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与1927年的土地问题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土地论文,鲍罗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674(2004)03-0095-03
一、从提倡、力行到放弃、反对——鲍罗廷在土地问题上的转变
在北伐战争开始以前以及北伐之初，身为国民政府总顾问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曾对土地问题十分关注。他表示：“要推测这人是否真正革命党员，只问他是否有决心去解决土地问题”。[1]
1923年11月，鲍罗廷在为孙中山起草的国民党“一大”直言中写道：“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务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之整顿水利，移植花徼，以均地力”。这段话的基本精神，实质上是对封建土地制度的否定，体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北伐前夕，他在给苏共布布诺夫访华团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北伐——这是中国的必要阶段。北伐军所到之处，要采取措施促进工农运动的发展。要解决，至少也要开始动手解决社会问题，要特别注意解决土地问题”。
1926年，伴随着北伐战争的进程，各地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受到胜利鼓舞的鲍罗廷此刻越来越感觉到，只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向前推进革命。他从大量调查材料中得出结论说：“我个人认为，帝国主义在全中国，尤其是在广东，最主要的支柱不是军阀，而是落后的、中世纪的土地关系”。他宣称：从今以后只有那些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唯有通过土地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的人，才算是国民党左派”[2]。1926年5月，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草案》。草案规定“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鲍罗廷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宣传土地革命的目的、意义、政策。他在黄埔军校、中央军事政治学院等的大小会上，作了著名的《革命基础问题》、《土地革命》等报告，对土地革命问题作了精辟论述。
鲍罗廷除了在理论上进行宣传鼓动外，还开展了实践活动。他在顾问组下成立了对农民运动进行调查研究的农运小组。参加这个组的有沃林、约克和塔尔汉诺夫，他们都是苏联农民问题的专家。他们在《中国农民》等刊物上，介绍苏联土地革命和农运的经验，发表有关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
农运起来后，土豪劣绅及当地的官僚势力，从军事上进行镇压。鲍罗廷遂敦促国民党军队保护农运，打击地土豪绅势力。国民党右派邹鲁的一段话，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说：“我便密切协助各地民团和共产党努力奋斗，但是共产党把持政府，总是帮助农民协会和农团军来压迫民团。广宁、四会农民协会为民团所败，鲍罗廷竟使政府于滇、湘、桂、粤、豫各军中，各抽调一团，加以大元师铁甲车而会剿之。”[3]
然而，随着北伐的深入，革命阵营里出现变化。蒋介石接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使鲍罗廷措手不及。为维持险象环生的国共联合阵营，鲍罗廷对蒋介石步步退让，直接影响到在土地革命问题上，鲍罗廷开始动摇和让步。他在这时表示，只要做到“减租减息，便是顶好的土地革命”，甚至自己承认农运“幼稚”、“过火”，命令新闻记者党团在武汉民国日报作文批评农运，农政部出布告，中央宣传部刊出宣传大纲，纠正自由行动的没收土地等”过火”行动，赞成解散黄岗农民协会……。据蔡和森后来回忆，鲍罗廷还在政治会议上公然宣布“土地革命不即是没收土地”，而是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保护佃农、武装自卫等等。[4]
“四·一二”政变后，革命阵营陷入极端混乱状态，为了拉住小资产阶级，“使之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这时期的鲍罗廷倾向于暂时放弃土地革命。他认为，武汉军队的指挥人员多数是土地所有者，“指挥人员担心，他们在前线同敌人作战，而后方却在抢占土地，甚至不会给他们（即军官们）留下叫缺‘葬身’之地。”他还表示，实行土地革命必须考虑到政治形势，“目前不应以政府和国民党的名义发表直言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激进措施，以避免指挥人员和军队发生分化”。对于农民协会的作用，鲍罗廷虽然承认它是“新政权的萌芽”，但认为“这些组织有时起着反动作用，因为它们带有地方主义色彩”。[5]可见，在“四·一二”政变后，鲍罗廷总的意见是照顾军官们的情绪，在土地问题上向国民党让步。同时，他主张首先进行第二次北伐，然后再进行土地革命，即所谓“先扩大，后深入”。
5月12日、21日，夏斗寅、许克样相继叛变，武汉政权危在旦夕。然而，鲍罗廷此时仍在企望平息事态，以继续维持“和局”。他组织了所谓的查办代表团，一方面是查办许克祥的叛变，而另一方面则是查办农运的过火。此时，他大发感叹：“还谈什么土地革命”。[6]“马日事变”后，国共合作的破裂已成定局，共产国际发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4条重要指示，明确指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玩物”，因此，要“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同时，还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努力改组国民党领导机构，编成几个新军，组织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7]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然而，鲍罗廷却把共产国际的这个紧急指示置于一边，认为“荒唐可笑”，应该“暂缓执行”，[8]甚至未交给中央。至此，鲍罗廷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土地革命主张，由原来的提倡、力行土地革命转变为放弃、反对土地革命。
二、鲍罗廷在土地问题上转变的逻辑根据
从以上分析可见，鲍罗廷从提出、力行到放弃、反对土地革命的反复，突出表现在1926-1927年这短短的一年间。在1926年12月的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还批评鲍罗廷：“鲍同志以为，真能解决农民问题，只有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种新奇的逻辑”。[9]但是到了1927年武汉时期，鲍罗廷却“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在1926年是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1927年又竭力反对，对于自己的摇摆没有提出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10]对于鲍罗廷思想上的这个180度转变，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都感到非常困惑。然而，鲍罗廷的摇摆确实没有合乎逻辑的根据吗？其实，这其中的逻辑和根据，在今天看来，已经是显而易见。
首先，害怕统一战线的破裂。鲍罗廷在华工作的性质是：以国民党为中心，以有利于国民革命为目的。[11]维护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交给他的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当时，莫斯科是绝不赞成中共退出国民党的，更反对中共任何的反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采取与国民党友好的、保持国民党统一的政策。无论是“中山舰事件”还是“整理党务案”，为保持统一战线，结果都以鲍的妥协而告终。张国焘在他的《我的回忆》中提到：“鲍认为‘如果因三月二十日的更变而有损莫斯科，对内对外都将无法交代’”。郭恒钰则在他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说：斯大林希望共产党和蒋介石合作到尽可能长的时候，以及与要求对蒋介石让步的维经斯基、上海党中央发生严重分歧（与罗易、加伦分歧），所有这一切，大大影响了鲍罗廷，使得他不得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方针，压制农民运动，保持统一战线不致破裂。直至“四·一二”政变后，鲍罗廷仍不死心，认为：“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这里的左派指武汉政府头头，而不是蒋介石）。当日本记者询问鲍罗廷，武汉政府对蒋介石是否实行制裁时，鲍竟表示“倒不一定非如此不可”，甚至希望和蒋介石“并肩前进”。随后，鲍罗廷又企图以苏联的借款，拉住汪精卫、唐生智，求得他们和共产党暂不分兵，以保持一个统一战线。这种苦心经营，自然也包括压制、反对土地革命，因为继续搞土地革命就会遭到国民党军阀的反对，就会吓跑资产阶级，吓跑新军阀。后来的实践也证明，把巩固统一战线放在首位，而不是主张积极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战略性错误，也是产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
其次，共产国际在中国土地革命问题上的自我矛盾。在鲍罗廷来华的前夕，即1923年的5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了重要指示，指出农民问题是“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进行反帝战争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但对如何开展土地革命，却没有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切实可行的办法。鲍罗廷带着这样的指示来到广州，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左右为难，被夹在矛盾之中，进退维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指示，只强调土地问题是“目前形势的中心”，而没有强调建立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这个根本问题。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已十分激烈，他们手里握有大批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建立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以打击地主阶级的破坏和防止蒋介石的突然袭击，土地革命就根本没有保障，整个革命运动都有失败的危险。会议强调要在巩固统一战线的前提下推进土地革命，并且要利用国民党政权和军队来帮助没收土地，这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及其影响下的鲍罗廷把国民党视为革命的主力，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革命性，他们把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试图让国民党政府自上而下地引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并且强调要在巩固统一战线的前提下进行土地革命。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虽有一部分国民党左派支持解决土地问题，但国民党的指导思想是不赞成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进行分配，而是主张按照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理论，由政府自上而下地逐步加以解决。共产国际不看这种实际情况，硬把巩固统一战线和推进土地革命这两个有很大矛盾的事物扭结在一起，迫使鲍罗廷只能择其一而从之。
此外，共产国际在当时既主张北伐，又主张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斯大林多次指出：要使“土地革命扩大和深入”，要“以全力展开土地革命”，而且中国革命的力量就在于发动农民“没收土地”，“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千百万工农群众对武汉军队的积极支援”，要打倒反动势力“是不可能的”。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不提发展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这就使得当时只有国民党才具备进行北伐的实力，然而国民党又恰恰是主张北伐而反对土地革命的。作为共产国际命令执行者的鲍罗廷，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在相互矛盾的两者之间抉择，最终选择先进行北伐，放弃土地革命。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鲍罗廷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土地革命，他只是不赞成在当时立即实行土地革命，而主张首先向西北发展，打通与苏联的路线，将来经过地方自治、减租减息再解决土地问题。[21]
第三，中共领导人的思想不统一以及农民运动中“左”的出现，也是的罗廷思想转变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土地问题的认识还很不够，且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当时毛泽东虽然注意到农民的土地问题，但认识上很肤浅。到革命后期，一部分共产党人虽然开始认识到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但全党几乎没有一个人由此得出必须立即进行土地革命的结论，而且，这种认识又是从分析土豪劣绅与封建军阀的关系中间接得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认识在党中央内部很不统一，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观点就相去甚远。中央对土地问题的认识不足，从另一方面动摇了鲍罗廷对土地革命的决心。同时，也由于中共领导人的理论不足，导致了指导思想上的偏颇，加上小生产者固有的狂热、急躁、不顾后果、缺乏理智等弱点，因而在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农会随意行使权力，捕人、罚款、拘禁、毁庙、毁祖宗牌位、分浮财，提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口号，甚至没收普通士兵寄回家的少数军饷。这些“左”倾错误的蔓延，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激化了阶级矛盾，加剧经济危机，也造成军心不稳。这也是使鲍罗廷动摇的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1927年鲍罗廷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的急剧转变，使他未能始终坚持土地革命的主张，这期间并非没有逻辑和根据，而是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这些因素源于他对中国革命认识的局限性，但更多的则是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当时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偏差。由于未能正确地看待国民党，正确地看待统一战线特别是领导权问题，尤其是未能真正抓住中国革命的实质问题，鲍罗廷和共产国际最终放弃了土地革命，这就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大革命的失败在所难免。
［收稿日期］2004-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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