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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工作的四大走向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黄志坚
“十五”计划的实施，为青年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机会，为青年的建功成长搭建了广阔的舞台，青年的健康成长获得了更为优越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文化环境，这些都为共青团新世纪头五年的工作指明了目标。在“十五”期间，共青团的全部工作必须围绕“十五”计划的实施，动员和组织青年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奋发进取，艰苦创业，建功成才。在这个总的要求之下，今后五年共青团工作的四大走向将更为显著。
——工作中的含“经”量不断增大。新世纪团工作的指导思想，必须进一步明确共青团的先进性要体现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上，在经济建设主战场发挥青年的突击作用，展现共青团的活力。各级团的组织要从本地区本单位的重大发展目标中，选准最需要青年出力青年又能出上力的项目，开展有利于经济发展和青年成长成才的活动。
——“以德育人”的力度进一步增强。“十五”计划精神文明篇提出的“特别是加强青少年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质、心理健康和法制教育，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对新世纪共青团的育人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共青团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引导青年形成以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利益相统一的集体主义为核心，体现义和利的结合、竞争和合作的结合、自强和自律的结合以及个人和社会的结合。
——提高文化建设在共青团工作中的地位。新世纪共青团要更多地关注青年中流行的文化思潮，加强文化设施和场所的建设。文化建设不但要丰富青年的文化生活，更要努力探索通过提高文化生活质量，形成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开拓青年教育的新途径。
——以服务青年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十五”计划处处体现“以人为本”。这就启示我们，共青团要进一步拓宽服务青年的领域，提高服务青年的实效，完善服务青年的机制。要关心青年在成长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酸甜苦辣，实实在在地为青年的成长成才服务。服务大局也要立足于服务青年。
政策化途径解决青年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陆建华
所谓政策化途径就是以公共政策为框架，在青年问题的诸多表象中确定其中的公共主题，这些主题必定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最基本问题有关的，这些公共主题将通过特定的渠道或程序（如共青团组织对这些问题的调研，有关团体组织的讨论交流，新闻媒体的报道与呼吁等），成为政府的政策议题，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依托行政力量来解决青年问题。以非行政组织的力量（如共青团、社区等）来解决青年问题，曾经是许多青年问题学者的理想设计。事实证明，这样的设计无法解决那些事关青年群体的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和一般问题，因为，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相应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变化，青年群体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具有社会经济特征，越来越多地与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的调整有关联，而现在，我们的一些团体和组织并不具有影响上述特征和调整进程的关键性力量。
青年问题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公共性问题。在理论上可以一般地说，非行政力量在解决青年问题方面要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在实际上，至少，我认为，在未来的五年时间内，行政力量以政策变化途径来推进青年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即使是为了过渡到以非行政力量为主要解决力量的新阶段，但在目前的过渡期，行政力量责无旁贷。眼下青年在教育、就业、收入提高、权益维护等方面问题，没有一个是以非行政力量所能够解决的，至少，非行政力量还没有成长到能够有效担负起解决之大任的地步。
进入政策议程的青年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第一，青年问题要从进入政策议题的其他公共主题中剥离出来，要求把青年群体的利益成为社会利益格局中的独立部分来考虑。
第二，以行政力量来整合各种资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把握青年群体在具体的社会经济格局中的利益，为青年问题的解决确立政策重点和政策范围。
第三，寻找合适的政治时机，实施相关政策，并施以严格的督促措施，确保政策的到位。
大众传媒影响青年成长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 喻国明
大家都知道，现在媒介产业竞争已经进入一个过程传播时代，这给传媒带来的压力是空前的。作为产业竞争的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大量的通俗化传播产品的出现。但是这种通俗文化的普及或者说泛滥也给我们带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使我们的青少年懒于思考、懒于行动。因为这种通俗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讲究即时回报。第二是思想、智力的钝化。因为所有大众化的东西，它的智力含量、智慧含量、知识含量，相对来说，都要淡化。在这种条件下，就会使人们的智力锻炼受到某种限制，造成人们反应简单、直接，不愿作深层次的思考、追问。第三商业性媒体的运作。比如说，由于电视制作即要冒经济风险，又要冒政治风险，它的制作一般都远离主流思想，这样一种俗而美的东西都不愿意探讨主流的事物，这对于青少年的影响，就是使许多青少年对边缘的东西感兴趣，对于社会的中心失去了大的感觉、大的方向。
加入WTO以后，许多外国媒体的经营层面、发行等外围层面地进入，同时电视直播卫星的进入都会带来多元文化的进入，这种多元文化的介入对于青少年本身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的青少年处于社会化形成的关键时期，这种最大程度的影响就是对他的社会游戏规则建立的影响，他判断社会的标准不是按照社会传统的、学校教育的去判断、建构；而是按照一种国际标准。所谓的国际标准，在强大的经济实力背景下，实际就是西方的标准、美国的标准。这种游戏规则、判断社会价值的改变，要求我们对青少年要强化两种意识：一是开放意识，要用开放式的东西来改造我们的管理，改造我们的教学；二是要有平等对换意识，也就是我们影响青少年，首先必须善于倾听，倾听他们的看法和见解，尊重他们的表达权。
网络的崛起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是改变了青年一代的感知、认知世界的方式，这会深刻地影响到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网络消费是个性化的消费，它会导致什么社会后果呢？第一就是社会感的缺落，更多强调的是自我，个性的张扬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第二就是网络自由度的提高，这种自由度造成了网络资讯权威的丧失。这样，如果青少年把网络作为获取社会资源和社会表达的基本工具的话，社会权威会进一步的消减。因此，我们的对策是：一是尽可能地开展一些社会仪式活动。让他们感觉到是社会的成员，对这个社会有责任，当然也有很多权利。第二是强化社会评价机制。网络上缺少评价，在现实当中必须强化评价机制，当然这种评价是开放的、现代的，而不是传统的，要看这种评价社会是否肯定，青少年是否接受。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立法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 佟丽华
“十五”期间，与未成年人有关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1)物质进一步丰富，营养结构的改变使未成年人在身体上日趋早熟；(2)网络的发展，媒体的竞争，导致未成年人获得知识的渠道增多；(3)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未成年人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律与道德、个人发展与社会责任等各种问题的认识都可能超越目前成年人所能要求或者希望的范围；(4)市场竞争出现的贫困家庭无法应付未成年子女在住房、医疗、学习等方面的需求；(5)短时间内教育改革仍然表现为方向不清，教育现状与社会发展对于未成年人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6)行为思想的多元化导致主流道德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显得苍白无力；(7)社会的快速发展，成年人的浮躁，都影响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增多，并容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8)传统集体组织的瓦解、单位功能的改变导致未成年人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或者说监督减少。
上述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于关于未年人的立法会产生重大影响：(1)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来相应调整立法，研究今天乃至明天未成年人及其父母的思想、行为，以制定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法律；(2)原有的未成年人有关的立法不成体系，应该进行系统研究，制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学的法律体系；(3)加强对于未成年人与监护人之间法律关系的立法；(4)明确学校作为平等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制定科学的调整未成年人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5)在立法上明确国家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所赋有的责任，保障未成年人在处于困境时，能获得有效的国家帮助（如果未成年人处于困境时不能获得这种帮助，必须有权依据法律获得司法救助）；(6)改变目前针对有不良行为或者严重不良行为缺乏有效对策的局面，制定科学的未成年人矫治法律体系；(7)在重视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同时，加大重视未成年人为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相关立法的研究与制定；(8)进一步研究并制定科学的与未成年人有关的司法制度体系，制定未成年人法院法，大力发展针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事业，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民事或行政权利的法律援助。
感受农村青年的压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党国英
让我们先看看青年农民所处的社会背景。我国农村整体上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之中，只是大部分地区的转变程度还很低。社会结构转变的代价的主要承受者是农民，青年农民对此有更深的体会。20岁左右的农民对极左政治及其后果没有切身感受，但种种现实问题却摆到了眼前：第一，城乡差别巨大，而农民要超越这种差别不仅受到才能和学问的制约，还受到“身份”的限制。第二，小规模家庭经营使他们不可能做发财梦，更有各种“负担”是他们避之不及的。第三，他们没有土地财产权，土地承包权事实上的不稳定使他们不可能有稳定的发展经济的预期。第四，进城的路只是“打工仔”的路，小城镇的户口差不多放开了，但那里没有多少就业机会。此外，农村日渐攀升的教育费用、结婚费用也在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
遭遇如此社会境遇而又对极左政治没有体验的农村青年能有什么样的思想倾向？我推测并注意到的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宗教情感。宗教情感来自对命运不确定的恐惧，来自无所适从的迷茫心态。另一个是激进政治观。青年农民对历史的体验来自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民间传奇故事，这使他们憧憬一种“完美政治”，包括完美的政治家和完美的治国之道。后一种农民我遇到的还不止一位，他们喜欢动笔，动辄万言文稿出手，他们有一种惊人的使命感。但是，这两种极端立场与社会进步的价值取向都不合拍。宗教情感在缺乏紧密结构的传统乡村社会的夹缝里，倒是容易滋生邪教。追求“完美政治”的激进立场也往往不是祈求民主政治，而是祈求“明君政治”。如果他们认为明君难求，便要自己登台显相了。
可以做出一个大略的判断：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渐进改革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变，把农村青年所面临的问题逐步消化掉，那么持有上述两种极端立场的青年一定会显示出自己的能量来。那么，我们能否感受到农村青年的政治压力，以及感觉到这种压力后能有什么样的改革措施跟上来。多的我不想说了，要害是两点：第一，要开放“城门”，把尽可能多的农民变成“市民”，给他们平等的社会权利；第二，给农民土地财产权，使他们能够憧憬“农场主”的发展前景。这两点相互联系，“城门”不开，农村人多地少，土地财产权的意义也不大；土地财产权没有，所有农民都想进城，城里能装得下？
素质教育关乎青年发展
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 管西亮
从青年的发展看，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但是这个祖国的未来的希望在哪？主要是那些素质更高的青年一代。作为教育工作者，要在提高青年一代的能力素质、知识修养方面多做贡献。
青年人成长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知识结构，第二个是能力结构。教育部门以前更多地强调知识结构，而能力结构重视不够，这次我们在能力结构上要强调素质教育，一定要在培养人才这个模式上能够有些新的创新。在能力要求上应该由知识结构向能力结构有一个转化。
人才培养主要有六个大方面。第一是教学教育模式应该有一些新的突破。传统的面对面的教学模式应该有所改变，现在出现了电话教学、媒体教学等多种先进的教学模式，这给传统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教育部提出：独立建制的中学五年之内实现“校校通”。所谓“校校通”，就是小学中学在五年之内要联上计算机教学网络。建立教学网络，工程造价超过400万元，对于那些连教师工资也发不了的学校，无疑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但是如果中央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争取早日建成“校校通”，中国的教育系统会有5到10年的超前发展。所以这第二个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就是教学手段的现代化。第三个方面是师资队伍的水平建设。东部地区有的学校已经在招聘研究生担任教师，而在西部地区，好多中专生在担任中学的老师。现在师资力量的培养很关键，因为老师对青年人成长成才的影响非常大。第四个方面就是落实教育经费的问题。如果教育经费不能保证的话，那教学质量就不能得到保证。比如校舍，以前好的，现在五六年过去了，也成了危房。第五个方面是教育布局结构。以前东部地区的大学也是比较分散的，这样办学效益就跟不上来，西部地区就更严重了，所以有必要对教育布局结构进行调整。第六个方面是调整教育的系统结构。这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教育系统，如从初中升高中，高中可以升大学，但是如果从初中升职高，那就上不了大学了。现在教育部重点想解决这个问题。将来的中国教育系统将变成由学校教育系统、计算机网络教育系统、行业和企业的教育系统和社会教育系统组成。这个需要在观念上有所突破，如鼓励高教自考，打破户籍对人才流动的限制等。
青年就业压力增大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张本波
一、我国青年就业的几个特点
青年人口是我国劳动就业的主体。一方面，在现从业人员中，有近半数年龄在35岁以下；另一方面新增劳动力中多数为青年人口。青年人口的总量，在“十五”期间将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平台。我国青年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偏低。主要表现就是适龄人口中的高就业率，低就学率。青年人口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高风险人群。首先，城镇失业下岗人员中的大部分是青年人，1999年，城镇失业人员中16岁至34岁人口占63.4%；其次，农村青年的就业压力增大；第三，越来越多具有中等和高等学历的青年开始加入失业人群。
二、“十五”期间影响青年就业的几个主要因素
一是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影响：“十五”期间劳动力供给总量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就业压力仍然很大。二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十五”计划指标是7%，较前有所下降，如果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没有较大的提高，吸纳就业能力也将下降。三是结构调整的影响：这次调整的目的是实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强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但短期内会使就业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对劳动者文化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四是城镇化的影响：“十五”期间，城镇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城镇劳动力除了自然增长外，机械增长的速度将加快，社会正规部门的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五是加入WTO的影响：对我国的就业产生了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三、“十五”期间青年就业存在的几个主要矛盾：
劳动力总量供给居高不下与就业岗位不足之间的矛盾；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与青年劳动力素质偏低之间的矛盾；就业机制和就业渠道的多元化与劳动者就业观念之间的矛盾；国有企业冗员集中排放与劳动力市场缺位之间的矛盾。
四、几个政策建议：
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同时，发展教育和培训，还可以降低青年人口参与率，缓解就业压力。保持经济增长适度快速，调整就业结构，提高就业弹性系数。选择适当的城镇化道路，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建立完善调节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树立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多元化就业观念。在特殊时期，对特殊人群采取特殊就业措施。