原苏联(当时是印度最大的工业伙伴和应对危机的平衡器)解体后的一种经济措施。但印度的这一政策在多年后已获得了政治、军事和地区的含义。印度加强与南亚、东亚、中亚邻国以及海湾和印度洋地区国家的合作，以期获得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与印度接壤的西亚诸国，如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伊拉克目前处在混乱之中，在那个地区很难建立一种和平的地区秩序。
但从印度的立场看，同东方现代化的邻国加强合作，建立集体的地区机构，这是有利的。因此，印度扩大了与东亚和印度洋地区的联系。它与东亚的贸易如今成为全球贸易中增长最大的一部分。在政治领域，印度与中南亚一些国家建立了国防联系，尤其着眼于海岸安全、培训和安全对话。在经济领域，印度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与新加坡和泰国建立经济合作，正在同韩国和印尼制定“综合经济合作协议”。
印度与东亚和印度洋沿岸诸国的海军和政治交往正在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东亚各国也积极与印度交往，并认为印度的参与有利于亚洲力量的稳定平衡，有利于地区发展与和平。东盟邀请印度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建立了定期的印度—东盟峰会，制定了“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东盟希望印度与东盟积极建设面向未来的联系。印度加入东亚地区体系，美国和俄罗斯参与东亚峰会，这对于建设一个开放的、民主的、守法的东亚制度体系是很重要的。东亚能以合作方式来解决问题，遏制单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的文化，建立牢固的相互依赖结构，这对地区和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都是非常重要的。
从这一角度看，印度与日本的战略合作也是一大发展，正如印度与韩国、印尼、越南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正在发展的联系。印度与日本在2000年签署了“全球合作”协议，在2006年上升到“战略和全球合作”协议，2010年又同意再次扩大该协议。两国在2010年又签署了“印日综合经济合作协议”，在亚洲形成了一种日益重要的双边关系。
与美国的合作
过去10年与美国战略合作的稳步发展，是印美两国外交的巨大成功之一。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访印时说，“印度和美国在迎接时代挑战中是不可或缺的伙伴”，这句话体现了正在形成的重要全球关系的精神。他描绘了21世纪合作的愿景，呼吁印度加强同东亚的联系，“就像你们的东南亚邻国一样，我们希望印度不仅要‘东望’，还希望印度‘参与东方’，因为这将促进所有国家的安全和繁荣”。
亚洲迅速发生的变化是复杂的，往往又是动荡的。中国、印度、印尼和其他国家正在经历快速的但往往是困难的、动荡的，甚至是暴力的变化而走向现代化。巨大的政治变革正在发生。传统和现代往往产生冲突，极端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冲突，也引起民族主义要求。鉴于这种复杂的环境，美国的单边主义，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政策，这些在印度一直不受欢迎。但美国在亚洲的出现和干预是转变时期维持亚洲稳定环境的重要因素。
因此，东亚峰会的扩大，把美国包括进来，被视为是美国参与亚洲的重要步骤。未来的东亚峰会可能成为在该地区建立制度和规范共识的论坛，也是对单边主义或武力解决争端的一种约束。美国与印度和中国的交往，对于维持和平和建立稳定的力量平衡显然具有重要作用。
建立新的亚洲地区秩序
印度的总体实力依然在发展。但它是印度洋地区人口最多、经济力量和海陆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印度希望在亚洲能构建吸引所有国家的多边安全结构，建立规范的冲突预防机制。这就需要支持多边安全和咨询结构，接受和平合法的解决争端规范。从印度的角度看，在一个旧的权力结构已经消失，在日益复杂的世界秩序中，美国不可能扮演过去那样的主导角色。随着地区和全球参与的深入，新德里将能够更主动地参与建设新秩序的关系、规范和制度。
印度对出口市场、资本、资源和安全合作的需要是全球性的，这在某些地方引起了关注。与此同时，全球秩序得益于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就业、财富创造、市场扩大和安全合作的作用，尤其在工业国家面临经济衰退和安全不确定的时期。印度的民主制、世俗主义以及经济发展的力量，也是亚洲战胜极端主义的重要因素。
十字路口
印中关系处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两国如何应对相互关心的问题，以及合理解决某些主权和安全核心问题的能力。随着两国在世界中地位和权力的变化，它们都需要一个稳定的、敏感的、理性的合作关系。即使两国在贸易和外交上相互竞争，但亚洲其他国家也希望看到在21世纪的主基调关系中维持和平和稳定。全球的利益在于印度和中国的同步发展，这将产生巨大的成果。必须厘清过去5年出现的复杂情况，同时要努力加深理解将两国联系起来的利益所在。
过去20年来，印度努力扩大与中国的联系，希望长期争端会让位于一种成熟的互利关系。印度最近强调与中国的关系要互利，它对中国的强硬日益敏感，这说明印度也必须为另一种前景做好准备，即可能建设性的交往无法应对日益强大和强硬的中国。
亚洲两个最大国家的权力体正在发生缓慢而根本的变化。缺乏一个有力的合作和理解的结构，两国之间的争端就可能失控，从而危及亚洲的稳定。新兴的亚洲面临和平发展的许多机遇。与欧洲在19世纪和20世纪崛起时面临的不确定因素相比，亚洲如今的不确定因素并不尖锐，也非不可预测。日益发展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所得到的好处，跨地区的工业和市场网络，国际和地区公司参与扩大地区网络，这些都是对战争的制约因素。尽管如此，对和平与稳定的挑战也是严重的，如果两国不想重蹈欧洲国家的覆辙，那就必须以建设性的方式来应对挑战。
（原文标题：Managing and Engaging Rising China:India’s Evolving Pos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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